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樾炸五大臣案是最經典的“振奮人心型”刺殺案，除了以上兩種類型，還有一種類型可以稱之為“發泄悲憤型”刺殺案。因為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革命黨人的起義往往以失敗而告終，起義屢遭失敗，革命黨人開始對前途喪失信心，再加上“暗殺主義”的盛行，於是採取與敵人硬拼的辦法發泄悲憤的情緒。

　　這類案件最典型的就是汪精衛刺殺載灃一案了，此案可謂是汪精衛早年值得稱道的一大義舉，不過深究其動因卻值得推敲。汪精衛也算當時同盟會的領導層，怎麼他自己也親自出馬去刺殺清朝高官呢?

　　原來從1907到1908年，同盟會在廣東、廣西、雲南邊境的六次起義以失敗告終，越來越多的革命志士對前途感到茫然，為什麼革命事業搞了十幾年，清政府就是屹立不倒呢?

　　原來的立憲派，後來流亡海外以康有為為首的保皇派也對革命黨人的領導層冷嘲熱諷，說他們是遠距離的革命，革命黨人的領導層安之若素，坐視手下的小弟拋頭顱灑熱血。而且同盟會內部也因為孫中山不曾公開會內經費開支而產生了矛盾及分裂行為。

　　不少一腔熱忱的革命派領導者思想上開始“鑽牛角尖”，擺在明處的起義活動玩不轉，那就弄暗殺搞死你!許多同盟會的領導人親自操刀，組織刺殺小組準備和清政府拼了，汪精衛刺殺載灃案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進行的。

　　北上刺殺團的豪華陣容

　　經過長時期的刺殺活動，革命黨人也逐漸鍛煉出幾支專業的刺殺隊伍。汪精衛北上是經過充分的準備的，他成立的刺殺小組有當時革命派著名的炸彈專家黃復生和喻培倫。

　　黃復生原名樹中，字理君，四川隆昌人。他因為製造炸彈的過程中操作不慎，一隻眼睛瞎了，幸而不死，改名為復生。[1]喻培倫字雲紀，四川內江人。曾留學日本，受同盟會的委派入千葉醫科學校秘密從事炸藥、炸彈的理論學習。後來，研製炸彈時不慎爆炸，一隻手因此殘廢，但培倫在不懈努力下終於製造出威力大而且安全的炸彈，因此被譽為革命黨的“炸彈大王”。喻培倫還把其製造炸彈的原理寫成書，供革命黨人參考學習，革命黨人稱此法為 “喻氏法”。[2]

　　1910年初，汪精衛、黃復生、喻培倫、陳璧君四人潛入北京，在北京琉璃廠附近開了一個照相館掩人耳目，然後伺機找大官做目標。他考慮得很合理，照相館可以名正言順地擁有暗室，也可以名正言順地散發出當時老百姓們會感到奇怪的化學藥劑的味道，而這些都是製造炸彈必需的條件。

　　最開始的刺殺目標，是攝政王的兩個弟弟載洵與載濤。刺殺計劃是等2月底這兩個人從歐洲回來後，一出北京火車站前門車站，汪精衛們就將炸彈一扔，砰的一聲，完成任務。

　　結果刺殺當天，才發現載洵與載濤為了響應清政府當時的廉政運動，出門不前呼後擁，不清道，不擺架子，不設保衛。火車到站後，人流涌動，裡面無數帶紅帽子的清朝官員，根本沒辦法分清誰是載洵與載濤，於是第一次刺殺失敗了。

　　屢遭失敗的刺殺

　　第一次刺殺失敗後，汪精衛就想干一票更大的，直接刺殺那個時代真正的掌權者——宣統的老爹攝政王載灃。載灃是醇親王奕讖的兒子，是光緒皇帝的弟弟，1890年承襲醇親王王爵。1901年作為頭等專使出使德國，這在滿清宗室中算是很早踏出國門的了。1907年，奉派為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1908年正月，補授軍機大臣。

　　也就在這一年，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繼駕崩。慈禧在駕崩之前頒發懿旨，命載灃的當時只有3歲的兒子溥儀繼承帝統。同時，授載灃為攝政王，規定此後“軍國政事，均由攝政王裁定”。因此，在1908年光緒帝、慈禧太后駕崩之後，載灃就成了清政府事實上的最高統治者。如果能將載灃暗殺，那無疑可以造成非常轟動的效應。

　　雖然汪精衛和他的暗殺隊同樣不認識攝政王載灃，但載灃循規蹈矩的性格卻給他們提供了再好不過的機會，因為載灃每天都要上朝，這個上朝的路線每天都一樣，只要把炸彈埋在他上朝的路線上，載灃必死無疑。打定主意後，暗殺隊說干就干，很快就選定了什剎海邊的銀錠橋作為目標。

　　但不幸的是，當黃復生和喻培倫在1910年4月2日埋炸藥的時候，被清廷的偵探發覺了。他們二人雖然順利逃離了現場，但藏有炸藥的鐵箱則被清廷起獲。清廷起獲炸藥之後，做了一番研究，發現裝炸藥的鐵箱製造比較粗糙，像是臨時在本地製造的。於是經過一番偵查，找到了鴻泰永鐵鋪。將東家抓來一問，招出鐵箱是守真照相館所訂做。於是順藤摸瓜，找到了守真照相館，將正在照相館內的汪精衛、黃復生和照相館的一個職員羅世勛逮捕。[3]

　　雖然汪精衛被抓起來了，可怎麼處置他也是個令人頭疼的問題。攝政王載灃知道，殺了汪精衛的確是維護了自己的尊嚴，但是這不正好成全了汪精衛的初衷麼?同盟會又會同仇敵愾，團結起來一致對外，這就不太妙了。於是並沒有處死汪精衛，後來清朝滅亡，汪精衛此時從容出獄，成了民國的“大英雄”。

　　[1] 馮自由：《制炸彈傷目之黃復生》，載於《子曰叢刊》1948年第五期，第33頁。

　　[2] 馮自由：《中華民國開國前革命史》(中編)，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0年，第230頁。

　　[3] 葉志如：《清末汪精衛被捕後的供單及有關史料》，載於《歷史檔案》1983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