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時期，逐漸勢微的海外民運十分活躍，準備在六四二十五周年之時發起天下圍城、重回天安門等等行動，但雷聲大雨點小，民運發起的全球接力絕食僅不到半月就煙消雲散，無法堅持。原因之一或許是王丹、王軍濤等人號召力不夠，更或許與中共迷霧計劃有關。

 
        神秘的602辦
 
        大陸中紀委懲治官員的一貫作風，就是前腳抓人，後腳媒體開始曝光各種有關當事人私生活的負面信息，推廣流傳於民間成為熱點，掩蓋了反腐背後的政治傾軋真相。這些年很多海內外民主人士的遭遇也是一樣，頻頻傳出各類醜聞，有些被指為中共在民主運動組織中的臥底，慘遭釣魚成為民間嘲諷和攻擊的對象。面對媒體爆料的各種民運無間門，公眾看似熱衷參與議論，其實每次都離題萬里，只在中共當局設定的話題範圍內打轉卻不自知被愚。
         隨着全球民主化進程的深入，中國大陸當局卻在背離世界主流趨勢的路上越走越遠。中共一向視美國為全球反華輿論的核心主腦，但出於對美國實力的顧忌，雖然反感美國在自由世界中推廣普世價值的決心，仍然對美國官方保持了表面上的和氣，不過那些海內外的華籍民運人士及組織，不免成為中共特殊部門暗施打擊的直接對象。
   
        坊間傳言，中共一直存在一個602辦公室。如網路資訊化時代的今天，即便是中共當局亦無法完全封閉諮詢。據悉，充分利用自由言論的溝通渠道，對海內外民運組織的滲透，在關鍵節點上發揮意想不到的作用來扭轉中共輿論頹勢，搞亂民主陣營的聲音是中共控制意識形態的手段，也是成立這個部門的主要目的。
 
        602辦的組建和中共史上派系之爭
 
        1989“六四”之後，中共當局慘遭政治宣傳折戟。本來政宣洗腦和戰略欺騙是中共一直以來的強項，從1926年北伐戰爭開始，中共在政宣層面無往不利，這和中共建黨早期高層多為理想主義的學者有關。其時民智未開，百姓文盲遍地，那些後來因中共發起的一系列政治運動被搞臭的“知識分子”民間還是充滿敬畏的。國民黨則是暴動起家，組黨過程中更依賴出得起錢的“資本階級”和敢於上陣搏命的黑社會分子，對於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遠不如走基層路線的共黨熱衷，因此從一開始就讓中共占了社會輿論的上風。
 
        一次國共合作之時，在蘇俄的政治要挾下，國民黨將大量黨內文書工作崗位交給中共幹部打理，中共早期筆桿子之一的毛澤東（當時尚未在中共黨內發跡），就已經是當時的國民黨黨內文職翹楚。同時諸如陳獨秀、李大釗、董必武、瞿秋白等馬列大儒，亦在民間社會利用“知識分子”的威勢，通過文字鼓吹共產主義，吸引破產商人、激進學生和無知民眾接受共產理念。國民黨抓槍抓權組政，共產黨抓文篡權分政。北伐一開打，共黨積極分子更是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古代起義口號來收買破產貧民，在宣傳上將國民黨的戰功稀釋，令國民黨處於孤立境地。蔣介石被逼急了，發動4.12清黨，而共黨早已在合作期間熟悉了國民黨的內部組織運作，情報精通。毛澤東周恩來等人迅速出逃，在民間隱冪，發動軍變和農民起義，後來都成為中共的巨頭。國民黨吃了大虧，其組織構架在早期合作時就被中共摻了大量沙子，共諜成為定時炸彈，在以後的國共之爭中處處掣肘。最近解密的“郭汝槐”事件表明，在大陸內戰期間中共對國民黨滲透到了什麼地步。
 
        中共最擅長玩無間道，無論軍事還是政治。毛澤東在中共建國後不止一次誇耀說“我們有兩個黨，一個是軍事黨一個是地下黨。我們的勝利就依靠這兩個黨的合作”。中共地下黨不僅是搞軍事情報這麼單純，在對手的地盤上散布流言蜚語刺激民眾情緒，引發社會動亂，都是中共地下組織的作用。很多動亂都直接配合了中共的正面軍事打擊，讓國民黨當局自顧不暇，昏亂一片。甚至不惜挑起第三方的干涉（當時主要是對國民黨尚不降服的地方軍閥勢力），給國民政府製造了莫大壓力。比如被中共官史自詡為“偉大的萬里長征”之所以能成功，地下黨對沿途軍閥勢力的策反戰功不可沒。
 
