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轉眼我們就初中畢業了。從上一屆開始，礦里就自己辦高中了，我們那一屆礦部的初中畢業班就有4個，各個工區也有，而據說礦里高中只招3個班，這就意味着至少有半數以上的同學不能升高中。直到那天之前，我都沒有為此事擔心過，不光是我，連我的班主任也是這樣認為的。是呀，誰去擔心六月天會下雪啊？那天，班主任想當然的叫我和其他班幹部一起去打掃未來的高中教室衛生，之後又讓我們去分發高中入學通知書。直到天黑很久了，我都沒有收到自己的入學通知書。

第二天一早，班主任叫我到礦里去問一下。那年月，招生不是由學校、也不是由礦教育科負責，而是由一個叫做“四個面向辦”的管，為頭的是一個女的，叫張德珠，原是學校的一個代課老師，因造反有功而走紅，傷天害理的事做得太多了，全礦上下廣為傳誦：德珠，得誅！

我小心翼翼地走進了那間辦公室，那個女的端坐在那裡，我怯生生地提出了自己的疑問。她問了一下家長的姓名，然後馬臉一拉，硬邦邦地丟出一句話來：“咯還要問啊？無產階級的學校當然是給無產階級的後代上的啦！”

媽媽知道結果後很難過，總覺得一切都是因為她的出身造成的。她也為我爭取過，給她的大學同學寫信，希望能讓我在外地上高中，姐姐就是這樣而到縣五中去讀的高中。但這次媽媽的努力沒有成功。

張同學非常善解人意，那一段時間隔三差五就邀我到她家去，也不管她哥、姐在不在家。她給我看她的新高中課本：嶄新的封面、誘人的墨香，我卻無心看下去，她就陪我坐着，有一句沒一句地說着話，盡揀一些開心的事說。

那時擺在我面前的是兩條路，一個歸屬：1）等一年，滿了16歲後再下鄉；2）打報告，自願申請提前下鄉。這次是下放在國營林場，不是插隊落戶，而且又是和同學們在一起：用這兩個理由，我成功地說服了媽媽，決定“自願”申請提前下鄉。

1972年3月21日早晨，我和媽媽來到了礦汽車站，沒有鑼鼓喧天，沒有橫幅標語，也沒有歡送的人群，因為那都在歡送第一批下鄉知青時走過場了。我們這是第二批，而且是“自願”來參加的，又只有兩個知青，另一個是二工區的，姓譚，是一個文靜的小女孩，我媽媽在二工區學校上過課，她看見我媽時叫了一聲：黃老師。

我們三人攀上了大卡車，車開動了，風吹亂了我們的頭髮，媽媽一聲不吭地望着前方，那個女孩兩眼迷茫，我也是一樣：不知車將載我們去何方，也不知等待我們的是什麼？就這樣，我們“自願”申請奔向了毛xx揮手指定的那個地方，據說那裡是一個“廣闊天地”，和千百萬的中國青少年一樣，開始了苦澀而艱難、煉獄般的知青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