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切·格拉瓦的傳奇和真實故事豐富多彩，維基百科中文的翻譯就是一篇不錯的典型介紹[1]，最權威的史料是Anderson所寫厚達814頁的傳記，特別包括對許多當事人的採訪[2]。

切對家庭（兩任妻子、五個孩子、以及父母、兄弟、親戚）不近人情、不負責任，但這是多數革命家、特別是南美革命戰士的通性，沒有什麼人責難。

切親自處決數百名已經投降或者根本沒有參加軍事對抗的古巴前政府官員，實際上替本國人卡斯特羅兄弟擔當罪名。但他自告奮勇，因為他親歷了沒有“先下手為強”的危地馬拉左翼總統阿本斯在美國中情局暗中策動下被推翻的教訓，“刑警隊的處決對古巴人民不僅必要，而且是人民的迫切要求”[3]。正如聖·鞠斯特在1789年為法國大革命的恐怖辯護的那樣：“只有革命的政府才能實施革命的法律”，以革命的名義施行任何非人道的罪行，沒有妨礙虔誠的天主教修女教徒把切作為“羔羊”耶穌來崇拜。

作為“司令官”，切在剛果、玻利維亞的行為違背自己總結出來的游擊戰原則，怪不得周恩來指出他是“脫離群眾”，“不依靠長期堅持武裝鬥爭，不建立農村根據地，不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來逐步取得勝利”，“不管有無條件，以為只要放一把火就可以燒起來，這完全是冒險主義和拼命主義”[4]。作為政治家，切在古巴畢竟是“國際主義友人”，不可能違抗本國人卡斯特羅兄弟，所以連古巴國籍也聲明放棄了；切在國際上也被蘇聯和蘇聯控制下的南美共產黨拋棄了。不過，深謀老算的卡斯特羅其實也不過是中美蘇對抗的一個棋子而已，而這些“國家領導人”共同的本性就是欺壓本國的民眾、以本國民眾的命運與外國的同類豪賭。

作為個人，當切還在剛果打游擊時，老奸巨滑的卡斯特羅竟然公布了切的遺言，實際上宣判了他的“就義”（死刑），使他不可能出現在公眾面前了。在六個月的躲藏期間（布拉格或短期化裝回古巴），切完全成為古巴秘密警察的一個棋子，連自己的命運都不能自主了。他躲在布拉格沮喪地總結剛果的失敗和人生的悲劇：所有的政治都是過場，只有那些不理解他為之獻身的愚昧農民[5]才使他的真正朋友；“最後，有一件事深深地影響我與別人的關係：…就是給菲德爾（卡斯特羅）的告別信。這讓我的同志們…僅僅把我作為與古巴有聯繫的外國人。…有些事我們已經無法共享了，…和那些對個人最神聖的事情：他的家庭、祖國和人生。這封為我在古巴內外帶來了頌揚的信把我和戰士們分割開來了”[6]。是啊，誰還這麼傻願意為了切的國際名聲去賣命呢？悔恨沒有戰死在剛果，切現在只能乞求卡斯特羅給他一個就義的刑場了。

卡斯特羅欺騙玻利維亞共產黨書記Monje，請他們在玻利維亞的邊界為一個“共同的朋友” 暫時提供一個“過境之地”進入阿根廷開展游擊戰。在莫斯科控制下的玻利維亞共產黨盡到了“國際共產主義”的義務，為切提供了營地，但在Monje親自與切見面後就不再聯繫了。切不僅要“解放”玻利維亞人民，還要自認“玻利維亞全國解放軍”ELN司令，像卡斯特羅控制古巴共產黨那樣要把玻利維亞共產黨至於自己的控制之下。但是，在他的革命英雄主義大放光芒的最後階段，切居然沒有準備好留給自己的子彈。據活捉切的高地印地安人士兵Huanca中士說，切面對槍口喊道：“不要射擊！我是切·格瓦拉，我活着對你來說比死更有價值”[7]。關鍵時刻難道切又萌發出世俗的求生欲望？

據飛到現場的美國中央情報局特派員Rodrigueze（逃走的古巴人）說，美國政府想“讓游擊隊領袖在任何條件下都活着”，他也考慮到把切帶到美國控制的巴拿馬審判，但又想到過去放走卡斯特羅的教訓，就沒有阻止玻利維亞總統就地槍決的命令，而是發電報到美國等待進一步指示。浪費了時機[8]。可憐的CIA連切與卡斯特羅的政治特性都分不清楚，要是CIA有足夠的情報和智能，不僅讓切活下來，還把切放回古巴，中南美洲就回到了美帝國後院的歷史了。

不管是蘇聯的導彈還是卡斯特羅的深謀老算都不可能保住古巴的獨立與安全，死而復生、死而永生的切才是古巴和中南美的保護神，成為波利瓦爾之後的第二個南美解放者。與行屍走肉的古巴官僚、自行瓦解的蘇聯帝國和各種形形色色的國家社會主義的統治階級相比，已經身居權貴卻又回到戰士隊列的切才死得其所、重於泰山，不僅洗刷了個人的責任(responsibility)、過錯(mistakes)和罪行(crimes)，也擺脫了生為人的人性原罪(human sin)[9]，才因此得到南美民眾和世界各階層人士的紀念。

[趙京，中日美比較政策研究所，2014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