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４．１．３１．

內容提要：最積極製造“餓死三千萬”輿論者必文科類知識分子（包括學理工出身但改行搞文的知識分子），而且是自命“精英”、自命“公共知識分子”、堅決主張“普世價值”的文科類知識分子（簡稱“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本性特色是一切為私利、撒謊成性、滅絕人性。他們“餓死三千萬”是假，“滅絕十三億”是真。他們叫囂“餓死三千萬”是賊喊捉賊。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在不具備歷史客觀條件的中國強行推行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把“犧牲生存求發展”強加給中國老百姓，導致中國社會危機無限積累，社會矛盾無限激化。客觀現實使認同毛澤東的“確保生存求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人越來越多。因此“普世公知精英文人”需要用“餓死三千萬”來否定毛澤東的道路，從而反襯他們的資本主義道路正確，轉移視線，推卸責任。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真正追求是中國封建社會文人士大夫“萬般皆下品，唯有文人高”的特權地位，是精神貴族用筆殺人的特權。為此他們必須證明“精英文人創造歷史”、“惟上智下愚不移”、“中國老百姓最愚昧、中國‘精英文人’最優秀”、“治理中國必須靠‘精英’而不靠百姓”。毛澤東建立了中國古往今來唯一一個靠百姓而不是靠“精英”打天下治天下的政權。對毛澤東的任何肯定都是對“社會必須靠精英治理”的否定。“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要重建“萬般皆下品，唯有文人高”特權地位，就必須全盤否定毛澤東。否定了毛澤東，就否定了“人民創造歷史”、“治國必須依靠百姓”的根本原則，就為把人民群眾踩在腳下奠定了理論根據。毛澤東的地位和人民群眾的地位同步相關。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肯定毛澤東，人民群眾就是主人翁；否定毛澤東，人民群眾就成了“改革代價”、“你就不配活着！”捍衛毛澤東就是捍衛人民群眾的生存權。

通過捏造“餓死三千萬”全盤否定毛澤東不過是“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發起“重建‘精英文人’用筆殺人特權運動”的突破口。中國“精英文人”是中國幾千年 “道統的承續者和維護者”，一直“用道統來影響和規範皇帝”。他們維繫的“道統”導致中國社會長期停滯不前、落後挨打。他們在國家民族生死危亡的空前危機面前，在中國老百姓奮起救亡的鬥爭中束手無策，毫無作為，被歷史徹底邊緣化，威風掃地，民心俱失，神話破產，特權不再。只要社會衡量大是大非的標準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中國“精英文人”就無法證明自己高人一等無所不能。他們要重建神話、重建特權，就必須顛倒歷史，把自己亡國有份救國無功的歷史恥辱說成光榮。要如此就必須不僅消滅愛國主義、否定中國救國救亡強國建國的全部近代歷史，而且必須把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說成“傳播先進文明”的善舉。要顛倒這一切就必須顛倒整個社會的大是大非標準，用“精英文人至上”取代 “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普世價值”是“精英文人至上”的代名詞。鼓吹“普世價值”實際是鼓吹“萬般皆下品，惟有文人高”，實際是掀起“重建‘精英文人’用筆殺人特權運動”。用“普世價值”取代“愛國主義”的真正後果是消滅中國、滅絕中華民族。“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為了自己的特權，不惜毀滅中國的一切，不惜用筆殺人、用筆實行種族滅絕。他們和中國人民群眾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你死我活的對抗性矛盾。“言論自由”、“民主協商”只適用於解決內部矛盾，非對抗性矛盾。不殺用筆殺人民者，必有無數人民被殺。

一．最積極製造“餓死三千萬”輿論者必“普世公知精英文人”
二．“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本性特色是一切為私利、撒謊成性、滅絕人性
三．“餓死三千萬”是假，“滅絕十三億”是真，叫囂“餓死三千萬”是賊喊捉賊
四．“普世公知精英文人”需要用“餓死三千萬”掩護自己的“滅絕十三億”
五．“普世公知精英文人”需要靠“餓死三千萬”發動“重建‘精英文人’用筆殺人特權運動”
六．不殺用筆殺人民者，必有無數人民被殺

一．最積極製造“餓死三千萬”輿論者必“普世公知精英文人”

最積極製造“餓死三千萬”輿論的必定是文科類知識分子（包括學理工出身但改行搞文的知識分子），而且是自命“精英”、自命“公共知識分子”、堅決主張“普世價值”的文科類知識分子（以下簡稱“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不信請看對“餓死三千萬”叫得最響、最難聽、最歇斯底里的人的專業／職業：

李銳：文秘；
楊繼繩：記者；
馬立誠：記者；
李銀河：記者；
焦國標：新聞；
鄢烈山：新聞；
皇甫平（周瑞金）：新聞；
劉曉波：中文；
鄧文初：中文；
余杰：中文；
資中筠：外文；
吳建民：外文；
章詒和：戲曲；
吳祚來：文藝；
流沙河：文藝；
鄭必堅：政經；
厲以寧：經濟；
張維迎：經濟；
吳敬璉：經濟；
蕭灼基：經濟；
茅于軾：經濟；
胡星斗：經濟；
張曙光：經濟；
樊綱：經濟；
盛洪：經濟；
朱學勤：歷史；
郭世佑：歷史；
袁騰飛：歷史；
章立凡：歷史；
張鳴：歷史；
秦暉：歷史；
袁偉時：哲學；
徐友漁：哲學；
解啟揚：哲學；
陳有西：中文/法律；
賀衛方：法律；
楊恆均：法律；
于建嶸：法律；
張千帆：法律；
蕭瀚：法律；
江平：法律；
慕容村雪：法律/文學

……

仔細數數，狂熱鼓譟“餓死三千萬”的有幾個是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自然科學家、工程師和工程技術人員？又有幾個不是自命“精英”、堅決主張“普世價值”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即“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發起《零八憲章》的３０３人中，文科類知識分子有２６３人，占８６．８％。如果嚴格甄別，把剩下那４０人中冒充工人、農民、工程師、“民營企業家”和“公務員”的文科類知識分子都剔出來算進去，這個比例會更高。）

可以總結出一條：不算那些受僱於人、計件拿錢說話的下三爛混混走狗文化打手，鼓吹“餓死三千萬”的，十有八九是自命“精英”、堅決主張“普世價值”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即“普世公知精英文人”（除了尚無職業的在校學生——即使是尚無職業的在校學生，積極宣揚“餓死三千萬”的，十有八九不是文科類專業的也是跟自命“精英”、堅決主張“普世價值”的文科類知識分子有密切的私人關係、受他們影響極深的）。最積極製造“餓死三千萬”輿論的必“普世公知精英文人”。

由此可見“餓死三千萬”其實是“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們自導自演一手包辦的獨角戲。

二．“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本性特色是一切為私利、撒謊成性、滅絕人性

第一，一切為私利

文科專業是“個體戶專業”——如果單為個人私利，則只需要單打獨鬥，不需要集體協作配合，也就不需要替別人着想。這樣的文科類知識分子一旦碰上需要集體協作、組織協調、統籌規劃、實事求是、身體力行的改造客觀世界的實踐必定抓瞎，必定出乖露醜，必定無法通過實踐證明自己高明。“存在決定意識”，這樣專業性質的存在決定只為個人私利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天然傾向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習慣性地只會為自己着想、不會為別人着想，本能地排斥一切需要集體協作、組織協調、統籌兼顧、躬行實踐的改造客觀世界的事業，本能地反感集體主義、全局觀念、“局部利益服從整體利益”、“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把這一切修飾美化，起個好聽的名字上升到理論高度，就叫“普世價值”。把個人利益與國家人民利益視為一體的有真知灼見的文科類知識分子能超越“個體戶專業”的文科專業的局限，跳出個人利益小圈子的束縛，從國家民族整體利益的高度看問題，拒絕“普世價值”，認同為人民服務。做不到這些的文科類知識分子就只好成為“普世公知精英文人”。

由此可見“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必定是自私自利自顧自的個人主義者，一切為自己，一切為謀私，一切決不超越以“我”為圓心、以“個人利益”為半徑的個人主義小圈子。他們只顧自己、不管別人，而且發明出各種各樣的冠冕堂皇把“只顧自己、不管別人”理論化正義化——所以有了茅于軾鼓吹個人利益高於一切：“人生的目的就是享受”、“不論出於什麼藉口，是階級鬥爭也吧，是領土完整也吧，是主權獨立也吧，是主持正義也吧，都要讓位於人民追求生活的享受”、“領土不完整，少了一塊，於我何干呢？”“這種觀點是不是太個人主義了。每個人只顧自己，不顧他人的死活，別人有困難，受欺侮，難道大家應該袖手旁觀嗎？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所以有了陳有西宣揚私大於公、個人利益高於國家利益：“先有家才有國，沒有家哪有國”、“只有小河有水，大河才能滿”；所以有了安排小崗村代表到電視台向全國宣揚“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自私自利是人的天性”……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既然一切為謀私，那鼓吹“餓死三千萬”也不例外，也是為了謀私。

第二，撒謊成性

文科是跟人的主觀世界打交道的專業，要成功就必須善於主觀發揮。但“主觀發揮”與“主觀誇張”、“主觀誇張”與“蓄意撒謊”只有一步之差。把握這一步之差的底線只取決於一條：為誰服務——文科類知識分子只有為需要實事求是的人服務、為需要實事求是的事業服務、個人事業與需要實事求事的事業聯繫在一起時才可能自覺把握住“發揮而不彌天撒謊”的分寸——要捍衛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就必須實事求是，因此只要認同為人民服務就不能撒謊。救國強國是實實在在的事業，因此只要認同救國強國就不能撒謊。科研生產是實實在在的改造客觀世界的事，因此只要個人事業跟科研生產聯繫在一起就不能撒謊。只要不與這些需要實事求是的客觀事務相關聯而只為自己謀利益，文科類知識分子就沒有理由不撒謊——只有彌天撒謊極盡誇張才能語出驚人、聳人聽聞、譁眾取寵、引人注目，才能成功——所以會有“打左燈向右拐”、“騙出一個體制來”等赤裸裸的不打自招。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既然一切為謀私，那就沒有任何理由約束自己不撒謊。鼓吹“餓死三千萬”也不例外，也沒有任何不撒謊的理由，更沒有不撒彌天大謊的理由。

第三，滅絕人性

“精英”這一提法本身就規定了人與人的不平等——人有“精英”與“非精英”之別，“精英”比“非精英”高等。有多高？命高一等，同命不同價，生存權不相等，“精英”的命比“非精英”值錢，“精英”的生存權高於“非精英”。“精英”這個提法本身就是對“非精英”生存權的實際藐視和否定。“存在決定意識”，生存權不相等，相應的意識就是“生存權不相等的人非同類”——“精英”是人，“非精英”既然非同類，那就不是人，而是低等生物——只要自命“精英論”，就必定把“非精英”貶為低劣生物：“腦殘”、“智障”、“低素質”、“草民”、“愚民”、“墮民”、“刁民”、“暴民”、“屁民”、“民智未開”、“民粹”、“無能”、“失敗者”、“窮鬼”、“懶漢”、“群氓”……總而言之不是人而是“會說話的牲畜”。既然不是人，那自然用不着講“人性”——人對人才講人性，對牲畜用不着講人性。因此“精英”只對自己承認的“精英”才講“人性”，對“非精英”決不講“人性”，而是講“物竟天擇，適者生存”、“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社會達爾文主義”、“叢林法則”、“淘汰低劣人”、“淘汰垃圾人口”……只要自命“精英”，必定滅絕人性。

中國的“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既然自命“精英”，那就不可能不滅絕人性。只不過中國的“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滅絕人性別有特色，舉世無雙，空前絕後——公然把中國老百姓變成“改革代價”，宣布“你就不配活着！”——這是古往今來從來沒有過的最駭人聽聞的滅絕人性。西方國家的“精英論”雖然搞“淘汰低劣人”、“淘汰垃圾人口”，但第一，至少還有所限制，有所為有所不為，大面上對外不對內——其所謂的“低劣民族”都是針對其它民族：販賣黑奴、滅絕美洲印第安人、侵略中國、滅絕猶太人、擴張侵略、瓜分世界……原則上都是對外的。換句話說，西方“精英論”的滅絕人性還多少形式上有點底線——“內外有別”、“一致對外”、“同類不相殘”、“Ｘ國人不打Ｘ國人”……對外絕不平等，但對內相對平等；對外滅絕人性，但對內相對人性；用對外的不平等保持對內的相對平等；用對外的侵略掠奪壓榨屠殺換取內部的相對“和諧”，用對外轉嫁生存危機實現對內“維持基本生存”的社會安定底線（如果只孤立地看當代西方國家的對內作法而不聯繫其對外作法歷史地全面地看問題，很容易只見其一不見其二、只見其對內的有條件的表面的和諧人道的一面，而不見其對外滅絕人性的另一面）。中國“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滅絕人性則無此底線，其“內外有別”是“內戰內行、外戰外行”，滅絕人性對內不對外——對外“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對內“中國人專打中國人”，專挑中國文化中國人的毛病以證明“中國人低劣，該被淘汰（只有我‘精英’例外）”，一下子就把十幾億中國老百姓一網打盡，變成“改革代價”、“你就不配活着！”——如此徹底的滅絕人性，西方“精英”做得到嗎？第二，西方國家的“精英論”搞滅絕人性至少還找點理由（不管說得通說不通）——納粹德國滅絕猶太人雖然慘無人道滅絕人性，但至少還給出了“理由”：猶太人壞，猶太人是國家敵人，所以消滅猶太人有理——邏輯：你壞，所以要消滅你。而中國“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滅絕人性連理由都不給，哪怕是最站不住腳的理由——成千萬上億的中國老百姓，沒犯任何罪，沒做錯任何事，沒有任何過失，沒有任何原因，無緣無故，不分青紅皂白，不由分說就被中國“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變成了“改革代價”，剝奪生計不算，還惡狠狠宣布“你就不配活着！”——邏輯：沒錯也要消滅你，因為老子需要——納粹德國滅絕猶太人還編出猶太人的“罪惡”來證明自己“正義”，可見即使是納粹也不敢公然否認“無罪不受罰”的邏輯，即使實際動手搞種族滅絕，也還要裝成沒有搞的樣子，而不敢直言不諱公然告訴猶太人“你就不配活着！”而中國“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呢？比納粹更蠻橫，直截了當搞“無罪也受罰”——“改革代價”；比納粹更張狂，明目張胆告訴老百姓“你就不配活着！”如此蠻橫的滅絕人性，連搞種族滅絕的納粹法西斯都自愧不如。

