條分縷析地論證《楊尚昆日記啟封》純系捏造，未免有點書生氣——戳穿假貨，還用得着這麼大動干戈嗎？但是，對假貨“殺雞用牛刀”或許也是有必要的，否則不知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它又死灰復燃。我實在搞不懂：中共犯下的罪行已是罄竹難書，將真相揭露出來已足夠駭人聽聞，有什麼必要再去虛構？


　　老高按：因為工作和興趣的關係，經常接觸一些史料、回憶錄，也就有人誤以為我了解很多內幕，來向我求證一些史實。例如，前天就有人來函問我：中國大陸某黨史報刊2008年一篇文章說1967年江青打了周恩來一個耳光，是否可信？
　　由於種種原因，現在的民眾得到信息的方便程度和信息量，都是20、30年前無法想象的。但也帶來困擾，最大的問題就是海量信息泥沙俱下，良莠莫辨，魚目混珠，許多消息真相夾雜不實之詞，究竟是真是假？更讓人束手。例如有篇文章介紹令計劃，言之鑿鑿地說他是山西大學畢業，又說他在團中央擔任胡錦濤的秘書云云，讓我啼笑皆非。
　　為什麼會有不實信息？原因也很多，一言難盡，中共的信息管治和封鎖，應該是主因，因為真實信息被禁錮，虛假信息自然就大肆泛濫。而有的真信息被人斥之為假，有的假信息又被人力辯其真，更增加了其複雜性。
　　昨天有人貼出署名“袁隆平”（中國水稻專家）的一篇驚心動魄的文章《袁隆平：中國最大的劫難已無法避免》，但很快就出來闢謠的文章《假袁隆平博文虛構供應危機 中國種業實供大於求》（http://192.237.216.218/MIB/news/news.aspx?ID=N000012130）

　　我在編輯《新史記》雜誌時，讀到有一篇文章鄭重其事地引用《楊尚昆日記》講述的故事。但我恰巧了解這篇《楊尚昆日記》是偽作，因為這篇東西用當時還健在的人民日報社前社長胡績偉來為之背書，而在此前不久，有一位我也認識的學者去看望胡績偉，向他求證，他斷然否定。再加上其它的一些因素，讓我不予採信這篇《楊尚昆日記》的說法。
　　《楊尚昆日記》中最離譜的部分是說鄧小平和胡耀邦殺害北京公安幹部和告狀群眾。8月5日日記稱：“80年4月，我們當時以清理‘三種人’為理由，將北京市公安部門24名科級到處級的幹部騙到雲南大理秘密槍決。當時還派了王震去現場觀看。我問，為啥子秘密槍決他們，他們犯了啥子罪？耀邦說，他們當時掌握了我和小平是1976年四五事件幕後指揮的證據。”只看這一段，就可以斷定全系謊言！
　　今天我讀到一篇文章，條分縷析地論證了這篇東西是捏造。在我看來，未免有點書生氣——戳穿這篇假貨，還用得着這麼大動干戈嗎？我是捨不得花這麼多時間去駁斥這一派胡言的。但是既然有人寫出了批駁的文章，我也樂於傳播。畢竟，對假貨，“殺雞用牛刀”或許也是有必要的，否則不知什麼時候、什麼地方，它又死灰復燃。
　　《楊尚昆日記啟封》涉及重大問題甚多，居然還有人真相信，我在這裡轉貼這篇文章，澄清史實。此文順便介紹的許多鄧、胡、華、葉等中共高層的互動，也頗有可讀性。
　　我百思莫解：中共犯下的罪行已是罄竹難書，將真相揭露出來已足夠駭人聽聞，是什麼人一定要花這麼多工夫再去虛構？




　　楊尚昆是中國黨史和國史上的重要人物，其一生波瀾壯闊，歷經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草創、板蕩各個歷史時期；從毛澤東時代的中辦主任到鄧小平時代的國家主席，經歷跌宕起伏。2001年9月，在楊尚昆去世三年後，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了《楊尚昆日記（1949年至1965年）》上下卷。《楊尚昆日記》是國內迄今出版的地位最高的中共前領導人的日記，也是內容最為豐富、部頭最大的一部日記，日記問世後即受到各界關注。“文革”十年，楊尚昆受到監禁，絕少可能寫有日記；其復出後，升至黨內中樞重臣，參與黨內重大事件，動向引人關注。但期間是否記有日記，坊間說法不一，官方亦無公告。
　　2011年來，網上流傳《楊尚昆日記啟封》一文，此後又有《胡績偉談楊尚昆日記》一文在網上出現。兩篇文章都假託《楊尚昆日記》的名義，互為托襯，互作偽證，編造出許多抹黑攻擊胡耀邦和鄧小平的邪惡說法。該文捏造1988年7、8月間，楊尚昆6次到胡耀邦家與胡深談，胡向楊透露黨內重大機密，楊將談話內容寫入日記。經筆者考證，以上均系捏造。現對《楊尚昆日記啟封》一文真偽做一個詳細說明，以正視聽。

　　一、楊尚昆日記檔案純屬捏造，胡績偉也從未發表對《楊尚昆日記啟封》的看法

　　《楊尚昆日記啟封》文中稱：“（2005年）11月18日到11月21日，中央黨校、中央理論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召開‘胡耀邦同志誕辰90周年研討會’，開了四個下午。會上首次公開了楊尚昆日記檔案、公布了胡耀邦病危期間與楊尚昆的談話檔案。”筆者曾詢問過曾任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的章百家，他駁斥了這種說法。他說：2005年11月，中央黨史研究室沒有和中央黨校組織過這個研討會，中共更不存在中央理論研究室這一機構，所謂“首次公開楊尚昆日記檔案”和“公布胡耀邦病危期間與楊尚昆的談話檔案”純屬子虛烏有。他也從未耳聞有“楊尚昆日記檔案”和“胡耀邦病危談話檔案”之事。胡耀邦1989年4月8日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突發心臟病，住進北京醫院，4月15日早晨不幸病逝。在病危期間，胡耀邦親屬始終陪伴在胡耀邦同志身邊，身邊工作人員也守候在北京醫院病房。楊主席去北京醫院探過病，但與處於病危狀態的胡耀邦沒有單獨交談過。據《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1989年4月8日至15日條：“護士輪流守護。病情有波動，一天比一天趨於穩定。很多人來探望，醫生不准進入病房。……一再要求看書看報，醫生不准，叮囑護士和陪護家屬，不要同他談時事政治，以免激動。”
　　楊尚昆和胡耀邦沒有在胡耀邦病危期間單獨交談過，所以不可能有這種所謂的政治“日記”，也不可能有記錄，更不可能存檔成為歸檔的“檔案”，這是最基本的常識。
　　對於《胡績偉談楊尚昆日記》一文的真偽，在胡績偉生前，我們曾經向他核實此事。胡績偉是《人民日報》正部級退休幹部，他表示，他看病住院都在北京醫院，從未在西安住過院，他90多歲了，怎麼可能去西安住院？他也從未就楊尚昆日記啟封一事接受過採訪，《胡績偉談楊尚昆日記》完全系偽造之作。近日，我們又向胡績偉女兒胡雪濤核實，她表示，他父親胡績偉從未接受過他人就楊尚昆日記的訪談。胡雪濤對偽造他父親的訪談來醜化胡耀邦和鄧小平的作法，表示憤慨。

　　二、《楊尚昆日記啟封：胡耀邦臨終懺悔》嚴重抄襲《鄧穎超日記終於啟封：周恩來臨終懺悔》，造假手法如出一轍

　　仔細閱讀《楊尚昆日記啟封》，我們發現該文與《鄧穎超日記終於啟封：周恩來臨終懺悔》的寫法如出一轍，無論是文章標題、段落編排、遣詞用句，還是內容情節的杜撰，完全是一個套路。當然抄襲時也有變化，楊文抄鄧文時，很多人名換了，漢字數字改成了阿拉伯數字。
　　1、關於《楊尚昆日記啟封：胡耀邦臨終懺悔》的文章標題。相信同時看到《楊尚昆日記啟封：胡耀邦臨終懺悔》和《鄧穎超日記終於啟封：周恩來臨終懺悔》的讀者，一定忍不住啞然失笑，這兩篇文章的標題何其相似，黨史大人物“臨終懺悔”，確實能夠吸引眼球，但如此一模一樣，楊文編造者也太缺乏創意了，連文章標題也不避抄襲之嫌。

