江青的起居折騰人

李：早就聽說江青對身邊人特別苛刻，作為二十四小時貼身服務的護理人員，想必您有深刻的體會。

馬：我們不是秘書，主要和她是生活上的接觸（當然也能看出她一些政治上的習慣。比如，她看報紙，每次都特別關注她的名字、照片登在哪個位置上，一旦不滿意，就會有情緒反應。她真是很重視，每次報紙一來就趕緊看）。雖然她只是政治局委員，但發號施令起來比常委還管用，比如有時候她睡覺前告訴我們明天八點叫她起床，九點有會，我們到時候叫她，她不起，說：“我不行，我還想再睡會兒，告訴他們讓會議延遲，延遲到十點半。” 我一聽，這開會都是關於國家的大事，說延遲就延遲啊？當時我們也說不出什麼來，只知道她的生活節奏是可以決定、改變整個政治局的日程的。所以我們的工作就更加格外謹慎。

即使這樣，她還是動不動就責備我們工作人員。1974年五一節，中山公園音樂堂有一個活動說讓江青去，江青也準備去，但後來因為不舒服她就沒去。當時問她，她說再說吧。這時秘書就不好通知她活動時間。本來三點鐘的活動，她三點半才打鈴，你說這怎麼通知啊？但是她堅持去。去吧，快到音樂堂的時候，她說：“不行，我出汗了，我不去了。”然後掉車就回去，這件事她竟責備我們：“你們就是讓我緊張，讓我出汗。”

1974年江青去天津，我給她打前站收拾房子，連夜走的，把她房間的東西都給她準備好。每次都是辦公室一塊、臥室一塊都收拾好。她到了以後，對那個房子不滿意，說這個房子不通風，說：“還有哪個樓啊？”我們一開始布置的是二號樓，後來說有三號樓和四號樓，還有一號樓（是個俱樂部）。我們先搬到三號樓。搬到三號樓後我們又重新折騰一遍。折騰完後她還不滿意，第二天又搬到四號樓。到第三天又搬到俱樂部。賓館裡一共四個樓，全都折騰了。搬到第三號樓的時候，當天晚上就睡在那兒。她住下了，我們當班兒的人一塊去看她。她正好坐在沙發上，我就給她倒杯水，我覺得水溫差不多，不涼不熱，就給了她，她喝了一口，噗，一下子全都噴在了我身上！我真沒想到！我站得離她很近，是一點準備也沒有，弄得我渾身是水……。她說水太燙了。這不可能！因為我很小心的，當時我心裡很明白這是要找茬了。她說：“你讓我怎么喝？太燙了！”她這一舉動，當時我腦子裡一下子就懵了！我從來沒受過這個氣，心裡覺得很難受，一下子也不知道怎麼弄了，只覺得委屈。你想，連夜趕到天津，給她收拾房子，忙活，又受她這種氣，真憋氣！我不知道怎麼就暈倒在那兒了，也不知道是誰給我抬出去的。

李：當時你倒在地上了？

馬：對，一下子倒在地上了，人不行了。後來是誰抬我不知道，我看到有人的影子，說“趕快給抬出去！”抬出去時經過程師傅那兒，程師傅就給我煮了一碗麵，面里還有雞蛋。我當時真的特別感動！江青的舉動對我是一種污辱，她就差拿杯子往我身上潑了。她說那那水燙，完全是瞎說，我怎麼能、怎麼敢拿燙的水給她呢？！我就跟程師傅他們說，你們現在就去摸摸那個水，絕對不是燙的！——這是我剛接班時遇到的一件事，印象深刻，一輩子都不會忘。

趙：後來你在十樓又犯了一次病。憋氣，喘不上氣來，好像也是因為她的事。當時程師傅說：“壞了，壞了，小馬又犯病了！”後來我就上前去，一把把你拽着，我說走，我們兩個到外面去，喘喘氣，免得在屋裡喘不過氣。咱倆到十七樓前面轉，把氣出出，就偷路邊的葡萄。那會兒天已經漆黑一片什麼也看不見，我就到處抓，後來到亮燈地方一看，我說得了，把生的抓下來了。然後咱們倆就坐在那兒笑，你笑完了我笑。笑了半天，我說你好點兒了嗎？你說好點了。完了我說再去偷，管它公家的還是私人的呢！你跟我說：“我真不想讓你走，工作我願意和你一塊干，但是要是按照你的身體我真希望你走，要是按工作的話我真願意跟你在一塊兒。”我們說了幾句知心的話，又在路上轉了幾圈，心情好點了就回十樓了。

你也曾經救過我一碼，我一直不能忘記。有次我頭疼的厲害，那天是你接我的班。江青把我叫上來，劈頭蓋臉地說：“瞧你死樣子臉，沒個好臉色！”唉喲，我一聲沒敢吭聲。

馬：她也知道你要走了，所以特別恨你。

趙：她就這麼說我，我都沒敢說我病了。我當時頭痛得都不行了，拿着被子把腦袋壓着，你也幫我。你說：“這樣行嗎？”那時候你還沒正式上班呢，新來的護士接班的時候交接班得好長一段時間適應。不是說幹不了，是江青適應一個人得很長時間。後來你就上班，我說你快去吧。你說：“好吧。”過了一會兒你拿來了百分之五十的葡萄糖，大的一百五十毫升的針管，你說：“來，我給你打一點葡萄糖。”那天我心裡熱乎乎的，你這樣關心我，我特別感動和激動。反正在那兒大家是互相關心的。

周：當時我們二十多歲出頭，每天都很壓抑。小趙後來跟我說過一句話，她說：“小周啊！只要我一聽到打鈴心裡就直哆嗦。”我說我也是那樣。就好像真到鬼門關了，每天早上只要她一打鈴我們真是心裡哆嗦。

趙：條件反射。江青每天進辦公室後，如果情緒煩躁就不停地按鈴，秘書、護士一趟趟地叫。所以後來為緩解這種心情還吃藥什麼的，實在是沒法在那兒待了，業務都荒廢了，我在那兒待了四年，七一年到她那兒，七四年底我出來的。

周：有時候受了委屈也不敢當着她的面哭。你比如說在大會堂那一次，你想想看“人有臉樹有皮”啊，守着那麼多的人——二處的警衛人員，大會堂的服務人員，在三樓小禮堂拐彎的地方她拿一個杯子砸我，我只好偷偷流淚。流了以後還得干，那已經沒有臉，沒有自尊了。我可以這麼說，真的沒有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