（註：“改革代價”和“你就不配活着”並不是個別“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一時口誤，也不是僅僅說說而已，而是中國“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行動綱領，體現在中國“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全部主張、全部“頂層設計”和一切言論中——茅于軾說“照顧低收入人群對資源分配有害”，其邏輯就是“低收入人群”的生存不重要，“資源合理分配”才重要。說白了就是必須犧牲老百姓的生存確保“精英” 們 “合理利用資源分配”發財。這體現的邏輯正是“改革代價”、“你就不配活着”。諸如此類的“頂層設計”層出不窮，如強制拆遷、“誰讓你出生在中國？”、“為了達到改革的目標，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３０００萬老工人”、“８億多農民和下崗工人是中國巨大的財富，沒有他們的辛苦哪有少數人的享樂，他們的存在和維持現在的狀態是很有必要的”、“中國不能搞太多福利”、“中國不應該建成福利社會，否則人們便沒有危機感，不好好工作”、“我建議取消所謂的養老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等等福利”、“中國處於發展中階段，重工業化是必經階段，對環境的污染勢必難免。但我們獲得了收益”（厲以寧）、“幾千萬人下崗，結果怎麼樣呢？全社會的經濟效率提高了”、“收入差距擴大是我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發展中國家不能搞福利”、“對公平的要求太高，將會損害效率，造成經濟倒退，甚至於再次陷入貧困”、“我們改革開放３０多年來，我國的物價漲了有十來倍，大家生活挺好的嘛。難道說物價都要降下來，那生活能好得了嗎？老百姓與經濟學家看問題不一樣”、“國際糧食漲價，如果我們出口糧食，把糧價給壓下來，國內糧價上升，那是好事”、“我看到市場上豬肉這麼短缺，排隊都買不到。我就發議論，豬肉為什麼不漲價啊，價格提高了，農民才有積極性養豬啊”（茅于軾）、“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張維迎）……

許多體現“你就不配活着”的“頂層設計”不看不知道，一抓一大把。比如茅于軾說“不是勞動創造財富，而是交換創造財富”——既然勞動不創造財富，那勞動就一文不值。既然勞動一文不值，那勞動人民就一文不值。既然絕大多數中國人是勞動人民，那絕大多數中國人就都一文不值。既然勞動一文不值，那勞動就多餘，勞動人民就多餘，絕大多數中國人就多餘。既然多餘，那原則上就可以消滅。“勞動不創造財富”這句話看似簡單，實際一筆勾銷了絕大多數人中國人的生存價值，內含無限殺機。所以茅于軾才會說中國９５％以上的人有破壞性：“中國富人只占５％，剩下的９５％‘懷念毛澤東是當前的主流’，而且‘是一個非常有破壞力的思想，是和諧社會的主要對立面’”。結論：用轉基因武器消滅：“必須把人口降至５億以下”、“能繼續留在這個星球上的自然是優等民族，也符合‘弱肉強食，適者生存’的自然法則，自然法則就是天意，不可違背！就算是犧牲我的後人（當然我的後人也未必會犧牲），那也值得！為了顧全大局，舍小家為大家，有何不可？不能顧全大局的做法是自私的，是不可取的！”“轉基因食品是一個偉大的發明，他能讓人慢慢失去生育能力，和平地斷子絕孫！它沒有血腥的殺戮，卻與殺戮殊途同歸，是一種可以把地球人減少至５億的絕佳手段。轉基因食品，不讓人流血，不讓人痛苦，體現了一種人道主義精神，這樣的科學家不服不行！”（茅于軾）——這不是“你就不配活着！”原則的具體體現又是什麼？其它“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爭先恐後宣布“你就不配活着！”的花樣更海了去了：“流氓無產者的卑劣，是建築在自己的沒出息之上的。他知道自己這輩子都競爭不過人家”（陳有西）、“弱肉強食，適者生存，一切本來就是那麼殘酷，別拿弱勢群體說話，人不是天生就是強勢的”、“如果他們因為沒有足夠的生存競爭能力而死去，就讓他們死吧。這對他們自己和對社會，都不免是一樁好事”、“這是優勝劣汰，客觀規律！”“首先你的確是失敗者，這點你必須承認，你就是一個弱者。其次，下崗職工和混的不好的人，並不是說你們以前都是勞模，我想你們這些人以前都應該是些挺懶惰，挺不上進的人吧？俗話說，小富靠勤儉，大富由天命。勞模應該都是勤勞得人，勤勞就一定可以達到小富，你達不到說明你懶，不爭氣。我覺得這是事實”、“老子是有文化有學歷的人，跟你們這些無文化無學歷無技能只會亂扣帽子的垃圾人不一樣”、“中國的老年人群體真是卑劣之極”、“醜陋的五十年代生人”、“中國人的劣根性”、“中國人素質低劣”、“文革毒素已進入中國人的血液中”……

“改革代價”與“你就不配活着”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因為“你就不配活着”，所以會被變成“代價”，因為被需要當“代價”，所以必須“你就不配活着”——為什麼“下崗三千萬”？“代價”、“你就不配活着！”為什麼強制徵地、強制拆遷、堅決主張突破十八億畝紅線毀地蓋房？“代價”、“你就不配活着！”為什麼養不起老、看不起病、上不起學、買不起房？“代價”、“你就不配活着！”為什麼遍地污染、舉國霧霾、遍地假冒偽劣、遍地豆腐渣工程？“代價”、“你就不配活着！”為什麼強制推廣外國轉基因主糧？“代價”、“你就不配活着！”……老百姓說“改革就是專整老百姓”，這就是對“代價”和“你就不配活着”的切身總結。）

古今中外，古往今來，哪個朝代哪個國家的統治階級和知識精英敢公然把自己的人民變成“代價”、敢公然宣布“你就不配活着”？中國封建社會皇帝至高無上，但皇帝敢公然否認“民為重、君為輕”嗎？敢公然對老百姓說“你是代價”、“你就不配活着”嗎？希特勒搞種族滅絕，但希特勒要滅絕的是其它“低劣民族”而不是自己的民族和人民，而且連希特勒都不敢公然說“你就不配活着！”環顧世界，象中國“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們如此瘋狂仇恨自己的民族、敢公然如此窮凶極惡喪心病狂把自己的民族變成“代價”、叫囂“你就不配活着”的“知識分子”可謂絕無僅有，空前絕後，舉世無雙。就憑這，中國“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就創造了一項永遠不會被超越的、大規模用筆殺人的歷史記錄——窮凶極惡、厚顏無恥、卑鄙兇殘、滅絕人性的歷史記錄。

“改革代價”和“你就不配活着！”是“歷史名言”——有史以來最野蠻、最兇殘、最瘋狂、最厚顏無恥的“歷史名言”；中國“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獨創的、註定永遠釘死在歷史恥辱柱上遺臭萬年的“歷史名言”；世世代代證明中國“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滅絕人性——空前絕後、舉世無雙、出類拔粹、登峰造極的滅絕人性的“歷史名言”；足以讓一切有良心的中國知識分子千秋萬代永遠羞愧的“歷史名言”。

“改革代價”和“你就不配活着！”是證明中國“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滅絕人性最有力最過硬的鐵證，是中國“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永遠的致命死穴，是揭露中國“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本性、痛擊他們囂張氣焰極其有效的殺手鐧——不管何時何地，只要搬出“改革代價”和“你就不配活着！”，立刻就能撕光中國“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一切道貌岸然、天花亂墜和冠冕堂皇，讓他們從神氣活現變成狼狽不堪，讓他們頂風臭十里。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既然滅絕人性，那叫嚷“餓死三千萬”也決不是因為出於人性。

三．“餓死三千萬”是假，“滅絕十三億”是真，叫囂“餓死三千萬”是賊喊捉賊

１．“餓死三千萬”是假

稀奇稀奇真稀奇，下有天，上有地，月落東方日出西，狼給羊弔喪，狐狸哀悼雞，老虎吃齋念佛，鱷魚痛哭流涕，貓哭耗子死，狗悲兔子亡，賣人肉包子的突然捍衛起人權來了，開妓院的突然保護起貞操來了，無利不起早的突然大公無私起來了，無事不說謊的突然追求起“歷史真相”來了，視人命如草芥的突然關愛起生命來了，一切為私利、撒謊成性、滅絕人性的“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突然關心起“餓死三千萬”來了——“三千萬”被他們鄙夷不屑為“腦殘”、“智障”、“低素質”、“草民”、“愚民”、“墮民”、“刁民”、“暴民”、“屁民”、“民智未開”、“民粹”、“無能”、“失敗者”、“窮鬼”、“懶漢”、“群氓”、“改革代價”、“你就不配活着”的“垃圾人口”——邪了門了，對眼下正活着的十三億不屑一顧視而不見，對死去幾十年的“三千萬”如喪考妣喋喋不休；眼裡沒有活的卻有死的；沒有十三億卻有“三千萬”——這葫蘆里到底賣的什麼藥？

要知道葫蘆里賣的什麼藥，必須先弄清楚“餓死三千萬”是真是假。要弄清楚“餓死三千萬”是真是假，不能靠主觀的誇張，而必須靠客觀的證據。

“餓死三千萬”如果屬實，那就是非同小可的歷史性大事件——三千萬條生命，相當於一個中等國家的全部人口，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交戰國傷亡總數、中國八年抗戰死亡人數、納粹德國種族滅絕屠殺的全部受害者總數。這麼多生命如果真的在短短三年之內突然消失，則不可能不留下證據，而且是大規模、多樣化、不受人的主觀願望支配的無可懷疑的鐵證。

如果真的“餓死三千萬”，那就必然同時存在如下全部證據（注意：同時存在全部證據）：

第一，大樣本大概率社會性證據

“餓死三千萬”是大規模社會性事件，必然有大樣本大概率社會性證據證明，小樣本小概率證據不能算數——弄出個三條腿的蛤蟆到處展示，電視電台２４小時反覆播送、城鎮鄉村大街小巷到處廣告，就能證明“蛤蟆都是三條腿”嗎？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前蘇聯死了２千萬人，占總人口比例的１０％，社會影響是每個家庭都有人犧牲。６０年代時中國總人口６億。如果真的餓死三千萬，那就相當於死了總人口的５％，為前蘇聯二次大戰死亡比例的一半，其社會影響應該相當於至少每兩個家庭就有一個人死亡。換句話說至少一半以上的中國家庭都應該能不假思索脫口而出列舉出自己家庭具體哪個哪個親戚朋友那幾年被餓死——姓名性別年齡職業時間地點親戚關係具體狀況等等等等一清二楚，沒有道聽途說，沒有含含糊糊沒名沒姓的“我看見”、“我聽說”，其社會廣泛程度必然超過“下崗三千萬”——“餓死三千萬”與“下崗三千萬”都是“三千萬”，但“下崗三千萬”時中國總人口大大超過６億，因此“下崗三千萬”占中國總人口比例要遠遠低於“餓死三千萬”。換句話說假如“餓死三千萬”是真的，那感受到“餓死三千萬”的家庭要遠遠多於感受到“下崗三千萬”的家庭，實際呢？是感受到“下崗三千萬”的家庭多，還是感受到“餓死三千萬”的家庭多？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詭辯說，餓死人集中在河南、四川、安徽等幾省農村，城裡感受不到。假如真是這樣，第一，河南、四川、安徽這幾個省農村當時能剩下多少人口？如果沒有大規模外來人口遷入，這幾個省人口後來的人口總數是哪兒來的？靠自然增長不可能那樣快達到那個總數。第二，如果發生過大規模人口遷入，那證據何在？從哪些地方遷出？遷到了哪裡？都是誰誰誰？戶口變動記錄何在？第三，這幾個省農村必然家家戶戶都有親人被餓死，必然毫不費力就找出成百萬上千萬個老百姓出來列舉自己家庭什麼什麼成員當時被餓死了，沒有人餓死的家庭應該大大少於有人餓死的家庭，當時這幾個省農村必然“家家帶孝，戶戶舉哀”，如今必然隨便到任何一個村子任何一個家庭就能收集到堆積如山的餓死人的具體證據——百分之百，毫無例外。實際呢？怎麼從來不見“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拉着電視台記者到這幾個省農村隨機進入某個家庭請他們出來列舉當年哪個哪個親友被餓死？這一事實本身就證明“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無法拿出任何大樣本大概率的社會性證據來證明“餓死三千萬”。

（楊繼繩不是斬釘截鐵地宣布常熟、溧水、高郵、甘肅省臨夏、福建寧德等縣餓死多少多少萬、貴州省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口”嗎？既然如此，那些地方任何一家老百姓都必然有具體的親人那幾年被餓死，隨便一問就能問出一堆。不知楊繼繩這方面的調查記錄在哪裡？）

第二，成千上萬的“萬人冢”

張純如的著作說，南京大屠殺死難的三十萬人如果“手牽手，那麼這隊行列可以從南京一直排到杭州，空間距離約為２００英里；他們流出的血液重達１２００噸；他們的屍體可以裝滿２５００節火車車皮；如果將這些屍體一一疊起，可以達到７４層樓房之高。”如果“餓死三千萬”是真的，那就是三十萬的一百倍。同樣邏輯，死難者“手拉手”的空間距離可達２萬英里，血液總重可達１２萬噸，屍體可裝滿２５萬節火車車皮，屍體一一疊起可以達到７４００層樓房之高。如此天文數字的屍體不可能不留痕跡地處理掉——兩千多年前秦趙長平之戰時被秦軍坑殺的四十萬趙軍降卒屍骨今天都能被發現並鑑定出來，何況幾十年前的天文數字的屍體？日本鬼子千方百計消滅南京大屠殺三十萬死難者屍骨痕跡，成功了嗎？納粹德國採用了各種現代化手段消滅幾百萬受害者的屍體痕跡，得逞了嗎？想消滅幾十萬、幾百萬屍體的痕跡都做不到，何況三千萬？

