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總日記（2014，2，11）

接昨天。

我喘了口氣，喝口茶潤潤喉嚨，把話題轉移到國內問題上來：“哪位能給我們大家分析分析當前國內社會的主要矛盾？”

王岐山按耐不住，舉手搶答：“兼聽則明。我們有我們的固有立場，分析問題往往不夠全面，尤其是無法了解體制外人士的觀點。當然前提是，那些體制外人士都是愛國愛黨的體制外人士，其中包括紅二代。

習 總問了個好問題，很及時，有人分析了當前社會主要矛盾。第一個矛盾是‘市場經濟’和‘一黨政治’之間的矛盾。市場經濟特點是自由，一黨政治特點是集權，自 由和集權是矛盾對立的。改革開放幾十年，自由與集權之間的緊張關係不是緩解而是更加尖銳了。這個矛盾如何解決？用維穩來解決。大家知道維穩不是解決，是掩 蓋，所以體制外人士稱之為‘搗江胡’。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基本上是用維穩來掩蓋矛盾。”

胸懷制度自信的我當場給出解決矛盾的辦法：“約束黨政軍伸向市場經濟的權力之手，讓市場經濟獲得最大的自由度。”

王 岐山伸出第二個指頭：“第二個矛盾是‘黨治’與‘法治’的矛盾。習總的‘黨要管黨’表明了在黨的範圍內不實行法治。習總的苦心我明白，成本問題。法治雖好 成本太大效率太低。若按照法治程序來反貪腐，別說打老虎，即便是拍蒼蠅，我看也夠嗆。說白了只能用‘黑打’來對付那些貪官污吏。”

我急了：“岐山，還是別提‘黑打’，讓大家誤會我們與薄熙來是一夥的，雖然事實如此。”

王 岐山惡作劇地笑了，繼續分析：“可是我們又不得不在很多場合提‘法治’，提‘以法治國’，因為不提法治，敵對勢力‘法西斯’‘獨裁’‘專制’的帽子就會扣 上來。吃不消啊。但畢竟‘黨治’與‘法治’是截然相反的東西。比如我們公開審理薄熙來，我黨標榜法治，除非瞎子，是人一看都明白那是什麼‘法治’。”

大家都有點尷尬，我也低頭笑了。

王 岐山伸出第三個手指頭：“第三個矛盾是老百姓實際權利和憲法賦予他們權利之間的落差的矛盾。老百姓要說話要發貼，我黨規定這個可以說可以發，那個不可以說 不可以發。什麼話可以說什麼貼可以發，沒有標準。沒有標準就是出現矛盾。於是老百姓捧着憲法指着我們的鼻子罵。而我們呢，既理虧又不能後退無法妥協，到最 後只能來硬的。因為後退要掉溝里去，妥協老百姓要分權。所以諾獎劉曉波還呆在裡面，新近判了許志安。開個玩笑，如果諾獎委員會給習總一個和平獎，習總你放 不放劉曉波？”

大家都一同看着我。我胸懷理論自信，毫不猶豫回答到：“他們敢給我就敢領，劉曉波繼續關，許志安也要判。”

大家不約而同豎起大拇指：“習總好樣的，敢於與西方文明叫板。”

我直起腰板，說道：“我們東方文明一點也不比西方文明差，為何要處處向他們的標準看齊？難道我們就不能制定一條東方特色的文明道德標準？中國是一個大國，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民族，我們有責任為世界文明創造出東方特色的國家制度和價值觀。”

我問王岐山：“岐山，可以伸出你的第四個指頭了。”

王 岐山眼神茫然：“哎喲，忘了，我想想。哦，想起來了。第四個矛盾是‘權為民所賦’與‘屁民草民’的矛盾。雖然習總常把‘權為民所賦’掛在嘴邊，可大家都知 道那是忽悠老百姓的。我們也常說‘槍桿子裡面出政權’，而不是說‘老百姓裡面出政權’，挑明了我們手中的政權是打天下打出來的。人民當家作主，這話不說還 好，說了之後老百姓心裡就彆扭，因為他們連屁的主都作不了，全讓黨給他們作主了。這種矛盾導致老百姓心理變態得很。例如中央台9日揭露廣東東莞色情業，”

王岐山轉向張德江：“你們廣東東莞色情業如此猖狂，劉雲山的中央台揭露一下，你們的人就在網上叫嚷‘保衛東莞，東莞別哭，東莞加油，今夜我們都是東莞人。’難道要對抗習總反四風反貪腐的決定嗎？”

張德江看王岐山衝着他嚷，火了：“王岐山，你把話說清楚，我離開廣東多年，東莞的色情業與我無關。”

劉雲山及時跳出來：“這麼多人反央視護東莞，難道不就是對抗中央反腐敗嗎？這些人都是些什麼人啊！”

我趕緊敲桌子，大聲吼道：“好啦，別吵啦！今天是分析國內矛盾，不談誰對誰錯。我提醒大家，我們這一屆政治局，是開創新的歷史的一屆，別糾纏於過去的是與非。大家精誠團結，共度難關。周永康一關若過不過去，就別提反四風反貪腐了。周永康不拿下，我們這一屆都別做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