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工作的時候，單位發票，參觀過毛澤東生前的住處。那是一個臥室兼書房的房間，四周書架上布滿了線裝古書，有傳言說毛讀《資治通鑑》有十七遍之多。大概很多人都想知道是哪些書籍真正地影響到了毛的思想。如果讓我來選擇，最想看到的不是毛批《資治通鑑》或馬列著作，而是毛搜集的歷代各版本的《商君書》，最有看頭的當是毛本人對該書的點評，體會和注釋。

公孫鞅於公元前359年至338年任秦相，在位21年。史記公孫鞅初見秦孝公，大談聖人帝王治國之道，秦王以為虛無縹緲，聽得昏昏欲睡；再次見秦王，談王者之道，秦王以為不切實際，興趣不高；第三次見秦王，談實現霸主之計，強調國家強盛的短平快，得到秦王認可。《商君書》大概是公孫鞅為秦王規劃強國稱霸計劃，該書原著29篇，現存版本24篇，且多有誤漏。

1974年是文革後期，毛髮動了所謂的“評法批儒”政治運動。這裡的“評法”，即學習研究公孫鞅及《商君書》所代表的法家思想。現今的流行說法是，評法批儒運動是針對時任總理周恩來的政治運動。實際上，毛在晚年感受到了世人的對其建國後一系列政治決策的不滿和怨恨。在毛看來是，許多人，尤其是其身邊的老人有誤解，他試圖公開向世人解釋其思想淵源。

真實的毛澤東思想源於《商君書》

距今兩千年前的《商君書》雖然只談低檔次的霸道，省略更高級別的聖人與帝王治國之道，但今天讀來，仍然令人震憾。

第一個震憾是《商君書》中對人性的掌握。公孫鞅認為，人性的自然狀態是趨於好逸惡勞，過度的安逸是淫，過多的惡勞是懶惰。好逸惡勞的結果是國家虛弱，因此，不能順着百姓的自然天性走。商君的治理辦法是，一賞九刑，即好逸惡勞者可能受到九種刑罰的懲治；而開荒種田或享有軍功者可得到國家獎賞。這樣，政府用名利為權柄，引導民眾的行為，儘可能地抑制好逸惡勞的現象。

這裡我們看到毛繼續革命理論的影子。就在今天，在紀念毛誕辰120周年的大會上，習總還強調毛當年的警示，決不當李自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

第二個震憾是《商君書》中的愚民政策。商鞅認為，民不貴學雖愚鈍，但樸實，能夠集中精力，踏踏實實地做實事，值得鼓勵。他把靠嘴皮子和社會地位為生的儒生，知識份子，官僚等分為六類，稱他們為國家的蛀蟲。這些蛀蟲一不能直接生產財富，二不能上戰場廝殺，對國家強大來講實屬廢物；而且，這些蛀蟲不斷地為不同民眾示範如何享樂，如何逃避勞動和軍事。所以，商君提出，任何官爵的任命，必須考慮候選人對國家有物力或軍力上的貢獻，不能僅憑巧言辯說取得。

這讓我們想到毛的人民是歷史的動力之說，想到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和官僚接受再教育，看到關閉大學，禁書，閉關自守的思想根源。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愚民政策是採納所謂霸道政策時的做法，至於更高級的帝王治國或聖人治國，大概不會採用此處的愚民政策。

第三個震憾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史載，商君治下21年，秦國真正做到了王子與平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止一位王公貴族因違法而受到嚴厲的懲罰。即使不犯法，貴族的後代如果對國家沒有貢獻，也不可以繼承父輩的地位，甚至家產。

商君在秦孝公過世之後失去庇護，死得很慘，主要是這些平等政策得罪了當時的豪族。

中國至今仍然有很大一部分中老年人懷念毛治時代的平等，尤其是個人財富的相對平等。

功成身退 天之道

史載商鞅治理秦國數年，國富民強，夜不閉戶，路不拾遺。秦最後一統中國，商鞅變法，秦制改革，功不可沒。司馬遷《史記》專辟一章，為其立傳，歷史地位相當高。但還是有幾大遺憾。

老子有言：功成身退，天之道。在商鞅的執政順暢的時候，曾有人直言勸告商鞅功成身退，但被其拒絕，最後的結局是車裂身亡。如果商鞅及時退下，用剩餘的時間補充《商君書》，講清帝道，王道和霸道的方略，其歷史地位也許有所不同。

毛也面對同樣的問題，如果他在50年代及時隱退，其歷史地位和中國的走向也許可能重寫。

階級鬥爭的昨是今非

法家思想的一個基本原則是聖人不仁，搞階級鬥爭是自然而然的事。

打江山靠槍桿子，夠狠夠黑不夠，最高明的手段是分化社會，術語就是階級鬥爭。毛一出道，就悟出《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一文，看到中國社會農民階級這一群巨大的政治資源，奉為至寶。接着就圍繞農民階級，建立農民武裝，農村包圍城市，游擊戰持久戰，打土豪分田地等等，直至利用農民的力量，取得國家政權。

階級鬥爭是現代政黨最常用的手段，只不過以不同的面貌出現。美國現在的兩黨互斗內耗，嚴重時導致政府癱瘓，同樣根源於階級鬥爭，只不過西方精英們忌諱使用階級鬥爭一詞，用保守派或自由派來替代而已。

階級鬥爭是毀滅的哲學，在消滅舊政權，建立新政權時非常有效。但是，時過境遷，將階級鬥爭的方法帶到執政中來，其效果類似於用拆樓的方法建新樓，最後的結果是毀滅，這是四九年建國以來直至文革結束留下的教訓。

對沖階級鬥爭的中庸之道

對執政方來說，對沖階級鬥爭，需要的是中庸之道。商鞅看到了這一點，而毛或是沒有覺悟到這一點，或是期望有所突破。

商鞅的策略是，不論出身，只要聰明肯干，為國家所用，皆有發財和向上升遷的機會。他這套防止富者永遠富，窮者永遠窮的制度，讓所有的人予機會和希望。這套辦法與後來的科舉制度有異曲同工之效果。

但毛沒有出台一套可行的中庸之道辦法，從三反五反，反右四清，直至文化大革命，關閉大學，與普天下知識分子作對鬥爭，卻啟用陳永貴和王洪文等人，是一大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