如果當真“餓死三千萬”，如果當真如“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所說，餓死的人集中發生在河南、四川、安徽等三省農村，那這幾個省必然存在大量的“萬人冢”——６０年代初中國火葬尚未普遍，絕大多數農村根本沒有火葬設施，對死屍只能就地掩埋。物質不滅，活有人，死有屍。三千萬屍體，既沒條件燒掉又沒條件運走，不就地掩埋難道還能飛上天不成？如果真如“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所說，農村整村整村的人被餓死、活者的人個個奄奄一息連掩埋屍體的力氣都沒有，那如此巨額的屍體只能是外來力量掩埋，只能是集中掩埋，而且不可能深埋，輕而易舉就能被發掘發現，結果只能是無主的、草草掩埋的“萬人冢”。三千萬具屍體，即使真的“萬人一冢”，那也有三千處。如果“千人一冢”呢？那就是三萬處。六十年代的中國每個自然村人口規模一般是千人級水平。即使一個村的人都餓死絕了，被外來力量就地掩埋了，形成的集體墳墓不會超過“千人冢”規模。換句話說，如果當真“餓死三千萬”，中國大地上至少要形成三萬個“千人冢”。如果“餓死三千萬”當真全集中在河南、四川、安徽三省，那每個省至少得有上萬個“千人冢”。如此密集又淺埋易挖的“千人冢”這麼多年豈有一個都不被發現之理？尤其如今到處大規模搞基建：房地產市場化、高鐵、高速公路、地方公路、“城鎮化”……在這樣的形勢下一個省上萬個“千人冢”幾十年來豈能一個都不被發現？哪怕只發現一個，消息豈能不立即傳遍世界？豈能不通過現代化技術手段進行屍骨鑑定，鑑定出死亡時間、死亡原因、死亡時健康狀況等數據，從而證實是否集體餓死？——“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不是常說嗎，如今是信息時代，互聯網、手機的普及讓信息封鎖不再可能。既然如此，發現“餓死三千萬”必然導致的“千人冢”、“萬人冢”的信息就不可能被封鎖。然而為什麼如今只見哪裡哪裡發現日本鬼子屠殺製造的萬人坑、日本鬼子留下的化學武器之類的消息，從不見哪怕一個哪裡哪裡發現“餓死三千萬”導致的“千人冢”、“萬人冢”的消息？這一事實只能從反面證明一件事：根本不存在這樣的“千人冢”、“萬人冢”，進一步從反面證明一個事實：根本不存在所謂的“餓死三千萬”。

（楊繼繩不是斬釘截鐵地宣布常熟、溧水、高郵、甘肅省臨夏、福建寧德等縣餓死多少多少萬、貴州省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口”嗎？既然如此，為什麼不到那些地方找“萬人冢”去？哪怕挖出一個也比爭論“推算方法”有說服力得多。楊繼繩大概沒少往這些地方跑。如果當真發現了“萬人冢”，他豈有不大肆宣揚之理？問題是他這麼多年挖地三丈找到了哪怕一個沒有？）

第三，大規模瘟疫

大災之後必有大瘟疫：飢餓削弱受害者的身體，摧毀他們對瘟疫的天然免疫能力；未掩埋的屍體繁衍細菌導致傳染能力翻倍。假如真的“餓死三千萬”，那中國當時必然大規模流行瘟疫，必然不得不舉國緊急動員調動大量人力物力大面積防瘟除疫防止瘟疫蔓延。如此大規模全國性動員不可能不留痕跡，不可能不被世界所知。只要查查那幾年中國是否曾大規模動員醫務力量防瘟疫（哪怕只簡單普遍採訪當時的醫護人員是否曾被緊急動員大規模救治瘟疫）、查查中國那幾年防瘟疫藥品消耗量、查查當時是否有其他國家把中國列為突發疫區緊急警告本國人民不要前往，很容易就能判定當時中國是否大規模流行瘟疫，進一步判斷出當時中國是否大規模餓死人。

（楊繼繩不是斬釘截鐵地宣布常熟、溧水、高郵、甘肅省臨夏、福建寧德等縣餓死多少多少萬、貴州省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口”嗎？既然如此，為什麼拿不出那些地方當年的防瘟疫記錄？）

只見“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千方百計證明“餓死三千萬”，不見他們證明“大規模瘟疫”，顯然他們忘了（或根本不知道）這兩件事是必然聯繫在一起的。看來“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畢竟是文人，只會賣嘴，不懂科學，所以不免顧頭不顧腚。

第四，大量餓殍和餓得半死不活的人的照片

如果當真“餓死三千萬”，那當時必然有更多的人餓得半死，餓成皮包骨頭有氣無力奄奄一息的活骷髏。這種“餓得半死的人”是什麼樣？就以下照片那個樣：

——餓得半死的“國軍”士兵；

——餓得半死的納粹集中營受害者；

——餓得半死的非洲災民。

說中國在毛澤東時代“餓死三千萬”，起碼得拿得出無數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人餓得皮包骨頭的照片為證，讓世界拿來跟上述活骷髏的照片對比——如果中國當真“餓死三千萬”，那餓得半死的人必然更多。假定超過一倍，那餓死的餓得半死的人加起來就差不多上億。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中國，如果當真出現上億餓死和餓得半死的活骷髏，哪怕一萬人中只留下一張照片，上億中國人也該能留下上萬張瘦成上面那種活骷髏的樣子的照片，絕不可能一張照片都留不下來：距當時幾十年前、照相極其希罕的“民國”發生餓死幾百萬人的災荒時尚留下了大量照片——餓殍遍地的照片，無數餓得骨瘦如柴半死不活者的照片，不計其數樹皮被啃光的樹木的照片，何況幾十年後？當年納粹嚴密看管的狹小的死亡集中營里的活骷髏都能被偷偷拍照並傳送出去，何況中國這麼大國家這麼大的範圍發生的事？“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既然一口咬定“餓死三千萬”，那就必然能夠拿出起碼的證據——照片，餓得半死的活骷髏的照片，成千上萬張毛澤東時代的中國老百姓瘦成上面那種活骷髏的樣子的照片，經得起技術鑑定、證明確實是原裝原照、既不是冒名頂替也未經過技術加工的照片。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不是有很多“法律人”嗎？不是號稱很懂得“誰指控、誰舉證”的常識嗎？他們既然一口咬定“餓死三千萬”，那當然有舉證之責，當然必須拿出成千上萬餓得半死的活骷髏的照片供全世界拿來跟上述那些標準的餓得半死的活骷髏的照片對照。然而一口咬定“餓死三千萬”的“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拿出過哪怕一張這樣的活骷髏照片證據沒有？更不用說成千上萬張了。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詭辯說，那年頭無產階級專政，沒人敢照，所有照片證據都被毀了。奇了怪了，誰有那麼大能耐把如此大量的證據銷毀得如此徹底？共產黨政權不是一直被“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嘲笑為效率低下嗎？怎麼突然就能做到號稱“高效率”的納粹德國當年都做不到的事？況且如果真的如此大面積死人，決不可能沒有一個政府分支機構的人想不到保存照片備案——官場鐵律之一就是決不替人擔責任，凡事一定要留根據留證據，尤其是大事。《水滸》裡的何九叔碰上人命官司尚且知道要偷偷留個證據。如果當真“餓死三千萬”，面對如此大規模的人命事件，政權那麼多部門中豈能沒一個人想到要留下證據以防萬一將來上邊怪罪時自己變成替死鬼？再說即使中國大陸“體制內”沒人敢照，台灣特務難道也不敢照？倘若當時大陸真的餓殍遍地到處是餓得半死不活的活骷髏，積極“反攻大陸”的蔣介石豈能放過？豈有不千方百計搞到對“反攻大陸”如此有用的“心戰素材”之理？豈能不竭盡全力派人拍攝並大肆宣揚得滿世界都知道？實際呢？１９６２年蔣介石鬧着反攻大陸時的宣傳材料里有這種照片嗎？

再說，不管官方如何信息封鎖銷毀證據，禁止不了老百姓私人照相吧？銷毀不了民間私人照片吧？寫“墓碑”的楊繼繩既然１９６０年上大學，那他擋案里起碼得有他當時的學生證照片吧？得有他當時的入學體檢表吧？再調查調查楊繼繩１９６０年中學畢業時是否有集體畢業照，他和他全部家庭成員那個時期是否有照片。如果有，就和他當年的學生證照片、入學體檢表一併公布出來——“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不是整天叫嚷“公布擋案”嗎？好啊，那就“請君入甕”，從楊繼繩做起，從“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做起，從一切叫嚷“餓死三千萬”的人做起，公布其本人及家庭成員的擋案，尤其是他們及所有親屬１９５９—１９６２年期間的一切照片（當然要經過技術鑑定證明是原裝未經修飾），讓大家把這些照片跟上面那些餓得半死的“國軍”士兵、餓得半死的納粹集中營受害者和餓得半死的非洲災民的照片逐一對比。“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說話有勁不在上糞多少，是騾子是馬牽出來一溜便知。只要這樣一對比，是不是餓得半死、有沒有“餓死三千萬”一目了然。一張真實的照片強過無數長篇大論。問題在於，“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聲嘶力竭了幾十年“餓死三千萬”，卻連一張毛澤東時代的老百姓餓得如同餓得半死的“國軍”士兵、餓得半死的納粹集中營受害者或餓得半死的非洲災民的照片也拿不出來，害得Frank Dikötter寫“毛澤東的大饑荒—1958-1962年的中國浩劫史”時只好用民國的饑民照片做封面，還不打自招承認因為找不到真的照片所以用民國的來代替。

（楊繼繩不是斬釘截鐵地宣布常熟、溧水、高郵、甘肅省臨夏、福建寧德等縣餓死多少多少萬、貴州省江口縣“餓死了近一半人口”嗎？既然如此，這幾個縣不可能沒有當年老百姓被餓成象上面非洲饑民那樣的活骷髏的照片，而且經得起技術鑑定、證明是原始照片。不知楊繼繩把這些照片藏到哪裡去了？為什麼捨不得拿出來“鐵證如山”一番？）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一口咬定“餓死三千萬”，卻連一張足以證明中國老百姓當年餓得半死的照片證據都拿不出來。這說明什麼？彌天大慌。“餓死三千萬”是彌天大慌。撒謊成性的“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又一個彌天大慌。

第五，其它相關證據鏈

——與“餓死三千萬”相應的海量死亡記錄——註銷戶口記錄和死亡鑑定記錄。在已經建立起完備的戶籍制度的新中國，三千萬人消失得無影無蹤而不留任何記錄是不可能的。餓死三千萬人，難道毫無記錄？難道註銷戶口不給出原因？難道幾千萬人死了卻什麼屍檢報告都沒有？難道三千萬屍檢報告全部造假、全部否定死者是餓死的？難道沒有一個有良心的戶籍警、法醫或醫護人員留了證據？只要有記錄，哪怕是偽造的記錄都照樣能看出破綻——美國小說“戰爭與回憶”如此揭穿納粹集中營的造假：“一張長的分類帳頁上寫着同一天有幾百人死於‘心力衰竭’”；“第三帝國的興亡”如此描述：“我們的醫生奉命要填寫一般的死亡證明書，當然死亡原因一項隨便怎麼填上都可以。”同樣，只要有某村成百上千人同一時期突然死亡的記錄，那這一事實本身就能說明問題。問題在於：有這樣的記錄嗎？

——難民潮。超過１９４２大規模逃荒的難民潮——當億萬人面臨餓死時不可能沒有大規模逃荒，這是任何力量也阻擋不住的。電影“１９４２”描述的河南１９４２年的饑荒餓死了幾百萬人就發生了那樣大規模的大逃荒。“餓死三千萬”的規模比“餓死幾百萬”大得多，豈能不引發更大規模的逃荒難民潮？豈能不留下浩如煙海的記載、照片、回憶錄？

——遍地被餓得發瘋的人吃光的牛、馬、狗、貓、老鼠骨骼的照片；

——所有當事人（包括死者、近親、埋屍人、醫生、警察、軍人）第一手的文字資料：遺書、日記、信件、回憶錄等，涉及的人起碼上億，相關的文字資料必然浩如煙海俯拾即是，要搜集不費吹灰之力。

如果“餓死三千萬”確有其事，就必然出現完整的證據鏈——上述客觀證據，全部、同時、大量，一樣都不能少——重複一遍：全部、同時、大量，一樣都不能少。這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客觀事實是：“普世公知精英文人”雖然斬釘截鐵一口咬定“餓死三千萬”，卻一樣客觀證據也拿不出來，更不用說全部、同時、大量的完整的客觀證據鏈了。他們能拿得出來的只有一樣：文字敘述——“ＸＸ記載”、“ＸＸ回憶”、“ＸＸ說”……這樣的東西根本證明不了“餓死三千萬”。理由：

１）．文字敘述這類純主觀誇張即使不蓄意歪曲也必定與實際情況有差距，甚至是天壤之別的巨大差距——“瞎子摸象”、“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雪白血紅”作者張正隆說：“一位參加撰寫當年３縱戰史的老人，被公認為‘記憶力特別好’。老人對此也很自信。寫完親身經歷的四保臨江的小荒溝戰鬥一節，再去當年戰地一看，地形、地物及敵我兵力配置，幾乎全然不是那麼回事兒。”“同一件事，同一次戰鬥，幾個老人講得可能就不太一樣。這也好理解，當年他們處的位置不一樣，看到的、了解到的不一樣，現在回憶起來就不一樣。另外，時間久了，記憶可能出現偏差。但差距大了，那不行。我就多找幾個人，反覆印證。因為我本人也大體了解事情的脈絡，哪些敘述更準確，基本上能判斷出來。再有一些小出入，就通過查閱檔案資料來解決。”“甚至有時候即使有出處，也不一定可靠。有時候採訪一個事情，這個人說的和別人說的不一樣，甚至一個人昨天談的事情和今天說的都有出入，如果非寫不可，就得找到當時參加的幾個人，最後得出一個比較可靠的結論。”（張正隆專訪http://book.sohu.com/20081101/n260380787_7.shtml）

張正隆追求如實還原一個具體的事件、具體的戰鬥尚覺如此困難。“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們“證明”“餓死三千萬”時可曾象張正隆那樣嚴謹慎重，“多找幾個人，反覆印證”、“找到當時參加的幾個人，最後得出一個比較可靠的結論”、“有一些小出入，就通過查閱檔案資料來解決”？就憑這就可以知道，撒謊成性的“普世公知精英文人”靠文字記載等主觀的誇張對涉及幾千萬人的大事件的記載根本就不可能客觀準確——即使他們不蓄意顛倒黑白也不可能不極大地歪曲事實。

２）．“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只有“人證”，沒有“物證”：僅僅憑藉少數精心選擇的什麼什麼史料記載、哪個哪個地方的“縣誌”“市志”、哪個哪個權威的講話——“ＸＸ記載”、“ＸＸ回憶”、“ＸＸ說”之類推定“餓死三千萬”（注意：“推定”），沒有任何客觀證據。

沒有客觀證據的“史料記載”是純主觀誇張。純主觀誇張的東西（哪怕是最高權威記載的東西）永遠不可能是碰不得的絕對權威，永遠可能被隨時推翻——一份ＤＮＡ技術鑑定便可以推翻成噸的證言證詞和唇槍舌劍雄辯滔滔。因此沒理由迷信沒有客觀證據的“史料記載”。當年最權威的“史料記載”還說皇帝都不是人生的呢——“劉媼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太公往視，則見蛟龍於其上。已而有身，遂產高祖”、“隆準而龍顏，美須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時有二龍戲於館門之外，三日而去”、“龍鳳之姿，天日之表”、“方娠，夢神授藥一丸，置掌中有光，吞之，寤，口余香氣。及產，紅光滿室。自是夜數有光起，鄰里望見，驚以為火，輒奔救，至則無有。比長，姿貌雄傑，奇骨貫頂。志意廓然，人莫能測”、“相傳感硃果而孕”、“夜寢帳中，夢白光自天窗中入，化為金色神人，來趨臥榻。阿蘭驚覺，遂有娠”、“青鳥白虎相伴”、“祥雲撩繞”……古往今來諸如此類裝神弄鬼的“史料記載”還少了？如果光憑“史書記載”就能研究歷史，那為什麼除了歷史學還必須有考古學？如果光憑口供就能定案，那為什麼除了刑偵還必須有技偵？