　　2、關於中央黨校等召開 “胡耀邦同志誕辰90周年研討會”。《楊尚昆日記啟封》中說：“2005年11月18日，中共中央舉行座談會紀念胡耀邦同志誕辰90周年。11月18日到11月21日，中央黨校、中央理論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召開”胡耀邦同志誕辰90周年研討會“，開了四個下午。會上首次公開了楊尚昆日記檔案、公布了胡耀邦病危期間與楊尚昆的談話檔案。這一切，可以從楊尚昆日記中得到印證。”本段文字抄襲自《鄧穎超日記終於啟封：周恩來臨終懺悔》一文的開頭：“今年一月八日，是周恩來逝世三十周年。中央黨校、中央理論研究室、中央黨史研究室，曾召開‘周恩來思想研討會’，開了四個下午。會上首次公開了鄧穎超日記檔案、周恩來病危期間與鄧小平、葉劍英的談話檔案。……這一切，可以從鄧穎超日記中得到印證。”（筆者註：本章引文部分用標黑提示兩文一致處）
　　本段文字基本一樣，不過換了人名和時間而已。中共中央沒有中央理論研究室這樣一個機構。抄襲者把這個錯誤也照搬過來了。據查，中央黨校、中央黨史研究室沒有開過“胡耀邦同志誕辰90周年研討會”，更何談公開楊尚昆日記檔案。

　　3、關於楊尚昆日記檔案的保存。《楊尚昆日記啟封》中說：“1997年11月，楊尚昆就自己的日記向中央政治局請示：我身體極度虛弱，有可能去見馬克思，如何處理有關我的日記資料檔案？李鵬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告知楊尚昆：現在工作繁多，也很複雜，還是你保管好”。本段文字抄襲自《鄧穎超日記終於啟封：周恩來臨終懺悔》：“一九七八年十月，鄧穎超就自己的日記，向中央政治局請示：‘如何處理有關資料檔案？’葉劍英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告知鄧穎超：‘現在工作繁多，也很複雜，還是你保管好。”
　　本段文字基本一樣，只不過將人名和時間替換而已。

　　4、關於楊尚昆同志日記檔案解密。《楊尚昆日記啟封》說：“1998 年3月2日，在中共第十五屆第三次全會後，楊尚昆又提出有關資料問題。中共中央主席江澤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對楊尚昆說：‘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員都看過，還是由你保存比較合適，考慮到多個方面：黨內團結、黨的形象、鄧小平同志功過評價等方面。’直至楊尚昆逝世後，他的日記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屬下的機要局保管。2009年3月，中央對楊尚昆日記作了啟封，有限範圍作黨史研討，不作政治結論。”本段文字抄襲自《鄧穎超日記終於啟封：周恩來臨終懺悔》，該文說：“1981年7月2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後，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對鄧穎超說：‘常委和部分政治局委員都看過，還是由你保存比較合適，考慮到多個方面：黨內團結、黨的形象、毛主席功過七三開評價、人民對總理熱愛等方面。’直至鄧穎超逝世後，她的日記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屬下的機要局保管。二００四年三月，中共對鄧穎超日記作了啟封，有限範圍作黨史研討，不作政治結論。”
　　即使是抄襲也是漏洞百出，缺乏對中共歷史和現實的基本常識。比如，“中共第十五屆第三次全會”的表述，而且1998年3月前召開的是十五屆二中全會，而不是三中全會。
　　再有，把江澤民稱為“中共中央主席”，顯然抄自《鄧穎超日記終於啟封：周恩來臨終懺悔》中所說中共中央主席胡耀邦如何如何。眾所周知，中共早在1982年9月十二大以後就不設中共中央主席一職了，此後中共最高領導人是中共中央總書記。

　　第三，《楊尚昆日記啟封》說“他的日記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屬下的機要局保管”。這依然是抄自《鄧穎超日記啟封》“她的日記一直由中央政治局屬下的機要局保管”。實際情況是，中央政治局屬下機構中沒有機要局，只有中央辦公廳下設有機要交通局，負責中央文件傳送等工作。
　　至於說2009年3月啟封日記，“有限範圍作黨史研討，不作政治結論”等，經筆者向中共中央黨研室原副主任章百家詢問，他說這完全是子虛烏有。

　　5、關於胡耀邦突然發病。《楊尚昆日記啟封》中說：“1989年4月8日上午9時，耀邦在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7次會議時，突感胸悶難受，經過一時搶救後住院，直至4月15日突然逝世。在這七天中，中央醫療小組先後在4月12日、4月14日和4月15日發出三次病危通知。” 本段文字抄襲自《鄧穎超日記終於啟封：周恩來臨終懺悔》：“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來病情惡化住院，直至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逝世。在這一年中，中央醫療小組先後在五月七日、七月十一日、九月二十五日、十一月十二日、次年一月五日發出五次病危通知。”
　　據胡耀邦女兒滿妹《思念依然無盡》一書記載，胡耀邦住院期間，北京醫院從未發出過病危通知，更沒有發出3次病危通知。至於《鄧穎超日記終於啟封：周恩來臨終懺悔》中所說周恩來住院發出5次病危通知，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75年1月24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香港客人費彝民；5月7日，周恩來前往北京醫院看望譚震林、汪東興；7月11日，周恩來同朱德談話；9月25日和11月12日年譜無記錄；1976年1月5日凌晨，周恩來做最後一次治療手術，下午至夜間，在京大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接到周恩來病危通知，分批前往醫院探望。鄧文中關於周恩來病危通知的說法純系瞎編。

　　6、關於請小平探視耀邦。《楊尚昆日記啟封》中說：“1989年4月13日，鄧小平在家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李鵬和喬石提出：‘小平同志能否安排到醫院探望一下耀邦？’鄧小平遲疑一下說：‘我可不是大夫。他的情況我了解，不是大病，住幾天醫院就好了。’”本段文字抄襲自《鄧穎超日記終於啟封：周恩來臨終懺悔》，該文說：“一九七五年五月三日，毛澤東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會上，葉劍英、陳錫聯提出：‘主席能否安排到醫院探望一下周恩來？’毛澤東遲疑一下說：‘我可不是大夫。’”
　　1989年4月13日，鄧小平在家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顯然是編造者的杜撰。《鄧小平年譜》沒有這次會議的記錄。另據《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工作規則(試行)》，中央政治局會議應由總書記主持召開，並在《人民日報》公開報道。此時總書記趙紫陽並未出訪，即使有這樣的一個會議，也應該由趙紫陽主持。根據《周恩來年譜》記載，1975年5月3日，周恩來去中南海參加了毛澤東召集的政治局會議。大家在同一個會議室開會，何必還要去“探望”周恩來？

　　7、關於胡耀邦同志病危。《楊尚昆日記啟封》中說：“1989年4月14日，在醫院第二次發出胡耀邦病危通知後，江澤民，李鵬，喬石，楊尚昆等聯署上書鄧小平：‘盼小平能到醫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戰友。’鄧小平委託鄧林傳話：‘我從不勉強別人，也不希望別人來勉強自己’”。本段文字抄襲自《鄧穎超日記終於啟封：周恩來臨終懺悔》，該文中對應的內容為：“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在第三次發出周恩來病危通知後，葉劍英、李德生、朱德、李先念、許世友、陳錫聯、韋國清等聯署上書毛澤東：‘盼毛主席能到醫院看望自己五十年的戰友。’毛澤東委託毛遠新傳話：‘我從不勉強別人，也不希望別人來勉強自己。’”
　　1989年4月14日，江澤民的職務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他不可能排在常委和楊尚昆前面，聯署上書鄧小平。中央既然沒有發過胡耀邦的病危通知，何來大家聯署上書鄧小平呢？此時的總書記是趙紫陽，造假者卻沒有把他編排進聯署第一名。同樣，1975年9月25日中央並未發過周恩來病危通知，葉帥等人9月28日何必要聯署上書毛澤東呢？當時毛遠新正在赴新疆參加新疆自治區的慶典活動，怎麼能受毛委託傳話呢？

