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逝世前後

馬：在主席逝世前後江青有些事說一說。

從1976年8月20號起，主席身邊有一個比較強的搶救小組在那兒值班，這個期間江青也經常去看看主席，她到底是怎麼看我不知道。在這期間江青跟那兒的大夫說：“是不是給我也詳細地查查身體？”你說那些醫生當時多緊張啊，她還要湊這個熱鬧，大夫不敢違拗她，包括耳鼻喉科、口腔科全身給她查了一遍。其中我印象比較深的是為她照胸片。她說要照，然後那邊就要準備啊，一般她都是上午來，而這次照胸片時，醫生從中午等到下午，下午等到晚上，晚上等到夜裡一、二點鐘她不來。等她等不來那人家也就睡了；她夜裡想起這事來又要來，通知大夫，夜裡三點多鐘這些大夫起來又折騰。我覺得她要查身體是可以的，那要由醫生給她安排；她在搶救主席這麼緊張的時候要大夫給她做檢查實在不應該，那不是干擾嗎？

還有一次，她拿着毛衣樣子，叫裡頭的護士長教她怎麼織毛衣。就那時候大家都很忙，她怎麼能叫護士過來告訴她毛衣怎麼織？！然後告訴這個護士說：“你們要學會給主席擦汗。”說給主席擦汗要把衣服都脫了，那時候主席翻身都困難，要脫光了不一會兒就得着涼嗎？她進去怎麼關心主席，怎麼照顧主席我不知道。但是，她教護士給主席擦汗的這種方法，我們在外面聽着就覺得不合適。

9月2號，就是主席去世的前一周，我們跟着她去大寨了。1975年開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的時候，她去過一次，還在虎頭山挖了一個備戰溝。這次到大寨後她又去看，發現填平了，她特生氣，把郭鳳蓮叫來，批評郭說：“你們落後了，你們驕傲了！”郭鳳蓮說：“我們挖好了涵洞，備戰的時候可以當作防空洞，平時水澇的時候可以排水。”但江青仍然很生氣，把郭鳳蓮狠狠說了一通。1975年她到大寨主要是照相，照了好幾張她戴頭巾拿鋤頭、鐵鍬的勞動照片，還有和群眾一塊捆玉米什麼的照片。那次她是照相熱。此外，還騎馬什麼的。這次到大寨，她知道主席病重了，沒有騎馬、照相什麼的，還是要擺點那個架子，她要搞一個大型的宴會，讓好多人過來聚一聚，當時我們這些她身邊的人好像都沒那個心情。9月5號，就接到了要我們返京的電話，結果這樣的宴會也沒搞成，時間來不及了。警衛員把要返京的急訊告訴她，她說：“你們先整理，整理完後告訴我，我先在這兒玩一會兒牌。”我們沒看出她為主席的病有多麼着急。大家都猜到是主席的病情有了變化，心裡頭一下子感到很急了，但是她的那一套還得按部就班的去做，我們把那些東西七哩卟嚕都收拾完了。收拾好後就坐火車從陽泉到石家莊，這一路上她也玩牌，到石家莊以後我們又坐飛機到北京，一共二十多分鐘的航程，她還是坐在前艙里打牌。我就想，她跟我們周圍人的想法真不一樣，真看不出她很沉重、悲傷的表情，我們當時都很急、很沉重的，都在想主席怎麼樣了，感覺這個黨就跟沒着沒落似的。

還記得在主席去世前，具體時間就搞不清了（校訂者按：1976年8月28日），她還跑到小靳莊，興高采烈地跟群眾說：“我是代表主席來的，代表主席向你們問好！”她還說：“主席身體很好，我是主席批准才來的，你們想主席要不批准，我能來嗎？”她讓邢燕子、侯雋她們兩個代表知識青年給主席寫信，寫完信以後她說：“你們可以在信封上面寫‘請江青同志轉交主席’。”當時還有一個女青年還寫了一首詩，也一塊裝到這個信封裡頭。她在小靳莊還召開了一個群眾會，她在會上講了很多話，我不可能全記住，但有一句話我記得很清楚。講到生產力時候，她說：“人呢，是最大的生產力，是最重要、最活躍的因素，無論是男人、女人，都是女人生的，男人只提供了一個精蟲，氏族社會的發展，開始是母系社會女人掌權，以後發展到男人掌權，今後是如何還得看發展。”她當時這麼講，我聽了覺得很驚訝，她在會上怎麼講這些話？這是什麼話！