文字描述實際是調動別人的主觀想象力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人很容易受自己主觀想象的欺騙和誤導。也就是說，人很容易受別人文字描述的欺騙和誤導——單純靠用文字描述客觀存在，即使不蓄意歪曲也難以客觀準確，而誤導歪曲卻非常容易，廖廖幾筆就夠。

有兩個傳說：甲午戰爭前日本海軍司令東鄉平八郎看到滿清“定遠”艦士兵在炮管上晾衣服、在主炮炮口裡摸到滿是灰塵。

這兩個傳說流傳甚廣，連我都一直信以為真，直到看到薩蘇先生的一篇文章和插圖——

“比較有趣的是定遠艦，我們在這裡進行了一系列實驗”

“老薩在實踐定遠主炮曬衣服的工作，下面三米多高，要是掉下去……不得不佩服這謠言作者的膽氣”






“讓導演嘗試傳說中東鄉平八郎摸主炮炮口裡面有沒有灰塵的動作，這位賽白猿最終也沒琢磨出來東鄉是怎麼幹的。”




（薩蘇：威海行——北洋水師相關題材拍攝中的趣圖）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6745f60102edar.html）

沒有客觀證據，單看文字描述，就連“滿清‘定遠’艦士兵在炮管上晾衣服”、“在主炮炮口裡摸到滿是灰塵”這樣簡單的謊言都會中招，何況“餓死三千萬”這樣的彌天大謊？

用單純的文字描述客觀世界最簡單、最方便，但最不可靠——一是文字高度抽象，留給人的想象空間極大，很容易形成誤導。二是易被干擾，任何文字表述的東西都可以用文字反表述，形成是非難辯、“文字對文字”（Word for Word）的“筆墨官司”、“空對空”。從認識論的角度看，主觀的東西正確與否只有客觀實踐說了算。因此不存心欺騙者的文字描述一定會跟客觀存在的東西相聯繫，讓人能自行獨立核對判斷——資料來源、數據出處、客觀規律……反過來，凡不讓人有自行獨立核對判斷的餘地、不由分說要人無條件接受的文字描述，如只有文字誇張為憑、無大量客觀證據鏈的“餓死三千萬”，則沒有任何可信性。

３）．文科出身的人容易從主觀出發脫離實際——理工科是研究直接創造財富的規律的科學，研究對象是客觀世界，強調的是嚴肅、嚴密、認真、冷靜，成功的標準是符合客觀規律。這一性質決定理工科專業培訓的基本原則是教人實事求是說實話。文科則未必。文科專業不是研究直接創造財富的規律的科學，研究對象是主觀世界，強調的是渲染、浪漫、空想、激情，成功的標準是滿足主觀追求。這一性質決定文科專業培訓的基本原則往往不是實事求是說實話，而是虛構誇張撒謊詭辯強詞奪理胡攪蠻纏。“白髮三千丈”在文科是成就，在理工科是荒謬——你能按“白髮三千丈”來設計汽車飛機的容積和承重嗎？

以下與德國醫生的對話證明不光中國文科如此，外國文科也如此：“我們的談話是從閒聊開始的。他問我：‘您是學日爾曼語言學的？’我說不是，我學的是工科。他說：‘很好。學工的人研究歷史和文學一般來說比較嚴肅和縝密。’”（朱維毅尋訪“二戰”德國兵）。

文科出身的人即使想實事求是都不容易，都容易從主觀出發脫離實際。撒謊成性的“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呢？更不用說。他們弄出來的東西豈能有準？

４）．除了楊繼繩，還有哪個“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出來宣布自己什麼什麼親人當年被餓死？既然“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哲學是一切為私利、“人不為己、天誅地滅”，那他們就不可能當真關心“餓死三千萬”——三千萬跟他們沒有私人親屬關係、被他們鄙夷不屑為“腦殘”、“智障”、“低素質”、“草民”、“愚民”、“墮民”、“刁民”、“暴民”、“屁民”、“民智未開”、“民粹”、“無能”、“失敗者”、“窮鬼”、“懶漢”、“群氓”、“改革代價”、“你就不配活着”的“垃圾人口”（更何況他們對眼下正活着的十三億的死活尚且不屑一顧不顧不當回事）。

而楊繼繩對“餓死三千萬”的如喪考妣也純粹是演戲。

——楊繼繩說，“餓死三千萬”里有他父親。但是他父親死於１９５９年四月底——此時“三年自然災害”尚未開始。

——楊繼繩說，“我不知道更遠地方發生的事情，我以為我家鄉發生的事是個別現象。我以為父親的死只是我一個家庭的不幸。”——這本身就承認他的家鄉其他人都沒有死，更不用說大規模餓死人了，否則怎麼談得上“個別現象”、“只是我一個家庭的不幸”？

——楊繼繩後來又說，１９５９年４月底，他的家鄉人就把樹皮樹根啃光了——既然如此，那他的家鄉人接下來的三年中啃什麼？若是真的啃上三年泥土石塊，則他家鄉的人必定全部死絕，一個不剩，必定留下“萬人冢”，他必定能輕而易舉用“萬人冢”的累累白骨用大量家鄉人被註銷的戶口、死亡證明書、大量自己餓得皮包骨頭的活骷髏的親戚朋友的照片等客觀證據鏈證明“餓死三千萬”……怎麼不見他拿出任何這類客觀證據鏈？

——楊繼繩１９６０年考入大學，１９６４年４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如果他父親真是餓死的，那他就跟共產黨有殺父之仇。明知有殺父之仇為什麼還要加入共產黨？這足以證明他是為謀私利認賊作父連親生父親都能當破爛賣的無恥名利之徒。如果他父親不是餓死的而是自然死亡，那只能證明他如今說的一切都是撒謊，為謀私利不惜糟蹋自己父親，硬把善終說成不得好死，同樣是把親生父親當破爛賣了。連親爹都能當破爛賣，那還有什麼是不能賣的？什麼都能賣了賺錢的卑鄙無恥反覆小人豈能有實話？他寫的《墓碑》豈能當真？

——楊繼繩的“餓死三千萬”的結論從何而來？“推算”——“根據《常熟市志》提供的數據，做四則運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數”、“據《溧水縣誌》１９９０年版第９４頁數據推算”、“《高郵縣誌》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６１、１６０、１６２頁有這個縣歷年的人口數據，用這些數據可以算出１９５９、１９６０、１９６１年三年死亡……”（楊繼繩《駁“餓死三千萬是謠言”》）

有意思。搞文科的賣弄起數學來了；講究“飛流直下三千尺”、“挽斷白髮三千丈”之類文字誇張的折騰起“事實真相”來了；老母豬得瑟起芭蕾舞來了——數學那麼過硬，幹嘛吃文科飯？為什麼又說“具體的計算方法也不妨討論”？連自己都對自己的“數學計算”心裡發虛，還敢用這樣的東西斷言“餓死三千萬”？何況連楊繼繩也不得不承認許多依據僅來源於兩個人的回憶文章，並無準確的數據來源？

楊繼繩的行徑無非再一次證明一條：“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撒謊成性。他們的文字描述，沒有歷史資料的引證出處的，百分之百是假的；有歷史資料的引證出處的，百分之八十是篡改的，剩下的要不就是掩蓋事實真相，要不就是往真實歷史中塞自己的私貨。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中號稱“法律人”的很不少，不可能不知道起碼的法律常識：第一，誰指控，誰舉證。第二，物證強於人證——沒有客觀證據，光憑主觀誇張不能算數，一面之詞的主觀誇張就更不能算數。第三，孤證不立——連一個人的命案都必須如此，何況“餓死三千萬”的超級人命案？但所有這些常識一碰到“餓死三千萬”就一概不算數了：不再“誰指控，誰舉證”而要被指控的人自己證明自己有罪——“開放擋案”；不再“沒有客觀證據光憑一面之詞不算數”，而是只根據少數精心選擇的“ＸＸ記載”、“ＸＸ回憶”、“ＸＸ說”就一口咬定“餓死三千萬”；不再“孤證不立”，而是單憑几個人的“回憶”“回顧”就算“鐵證如山”。

核武器爆炸，必然同時產生光輻射、聲波、衝擊波、貫穿輻射，一樣都不會少。“餓死三千萬”，必然同時產生大樣本大概率社會性證據、成千上萬的“萬人冢”、大規模瘟疫、大量餓殍和餓得半死不活的人的照片、大規模難民潮、大量註銷戶口記錄和死亡鑑定記錄、大量當事人（包括死者、近親、埋屍人、醫生、警察、軍人）第一手的文字資料：遺書、日記、信件、回憶錄等等，一樣都不會少。“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聲嘶力竭叫嚷“餓死三千萬”，能拿出的“憑證”卻只有他們的主觀誇張，沒有任何上述必然存在的客觀物證，更不用說大量、完整、同時存在的證據鏈了。

結論一：“餓死三千萬”是“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編造的彌天大謊。

結論二：“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編造“餓死三千萬”的彌天大謊不是無知，而是蓄意。

２．“滅絕十三億”是真

“餓死三千萬”不行，“餓死十三億”難道就可以？如何確保“十三億”不被餓死？確保糧食供應。如何確保糧食供應？農業。誰毀滅中國農業，誰就實際上蓄意“餓死十三億”。毀滅中國農業的人有沒有？有。誰？大罵“餓死三千萬”的“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茅于軾說：“困擾人類幾千年的糧食問題已經徹底解決。農業本來是最重要的行業，而現在農業變得越來越不那麼重要”——好大口氣，農業這涉及十三億中國人子子孫孫千秋萬代吃飯生存的生死行業，輕輕鬆鬆一個“頂層設計”就一筆勾銷了：既然“農業變得越來越不那麼重要”，那自然無足輕重，可有可無，可以靠進口解決十三億中國人的吃飯問題——“糧食應該部分依靠國際市場”、“萬一我們的糧食不夠蠻可以用進口來解決”、“日本人消費的糧食中有６０％多靠進口。並沒有感覺不可靠”、“國外有足夠的糧食生產和全球化的市場。發生饑荒的可能性即使不等於零，也是微乎其微的” 。

實際情況果真如此嗎？

據新華社２００５年的報道，聯合國２００５年預測２００６年世界糧食市場總供應量為２．３６億噸，而中國１３億人口每年消耗糧食４．９億噸。４．９Ｘ６０％＝２．９４——如果中國聽茅于軾的，６０％糧食靠進口，則每年需要進口２．９４億噸。

“２．９４億噸的進口量、２．３６億噸的可供應量”——這與美國人十多年前的預測相差不遠：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所長萊斯特．布朗於１９９４年在《世界觀察》雜誌（１９９４年第９～１０期）上發表的文章《誰來養活中國？》中預測中國將來每年將進口糧食２．０７億噸到３．６９億噸，而世界糧食市場供應量為２億噸左右。這就意味着如果中國聽了茅于軾的，６０％糧食靠進口過日子，即使買得起、人家賣，那把全世界所有可出口的糧食全買光還不夠。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論證“餓死三千萬”時不是很喜歡賣弄數學嗎？“做四則運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數”、“根據數據推算”、“可以算出”……怎麼他們這會兒不顯示一下自己高超的數學本領呢？難道判斷“２．３６億噸的總供應量能否滿足２．９４億噸的進口量”所需數學比“推算餓死三千萬”更複雜更高深？）

即使沒有其它因素，靠進口糧食也絕對不可能確保十三億中國人的生存需求。第一，供應有限：當今世界糧食出口主要集中於美國、歐盟、阿根廷、澳大利亞、加拿大五大家。據ＦＡＯ報告，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世界糧食貿易總量為２．０８億噸，這５大家出口糧食１．６２４億噸，占世界糧食總出口量的７８％。進口國廣泛分布於全球１５０多個國家和地區。全世界糧食買家上百，賣家卻只有這五大家。讓中國靠進口糧食過日子，就等於把十三億中國人的性命交給這五大家手裡，隨時隨地命懸一線。一旦風吹草動糧食供應不上，後果不堪設想。第二，如今世界糧食供求關係日趨緊張，需求增加，價格上漲：世界人口不斷增長，糧食需求持續增加。印度儲備糧持續下降，從２００７年起開始大量進口糧食。曾經是世界糧倉的歐盟糧倉空了，２００７年下半年從世界各國進口了５２０萬噸糧食。歐洲糧倉烏克蘭也空了，２００７年烏克蘭的糧食儲備降到了４０年來的歷史最低點，烏克蘭政府決定限制糧食出口。一些傳統的糧食淨出口國正在變成糧食進口國。為保證國內供應，阿根廷已經大幅提高了糧食的出口關稅，並且對牛肉實行出口數量限制。這還不算，還要加上生物燃料與人搶糧食：美國開始大規模實施生物燃料計劃。甚至美國新的能源法案還對此作出了明確規定。據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１９日美國總統簽署的新能源法案，到２０２０年，美國汽車工業必須使汽車油耗比目前降低４０％。新能源法案還鼓勵大幅增加生物能源的使用量，使其到２０２２年達到３６０億加侖，其中燃料乙醇占１／３以上，另外是生物柴油。這必然導致國際市場糧食價格的大幅攀升。由於美國從事玉米制乙醇的生物燃料計劃，不僅使得玉米價格上揚，也影響到大豆等油料作物的價格。因為原來許多種植大豆的耕地都用來種植玉米了。這樣一來，大豆的產量就下降，價格隨之上漲。

如果中國靠進口糧食過日子，就意味着把世界糧食市場的可供應量一掃而空全部買光還不夠，其它１５０多個糧食進口國都得餓肚子——即使賣家同意把糧食全賣給中國，其它１５０多糧食進口國干不干？萊斯特．布朗的《誰來養活中國？》僅僅預測中國進口糧食必然導致糧荒，就在世界範圍內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幾乎所有重要的國際性報刊和新聞機構都在顯要位置上作了轉載和報道，導致“新中國威脅論”甚囂塵上。一旦預測變成現實，中國豈能不成為舉世公敵？