　　8、關於胡耀邦同志追悼會。《楊尚昆日記啟封》稱：“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19日，中央政治局請示鄧小平的意見：‘是否出席耀邦同志的追悼會，是否由鄧小平致悼詞？’鄧小平口述指示：‘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強’，‘紫陽致悼詞便可，我身體不好，就不便去了’。但4月22日鄧小平在卓琳的勸說下，還是參加了胡耀邦的追悼會。” 本段文字抄襲自《鄧穎超日記終於啟封：周恩來臨終懺悔》，該文說：“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來逝世。十二日，中央政治局請示毛澤東的意見：‘主席是否出席追悼會，是否由鄧小平致悼詞？’毛澤東口述指示：‘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強’，‘鄧致悼詞恰當’。”
　　“不要唯心，也不要勉強”。相隔十多年，毛澤東和鄧小平說的話竟然一樣，造假者的水平和創造力可見一斑。

　　9、關於楊尚昆總結自己走過的道路。《楊尚昆日記啟封》1989年6月23日處寫到：“人民軍隊怎能向人民開槍？我（指楊尚昆）常在總結自己走過的道路。我堅信馬克思主義道路，堅信共產主義是人類奮鬥理想的目標。改革開放有十年了，可是物價飛漲，官倒橫行，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強烈不滿。64事件中學生是有錯，可也不能開槍呀。” 本段文字抄襲自《鄧穎超日記終於啟封：周恩來臨終懺悔》中 1975年10月3日一段：“我（指周恩來）常在總結自己走過的道路。我堅信馬克思主義道路，堅信共產主義是人類奮鬥理想的目標。建國二十六年了，政治鬥爭一個接一個，這樣下去，把國家帶到災難境地，這還叫社會主義社會，還叫人民當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國？我的一生還留著書生氣、失望走向歸宿。”
　　“我常在總結自己走過的道路。我堅信馬克思主義道路，堅信共產主義是人類奮鬥理想的目標”，這三句套話完全是抄襲，足以判斷《楊尚昆日記啟封》的真假。
　　通過以上9段文字的比對分析，《楊尚昆日記啟封：胡耀邦臨終懺悔》無疑是一篇託名偽作，完全是模仿抄襲《鄧穎超日記終於啟封：周恩來臨終懺悔》。或許是出自一人之手也未可知。

　　三、對《楊尚昆日記啟封》捏造歷史情節的批駁

　　《鄧穎超日記終於啟封：周恩來臨終懺悔》已被中共有關機構和周恩來、鄧穎超親屬證明是偽造之作，抄襲《鄧穎超日記終於啟封》的《楊尚昆日記啟封》一文自然更是欺世之作。既然該文已被證偽，本無需多費筆墨，但是鑑於該文在網絡上流布甚廣，且摻雜着若干坊間流傳的涉及胡耀邦的謠言和誣衊之詞，筆者在此，對該文中涉及的有關內容作進一步的批駁：
　　1、關於胡耀邦和楊尚昆是否有六次談話。《楊尚昆日記啟封》說：“1988年7月13日—8月24日，楊尚昆去胡耀邦家6次，每次長談約5個小時”。即7月13日、7月14日、7月19日、8月5日、8月6日、8月24日共6次。據向胡耀邦警衛秘書、中央警衛局李漢平了解，時任國家主席的楊尚昆欲見胡耀邦，作為警衛秘書的李漢平不可能不知道。幾乎時刻不離胡耀邦同志左右的李漢平回憶，在8月1日人民大會堂舉行的建軍節紀念活動上，楊主席見到胡耀邦。胡坐在沙發上，楊俯下身，關切地詢問胡的身體情況，建議胡出去走走、散散心。除此之外，1988年7、8月間，胡耀邦同志和楊尚昆同志不曾在胡耀邦家裡會過面，也不曾在其他地方見過面。如果按《楊尚昆日記啟封》所說，楊尚昆見胡耀邦是了解情況，並無其他不可告人之秘密，則沒有必要避開身邊警衛人員。根據中央警衛工作的規定，李漢平職責所在是每天始終不離胡耀邦左右。首長6次會見楊主席，每次5個鐘頭以上，警衛秘書被蒙在鼓裡毫不知情，簡直是匪夷所思，何況楊尚昆貴為國家主席。據向胡耀邦同志的親屬了解，他們也從來不知道這件事。結論是，除了8月1日胡楊在公開場合偶然碰過一次面之外，在這段時間內胡楊沒有見過面，故也沒有6次累計30個小時以上的談話。既然會面都不存在，又何談楊尚昆記有見面談話內容的日記？又何來關於楊尚昆日記的“檔案”呢？
　　另據2005年出版的《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記載，1988年7月，陸定一、胡績偉和秦川曾拜訪過胡耀邦，並沒有楊尚昆見胡耀邦的記錄。8月1日後，胡耀邦同志去山東煙臺療養，何來楊尚昆去胡耀邦家六次？據沈寶祥編印的《胡耀邦詩集》一書記載，8月初，山東省原團省委書記林萍看望在煙臺休養的胡耀邦，胡耀邦贈林詩一首；8月10日，胡耀邦贈作家魏巍詩一首：“禹域乾坤變，人間爪鴻新。梁音千百囀，此曲最牽情！”胡耀邦在同日給魏巍的信中說：“我現在在煙臺治療，情況甚好。” 8月14日，胡耀邦在煙臺又贈肖克詩一首：“寂寞沙場百戰身，青史盛留李廣名。夜度將軍羅霄曲，清香伴我到天明。”詩後注“8月14日”。8月下旬，胡耀邦在煙臺東山賓館接見來煙臺療養的中央黨校副校長陳維仁。陳曾在中央黨校做他的秘書，兩人相見甚歡。9月1日，陳維仁又來胡耀邦住所看望，胡耀邦並於當日詩贈陳維仁：“碧海秋昊又相逢，忽聞退作長壽翁。十載辛耘莫嗟少，栽得桃李到瀛蓬。”陳維仁吟誦贊老首長詩，有4句是：“戎馬倥傯為大同，十年開拓振雄風。壯心難酬憂國運，神州功蓋有三中。”胡耀邦在與陳維仁的談話中說：我們黨犯過錯誤，有的錯誤往往重複多次都沒有接受教訓，搞個人迷信，歷史上大的有兩次，結果都不好。但看來有的人至今沒有吸取教訓。
　　有文字記錄的胡耀邦在北京和在煙臺療養時的活動，再一次證實7、8月間楊尚昆不可能像基辛格秘密會見毛澤東一樣，在北京秘密會見胡耀邦，也不可能從北京坐飛機到煙臺秘密會見胡耀邦。