在主席整個病重期間，我覺得她挺忙的。有一天夜裡大概十一點鐘左右，她跑到新華印刷廠去看望地震以後的生產情況。她就表示關心工人，當時工人早下班了，只有幾個工人在那兒值班，就跟這些人見見面，問候問候。有天晚上又去了清華、北大校園，去看望師生們。這都是在主席病重期間。她走到那兒我得跟到那兒，所以我覺得很累。

主席去世以後，中央決定把主席的遺體送往人民大會堂，想讓江青看看再送，可是江青的動作很慢，慢條斯理地一點不着急，她說：“我得先吃好飯，要不看到主席這飯就吃不下去了。”吃完飯以後，參加送主席的遺體，當送主席的車出中南海的大門口的時候，我們送的人都哭了，但沒看到江青怎麼掉淚。那天，運遺體的車在前邊，我們坐着車在後邊跟着，我當時以為會隨着主席的靈車一起進大會堂，但是主席的靈車出了中南海，我們的車回來了。當時我的心裡咯噔一下：怎麼就回來了呢？這不合常理啊。這個事我印象很深。

和主席去世有關的，我還記得兩件事。

一個是她把所有的衣服全都染成了黑色，把毛衣什麼的全都染成黑色，還訂做了一套黑色禮服，一個很大的喬其紗黑紗巾，四條黑色手帕，都是喬其紗的，那種手帕因為不吸水，要是擦擦眼淚，擦擦汗很不方便。後來她問我們，她穿這身衣服好嗎？我們說可能大家會有些看不習慣，再說大家都在給主席開追悼會呢，也不會在意你穿什麼衣服，她說：“開完追悼會以後會有外賓照相，那照片一公布大家就會注意了。”所以，她很注意穿着和照片。這種事雖然是在情理之中，但我當時覺得太表象化了。

再一個，主席去世的消息一公布，國內國外的信件不斷地來。江青把這些信分作兩摞：凡是寫“政治局委員江青收”的放一摞，凡是寫“毛澤東夫人江青收”的就放在另一摞。她對寫“毛澤東夫人”有意見。她拿着“毛澤東夫人江青收”的信給我看，看完以後連打開也不打開，往一邊一放，她不願看這個。她說：“他們拿我當夫人看待，我並不是靠着主席吃飯的——當然主席還是比較尊重我的。我可不像某些人那樣靠死人活着。”實際上，我們感覺她說這話指的是鄧穎超，雖然她並沒說明指誰。我覺得她對鄧大姐一直不滿，說“她其實就是一個家庭婦女”。而對自己她是比較高估的。

毛主席去世後她到主席房間裡去，當時主席的東西還沒封存，她去了後就翻東西。後來汪東興他們把那些東西都封存起來了。她對封存主席的東西很不高興，說：“主席的屍骨未寒就對我這個樣子。”大發脾氣。她回到二0一後，就拍桌子，扔東西，還是說：“主席的屍骨未寒就對我這樣，對主席的家庭，對他的遺屬這樣！” 主席去世後江青請張玉鳳吃飯，那時候就感覺到她想和張玉鳳拉近一點兒。

李：主席去世後您見過她流淚嗎？

馬：我真沒見過，反正在我班上我是沒見過。

李：您覺得她心情怎麼樣？她是無所謂啊，還是比較沉痛啊，還是反而有些興高采烈呢？

馬：那一段我們跟着她東跑西顛的，安排了很多活動，一句話，江青的悲痛不大能看得出來。

以前江青跟我說過幾句話，怎麼提起來的也不記得了，但我記得很牢。有一次，她在我們樓的大廳跟我說：“你在我這兒工作，我是做政治工作的，是主席政治方面、國際方面的秘書。我這個人一般是不會犯路線錯誤的。你到我這兒工作難道你不高興嗎？”她就這樣問我。“不過在我這兒工作呀也是有風險的，到時候修正主義上台是會殺頭的，不過也可能把我軟禁起來。殺頭我不怕，我就怕這個不死不活的把我養起來。”那陣我就是三十歲左右吧，聽了她這些話就覺得挺害怕的，我們都是和平年代過來的，當時沒理會到這其中的真正的深刻含義，現在想想，實際上後來發生的事情對於她來說早就有這個精神準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