上述一切數據資料全是公開的，用不着“公開檔案”就能查到。“不到世界９%的可耕地，占世界２０％的人口”、“十三億中國人需要４．９億噸糧”和“世界糧食市場可供應２億噸”更是中國小學生都可以也應該知道的起碼常識。“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號稱飽學之士，豈能查不到這些資料、記不住這些常識？他們做出“農業變得越來越不那麼重要”的“頂層設計”時，調查過這些數據沒有？如果調查了還要決策“農業變得越來越不那麼重要”，那不是存心“餓死十三億”又是什麼？如果沒調查，為什麼不調查就下結論？為什麼不肯拿出翻箱倒櫃調查“餓死三千萬”的執着勁調查“靠２億噸供應量的世界糧食市場能不能保證需要４．９億噸糧的中國十三億人的生存”？難道“餓死三千萬”不行，“餓死十三億”就可以？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對農業簡直深惡痛絕：“農業變得越來越不那麼重要”、“國外有足夠的糧食生產和全球化的市場。發生饑荒的可能性即使不等於零，也是微乎其微的”、“萬一我們的糧食不夠蠻可以用進口來解決”、“究竟是保護耕地要緊還是城鎮化要緊？肯定是城鎮化更重要，因為糧食已經不是問題，完全沒有必要死守住耕地面積”、“（保護耕地）是片面的，甚至於是害多於利的”、“１８億畝紅線的數目完全是拍腦袋出來的，沒有經過任何經得起檢驗的研究，這條紅線極大地阻礙了我國城鎮化的進程，極不利於加速農民進城和解決三農問題。”“完全沒有必要，１７億畝沒有必要，１０億畝也沒有必要，任何紅線都沒有必要”（茅于軾）、強制推廣轉基因主糧、讓外國種子公司控制中國農業……這還不算，還有：“特別是”三十年來根本不搞農田基本建設，毛澤東時代的水利設施日益失修，惡果日益明顯：南方大旱、北方沙塵暴、華北地下大漏斗，極端缺水還拼命浪費水——“用水量大的服務業不斷擴大。2010年北京的公共浴場數量從1989年時的39家驟增至3千多家。市內70個高爾夫球場的年用水量達4千萬立方米”、使農民當農民工而不務農……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頂層設計”處處毀滅農業：耕地耕地給你毀了，種子種子給你毀了，水利水利給你毀了，農工農工給你毀了（對照毛澤東制訂的“農業八字憲法”：水、肥、土、種、密、保、管、工，如今還有哪一條沒被毀掉？）搞農業最關鍵的耕地、種子、水、工全給你毀了，那還搞什麼農業？連農業本身都被否定了——“農業變得越來越不那麼重要”……凡確保十三億中國人不被餓死的農業必不可少的條件無一不被“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用各種各樣“頂層設計”一一破壞殆盡。這還怎麼確保“餓死十三億”絕對不發生？如果當真把“餓死三千萬”看成滔天大罪，必然絕對不能容忍“餓死十三億”，必然把確保十三億人的吃飯問題看得比天還大的頭等大事，必然對農業十分重視——九分不行，九分半不行、九分九也不行，非十分不可，絕對不可能容忍以任何方式毀滅農業，怎麼可能對耕地、種子、水利、農工等農業要害如此不當回事？又怎麼可能如此輕率狂妄如此滿不在乎輕輕鬆鬆一張嘴就把整個農業一筆勾銷——“農業變得越來越不那麼重要”？所有這些事實證明：“餓死十三億”是“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頂層設計”。口口聲聲大罵“餓死三千萬”的“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在實實在在干着“餓死十三億”的勾當。

還不光是“餓死十三億”。如今十三億中國人的一切最基本的生存保障——空氣、水、食物——都成了問題，都面臨危機。

——空氣：“人活一口氣”。活人和死人不就差一口氣嗎？如果連口新鮮空氣都吸不上，人活着也離死不遠了。然而如今對中國人來說連新鮮空氣都成了奢侈：“多個城市遭遇‘霾伏’，ＰＭ２．５成了損害人們健康的頭號環境元兇”、“首都成‘首堵’、北京變‘霧都’”、“厚德載霧”、“自強不吸”、“霾頭苦幹”、“再創灰黃”、“霧以吸為貴”、“餵人民服霧”、“43%的城市居民表示曾出現心悸、疲勞、暈眩、呼吸困難等心血管系統異常症狀”、“紐約時報稱120萬中國人因空氣污染提前死亡”、“中國拿5億生命換經濟發展”……

——水：“人是水做的”。“水利是農業的命脈”。“沒有水就沒有生命”。而如今中國人的水呢？“８０%河流枯竭”、“北京天津缺水嚴重中國可比非洲”、“北方城市與中東的約旦（１４５立方米）和北非的利比亞（１０８立方米）屬於同等乾旱程度”、“２０１２年與２０１３年中國一直呈缺水狀態，北京市已開始關閉用水量大的工廠，僅２０１３年便向被迫停產的造紙、水泥等24家工廠共支付了２８２９萬元的賠償金”、“據《新京報》報道，北京市的年用水量為３６億立方米，而水資源量則僅為２１億立方米，存在１５億立方米的缺口”、“華北超采地下水成世界最大漏斗區”、“華北地下水超采達１２００億立方米。華北透支的地下水估計已近２０００億立方米，一個世界最大的地下水降落漏斗區已經形成，而白洋淀則面臨着嚴重的‘腎衰竭’。專家認為，即使在2014年南水北調通水後，華北還是會面臨水危機”、“用水量大的服務業不斷擴大。２０１０年北京的公共浴場數量從１９８９年時的３９家驟增至３千多家。市內７０個高爾夫球場的年用水量達４千萬立方米”、“２／３草原沙化”、“７０%的主要河流嚴重污染”、“６４%城市地下水嚴重污染”、“３億農民喝不到乾淨水”、“污染已滲入中國地下。受監測的水井中，超過一半的井水作為飲用水是不安全的”、“９０%的城市依靠受污染的地下水過活”、“沙逼北京、豬投上海，中國還有什麼不嚇人？”、“病豬死了被集中丟進江里，黃浦江變‘豬江’”……

——食品：“民以食為天”。但如果食品成了毒品，吃飯就等效於“被自殺”或“被慢性自殺”。如今十三億中國人有多少有幸吃得着沒毒沒害的食品？假酒、假藥、地溝油、蘇丹紅、三聚氰胺牛奶、“大頭娃娃”、“結石娃娃”、強制推廣的斷子絕孫的轉基因主糧、強行進口的日本核污染食品、“中國現在什麼東西都有毒”、“中國人吃的是毒食，喝的是毒水，吸的是毒氣，已到了忍無可忍、讓無可讓的地步”、“中國毒食品網站記錄逾２千種”、“從三聚氰胺奶到地溝油，從牛肉精到鼠肉串，從水銀刀魚到蘇丹紅蛋，從瘦肉精到鎘大米，中國出現一種接一種駭人聽聞的化學食品，食品安全防線一步步走向崩潰”、“嚴重的重金屬污染通過食物鏈進入人體，導致各種莫名其妙的致命疾病，形同對中華民族的慢性大屠殺”、“中國成世界最大電子垃圾筐”、“668座城市被垃圾包圍”、“中國癌情告急：全國每6分鐘就有一人被確診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為癌症患者，每七到八人中就有一人死於癌症”、“每年新發癌症病例約350萬，因癌症死亡約250萬”……

如今危害十三億中國老百姓生存的遠不止這些：“豆腐渣工程”、“礦難死亡人數世界第一”、“強制拆遷導致的死亡人數世界第一”、“通宵上班13天打工妹猝死”、“吉林大火死120人門反鎖防女工上廁所”、“28天9起特大事故死亡261人”、“青島輸油管爆炸死傷200餘人”、“化工廠入住宅區中國老百姓活在炸彈上”、“世行稱中國勞動者稅率達45%高出美國近一倍”、“中國工人的工資只占企業運營成本的10%，幾乎是全世界最低”、工作時間最長、工資最低、工作環境最惡劣、飯碗福利最沒有保證、前途最渺茫、拖欠工資、物價飛漲、不准討薪、不准罷工、不准組織工會、不准上訪、不准請願、不准“惡意自殺”、形形色色的詐騙鋪天蓋地無孔不入、步步陷阱處處陰謀、“貴州五名流浪兒童在垃圾箱裡被活活凍死”、“重慶下崗女工餓死被發現時只剩白骨”、“成都青白江區三歲女孩李思怡被活活餓死”、“南京兩幼女餓死震驚全國”、“2000萬女人賣淫”、“年伐200萬棵樹製成筷子賣給日本”、“刑事案件年發400萬例”、藏貓貓死、俯臥撐死、鞋帶上吊死、洗臉死、發瘋死、激動死、喝水死、睡覺姿勢不對死、自行從高處墜落而死、做鬼也幸福、被自殺、被漲薪、被幸福、被就業、被中產、被增長、被車禍、被代表、被自願、被和諧、看不起病、養不起老、絕望自殺、強制徵地、強制拆遷、養不起老、看不起病、住不起房、找不到工作、死不起、葬不起……生、老、病、死都成了百姓生存的最大障礙。

還有：結不起婚、養不起孩子、上不起學、綁架兒童、校園行兇……這一切使中國人“勉強維持生命的再生產”都難，等效於間接剝奪了中國人下一代的生存權。

“餓死三千萬”的客觀證據滿世界找都找不到，“滅絕十三億”的客觀證據根本不用找，隨便一抓就一大把——上述種種哪個中國人感受不到？誰能否認？

這一切拜誰所賜？“普世公知精英文人”——“頂層設計”了“改革代價”、“中國處於發展中階段，重工業化是必經階段，對環境的污染勢必難免。但我們獲得了收益”的厲以寧；“我把堵車看成是一個城市繁榮的標誌，是一件值得欣喜的事情。如果一個城市沒有堵車，那它的經濟也可能凋零衰敗”、“水災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劉偉；“只要抓總量增加。不必管分配。發展到一定程度，一切問題都會解決”、“腐敗不是最好也是次優”、“創造價值的腐敗”、“腐敗推進了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打左燈向右拐”的張維迎；“改革要利用腐敗和賄賂”、“腐敗和賄賂是改革過程得以順利進行的潤滑劑”、“是走向市場經濟的買路錢，構成改革的成本費”的張曙光；“貪污5000億不是大事”的茅于軾；“寧要腐敗不要毛澤東”的朱學勤；“騙出一個新體制”的樊綱（一切都是“體制問題”——“騙出一個新體制”的體制問題）……

（當然還有按照“騙出一個新體制”規定的“知識分子必須領導一切”、“文憑至上”而產生的大大小小的“學者型官員”。）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為什麼如此缺德？——“代價”、“你就不配活着！”

結論：“普世公知精英文人”關心“餓死三千萬”是假，蓄意“滅絕十三億”是真。叫囂“餓死三千萬”是賊喊捉賊。

“幾年家軟刀子割頭不覺死”。被“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用“犧牲生存求發展”、“騙出一個新體制”等“頂層設計”軟刀子害死的中國人比所謂的“餓死三千萬”不知多多少倍——“下崗三千萬”、“三聚氰胺奶粉毒害三千萬”、“全國每6分鐘就有一人被確診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為癌症患者，每七到八人中就有一人死於癌症”、“每年因癌症死亡約250萬”、“120萬中國人因空氣污染提前死亡”、“43%的城市居民受霧霾傷害”、“中國拿5億生命換經濟發展”……再加上死於有毒有害食品的、豆腐渣工程的、工傷事故的、看不起病、養不起老、因貧病交加絕望自殺的、“被自殺”的、因生活所迫走向犯罪的、受“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們“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精神毒藥教唆而死於吸毒、賭博、賣淫的……把這一切都加起來，每年死了多少？年復一年，三十年來死了多少？而且情況是越來越好轉還是越來越惡化？有頭沒頭？“餓死三千萬”無憑無據全憑嘴說，而“滅絕十三億”呢？卻是每個人身邊實實在在發生的現實，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耳聞目睹根本用不着“考證”——霧霾、假冒偽劣地溝油食品、有帶污染的水隨時隨地提醒每一個人：你的生存正在受到損害——就在此時此刻，有多少人死於癌症、污染、絕望？

納粹德國的波蘭總督弗郎克臨上絞架前說：“千年易過，德國的罪孽難消”。

跟中國“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用筆殺人、“滅絕十三億”的罪大惡極相比，納粹德國的種族滅絕規模實在是小巫見大巫。“千年易過，‘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滅絕十三億’的罪孽難消”。

四．“普世公知精英文人”需要用“餓死三千萬”掩護自己的“滅絕十三億”

“滅絕十三億”是“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頂層設計”的必然結果，是他們堅持在國際壟斷資本統治全球的時代強行建立發展資本主義私有制市場經濟的必然結果。

幾千年封建主義的自然經濟導致中國近代的落後挨打，導致中國人對“落後就要挨打”的廣泛共識，導致中國人對“發展是硬道理”的普遍認同。

但“發展是硬道理”只能回答“要不要發展”的問題，不能回答“如何發展”的問題。

“發展”有兩種：“犧牲生存求發展”與“確保生存求發展”——“犧牲生存求發展”是資本主義，“確保生存求發展”是社會主義。

——封建主義是“自然經濟不發展”——自給自足，自然循環，停滯不前，“天不變，道亦不變”。

——資本主義是“犧牲生存求發展”——犧牲多數人的生存謀求少數人的發展（發財）。

——社會主義是“確保生存求發展”——確保多數人的生存謀求多數人的發展：共同富裕，用大公有取代大私有，限制小私有變成大私有，嚴禁為少數人的利潤犧牲多數人的生存。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說，西方國家之所以強大是因為建立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中國要發展也必須照貓畫虎、照葫蘆畫瓢，規規矩矩嚴絲合縫不走樣地模仿照抄“山寨”人家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國際接軌”、“融入世界”……

只是這些“專家”、“學者”、“飽學之士”們不懂（或不肯承認）一條：要“山寨”人家的體制，就必須把產生那些體制所必須的歷史大環境也原封不動地“山寨”過來。而刻舟是不能求劍的，歷史大環境是不能“山寨”的。

建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必須的歷史大環境是什麼？殖民地。殖民擴張。道理很簡單：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鐵規則是什麼？叢林法則，優勝劣汰，弱肉強食，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兩極分化，消滅弱者。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只要一運轉，就必然“優勝劣汰”，就必然大規模批生產失敗者。根據“生存權高於一切”，失敗者必須有生存出路，否則社會必亂。而社會一亂，什麼市場經濟都得完蛋。因此要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必須解決被“優勝劣汰”掉的失敗者的生存出路。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辦法非常簡單：以鄰為壑，嫁禍於人，把生存危機轉嫁給殖民地——國內“優勝劣汰”的失敗者沒生存出路？到國外去，到殖民地去，對那裡的人搞“優勝劣汰”去，把他們變成“利潤犧牲生存”的最終受害者。這就把國內的階級矛盾轉化為對外的民族矛盾，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優勝劣汰”製造的生存危機這最大的問題轉嫁到海外殖民地。如此一來一舉兩得：第一，使留在國內的矛盾僅僅是貧富差別的矛盾——不涉及生存，自然比你死我活的生存矛盾緩和得多，容易對付得多；第二，用殖民地人民的生存補償國內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優勝劣汰”的失敗者，使他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受害者變為受益者，從而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從反對變為擁護，“變廢為寶”。這使資本主義社會從上到下都成為實際的既得利益者，緩解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優勝劣汰”造成的社會危機，從而得以在本國製造出養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正常運轉所必須的價值觀和道德體系必須的相對緩和的大環境。