　　2、關於華國鋒職務變動及民主牆問題。《楊尚昆日記啟封》1988年7月14日稱：“耀邦告訴我，沒想到小平同志這麼霸道，聽不得任何的不同意見。竟然搞垂簾聽政。很後悔採用卑鄙手段搞倒華國鋒，扶持鄧小平。耀邦說，西單民主牆就是在鄧小平的慫恿下搞起來的，目的就是搞臭華國鋒，讓鄧小平上台。但沒想到，鄧小平上台後便把民主牆封掉了，把魏京生也抓進了大牢。”
　　華國鋒同志的職務變動，是從1980年下半年開始醞釀的，在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上公之於世。華國鋒去職以後，胡耀邦正確對待華國鋒，反對醜化華國鋒同志。
　　1980年下半年，黨內和社會上有一種越來越強烈的輿論，認為華國鋒在打倒“四人幫”以後，犯了嚴重錯誤，如宣揚個人迷信，堅持“兩個凡是”，影響老幹部的解放使用，要對“洋躍進”負責，有的老同志還指責他是“文革”中的造反派。黨內也流傳有“八人幫”的說法。胡耀邦不贊成說華是“文革”中的造反派，也不贊成說華是“坐飛機”上來的。他說：國鋒同志是一九三八年參加工作的老同志，也應該說是一個老同志了。國鋒同志也是一級一級上來的，確實是由區的工作、縣的工作、地委的工作、省的工作到中央工作的，有同志說是坐直升飛機上來的，我個人覺得這麼說不妥當。（見《胡耀邦思想年譜》（上）P551）。關於“洋躍進”，胡耀邦在政治局會議上講，這個責任我們大家都有份。因為當時大家都同意了。處理華國鋒的決議，胡喬木起草，經胡耀邦修改，措辭較和緩。
　　當時形成的主流意見是華的黨中央主席的位置應該變動。在杜導正的回憶錄中記錄了趙紫陽的一段回憶，趙紫陽說：葉帥不贊成動華國鋒，他和胡耀邦也不贊成動華國鋒。“耀邦不願動華國鋒，主要考慮是怕自己來接”。
　　耀邦同志認為動華而引起的人事變動，不是一件小事，甚至還是一步險棋。據胡德平1980年10月12日日記記載，胡耀邦說：新的考慮，我認為是步險棋，我、趙（紫陽）、胡（喬木）都不太同意，但想的也並不完全一致。……把人事放在第一位，不是把原則放在第一位，不行！關於中央領導體制，胡耀邦設想：“我想設一個主席團，我在主席團中占據一個很不突出的角色。我也認為我在主席團中也不合格，……在這樣的位置上多做工作。”（1980年11月23日胡德平日記）他認為黨的最高領導最好搞主席團制，職務都是主席，制度是常委（制），每個人都是一票的關係。我們索性在最高的領導中，搞徹底的民主制，徹底的集體領導。……我只是其中之一，七分之一，這樣我可以做更多的工作。（1980年12月27日胡德平日記）胡耀邦的設想在中央的會議上提出過，但沒有被接受。
　　實行主席團制，華國鋒是黨的副主席，是主席團成員，這是胡耀邦針對華國鋒退出黨的最高領導職位之後的一種設想。為了實現這個構想，他找了很多黨內同志討論此事。他為此構想一直努力到十一屆六中全會之前。十二大上，華國鋒落選政治局委員，十二屆中央委員會只有6位常委，第7位華國鋒落空。在胡耀邦的推動下，將黨的主席制改為總書記制。
　　胡耀邦還向鄧小平等幾位老同志談到：“黨的主席我不能當！”前後共達10次之多。在1980年12月5日的政治局會議上，選舉胡耀邦為中央委員會主席時，胡耀邦沒有參加投票，他提前到湖南向地方說明中央政治局會議對華國鋒問題的討論意見。
　　1984年1月9日，胡耀邦在湖南漵浦視察，聽取省委負責同志關於湖南整黨工作情況匯報後，對在湖南要不要提肅清華國鋒影響的問題，明確指出：不要搞，不應該搞，不能搞。否則，勢必引起混亂。他說：如果提肅清華國鋒同志的影響，無非是兩種辦法：一是宣布華國鋒的錯誤，層層討論；第二是要說清誰跟華國鋒犯過錯誤。這樣做下來，後果難以預料。層層討論，則勢必搞成層層揭批，凡是和華國鋒有過接觸的，都得討論一番，自我解剖一番。那就可能搞成上掛下聯，以人劃線，顯然會引起混亂。胡耀邦指出：黨內鬥爭決不能搞以人劃線。如果在整黨中去劃分誰是跟華國鋒的，誰是反華國鋒的，人為地劃分這個派那個派，這實際上是以人劃線。我們一定要牢記歷史的經驗教訓，以人劃線的事，再也不能幹了。
　　華國鋒落選後，陳雲講不再做工作了。但胡耀邦堅持給華國鋒政治局委員的待遇。新當選的辦公廳主任胡啟立看望華國鋒，曾被老同志制止，並稱“下不為例”。胡對華的態度，是鄧對胡不滿的原因之一，也是胡被迫辭職的原因之一。1987年初，鄧與胡的幾次見面中，鄧都說胡對華的態度不對。
　　胡耀邦去世前十天，曾對人談到華國鋒問題。胡耀邦認為華的主要問題是繼續搞“兩個凡是”個人崇拜，這是受了幾個秀才的影響；他認為對華國鋒的問題處理不要過急，要寬一些，保留在政治局好，不要搞醜化。胡耀邦特別強調，粉碎“四人幫”，華和汪東興還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胡耀邦的看法得到黨內大多數老同志的贊同，他的講話彭真還特別稱讚“講得好”。
　　上述情況充分說明，根本不存在胡耀邦“採用卑鄙手段搞倒華國鋒”。

　　關於民主牆，這是華國鋒時代中國民主進步的標誌性事件。西單民主牆是北京人民在要求平反“四五天安門”事件，平反冤假錯案，批判教條主義，批判極左路線中形成的類似英國海德公園那樣一塊社會民主之牆。民主牆始於1978年4月清明節貼於該牆上要求北京市委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大字報《捂得捂不得》。高潮始於為《中國青年》雜誌復刊事件鳴不平，與正在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內外呼應。葉帥講，中央工作會議是黨內民主的典範，民主牆是社會民主的典範。鄧小平說：關於群眾貼大字報的問題，這是正常的現象，是我國形勢穩定的一種表現。他說：寫大字報是我國憲法允許的。我們沒有權力否定或批判群眾發揚民主，貼大字報，群眾有氣要讓他們出氣。群眾的議論，並非一切都是深思熟慮過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確的，這不可怕。有些問題群眾有疑問，有些話對安定團結、實現四個現代化不利，要向群眾說清楚，要善於領導。1979年初，在談到全國政治思想動態時，華國鋒說：要堅定不移地把我們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健全起來。這是三中全會決定的一條政治方針，是堅定不移的。這應當是我們考慮問題的前提。現在我們要避免出現一九五七年那種反覆，千萬要防止“翻燒餅”。當發揚民主時，號召大家鳴放，出了問題，接着又來個反無政府主義。要引導我們的民主生活健康地、有秩序地發展，避免走彎路。
　　西單民主牆的興起，推動了中央工作會議、十一屆三中全會、理論務虛會的進程。西單民主牆並沒有針對華國鋒，也不存在鄧小平慫恿以民主牆搞掉華之事。

　　3、關於胡耀邦是否見過師東兵。《楊尚昆日記啟封》稱：“1988年7月19日：‘耀邦告訴我，1976年四五事件也是鄧小平慫恿他搞起來了的。他已經與作家師東兵在88年3月和4月兩次談過四五事件的來龍去脈。是秘密地在家裡與師東兵見的面，連家人和秘書都瞞住了’”。該說法來自師東兵的《政壇秘聞錄》一書，該書所記胡耀邦見師東兵一事，2009年已被證明是編造的（詳情見《師東兵中共高層<政壇秘聞錄>風波》，《鳳凰周刊》2009年第22期和2009年7月底《南方周末》文章）。
　　據胡耀邦的秘書高勇回憶，1988年春節到4月底，胡耀邦一直在解放軍305醫院住院，出院後到河北考察。胡耀邦警衛秘書李漢平說，胡家有中央警衛局警衛守衛，師東兵不可能進胡耀邦家而不被詢問。凡要見胡的人，都須經他聯繫安排，在胡耀邦辭職後的敏感時期，除了中央領導人以及熟人外，陌生人都被拒之門外。況且此時胡耀邦在部隊醫院住院。
　　另據《胡耀邦年譜資料長編》記載，“春節後，因長期廢寢忘食地工作落下的胃病、腰痛、頸椎病日益加重。先到懷柔休養所療養一段時間，春節後住進解放軍三○五醫院治療。帶去很多書。”“3月15日至19日，中共十三屆二中全會在北京舉行。因病請假，未出席會議。”
　　曾任山東、四川省委書記的譚啟龍曾著文回憶，1988月3月，他攜夫人嚴永潔和子女到醫院探望胡耀邦。于光遠曾著文回憶，4月下旬他到解放軍305醫院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對于光遠說：幾個月來自己的體重一直下降，而且直到現在體重還沒有出現回升的趨勢。于光遠建議，像他那樣的人，那樣的經歷，特別是他當總書記後那幾年的經歷，應無顧慮地如實寫出來，為研究當代中國歷史提供第一手材料。（見于光遠回憶）

