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文革的幾個著名的悖論

 頑石

悖論一：

文革初期，陳小魯、宋彬彬等元老、高乾子弟組織或加入“西糾”、“聯動”，大搞打砸搶，許多人因此喪命，中央於1967年初將“西糾”、“聯動”定性為反革命組織予以取締，不少骨幹成員被拘禁。1984年，在二代核心主政下，中央給“西糾”、“聯動”平反。

如果當年“西糾”、“聯動”成員沒有搞打砸搶，沒有在武鬥中讓許多無辜的人失去生命，那中央取締這些組織就不合理，被拘禁的陳小魯等高乾子弟就的確是受到了迫害。如果陳小魯等人當年實施了暴行，那就說明當時中央取締這些組織並抓捕暴徒是英明的，而1984年給“西糾”、“聯動”平反是錯誤的。

這本來是一個悖論，不過，隨着近日陳小魯、宋彬彬等人為文革暴行道歉，這個悖論實際上已經不存在。陳小魯、宋彬彬承認了當年的暴行並公開道歉，明確宣告了1984年中央對“西糾”、“聯動”的平反決定是錯誤的。

悖論二：

文革後，中央部署大量清理追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三種人”，這場清理波及人數之多歷史罕見。可事實證明，打 砸搶最突出最惡劣的陳小魯、宋彬彬（自己出來道歉就是公開承認）等元老、高乾子弟不僅沒有被清理，反而隨着改開或升官，或發財，或跑到國外做起了“高等公 民”。

悖論三：

有事實表明，一些在文革中打砸搶衝鋒在前、搞武鬥不甘人後的真正的文革餘孽，卻在文革後搖身一變成了反思文革的精英，甚至惡毒咒罵別人為“文革餘孽”。

悖論四：

1977年十屆三中全會給“四人幫”定了“十大罪名”，其中第二條為“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第八條為“是一夥資產階級野心家、陰謀家，是一夥徹頭徹尾的極右派”。到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形成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文化大革命被定性為“內亂”、“十年浩劫”，“四人幫”被定性為極左分子。

如果文革是“內亂”，那破壞文革的“四人幫”豈不是功臣？“四人幫”被抓的時候是極右分子，何以到了81年就成了極左分子？

悖論五：

鄧小平於1972年8月3日 寫信給毛主席，裡面有這樣的內容：“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劉少奇反革命的資產階級司令部之後，又打倒了林彪、陳伯達這個反革命集團，再一次 為黨和國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險，使我不禁歡呼文化大革命的偉大勝利，毛澤東思想的偉大勝利。”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應該的，它對於 我本人也是一個挽救。我完全擁護主席的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時的。”1981年6月，在鄧小平的主導下，十一屆六中全會對文革進行了全盤否定，定性為“內亂”和“浩劫”，以後他在很多場合（包括接見外賓）都有全盤否定文革的明確評價。

到底是鄧小平縱情謳歌文革的話可信，還是他全盤否定文革的話正確？我們怎麼辨別這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話語的真偽？

悖論六：

中央 八屆十一中全會決議明確規定“要文斗，不要武鬥”，毛主席本人也多次強調這個觀點，為制止武鬥還給周總理寫了親筆信（附於文後）。可文革初期不僅有武鬥， 有些地方還有大規模的武鬥，宋彬彬的道歉對象卞仲耘老師就是在文革初期的武鬥中被活活打死的，現在很多人否定文革也正是因為那時的武鬥給國家造成了很大的 混亂。

毛主 席從文革一開始就反對武鬥（鐵的證據不容否認），那到底是誰在挑動武鬥？哪些人是武鬥先鋒？至今還在強調毛澤東晚年犯有嚴重錯誤，試問，文革中那些挑動武 斗的錯誤甚至罪行也要毛主席承擔嗎？如果不該毛主席承擔，那該由誰來承擔？從陳小魯、宋彬彬的道歉，以及鄧榕文革中那張著名的大字報中，是不是可以窺見上 述問題的端倪？

關於文革，還有很多悖論，各位不妨一起來反思反思。

                                       2014.1.16

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就制止武鬥問題給周總理的親筆信：

恩來同志：

最近，不少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來信問我，給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臉、遊街是否算武鬥?我認為：這種作法應該算是武鬥的一種形式。這種作法不好。這種作法達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這裡我強調一下，在鬥爭中一定要堅持文斗，不用武鬥，因為武鬥只能觸及人的身體，不能觸及人的靈魂。只有堅持文斗，不用武鬥，擺事實，講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來，才能真正達到教育人民的目的。應該分析，武鬥絕大多數是少數別有用心的資產階級反動分子挑動起來的，他們有意破壞黨的政策，破壞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降低黨的威信。凡是動手打人的，應該依法處之。

請轉告來京革命師生和革命群眾。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