室內一生爐子就必須把源源不斷產生的廢氣排出去，否則就自己憋死自己；金庸小說《天龍八部》裡的“星宿派”一煉功就必須把體內源源不斷積累的毒素排出去，否則就自己毒死自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一運轉就必須把“優勝劣汰、弱肉強食”源源不斷大規模製造的生存危機排泄出去，否則就自己毀滅自己——你死我活的生存危機矛盾在社會內部無限積累的直至爆炸，把一切都炸光。專供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排毒”的地方就是殖民地——沒有自己的，就得能夠利用別人的：當年美國吸收了幾乎整個歐洲的“剩餘人口”，這才使歐洲各小國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得以順利發展。殖民地是發展資本主義不可或缺的前提和保障，沒有殖民地就休想發展資本主義，尤其是人口眾多的大國——國越大，“優勝劣汰”製造出的失敗者越多，需要轉嫁的生存危機越嚴重，對殖民地的依賴越大——儘管如今名義上不叫殖民地，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運轉仍然離不開這不叫殖民地的殖民地，不管叫“發展中國家”還是叫“第三世界”，作用是供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排毒——“優勝劣汰、弱肉強食”製造出的生存危機之毒)。這是一個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由此可見，要建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非有殖民地不可。殖民地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成功建立和正常運轉不是可有可無，不是無足輕重，而是必不可少、生死悠關。歷史上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什麼那麼熱衷於全球擴張？不光是為了市場原料，更主要的是為了有地方“排毒”：有了殖民地，國內“優勝劣汰、弱肉強食”製造的失敗者的生存危機一下子就轉嫁掉了，資本家能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發財，窮人也不至於活不下去，國內矛盾一下子就緩解了。不通過殖民地對“優勝劣汰、弱肉強食”造成的矛盾進行分流處理、不把生存危機這生死悠關的大矛盾轉嫁出去而只剩下貧富差別這相對而言的小矛盾、不實現“生死矛盾送國外、貧富矛盾留國內”，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無法生存發展。

“世界瓜分完畢”意味着靠殖民地建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歷史大環境已不復存在，意味着中國已經永遠地失去了“山寨”西方國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歷史機遇——中國沒有殖民地，也不可能有殖民地。不顧這個現實，強行堅持“補資本主義課”、“私有制市場經濟是中國唯一出路”、“沒有殖民地也要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是不折不扣的主觀唯心主義，是用主觀意志硬抗客觀規律的“唯意志狂熱”——世界上哪個資本主義國家沒有殖民地就能成功地發展起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哪條理論證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可以不受客觀條件的制約、不靠殖民地轉移危機、單憑主觀願望腦子發熱想建立就能建立、想發展就能發展？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雖然整天叫嚷“發展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實際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既不懂，也不當真，所以敢不顧客觀條件的限制把“沒有殖民地轉嫁危機就無法建立起優勝劣汰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一客觀規律拋在腦後，不顧一切蠻幹，硬要“殺出一條血路來”、在中國“補資本主義課”、強行發展私有制市場經濟，結果：“優勝劣汰、弱肉強食”大規模製造出的生存危機全部留在中國社會內無限積累無限激化——“滅絕十三億”。

越來越尖銳的社會矛盾、越來越嚴重的生存危機、越來越明顯的“滅絕十三億”的事實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越來越不能容忍“代價”、“你就不配活着！”的“犧牲生存求發展”，越來越認同“確保絕大多數人生存的發展是硬道理，犧牲絕大多數人生存的發展是歪道理”，越來越相信毛澤東“確保生存求發展”的社會主義才是人間正道——既確保絕大多數人的生存又確保社會持久發展，從根本上解開“發展就不管生存，生存就不管發展”的死結，把資本關進籠子，杜絕“少數人的利潤吃掉多數人的生存”。

為什麼民間的“毛澤東熱”經久不衰、一浪高過一浪？“滅絕十三億”逼的。“存在決定意識”。嚴酷的生存危機逼得中國人不由自主懷念毛澤東的“確保生存求發展”，懷念那個對老百姓來說簡樸卻無生存威脅、社會迅速發展的成果人人有份共享的舒心日子。

這當然是堅持一手包辦、“頂層設計”了“犧牲生存求發展”的“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絕對不能容忍的——只要承認存在“滅絕十三億”的事實，就必然不得不承認他們“犧牲多數人的生存謀求少數人的發展”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頂層設計”罪責難逃。這個罪可不得了——滔天大罪，種族滅絕、反人類的滔天大罪，比納粹大屠殺更窮凶極惡的滔天大罪。“滅絕十三億”這個罪名一旦成立，“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不管有多少條命也不夠崩的。

這就決定“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必須用“餓死三千萬”保護自己——用“餓死三千萬”證明毛澤東時代的老百姓不是沒有生存危機，而是活不下去。既然活不下去，那自然證明毛澤東“確保生存求發展”的社會主義是死路。既然毛澤東“確保生存求發展”的社會主義是死路，那反其道而行之的“犧牲生存求發展”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自然就是唯一的生路了。既然是唯一的生路，那就不存在什麼“滅絕十三億”——只要“餓死三千萬”成立，就證明“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犧牲生存求發展”再壞也比毛澤東的“確保生存求發展”強，證明“代價”、“你就不配活着”完全天經地義。既然天經地義，那“頂層設計”出“犧牲生存求發展”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就沒有任何錯誤，更不用說罪責了。

“餓死三千萬”是“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掩護自己“滅絕十三億”滔天大罪的看家法寶——誰質疑“滅絕十三億”，立刻用“餓死三千萬”一棒子打下去。質疑反抗“滅絕十三億”的聲浪越大，“餓死三千萬”的叫嚷越凶，二者完全同步。“餓死三千萬”是“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利益需要，是“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掩護“滅絕十三億”的需要——必須有“餓死三千萬”，或者說，必須讓人們相信“餓死三千萬”。沒有也必須有，沒有也必須讓人們相信有。想通過“擺事實、講道理”向“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證明“餓死三千萬”是彌天大謊純粹白費力氣——在“餓死三千萬”的利益需要面前，在本性是“一切為私利、撒謊成性、滅絕人性”的“普世公知精英文人”面前，客觀事實算老幾？

五．“普世公知精英文人”需要靠“餓死三千萬”發動“重建‘精英文人’用筆殺人特權運動”

茅于軾說：“社會必須由精英管理”。楊繼繩說：“要‘人’，不要‘民’”、“‘民’，是一個不好的字眼”。資中筠說：“中國知識分子——略相當於古之‘士’”、“我現在不願意用‘人民’這個詞”——“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為什麼那麼討厭“民”、拒絕“人民”、“要‘人’不要‘民’”？因為“人”泛指一切自然人，“民”則專指社會底層老百姓。“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自命高人一等，當然不屑與民為伍，當然“要‘人’不要‘民’”——他們翻來復去喋喋不休連篇累牘說了寫了那麼多，其實萬變不離其宗，核心意思就一個：“精英文人高於一切”、“萬般皆下品，惟有文人高”。可見“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以精神貴族自居，以中國封建社會士大夫等“精英文人”的傳人自居。

魯迅說：“曾經闊氣的要復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當然也不例外。既然以封建社會士大夫的傳人自居，當然念念不忘夢寐以求恢復當年士大夫們的闊氣與神氣，恢復封建社會士大夫特權和尊貴——不但“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惟上智下愚不移”、“代聖賢立言”、“為帝王師”、“以‘致君堯舜’為己任” ，而且“代表‘道統’”、“對孔孟之道的傳承和解釋權在碩學大儒而不在皇帝”、“用道統來影響和規範皇帝”、“道統的承續者和維護者”、“皇帝只代表法統，他做的事情對還是不對，還是有一些大臣，或者飽學鴻儒在制訂道德標準”（資中筠：“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承載與失落”）——不但要當“天子門生”，而且要比皇帝還牛，牛得不是人而是神，象西方傳教士一樣起着代表神權的作用：“文曲星下凡”、“代表天意”、“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學問大、知天文、曉地理、能掐會算過去未來之事”、“能人所不能”、“萬般皆下品、惟有文人高”……

資中筠的“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承載與失落”的結論是“理直氣壯地弘揚普世價值：人權、法治、自由、平等、憲政、民主，這可以說是今天的‘道統’”、“號稱‘知識分子’者責無旁貸”——繞來繞去說了一大堆，真正的意思其實很簡單：“知識分子”（“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代表今天的“道統”，是今天的“道統的承續者和維護者”，是今天的“士大夫”。既然是“士大夫”，那自然必須復我士大夫的特權——新形勢下以新名義的老特權：“代聖賢立言”——“代‘普世價值立言’”；“為帝王師”——“為黨國百姓師”；“對孔孟之道的傳承和解釋權在碩學大儒而不在皇帝”——“對治國之道的和解釋權在‘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而不在人民群眾”；“用道統來影響和規範皇帝”——“用‘普世價值’來影響和規範共產黨和老百姓”……總而言之同樣要比皇帝還牛，牛得不是人而是神，牛成“文曲星下凡”、“代表天意”、“秀才不出門，全知天下事”、“學問大、知天文、曉地理、能掐會算過去未來之事”、“能人所不能”、“萬般皆下品、惟有‘精英文人’高”……

（所以資中筠理直氣壯代表“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直接伸手就搶國家外交大權：“軍人對外交發言權太大，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我也不太贊成群眾性地都來干預外交”、“我希望中國在外交上能夠恢復到理性，讓職業外交官有發言權”——外交大事軍人不能過問，老百姓不能過問，除了資中筠定義的“職業外交官”即“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誰都管不着，哪怕再出現“二十一條”也管不着。）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要實現上述目標，就必須證明“中國‘精英文人’最優秀、中國老百姓最低劣”。但如果整個社會公認判斷大是大非的標準不是建立在主觀誇張基礎上的“精英文人至上”而是建立在客觀實踐基礎上的“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就根本不可能證明“中國‘精英文人’最優秀、中國老百姓最低劣”。

如果以建立在主觀誇張基礎上的“精英文人至上”為判斷是非的標準，則“中國‘精英文人’最優秀、中國老百姓最低劣”——歷史是“精英文人”創造的，中國是靠“精英文人”生存的。中國社會幾千年停滯不前落後挨打不是“精英文人”的錯，而是中國文化低劣、中國老百姓低劣——饞懶皮猾、愚昧無知、暴力野蠻、頑固不化：“中國人是低劣種族”、“漢族才是低劣種族——一個不會唱不會跳，不會親吻不會抱，肉身沉重得跟墓碑一樣的民族，一個搞了幾千年連像樣的愛情故事都沒幾個的民族，一個陌生人之間互相投毒的民族，一個搞了幾千年還基本上不知自由為何物、民主為何物、法治為何物的民族……我覺得，怎麼看都是個低劣民族”、“這樣的民族難道不是奴才民族？——連做奴隸都不夠格”“除了垬這惡魔，這國還有一大問題是儲存着一群數量驚人、永遠罵不醒的自甘奴賤貨”、“這國曆朝歷代亡國滅種這麼多茬，就是因為被皇權獨裁毒得血性盡失。垬黃俄來了尤致以致命一擊，這民這族確是徹底死逑”（蕭瀚）、“流氓無產者的卑劣，是建築在自己的沒出息之上的。他知道自己這輩子都競爭不過人家”、“這個國家的人種不好，沒有膝蓋的人太多”、“陳有西回復@中國老唐：有的殘種是嚇出來的，有的殘種是殘羹餵出來的”（陳有西）、“中國文化的危機不僅是民族性的問題，我甚至感到是與人種不無關係”、“對傳統文化我全面否定。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早該後繼無人”（劉曉波）……

如果以建立在客觀實踐基礎上的“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和“創造財富改造世界”為判斷是非的標準，則“中國‘精英文人’最低劣、中國老百姓最優秀”：

——八國聯軍總司令瓦德西從侵略中國的親身經歷得出的教訓是：中國老百姓了不起，中國上層社會（包括“精英文人”）最低劣——中國老百姓了不起：“均系屬於一個種族，並且不以宗教信仰相異而分裂”、“更有‘神明華胄’之自尊思想充滿腦中”、“尚含有無限蓬勃生氣，更加以備具出人意外之勤儉巧慧諸性，以及守法易治”、“中國下層階級在生理上，實遠較吾國多數工廠區域之下層階級為健全”、“彼等之敗，只是由於武裝不良之故，其中大部份，甚至於並火器而無之”、“無論歐美日本各國，皆無此腦力與兵力可以統治此天下生靈四分之一”、“故瓜分一事，實為下策”。中國上層社會最低劣：“所有上流階級，對於世界情形毫無所知，只是驕傲自大，盲目反對白人。至於官吏人員，則為腐敗之氣所充塞，毫無精神之可言。”結論：“倘若中國方面將來產生一位聰明而有魄力之人物為其領袖，更能利用世界各國貢獻與彼之近代文化方法，則余相信中國前途，尚有無窮希望”——換句話說，要解決中國問題必須不換百姓換“精英”。

——美國作家傑克．倫敦近百年鼓吹用生物戰滅絕中國，理由是中國老百姓太能幹，太厲害，太可怕，西方社會競爭不過：“中國人不僅是優秀的工人，而且他們的宿命哲學（或宗教）和他們頑固的神經特點使他們在合適的管理之下可以成為極好的士兵”、“中國人是完美的工人，而且一直如此。在純粹的工作能力上，世界上沒有工人能與他相提並論。工作於中國人就像呼吸那麼自然”、“工作對於中國人就像遠洋旅行和冒險對於西方人一樣。自由對中國人來說就集中體現在辛苦的勞作。辛苦的耕作和沒完沒了的勞動是他生活中唯一需要的權力。而中國的覺醒不僅給了其龐大的人口自由和不受限制的勞作手段，而且是最機械和最科學的勞作手段。”

——當年美國掀起反華狂潮、制訂“排華法案”的直接原因是許多人認為中國老百姓太能幹、太聰明、太吃苦耐勞、競爭力太強，自己不是對手。（除了“排華法案”，美國歷史上還有過任何專門針對某外國勞工的法案嗎？這本身就從反面證明了中國老百姓的競爭力。）

——拿破崙說“中國是睡獅”本身就有“中國老百姓優秀，中國‘精英文人’低劣”的含義——因為老百姓優秀，所以中國潛力無窮，所以是“獅子”。因為中國“精英文人”低劣，所以潛力始終是潛力而不能轉化為實力，所以獅子才會陷入昏睡。