　　《楊尚昆日記啟封》中說，1988年3、4月份胡、師見面是瞞着家人在家中秘密會面，實際上此時胡耀邦住在305醫院，根本不在家中。胡耀邦對待同志、家人一貫坦蕩真誠，怎麼會背着家人、秘書，偷偷摸摸在家裡見師東兵？2009年，胡耀邦的幾位秘書和胡耀邦親屬已經證明：胡耀邦根本沒有見過師東兵。2011年《楊尚昆日記啟封》還以假做真，引用師東兵的說法來散布傳播謊言，更進一步證明該文是欺世之作。因此可以這樣說，凡是引用師東兵描述胡耀邦的文字作品，都是造假之作。

　　4、鄧小平、胡耀邦是否是四五運動的後台？1976年清明節悼念周恩來的“四五運動”，是中國人民反對“文革”、反對封建專制、反對極左路線的全國性抗議運動。“四五運動”奠定了粉碎“四人幫”的群眾基礎。《楊尚昆日記啟封》重點篇幅是抹黑“四五運動”。該文7月19日日記又稱：“耀邦告訴我，76年1月15日，鄧小平在周總理追悼會上致完悼詞後，找到我說，今天我給總理致悼詞，或許我們死後就沒有人給我們致悼詞了。我們不能坐以待斃，要搞點行動”。“4月5日清明期間，有人決定去天安門給總理送花圈。這是個好機會，要想辦法把事情搞大，給主席一個刺激，證明並不是人人都聽他的。”《胡績偉談楊尚昆日記》中說，“1976年清明節時北京的群眾給總理送花圈是完全自發的。但有人張貼和宣讀攻擊江青和張春橋的詩歌和演講，的確是鄧小平和胡耀邦策劃的”。
　　鄧小平為天安門事件總後台的說法來源於“四人幫”。“四人幫”為了達到打倒鄧小平，將鄧小平置於死地的目的，誣陷他是事件的總後台，將“四五運動”描述成一場有預謀的右傾復辟活動，鄧小平、胡耀邦兩位革命家成了陰謀家。
　　姚文元在炮製人民日報《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一文時說：“要鮮明地點出鄧小平。”此後，有關天安門事件的報道、評論、文章，就把 “鄧納吉”、“謠言公司的總經理”、“天安門廣場事件的總根子”種種誣陷之詞，加在鄧小平的頭上。姚文元控制的人民日報寫作組與反動寫作班子梁效合寫的《黨內確實有資產階級——天安門廣場反革命事件剖析》一文，說 “到天安門廣場鬧事的那些牛鬼蛇神，群魔百丑，都是按照鄧小平的笛音跳舞的”，鄧小平“集中代表了黨內外新老資產階級和地、富、反、壞、右的利益和要求”，天安門廣場事件是“鄧小平一手造成的”。姚文元親筆把“一手造成的”改為鄧小平“就是這次反革命事件的總後台”。“四人幫”在《人民日報》上誣陷鄧小平是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是中國的鄧納吉，中央據此撤銷了鄧小平的一切職務。
　　《鄧小平年譜》1976年3月下旬—4月初條記述：“三月下旬，南京等地爆發聲討‘四人幫’一夥倒行逆施的大規模抗議活動。四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連夜召開會議，決定向各地下發中央關於南京大字報問題的電話通知（經毛澤東圈閱），要求全部覆蓋‘矛頭指向中央領導同志的大字報、大標語’，徹底追查‘幕後策劃人’。四月四日清明節，北京天安門廣場出現了二百多萬人次參加的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擁護鄧小平的群眾運動，使全國性的悼念、抗議活動達到高潮。為了不使江青等找到藉口，鄧小平要求全家人在這期間都不去天安門廣場。”
　　1977年3月10日—20日中央工作會議上，華國鋒代表中共中央指出，經中央調查，“鄧小平同志根本沒有插手天安門事件。鄧小平同志的問題應當解決，但是要有步驟，要有一個過程，只能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 1977年4月10日，鄧小平“致信華國鋒、葉劍英和中共中央……我感謝中央弄清了我同天安門事件沒有關係這件事，我特別高興，在華主席的講話中，肯定了廣大群眾去年清明節在天安門的活動是合乎情理的。”須知，此時的華國鋒並不會袒護鄧小平，“四五運動”也是拖了一年半後，1978年底才平反的。因此華國鋒1977年3月代表中央作出的結論，並不是被迫的，也不是為了解脫鄧小平而違背歷史事實的。
　　據胡耀邦女兒滿妹所作《思念依然無盡》一書記述，在1976年那個風雨如磐的歲月，胡耀邦旗幟鮮明地反對“四人幫”，支持廣場上的群眾。在他曾經整頓過的中國科學院系統，覺悟了的廣大幹部群眾，不懼生死，走向天安門廣場，成為那個歷史事件中一道絢麗的風景線。但據後來披露的材料來看，胡耀邦只是他們的精神導師，而不是幕後推手。

　　在中央已經給出明確結論的情況下，《楊尚昆日記啟封》編造者杜撰這些內容，與“四人幫”當年對天安門事件的栽贓和對鄧小平的栽贓如出一轍，居心何其險惡。
　　《楊尚昆日記啟封》7月19日還說：“76年4月5日鄧小平專門坐車去了天安門一趟，觀察廣場的動靜。回來後，透過家人對我說，廣場人很多，幹得好！但他謊稱是去北京飯店理髮的。其實鄧小平一直都是讓北京飯店的師傅去他家理髮。”這也是一派胡言。

　　事實上，在風譎雲詭的1976年3月下旬以來，作為中國頭號批判對象的鄧小平，此時已經被軟禁在寬街家中，限制了自由，一舉一動都受到嚴密監視。葉帥講，當時鄧小平已經做好做羅邁的心理準備。羅邁即李維漢，在“文革”中被趕出北京，僅發生活費。
　　《鄧小平年譜》1976年4月7日條說：“‘四人幫’毫無根據地認定鄧小平是天安門事件的‘總後台’，並聲稱可能有‘群眾’要去衝擊鄧小平，要把鄧小平抓起來。汪東興把這一情況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表示：不能衝擊，也不能把人抓走。指示汪東興將鄧小平轉移到安全地方。本日下午，鄧小平夫婦被遷至東交民巷一處住所住下，並與外界斷絕了一切聯繫。仍住在寬街的鄧小平的子女和工作人員不久也接到通知：不准自行外出，就地集中辦‘學習班’。”
　　鄧小平女兒毛毛（鄧榕）在《我的父親鄧小平——文革歲月》中說：“在那些震撼人心的日子裡，北京幾乎所有能去的人都到天安門廣場去了。他們去送花圈，去寫詩詞，去抄詩詞，甚至僅僅去感受這悲壯而令人震撼的場面。唯獨我們——鄧小平的家人們，不能去天安門廣場，不能親赴現場去參加這一偉大的人民運動。‘四人幫’正在‘揪後台’，他們正在說鄧小平是這場群眾運動的‘大後台’。如果在天安門廣場現場抓到鄧小平的家人，那就會立刻成為他們栽贓的‘證據’。父親命令我們全家人，在這個時刻，不許去天安門廣場，不能給‘四人幫’以任何藉口。我們家的人，都服從大局，遵從父親的命令。我們不能去天安門廣場，最多只能騎着自行車從長安街路過，在遠處一睹那激動人心的壯觀場面。”
　　鄧小平在1979年9月明確講過：“說我是‘天安門事件’的後台，其實，當時我已經不能同外界接觸了。”
　　胡耀邦同志在1976年初也受到各種批判，並引發重病，住進“反帝醫院”（即今天的協和醫院），中國科學院造反派還闖進醫院要繼續揪斗胡。在當時的環境下，鄧胡既不可能私下串通，更沒有可能去組織策劃兩百萬人參加的政治抗議運動。
　　中央領導人中去過天安門、堅決支持人民抗議運動的是葉帥。在“四五”期間，葉劍英元帥每天都派身邊的工作人員到天安門廣場去了解動態，抄寫革命詩詞。他看到諷刺、鞭撻“四人幫”的詩詞，心裡非常痛快。4月4日傍晚，他親自乘車到天安門廣場，在周邊緩緩行車，目睹了廣場上花山詩海的壯觀場面，只是由於隨行人員的勸阻，才沒有下車進入廣場。這是一段值得永遠銘記的歷史。