——抗日戰爭時期美國派駐中國的史迪威將軍說，中國老百姓最優秀，中國的上層階級（包括“精英文人”）最低劣——中國老百姓最優秀：“中國人的生命力是多麼頑強啊！他們似乎只需一片菜葉或者一口水就能活下去並且成群地繁衍後代。你想想，這樣的人民，你如果把他們武裝起來加以訓練，發給他們最好的武器，吃罐頭食品，他們難道不會成為世界上最優秀的軍隊嗎？”“中國士兵是無可挑剔的，他們機智、靈活，吃苦耐勞，毫無怨言” ——中國的上層階級（包括“精英文人”）最低劣：“‘知識分子’和富人把他們寶貝的崽子送去美國，農家子弟離家去死——沒有關懷、訓練或領導”、“問題出在那些貽誤戰機，膽怯，貪得無厭和臨陣脫逃的軍官身上”、“要改變這種狀況的辦法只有一個，就是徹底進行‘換血’”、“中國戰場失敗的責任不應歸咎士兵。不是士兵怕死，而是軍官無能，不是軍隊沒有士氣，而是統帥沒有信心。”“陰謀詭計，欺騙出賣，虛假報道。索要他們能得到的任何東西；他們獨一無二的念頭是讓別人打仗；對他們的‘英勇鬥爭’做假宣傳；‘領袖們’對人民漠不關心。懦弱蔓延，勒索至上，走私漏稅，全然愚蠢無知的參謀機構，無力控制派系爭鬥，繼續壓迫民眾” 。（《史迪威出使中國》）

——斯大林當面告訴蔣經國：“你說，中國沒有力量侵略俄國，今天可以講這話，但是只要你們中國能夠統一，比任何國家的進步都要快。”（《蔣經國自述》）——顯然斯大林對中國老百姓能力的認識比中國所有“精英文人”都深刻、現實得多。

所有這些外國名人的判斷跟中國“精英文人”的“精英創造世界”的神話截然相反：中國最優秀的不是“精英文人”，而是中國老百姓；最低劣的不是中國老百姓，而是中國上層階級及生產這種上層階級的土壤——“精英文人”體系。既然如此，要解決中國問題必須靠最優秀的中國老百姓，而決不能靠最低劣的“精英文人”。

上述結論當時僅僅是判斷而不是事實。任何判斷只要沒變成既成事實，說服力就有限。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用事實證明了這些判斷——中國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優秀、最能幹的人民，不管如何艱難困苦，只要能生存下去，只要有和平環境，中國老百姓總能在短得令人難以置信的時間裡創造出世人無法想象的財富來——甲午戰爭、八國聯軍、日本侵略把中國剝了個精光，毛澤東的新中國帶來和平後僅僅幾十年，中國老百姓就把滿目瘡痍一貧如洗的中國變成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速度之快讓全世界都目瞪口呆。這樣的老百姓難道不最優秀？與此相反，中國的“精英文人”是世界上最低劣的群體。那麼優秀的中國老百姓創造出來的那麼多財富硬是不夠他們糟蹋的——歷史上中國老百姓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當時世界第一的盛世，最終全部被“精英文人”們“承續和維護”的“道統”導致的周期性動亂屠戮破壞毀了個精光，最後什麼也沒剩下。對中國的死而復生、重新統一，對中國的和平大環境，對中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實現工業化，對中國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究竟有哪些貢獻？勞力？血汗？發明創造？出口創匯？財產？什麼都沒有，有的是無窮無盡的破壞搗亂——不算那麼多禍國殃民的“頂層設計”，光看看他們把持的上層建築領域就夠了：“社會道德全面崩潰”、詐騙成了獲利巨大的“行業”（有“騙出一個新體制”的“頂層設計”，當然就有各種各樣騙子的鋪天蓋地）、“教育腐敗世界第一”、“學術腐敗世界第一”、“師德、醫德淪落世界第一”、“假大空專家數世界第一”、“假論文世界第一”…… （就拿文藝來說，“文革”十年出了八個樣板戲，“改開”三十年呢？有多少夠得上“樣板”級別的不朽之作？真正最具“改開”代表性的文藝作品只有一個：“千年一覺嫖娼夢”——“文革八個樣板戲，改革一場嫖娼夢” 。）

（不妨做個實驗：問問急於恢復昔日榮光、重建世界數一數二大國地位的俄羅斯：他們最羨慕中國的是什麼——是中國的老百姓，還是中國的“精英文人”？俄羅斯顯然不缺資源不缺技術。那麼他們重新倔起最缺的是什麼？是中國老百姓那樣的老百姓，還是中國“精英文人”那樣的“精英”？再看看世界上有多少國家多少權威認為中國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是中國“精英文人”而不是中國老百姓的功勞？）

“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和“創造財富改造世界”的判斷是非標準是“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恢復士大夫特權的最大障礙——當年“精英文人”士大夫用筆殺人定天下的特權是怎麼完蛋的？“文曲星下凡”、“萬般皆下品、惟有文人高”之類神話是怎麼破產的？被帝國主義侵略打掉的，被近代以來中國救國救亡的愛國革命運動淘汰掉的——“精英文人”士大夫不是中國幾千年 “道統的承續者和維護者”嗎？不是一直“用道統來影響和規範皇帝”嗎？他們維繫的“道統”導致中國社會長期停滯不前、落後挨打，他們在國家民族生死危亡的空前危機面前，在中國老百姓奮起救亡的鬥爭中束手無策，毫無作為，“‘精英文人’無所不能”的迷信一下子就破產了，他們一下子就被歷史邊緣化了，從此威風掃地，民心俱失，神話破滅，特權不再——當然，這是用“國家利益至上、民族利益至上”為判斷大是大非的標準衡量一切的結果：民族危亡面前，誰能救國強國誰就是好樣兒的，疾風勁草，大浪淘沙，誰英雄誰孬種全由實踐結果說了算。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只有證明“最優秀的最低劣、最低劣的最優秀”——最優秀的中國老百姓最低劣，最低劣的中國“精英文人”最優秀；才能恢復“精英創造歷史”、“萬般皆下品、惟有文人高” 、“文曲星下凡” 的至高無上唯我獨尊的地位，才能重建當年“精英文人”士大夫用筆殺人定天下特權夢寐以求，才能實現“最低劣的奴役最優秀的”——由最低劣的“精英文人”奴役最優秀的中國老百姓。但只要中國社會判斷是非的標準是“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和“創造財富改造世界”，“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就絕對沒戲，更不用說重新出類拔萃當神仙。他們要美夢成真只有一個辦法：徹底顛覆整個中國社會判斷是非的標準，不准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和“創造財富改造世界”為標準衡量一切，只准用“精英文人至上”為標準衡量一切。

如何顛覆？通過捏造“餓死三千萬”打開突破口，全盤否定毛澤東。只要全盤否定毛澤東，就可以證明“最優秀的最低劣、最低劣的最優秀”。只要做到這條就可以實現“最低劣的奴役最優秀的”——“由最低劣的‘精英文人’奴役最優秀的中國老百姓”。

為什麼？毛澤東建立了中國古往今來唯一一個靠百姓而不是靠“精英”打天下、治天下、安天下、救國強國富國的政權。只要肯定了毛澤東，就證明史迪威等“老外”當年的判斷沒錯——“中國老百姓最優秀、中國‘上層精英’最低劣”，搞好中國必須“徹底換血”，靠百姓而不靠“精英”。對毛澤東的任何肯定都證明治理好中國可以靠老百姓，用不着非“精英”不可。這豈不否定了“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這讓“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如何重建“萬般皆下品、惟有文人高”的特權？這還了得？就憑這他們也必須徹底否定毛澤東。否定了靠人民成功的毛澤東，就證明不是“人民創造歷史”，就證明“治國不能靠百姓”，就證明了“最優秀的最低劣、最低劣的最優秀”，就為“最低劣的奴役最優秀的”——“由最低劣的‘精英文人’奴役最優秀的中國老百姓”奠定了理論根據，就可以把人民群眾踩在腳下——肯定毛澤東，人民群眾就是領導階級主人翁；否定毛澤東，人民群眾地位馬上一落千丈，馬上成了“腦殘”、“智障”、“低素質”、“草民”、“愚民”、“墮民”、“刁民”、“暴民”、“屁民”、“民智未開”、“民粹”、“無能”、“失敗者”、“窮鬼”、“懶漢”、“群氓”；成了“改革代價”、“你就不配活着！”——毛澤東時代誰敢如此惡毒欺負辱罵老百姓？毛澤東一去世、“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一吃香，這些窮凶極惡的欺壓侮辱馬上全來了，而且辟頭蓋臉無窮無盡。結論：反毛澤東者必反人民。反人民者必反毛澤東。反毛者無不殺民。殺民者無不反毛。反毛必殺民。反毛即殺民。毛澤東和人民群眾的地位利益是一回事，同進同退，密不可分，一榮俱榮，一損俱損。捍衛毛澤東就是捍衛老百姓自己的生存權。“精英文人”與老百姓的地位利益針鋒相對，截然相反，“精英文人”地位越高，百姓地位越低；“精英文人”吃香，百姓必定遭殃——這不是“極左思潮”作祟，而是“存在決定意識”。

捏造“餓死三千萬”全盤否定毛澤東其實不過是個突破口。“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下一步是藉此發動一場規模空前的“重建‘精英文人’用筆殺人特權運動”——顛倒整個社會的大是大非標準，用“精英文人至上”取代 “國家至上、民族至上”。

“普世價值”是“精英文人至上”的代名詞。鼓吹“普世價值”實際是鼓吹“精英文人至上”。“普世價值”是“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為自己精心設計量體打造的是非標準陷阱，其利益和權利實際上只有“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才能享受得到，其它任何人都享受不到。

對老百姓來說，真正的普世價值只有一個：“絕大多數人的生存權高於一切”——什麼叫“普世價值”？放之四海而皆準、不言而喻、毫無異議的價值標準：超越時間、超越空間、超越人種、超越一切語言、文化、歷史、宗教、信仰、習俗的障礙，不需要說服、不需要證明、不需要強制，不管什麼人、不管自覺不自覺都本能地認同、接受並實踐的東西。這樣的東西只有一個：生存權——一旦與“生存”矛盾，任何其它的東西都不得不讓位。而“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普世價值”呢？言論自由、憲政民主、人權法制……琳琅滿目一大堆，就是沒有“絕大多數人的生存權高於一切”。不但沒有，反而來了個“代價”、“你就不配活着！”——“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自栩“精英”，不存在生存後顧之憂，所以他們的“普世價值”跟普通老百姓的截然不同，可見是為他們自己量身定造的。

又比如，“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說，言論自由是天賦權利，是最重要的人權。這同樣充分體現“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給自己的量身定造——“普世公知精英文人”靠賣嘴為生，所以需要“言論自由”。而靠勞動為生的普通老百姓需要的呢？“勞動光榮”。“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普世價值”里只有“言論自由”而沒有“勞動光榮”，可見確實有選擇性，確實是量體裁衣自己專用的。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言論自由”表面人人有份，實際效果只有一個：唯我獨尊——確保只有“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有言論自由，其它人一概休想出聲——第一，工農兵大眾、工程技術人員、科學家等等都一天到晚忙自己的業務，有話也多集中於自己切身相關的工作生活，有多少興趣到處插手橫加干涉？讓他們到處沒完沒了地喋喋不休人家都沒那個工夫。能從“言論自由”獲得實際的最大好處的只有“普世公知精英文人”這些專靠賣嘴吃飯、整天到處鑽營、街長里短搬嘴弄舌的話簍子。第二，賣假藥的不希望藥品被禁止，賣豆腐渣工程的不希望豆腐渣工程被禁止……這也算人之常情。但無論是賣假藥的還是賣豆腐渣工程的都不敢宣布自己所賣的東西不得受檢驗限制。唯獨“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比誰都牛，悍然宣布自己的賣嘴不管如何假冒偽劣，任何人都不得檢驗，更不得限制，否則就是“破壞言論自由”。這就是說別人都不許造假，唯獨“普世價值” 的“言論自由”允許“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販賣假冒偽劣，可以任意胡說八道撒謊詐騙而不受限制、不負責任，其真正含義是賦予“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用筆殺人的獨家特權。第三，“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精英”身分使其它人根本不可能有言論自由——只要一開口，馬上就“你不懂，等你學會再來說”。表面上人人言論自由，實際上別人哪有開口的機會？就憑這幾條就能保證只有“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言論自由無窮無盡，其它人說一句話的自由都沒有——中國人口十三億，“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占多少？然而中國社會一天到晚能聽到的都是誰的聲音？一事當前，從物價漲不漲、幸福不幸福到鐵路是否私有化、該不該用老百姓血汗錢買外國白條等等等等全是“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們在口沫飛濺手舞足蹈，哪些事允許工農兵大眾發言了？那麼多報刊雜誌影視網絡，“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扼殺了絕大多數擁護毛澤東的還不足，還整天叫囂把僅存的幾個也禁掉。就憑這就可以說，“普世價值”的“言論自由”只有“普世公知精英文人”能享有，其它人根本沒份——中國社會看人有十三億，聽聲音卻只有“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一家。如此“言論自由”難道不是實際只有“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獨家能享有的特權？

“普世價值”的民主、人權、平等、言論自由等等都一樣，都是表面上人人有份實際上只有“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才有條件享受的特權。“民主”=“精英文人作主”；“人權”=“精英文人特權”；“言論自由”=“精英文人用筆殺人自由”——“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精英”特權身分已經決定了不平等了，已經規定“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了，已經規定“代價”、“你就不配活着”了，已經“頂層設計”滅絕十三億了，還假腥腥起鬨架秧子折騰什麼人權、平等、憲政民主……實在令人作嘔。

既然“普世價值”是“精英文人至上”的代名詞，那麼只要實現“普世價值高於一切”，就實現了“普世公知精英文人高於一切”，就能消滅社會的“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是非標準，就能徹底顛倒歷史、重建“文曲星下凡”、“萬般皆下品、惟有文人高”的神話、掃清“恢復‘精英文人’用筆殺人運動”的最大障礙。

“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是客觀標準——國家利益、民族利益等等是客觀存在，具體明確，一清二楚，是非曲直、符合不符合國家利益民族利益最終由全體人民來判斷，少數人無法長久地一手遮天。

“普世價值”完全是主觀標準，符不符合“普世價值”完全憑“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主觀發揮肆意解釋——我說符合“普世價值”就符合“普世價值”：我說符合人權就符合人權，我說破壞人權就破壞人權，我說公平就公平，我說不公平就不公平……解釋權完全操縱在“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手裡，老百姓根本沒有說話的權利。

只要以“普世價值”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就可以隨心所欲做出只對自己有利的判斷和解釋，把整個國家全體人民都玩弄於股掌之上——根據“普世價值”，“人權高於主權”，西方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不是侵略，而是“傳播先進文明”，不是壞事，而是好事，大好事。既然是大好事，那反抗侵略就是壞事，是“落後對抗先進”、“野蠻對抗文明”、抗拒歷史潮流。如此一來全部中國近代史立刻徹底顛倒了：愛國主義多餘，反帝反侵略運動多餘，救國救亡運動多餘，中國革命多餘，共產黨多餘，解放軍多餘，新中國多餘……如此一來“精英文人”亡國有份救國無功的歷史恥辱立刻一筆勾銷了——既然根本不存在“亡國救國”的歷史問題，又何來“亡國有份救國無功的歷史恥辱”？“精英文人”的“惟上智下愚不移”、“萬般皆下品、惟有文人高”、“文曲星下凡”之類神話自然應該馬上平反，“代表‘道統’”、“道統的承續者和維護者”、“代聖賢立言”、“為帝王師”的特權地位自然應該立即恢復……關鍵一步，滿盤皆活，抓住“普世價值”這個綱，“重建‘精英文人’用筆殺人特權運動”立刻就轟轟烈烈了。

（注意，根據“普世價值”的“人權高於主權”、“傳播先進文明”，整個中國近代歷史的反帝救國救亡運動都多餘——不光共產黨多餘，國民黨也多餘，不光解放軍多餘，“國民革命軍”也多餘，整個中國政府都多餘。中國應該的出路是“三百年殖民地”。所以別以為“普世價值”只會針對毛澤東共產黨。中國人凡愛國者皆在“普世價值”的橫掃之列。）

只要以“普世價值”為判斷是非的最高標準，“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就可以隨心所欲發動政變，推翻任何自己不喜歡的政權——如果以“絕大多數人的生存權”為最高標準，政權的合法性在於保護老百姓的生存權。一個政權如果不肯或不能保護絕大多數老百姓生存權，對老百姓來說就喪失了合法性，老百姓就造反有理——不管是直接屠殺人民、任憑外來侵略屠殺人民還是出賣國家利益導致老百姓根本生存遭到威脅，只要最終結果是“絕大多數老百姓都活不下去”，那就屬於“喪失合法性”。這裡判斷合法性的標準是客觀的、明確的：絕大多數人的生存權。而以“普世價值”為判斷是非的最高標準沒有任何客觀性：我說你侵犯人權你就是侵犯人權，我說你壓制自由你就是壓制自由，我說你不公平你就是不公平……只要我宣布你不符合“普世價值”、“侵犯人權”，你就喪失了合法性，一切均以“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主觀好惡為準。這使“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有權只憑主觀誇張就可以隨時隨地掀起“顏色革命”隨心所欲顛覆任何不符合自己心意的政權，使政權的存在完全取決於“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舌頭。這就大大降低了政變的門檻——從“老百姓活不下去了要造反”的客觀標準變成“‘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不高興了就‘顏色革命’”的主觀標準。

除了美歐日等能用資本的力量把“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治得服服貼貼的地方，“普世價值”的實際效果永遠是“矛頭對內”，變“一致對外”為“一致對內”——“普世價值”說白了就是教唆整個社會“為‘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至高無上而奮鬥”，為此不惜鬧動亂打內戰。只要以“普世價值”為判斷是非的最高標準，國家政權就實際沒法存在，就隨時隨地可以被“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用舌頭推翻。（中國“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總說“中國人好內鬥”，可見其劣根性。然而這種“好內鬥”是誰造成的？就是他們這些“精英”——西方的“精英論”多是矛頭對外，為的是把其它國家其它民族踩在腳下。中國的“精英論”總是矛頭對內，為的是把其它中國人踩在腳下。有這種專門內鬥、專門欺負中國人的“精英”體制，中國人豈能不內鬥？）

“普世價值”的本質跟電子對抗中的欺騙式干擾其實差不多——軍事上判別目標的標準一旦被干擾掉，整個防空體系就癱瘓了。社會上判別是非的標準一旦被干擾掉，整個國家機器就癱瘓了，整個社會體系就崩潰了。除了美歐日等能用資本的力量把“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治得服服貼貼的地方，哪裡鬧“普世價值”哪裡社會必亂——前蘇聯、前南斯拉夫、埃及、突尼斯、利比亞、敘利亞、烏克蘭……

有人說，現代戰爭是兩步：電子先行，炸彈隨後。嚴格講現代戰爭是三步：價值戰最先，然後才是電子戰、炸彈戰——先是“普世價值”轟炸，然後是電子轟炸，最後是炸彈轟炸。沒有電子轟炸的成功就沒有炸彈轟炸，而沒有“普世價值”轟炸的成功就沒有電子轟炸。只要“普世價值”轟炸成功，電子轟炸和炸彈轟炸就不遠了。因此現代戰爭必然是從看不見的價值戰開始，從看不見的升級到看得見的，成功一步升級一步。只要叫囂“普世價值”，就意味着戰爭已經開始了。要避免將來吃看得見的炸彈，就必須料敵機先，搶先幹掉看不見的炸彈——“普世價值”。

中國老百姓對“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認同是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旅順大屠殺、南京大屠殺、平頂山大屠殺、重慶大轟炸、三光政策等無數血的教訓使中國老百姓痛感“沒有國就沒有家”，對中國積弱積貧痛心疾首，不惜一切希望中國強大起來。中國人如此，處境類似的民族也如此——協助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的禹德淳是個經營雜貨店的商人。日韓之間一系列的不平等條約簽訂使他深感“國存然後民存，若國之不存，則吾之產業，非吾有也”——“存在決定意識”，有了國破家亡之苦的存在，就有了“國存然後民存”的意識，有了“國存然後民存”的意識，就有了“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大是大非的標準。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則不然。他們如今以“擺脫家國情懷”為榮，因為他們自命“精英”，可以“用腳投票”、“合則留、不合則去”——普通老百姓沒這個條件，沒有國家保護就只能任人宰割聽天由命，所以不能容忍國破家亡。“普世公知精英文人”不但沒有這感受，反而巴不得中國完蛋——他們在中國老百姓中極端孤立：他們瞧不起工人，瞧不起農民，瞧不起軍人，瞧不起自然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瞧不起普通市民，連他們自己之間也互相瞧不起，一言不合就惡言相向，製造敵人個個是好手，凝聚不同意見半點不沾邊。如此眼高手低志大才疏心胸狹隘自私卑劣的一小撮還想恢復士大夫的特權，還想“萬般皆下品、惟有文人高”、還想證明“最優秀的最低劣、最低劣的最優秀”、還發動“重建‘精英文人’用筆殺人特權運動”實現“最低劣的奴役最優秀的”……這怎麼可能得到中國老百姓的支持？真正支持他們的只能是企圖滅亡中國的外國政權。他們自己對此當然一清二楚。但“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三大本性特色（一切為私利、撒謊成性、滅絕人性）使他們利令智昏，不顧一切，明知鬧“普世價值”的結果是毀滅中國，仍然鐵了心蠻幹到底，心甘情願裡應外合把中國搞垮，蓄意製造“三百年殖民地”，決心靠外國政權的刺刀建立傀儡政權，實現自己恢復“萬般皆下品、惟有文人高”的特權、姿意奴役中國老百姓的夢寐以求。

這就解釋了“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為什麼那麼仇恨中國和中國老百姓，為什麼“逢中必反”、為什麼如此自覺自愿、時時、處處、事事跟中國敵對——“國家不可愛，何必要愛國”（馬立誠）、“不要按國族來分統治者，要按文明程度來分”、“看色戒，當漢奸”、“投降文化中，有着一種情感，這種情感叫愛”（吳祚來）、“學習日本，讓美國保護中國；國家可以不要，但必須要人權”（龐中英）、“國界的邊界要劃在什麼地方相對說來是次要的，這句話說出來可能要被人家罵‘漢奸’”（資中筠：還原真相，喚醒良知）。（註：同一個資中筠在“我對當下中國的幾點看法”中卻又指責“毛澤東送掉了很多領土”）、“鴉片戰爭、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是西方對中國輸入現代文明的戰爭”、“三百年殖民地”、“帶路黨”、“人權高於主權”、“愛國賊”……凡有事與中國或中國人有關，從西藏暴亂、新疆暴亂、奧運火炬、“殺光中國人”、“轟炸東京”、“轟炸北京”、釣魚島、南海諸島、拜登吃麵、習近平吃包子、中國建立東海航空識別區到“外國人騎摩托車撞傷中國大媽”、“紐約華裔老人過馬路被警察暴打”……“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哪次站在中國一邊過？哪次不對中國和中國人充滿敵意？對中國取得的一切成就，從扭轉“一窮二白”、奠定工業化基礎、“兩彈一星”、“神州飛天”、太空授課、“蛟龍深潛”、“遼寧號”航母到“嫦娥登月”，“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可曾說過半句好話？他們對中國、對中國老百姓從來充滿冷嘲熱諷窮凶極惡，對堅決捍衛國土的中國“鷹派軍人”更是咬牙切齒恨之入骨，裡應外合大肆“獵鷹”。（同一個吳祚來，一面大罵主張保衛國土的中國軍人是“國賊”，一面拼命為賣國賊汪精衛百般辯護：“汪精衛問題是測試當代人對歷史人物的容忍度”、“汪的問題是一個歷史倫理問題而非政治問題”、“是投降好還是寧死不屈，不同人不同民族有不同判斷，沒有絕對正確的觀念”、“讓人們看到汪精衛的另一面，賣國的另一類”、“關於汪精衛，你們新華社許多謊言專家遠不如他忠誠國家人民呢，他畢竟曲線救國”、“聽說汪偽精衛統治中國以後，會這樣：指導思想用儒家思想，信仰自由，給每一個中國百姓發良民證，但城鄉一樣，沒有區別”、“再說到汪精衛，即便他是戰犯，戰後有人為他辯護難道不可以嗎？汪有屠殺平民嗎？”……愛國的成了賊，賣國的反而從賊變成了“忠誠國家人民”、“曲線救國”的“英雄”。吳祚來們立場之堅定，愛憎之分明，對中國之仇恨敵視讓人不會有半分誤解。）

“一個人做點好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只做好事，不做壞事”。同樣，“一個人做點壞事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只做壞事，不做好事”、“一個中國人做點不利於中國的事、說點不利於中國的話並不難，難的是一輩子只做不利於中國的事、只說不利於中國的話，不做任何有利於中國的事、不說任何有利於中國的話”——中國“普世公知精英文人”如此堅持不懈敵視自己的國家和自己的人民，從來不做一件有利於中國的事、說一句有利於中國的話，這也夠難得的。把他們一件件反華反民族的言行都串起來，馬上能看出一條線——“誓不兩立，專門與中國為敵”。

為什麼？

“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私利決定他們只能與中國為敵，與中華民族為敵，與中國老百姓為敵——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死敵。這是“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的“一切為私利、撒謊成性、滅絕人性”本性作用的必然結果，是捏造“餓死三千萬”全盤否定毛澤東、發動“重建‘精英文人’用筆殺人特權運動”、顛倒歷史、顛倒整個社會大是大非標準、用“普世價值”即“精英文人至上”取代“愛國主義”的必然結果，是“普世公知精英文人”為自己的特權不惜毀滅中國的一切，不惜用筆殺人、用筆實行種族滅絕的必然結果。

六．不殺用筆殺人民者，必有無數人民被殺

“沒有國就沒有家”、“國破家必亡”、“家國情懷”、“國家利益為重、民族利益為重”等愛國主義的大是大非標準是客觀規律，是上一代中國老百姓用無數生命換來的結論。用無數生命換來的結論一旦被“普世價值”推翻，就等於那些生命白死了。這就等效於用筆殺人。“存在決定意識”，客觀事務的發展將迫使下一代中國老百姓用更多的生命重新獲得這些結論。這就意味着同一支筆殺了兩代人。可見用筆殺人比用刀槍殺人更兇狠更徹底——刀槍殺人只能一個一個、一批一批地殺，用筆殺人一殺一大片；，刀槍殺人只能一次一次地殺，用筆殺人一殺好幾代，可以反覆殺、連續殺。

“代價”、“你就不配活着”、“滅絕十三億”、“普世價值”等等證明“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是用筆殺人民的殺人犯。他們和中國人民群眾的矛盾是敵我矛盾，是你死我活的對抗性矛盾。

對抗性矛盾只能用對抗性手段解決。敵我矛盾只能用對待敵人的辦法解決。電子欺騙電子戰看不見硝煙看不見血，似乎很“和平”、“非暴力”，據說是“軟殺傷手段”。但戰場上對這種看不見硝煙看不見血、“和平”、“非暴力”的“軟殺傷手段”是不是不許採用硬殺傷手段呢？是不是只許雷達對雷達、電子對電子、“軟殺傷”對“軟殺傷”，不許用炸彈炮彈導彈乃至刺刀子彈手榴彈解決呢？沒有的事。只要是戰場，只要是敵人，只要是敵對行動，管你軟殺傷還是硬殺傷，管你見血不見血，一律一旦發現立即消滅，老實不客氣——你不殺他，他要殺你；你不消滅他，他要消滅你，你不專政他，他要專政你，這就規律。“普世公知精英文人”既然用筆殺人民、用“代價”、“你就不配活着”、“滅絕十三億”、“普世價值”與中國為敵、與中國人民為敵，那就只能用對待敵人的辦法對待，不能用“言論自由”、“民主協商”等解決內部矛盾、非對抗性矛盾的辦法對待。

任何政權都不允許敵人有言論自由——1914年6月15日，美國威爾遜總統簽署的《間諜法》實施強制性新聞性檢查，規定凡故意製造企圖干擾陸、海軍的軍事行動的虛假報道或錯誤言論，以及企圖在武裝部隊內部挑動不忠誠或妨礙徵兵的，均處以高額罰款或監禁。1918年5月的《煽動法》規定“任何對美國政府的形式或憲法、陸海軍、國旗或軍隊制服使用不忠誠的、褻瀆的、謾罵的或侮辱的語言”進行寫作或出版，或使用旨在對這些觀念和制度進行“侮辱、藐視、謾罵或破壞名譽”的言論，均以犯罪論處。同年通過的《懲治叛亂法》使公共新聞委員會掌握了實施全面文訊檢查的大權，《間諜活動法案》則判定發表或撰寫任何被認為有助於敵人的言論的行為有罪。

1941年12月19日，羅斯福總統根據《第一戰爭權力法》設立了新聞檢查局，對美國與其他國家之間往來郵件、電報和無線電通信的強制性檢查。1942年1月15日發布了《美國報刊戰時行為準則》，規定所有印刷品不得刊登有關軍隊、飛機、艦船、戰時生產、武器、軍事設施和天氣的不適當的消息。

美國能如此，中國為什麼不能如此？

不殺用筆殺人民者，必有無數人民被殺。客觀形勢遲早將迫使二擇其一：“專政一小撮”，還是絕大多數人被“代價”、“你就不配活着”？鎮壓用筆殺人民的殺人犯，還是“滅絕十三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