　　5、胡耀邦、鄧小平是否迫害北京公安幹部和告狀群眾？《楊尚昆日記啟封》中最惡毒、最離譜的部分是說鄧小平和胡耀邦直接或間接先後迫害北京公安幹部和告狀群眾。8月5日日記稱：“80年4月，我們當時以清理‘三種人’為理由，將北京市公安部門24名科級到處級的幹部騙到雲南大理秘密槍決。當時還派了王震去現場觀看。我問，為啥子秘密槍決他們，他們犯了啥子罪？耀邦說，他們當時掌握了我和小平是76年四五事件幕後指揮的證據。”還有若幹警察掌握了高乾子弟、聯動成員在1966年8月“破四舊”時，在北京師大女附中打人和在北京大興縣殺“黑五類”的證據，“小平很震怒，指示我將北京市公安部門的這幾個幹部也作為三種人秘密殺掉。我聽了後很震驚，說我們現在講法治，怎麼可以這樣隨便殺人，‘四人幫’也沒有這麼幹過呀？耀邦說，所以我內心有愧呀。但我已經指示將這24名幹部作為因公死亡處理了，也給了他們的家屬撫恤金。其中五個幹部也授予了烈士稱號。”
　　經筆者向有關部門查詢，北京公安部門1980年從未發生過24名科處級幹部集體人間蒸發的事情， 1983年也不曾發生若干“三種人”人間蒸發的事情。《楊尚昆日記啟封》所述純系天方夜譚。“四五運動”是一場自發的反對極左路線和專制主義的偉大運動，是中國當代史光輝的一頁。1980年時“四五運動”已徹底平反，“四五運動”的參與者是中華民族的脊梁和英雄，“幕後指揮”則是大英雄了。按照文章編造者的邏輯，鄧小平決定處理這24個幹部，因為這批人掌握了鄧小平是“四五運動”幕後指揮的材料。但歷史文獻已經證明，鄧小平不是“四五運動”的幕後策劃者，因此他沒有必要殺掉所謂的“知情者”。況且此時策劃“四五運動”，不僅不是什麼不可告人的醜事，而且還是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如真有“幕後指揮”的材料，這時也成了大英雄的功勳了。何須隱瞞？更不會發生秘密槍決掌握他們是“幕後指揮”證據者的事情。再者，社會公認胡耀邦是共產黨人中正直、良心的代表，根本不會以“秘密槍決”或專政的方式對待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另外，此時的最高領導人是華國鋒、葉帥等人，中央領導人之間是有牽制的，鄧胡不可能獨斷專行。
　　8月6日日記又說“耀邦說還有一事很後悔，凡是群眾給他寫信攻擊鄧小平的，他一律轉給公安機關，要求嚴厲查處，並將查處結果告訴他。結果有300多人被判刑，其中60多人自殺。”
　　編造者顯然低估了讀者的智商。據中央辦公廳工作人員介紹，根據中共中央辦公廳辦文辦信的有關規定，像這一類攻擊鄧小平的信件，領導同志是看不到的。在辦公廳有關部門分揀群眾來信時，遇到此類信件，已提前分揀出來，送到信訪局處理。因此如確有此類事件，也與胡耀邦同志無關。如是申訴本人冤假錯案的，則交胡耀邦辦公室相關秘書。胡耀邦去世20餘年以來，坊間從未流傳過此類與胡耀邦有關的事情。

　　從胡耀邦正確對待山西省委書記李立功，可以看出胡耀邦對此類事情的態度。1986年12月初，山西省委有人向鄧小平告小狀，說華國鋒的親家山西省委書記李立功擁華反鄧。鄧小平作出嚴厲批示。1986年12月中旬，中央書記處出面，召集山西省委常委同志到北京開會討論此事。經過多次會議，了解情況後，胡耀邦主持公道，頂着（被指為）“擁華反鄧”的巨大壓力，不贊成給李立功扣上“擁華反鄧”的政治帽子，並批評了告狀的年輕幹部，要謀做大事，不要謀做大官。而這時距胡耀邦被迫辭職不到10天了。習仲勛同志具體處理這件事時講：這次把你們叫到這裡開常委會，就是要弄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責任究竟在誰身上？你們要坐在一起好好地談一談，開一次組織生活會，作一個深刻的檢查。你們有話當面說，不要背後議論，不能你攻我，我攻你，背後攻擊。他還說：在黨內要講老實話，是紅就是紅，是黑就是黑，不要說過頭話。（見李立功回憶錄《往事回顧》）
　　由此一件事，則可以看到胡耀邦的襟懷、膽識、擔當，也可以管窺中央高層處理類似問題的方式方法，足以證明《楊尚昆日記啟封》中所述皆是虛假偽造的荒誕離奇故事。

　　6、胡耀邦訪日，是否一下飛機便向日本國旗鞠躬。《楊尚昆日記啟封》1983年11月23日寫道：“今天，看了胡耀邦訪問日本的電視報道，沒想到他一下飛機便向日本國旗鞠躬，我看他完全沒有這個必要。”
　　據筆者看到的日本NHK有關新聞的錄像，胡耀邦同志下了飛機，根本沒有向日本國旗鞠躬，也沒有任何鞠躬的動作。他與前來歡迎的人員親切握手後，就登上汽車離開。所謂向日本國旗鞠躬是無中生有、惡意造謠。
　　胡耀邦在對日交往中，一方面促進雙方交流，一方面堅持原則立場。1985年8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參拜靖國神社，胡耀邦獲知情況後，向中曾根發出“極為遺憾”的抗議信。年底，胡耀邦在中南海接見日本作家山崎豐子。當談到靖國神社問題時，他說：我不願多次地重複同樣的話。我只正式地講了一次。我要說的是，決不干涉日本的內政，但日本要考慮不要去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有的國家要利用靖國神社問題。請不要傷害中國人民的感情。1986年7月20日，胡耀邦在承德講到：前些天，我同日本人談了一次話。日本政府的中曾根首相還想去參拜靖國神社，他派來一個名叫稻山嘉寬的人，把口信帶給我，要單獨同我談一下。我就告訴他說：不是你參拜了靖國神社就等於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這只是一條理由，你中曾根首相不是要在國際上樹立一個愛和平、愛祖國，廣交朋友、主持正義的高大形象嗎？可對戰爭罪犯，你為什麼還要紀念他們呢？靖國神社中甲級乙級戰犯上千人嘛。我這樣一席話，稻山聽後表示說：我回國以後，立刻把話帶給中曾根先生。8月5日，胡耀邦會見日本自民黨最高顧問二階堂進。針對去年8月日本首相中曾根以公職身份參拜靖國神社之事，胡耀邦嚴肅指出：把侵略者的頭子奉為英雄，我們是很有意見的，把14個罪大惡極的戰犯作為英雄是不行的。二階堂進向胡耀邦解釋，中曾根首相重視中日關係，尊重中國人民的感情，儘管國內有很大壓力，他決定1986年不再去正式參拜。胡耀邦說：中國和世界上許許多多國家的人民，四十多年來一直在擔心日本會不會成為軍事大國，會不會擴張。日本朝野應當注意自己的形象和聲譽，要自重。好的國際形象是要經過多年的努力用事實來樹立的，而不是自己解釋宣傳就能奏效的。參拜靖國神社、修改教科書等都不能簡單地說是你們的內政問題，而是和別的國家相牽連的。你們對戰爭的態度問題，是關繫到要不要搞軍國主義、要不要擴張的問題，世界上許多國家的人民不放心。(以上見《胡耀邦思想年譜》)
　　1986年8月15日，中曾根康弘聽從胡耀邦的勸告，不再參拜靖國神社。此後7任日本首相也遵從中曾根的決定，不再參拜。

　　中曾根曾致信胡耀邦，中曾根在信中說：您在1983年訪問日本的時候，我們一起確認了日中兩國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決意。第二年我回訪中國，也確認了日中關係“和平友好、平等互惠、相互信賴、長期安定”四原則，並成功實現了日本3000名青年訪問中國的計劃。我對此感到極為滿足。中曾根在信中還表示：日中兩國隨着交流量的擴大，兩國不可避免地會產生若干的摩擦、誤解，會產生一些不安定的因素。我們能夠做到的是，在日中關係四原則，尤其是“相互信賴”的原則基礎上，儘早發現兩國之間的摩擦、誤解和不安定因素，真誠率直地交換意見，求大同存小異，為解決這些問題採取機敏的行動，防止問題的擴大，解決出現的問題。中曾根在信中特別談到了自己參拜靖國神社的問題。他說：我在戰後40周年的去年“終戰紀念日”，為了回應我國戰死者遺屬會以及各方面多年來的祈望首相參拜的夙願，以首相的身份正式參拜了靖國神社。我參拜的目的並不是肯定戰爭和軍國主義，目的恰恰相反，是為了尊重我國國民的感情，追悼那些為國犧牲的一般的戰死者，祈願世界和平。但是我沒有想到，雖然已經過去了40年，不幸的歷史留下的傷痕還深深地銘刻在亞洲鄰國國民的心中，作為負有侵略戰爭責任的特定的指導者，我去參拜靖國神社，結果給貴國以及亞洲各鄰國的國民感情造成了傷害。所以我想我必須避免這樣傷害的再度發生，所以我今年作出了不去靖國神社參拜的高度政治決斷。
　　中曾根首相給胡耀邦送去這封信後，從此就沒有去參拜靖國神社。2001年，中曾根在日本《正論》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我中止參拜靖國神社的理由》。他在文章中說：“我與胡耀邦是好朋友，我不能給他添麻煩。”香港大公網文章稱：中日兩國領導人最有信賴感，最為默契的時期，是“中曾根——胡耀邦時代”。（以上見香港大公網）
　　2007年6月，中曾根率日中青年世代友好代表團訪華，受到胡錦濤的親切接見。

　　7、關於新疆和西藏問題。《楊尚昆日記啟封》1987年9月12日寫到：“聽王震說胡耀邦在新疆和西藏亂講話，激化了漢族和當地民族的矛盾。我也很不滿，怪不得有人稱他胡亂邦。”
　　文章編造者編造王震、楊尚昆的言論，抹黑胡耀邦在民族工作上的貢獻，手段極其卑劣。
　　胡耀邦在民族工作、宗教工作、西藏新疆工作上都作出了巨大的貢獻。1989年4月22日，中央悼詞指出：他在“促進民族團結、繁榮民族經濟文化，進行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同日，新華社播發的胡耀邦生平說：“胡耀邦同志始終關注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民族工作和宗教工作，為加強我黨同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愛國民主人士的合作，建立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關係，付出了心血。”2005年11月18日，在中共中央紀念胡耀邦誕辰90周年的座談會上，中央指出：“他堅持貫徹黨的統一戰線工作的方針政策，着眼於調動各方面的積極因素，積極推進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和民族工作、宗教工作。他為堅持和完善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加強中國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的合作，建立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關係，為推動民族地區經濟社會發展，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
　　胡耀邦在民族地區，尤其在西藏、新疆地區做了大量的工作。1981年7月6日，胡耀邦主持中央書記處第一百零九次會議，討論新疆的工作問題。會議提出：“搞好民族關係，加強民族團結，是進一步做好新疆各項工作的關鍵。新疆的漢族幹部要確立這樣一個正確觀點，即離開了少數民族幹部，新疆各項工作搞不好；新疆的少數民族幹部也要確立這樣一個正確觀點，即離開了漢族幹部，新疆各項工作也搞不好。”胡耀邦將這段話概括成：“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離不開漢族”，即“兩個離不開”的思想。鄧小平肯定和高度評價這個思想，他說：“這個觀點很正確、很好，大家都這樣想問題、處理問題就好了。”胡耀邦主持中央工作期間，民族工作、民族團結成績斐然，有目共睹。
　　即便是1987年初生活會的發言和指責，也沒有涉及民族問題，說明胡耀邦在這方面的工作是沒有任何爭議的。王震、楊尚昆對胡耀邦領導的民族工作也沒有提出批評意見。1980年9月至1981年8月，王震受中央委託，四次赴新疆考察。據當時隨行採訪的解放軍報記者、並於1983年到1993年擔任王震秘書的李慎明回憶，1980年—1981年期間，由胡耀邦主持新疆工作問題座談會就有三次之多：1980年9月23日由胡耀邦主持，中央召開新疆工作座談會。1980年12月26日至1981年1月5日，中央召開了由胡耀邦主持的新疆問題座談會。
　　“1981年10月19日下午，胡耀邦主持中央書記處同志同新疆自治區黨委和烏魯木齊軍區領導進行了談話，並又一次討論了新疆工作問題。胡耀邦在會上作了重要講話，他說：‘新疆地處反霸鬥爭的前哨，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自治區各級黨委務必謙虛謹慎，戒驕戒躁，不斷了解新情況，解決新問題，迎接新任務。對工作中所遇到的每個重要問題，都要在深入調查研究，摸清情況的基礎上，深思熟慮，妥善處理。全區各民族幹部，要進一步發揚親密團結，共同戰鬥的優良傳統；特別是漢族幹部，要牢固地樹立長期在新疆工作，全心全意為新疆各族人民服務的思想。’
　　至此，新疆安定團結的大好局面逐漸恢復並發展。”（李慎明：《皓首策杖走天山——憶敬愛的王震同志晚年關心新疆往事》，2009年）

　　胡耀邦同志於1983年5月和1985年7月先後兩次到新疆視察。在視察過程中，胡耀邦強調：希望各族幹部和群眾加強團結。關於新疆的地位，他說：“新疆是社會主義中國的一個最大的邊疆區，新疆是我國一個最大的多民族共居的自治區，新疆是保衛四化、保衛國防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地區，一個極其重要的戰略地區。最重要的一條，新疆和整個大西北，是我國二十一世紀建設成為社會主義強國的一個重要的陣地。”
　　1980年代初期，在胡耀邦同志的主持下，中央書記處先後召開兩次西藏工作座談會。1980年3月，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召開。會後，胡耀邦親臨西藏進行調查研究，提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以藏族幹部和藏族人民為主體，加強各族幹部和各族人民的團結，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從西藏實際出發，千方百計地醫治文革造成的創傷，發展國民經濟，提高各族人民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建設團結、富裕、文明的新西藏。
　　1984年3月，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召開，着重研究了西藏的經濟建設問題，就是在這次會議上，中央決定由北京、上海、天津、江蘇等9省市，幫助西藏建設43項中、小型工程項目。這些工程包括了能源交通、文教體育、醫療衛生、商業旅遊和市政公用等方面基礎設施。
　　後來，中央又開了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延續了前兩次座談會的精神和政策措施，並肯定了前兩次的座談會。
　　“80年代召開的兩次西藏工作座談會，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推動了西藏的撥亂反正，使西藏實現了工作重點轉移，開始了歷史的偉大轉折，並通過休養生息，開創了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局面。”（《黨中央三代領導集體關心西藏建設和發展紀實》，《人民日報》2001年7月18日第2版）
　　1990年4月13日，胡錦濤同志在《當代中國的西藏》審稿會上說：關於西藏新時期的開端，“從全國來講是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從西藏來講是1980年以來，在西藏歷史上掀開了劃時代的一頁。”（見《西藏黨史資料》1990年第3集）
　　1985年9月23日，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閉幕式上講話指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將近七年，是建國以來最好的、關鍵性的時期之一。”這當然包括對胡耀邦民族工作的評價。
　　1987年6月29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前總統卡特時，肯定了中央在西藏的一系列政策：關鍵是看怎樣對西藏人民有利，怎樣才能使西藏很快發展起來，在中國四個現代化建設中走進前列。目前西藏情況有了明顯的變化，西藏人民生活有了不小的改善。不僅西藏，其他少數民族地區也一樣。我們的政策是着眼於把這些地區發展起來。觀察少數民族地區主要是看那個地區能不能發展起來。（鄧小平：《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發展》）
　　1987年10月16日，鄧小平在會見聯邦德國巴伐利亞州州長施特勞斯時，再次強調：“我們對西藏採取扶持的方針，要內地幫助西藏發展。關鍵是要使西藏人民提高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鄧小平：《關鍵要使西藏人民提高物質文化生活水平》）
　　鄧小平同志的這兩次講話就發生在 “1987年9月12日日記”前後，講話對胡耀邦主持制定的“使西藏人民比較快地，在物質上、在文化上，比較快地提高起來”、“建設一個團結、富裕、文明的新西藏”一系列政策是充分肯定的，對西藏社會經濟的發展成果是高度讚揚的，這對《楊尚昆日記啟封》散布的謠言和謬說是最好的駁斥。
　　1980年9月23日，胡耀邦召開新疆工作座談會，決定派王震到新疆考察幫助工作。關於幹部內調問題，王震在考察中指出：“西藏和新疆不同。西藏海拔高，到西藏工作的內地同志，年齡大了，不適應西藏，患各種疾病，並且生活費用較高，可以內調。”（見李慎明《皓首策杖走天山》）由此也可以斷定，1987年9月12日日記中王震的說法是編造的。
　　1980年至今，中央和國務院的各種關於民族政策的文件，與胡耀邦的西藏新疆工作政策措施是一脈相承的。胡耀邦在民族工作上的一系列政策和思想，得到了高度評價。據曾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國家民委主任的伍精華指出，所有攻擊胡耀邦在西藏新疆問題上犯了錯誤的說法，始作俑者是2005年出版的鄧力群的個人回憶錄《十二個春秋》，而有關方面的專家學者對該書的準確性和客觀性，評價很低。
　　此外，《楊尚昆日記啟封》中不乏明顯的“硬傷”。比如，把“楊白冰”寫成“楊白斌”。楊尚昆同志的弟弟楊白冰同志曾任中央軍委秘書長，中央書記處書記（十三屆五中全會增補），第十四屆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造假者可能不知道楊尚昆、楊白冰的兄弟關係，五哥楊尚昆能把自己十二弟的名字搞錯嗎？只能說明從各個方面都露出該文造假之馬腳。

　　四、對《楊尚昆日記啟封：胡耀邦臨終懺悔》作者的猜想

　　由上可知，《楊尚昆日記啟封：胡耀邦臨終懺悔》內容充滿謊言，以帝王宮廷陰謀小說的手法編造黨史重大事件。而《胡績偉談楊尚昆日記》一文則明顯是在附會《楊尚昆日記啟封》，為裡面的謊言做偽證。這些政治謠言，意在抹黑老一輩黨和國家領導人，挑撥他們的關係。其動機陰險，其行為應負法律責任。
　　該文作者編造的故事，對不了解情況的人有很大的欺騙性，因為這些故事裡摻雜了一些坊間某些人製造的高層流言，似真似假，虛虛實實，令人不辨真偽。該文充滿對鄧小平、胡耀邦和其他一些老同志的刻骨仇恨，作者為什麼這麼做？耐人尋味。是國內的什麼政治勢力，抑或海外的什麼政治勢力？希望編造者站出來對質辯論。
　　偽造歷史文獻，抹黑歷史人物，擾亂政治局面，是近年來坊間的一個創造。“文革”後期，曾流傳周總理遺囑，後查是民間所為。目的在於借總理的威望，反對“文革”和極左路線。近些年，網絡上流傳的《林彪日記》、《鄧穎超日記》、《楊尚昆日記》，則目的各異，《林彪日記》是美化林彪，《鄧穎超日記》是為了針砭體制，《楊尚昆日記》則是抹黑胡耀邦和鄧小平。不管怎麼樣，都是無中生有，以假亂真。按共產黨的原則，應該由有關部門出面闢謠澄清，卻事與願違。做相關工作的似有失職之嫌。建議黨史研究部門應該設立發言人機制，建立一個闢謠平台。但據筆者與有關方面領導聊天，領導表示，如果假的都闢謠了，那沒有闢謠的都是真的了，怎麼辦？

　　附：“四五運動”時胡德華是否鼓動朱德之孫朱國華鬧事。《楊尚昆日記啟封》中提到，鄧小平讓胡耀邦找一些幹部子女，“讓他們去工人中間鼓動一下，把矛頭對準江青和張春橋。但有個別人把矛頭對準主席，這也是我們沒有料到的。另外，那些人又大搞打砸搶，打傷了許多的解放軍，小平後來也很生氣。認為這是讓他下台的直接導火線。這也是後來我們沒有給四五高調平反的原因。因為如果那幾個人如果不把矛頭對準主席，不搞打砸搶，主席根本就不會讓小平下台。而他就會在政治局會議上反擊江青和張春橋了。”

　　前面已經批駁了鄧小平、胡耀邦是“四五運動”幕後黑手的謬說，上述內容就沒有必要再費筆墨了。

　　《胡績偉談楊尚昆日記》中還繪聲繪色講述了朱國華如何受指使，去煽動首都工人參與“四五運動”，並“打解放軍，燒房子”。文中說，胡耀邦之子胡德華找到當時在北京當工人的朱國華，“請他喝了一頓酒，又講了一些江青和張春橋迫害他爺爺的事情。當時朱國華曾經問過，這些事他怎麼沒有聽說？胡德華便說，您爸爸媽媽和爺爺奶奶怕您生氣，沒有告訴您。這下把朱國華氣壞了”。經向胡德華核實，胡德華說，1976年“四五運動”時，他正在重慶軍事學院讀書，軍事學院請假銷假制度嚴格，不可能隨便離校。胡德華1977年畢業，1986年回京，1989年以前胡德華不認識胡績偉。他沒有參加過“四五運動”，也不認識朱國華。胡德華講自己從不喝酒，今天也是這樣。朱國華父親朱琦已在1974年病逝，“您爸爸怕您生氣，沒有告訴您”，也因此是無稽之談。胡德華說，“爺爺（指朱德）‘文革’中受迫害，還用外人講嗎？”此外，文中還煞有介事談到1983年嚴打期間朱國華遭槍決是否是“殺人滅口”，稱“朱國華的案子最後報到鄧小平那裡，鄧小平又轉給康克清。康克清說了一句：‘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才把朱國華給槍斃了。”其實，朱國華母親趙力平曾經明確表示，對於當年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的判決，鄧小平、康克清等領導均未介入，完全系法院自主判決（以上詳情可參閱《朱德兒媳趙力平：悲歡家事》，趙力平口述，周海濱整理，《中外文摘》2012年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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