        中共經過早期的內部競爭，產生了兩個政治巨頭，毛澤東和周恩來。在“毛澤東時代（官方正史將之劃分為兩個階段，一是“遵義會議”到1949，一是建國到1976文革結束）”，毛澤東和周恩來始終是焦不離孟。知道毛澤東厲害的人都明白這種組合意味着什麼，周恩來是中共地下黨的核心領導。拉攏瓦解對手陣營的精英分子，攪亂對手的輿論語境，加上“伍豪”（周恩來主持中央特科時的化名）親自安排的一系列對背叛分子的謀殺式處決，讓中共地下組織運作的遊刃有餘。49年前中共的各種肅反和建國後的文革，毛澤東將身邊的軍事幹部和政治幹部都清洗了一遍，受到貶斥的幹部多為軍事黨的成員，而周恩來卻一直穩穩噹噹的坐鎮中央，地位從未受到過質疑，也不存在任何大起大落。足見地下黨勢力之穩固，連毛澤東都不能撼動，也反應了中共對這個組織的倚重某種意義上甚至超過了軍隊。
 
        戰功赫赫卻默默無聞的地下黨在中共建國後也遭遇過危機。全國革命成功，最大的對手敗退台灣，地下黨的作用一度被忽視。隨國民黨敗走而去海外繼續潛伏的底下黨組織，淪落到一般軍事情報單位作用。大陸的政宣洗腦的工作交給了中宣部等公開單位。很明顯的，民國時期國統區的共產宣傳在49年後則面臨全新挑戰。51年到53年雙百方針提出，在民國時早已習慣了言論自由的民間知識分子這時有了新的發泄對象，就是中共主導的“人民政府”，各種對執政黨不利的語言鋪天蓋地。面對這個局面，毛澤東用陽謀劃分左右派，藉此黨同伐異。57年大反右一下子就公開消滅掉了那些自居或被劃成右派的幾乎所有意見人士，對右派的劃分和打擊一直持續到文革結束，影響深遠。左右之分從此成為中國約定俗成的政治標籤，在大陸以外的語境中，也接受了這種劃分，為後來中共無間道滲透的運用提供了非常好的運作空間。
 
        右派成為中共設計的對象，在不同的政治需要下有着天壤之別的對待。49年以後的毛時代，滲透欺騙這種伎倆被毛以本人政治威勢搞出的陽謀壓制，粗暴的宣傳代替了49年以前的種種精細操作。大陸人民在信息閉塞的環境裡接受單向洗腦，獨立思考的苗頭一露出來就被專政直接碾壓。粗糙的宣傳手法嚴重弱化了大陸官方的政宣技術能力，後來爆發的文革更是將所有細膩的宣傳一股腦斥之為“毒草”加以拋棄，這一切都為毛時代之後的中共官方宣傳屢戰屢敗埋下伏筆。文革期間大陸語境的高度一致化，滲透組織這類形式毫無作為，海外軍事情報組織也一度被人一鍋端。
 
        76年毛去世，鄧小平主政下的改革開放讓中共重新評估滲透敵對陣營的意義。79年到89年這段時間，為了和美國聯手對抗蘇聯的壓力，在鄧小平的授意下，趙紫陽（80年任國務院總理）接掌了當時已經頻臨崩潰的地下滲透組織。熟悉那一段大陸歷史的人都知道，那時大陸在宣傳上採取了門戶開放主動引進的政策，中央電視台等中宣強力部門是如何高調宣傳和讚美西方意識形態的。
 
        不料89六四風雲突變，中共發現自己一夜之間又回到了57年前的被動孤立局面。毛時代雙百期間，知識分子對政府的攻擊在當時險些掀翻了中共的執政，共產黨靠着反右才躲過一劫。89文爭失利後不得已又採取了軍事高壓手段才暫告平息下來。中共高層認為自己輿論開放的善意被人利用，亟需反制，在幾個強力單位的撮合下  正式組建以滲透對立陣營為目的的辦公室 “602辦”。此前這類工作以前都是地下黨組織兼職完成，到這時再次組成了單獨部門。雖然是形勢所迫，但有之前的經驗積累，工作展開仍然是駕輕就熟並不侷促。由於趙紫陽和鄧小平在政治上的公開矛盾，趙紫陽本人被驅逐出中共核心體系，剛剛恢復點元氣的滲透工作，在前途上再次顯得撲朔迷離。到目前仍然不太清楚， 602辦是怎麼度過六四後的組織危機的。但中共確實重視這個部門的作用，這點毋庸置疑。
 
         距離中國“六四”事件不到6個月，柏林牆倒塌，共產黨東德併入西德，然後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共產主義勢力的蘇東國家在短短3年的時間裡全面崩潰，第一擊其實是發生在中國。可令人驚訝的是，顏色革命的連鎖反應摧毀了幾乎所有的共產主義國家，而第一個發生政治風波的中國卻反而挺住了，至今仍是共產黨的天下。足見中共在六四後的及時反應，602辦的工作是有成效的。
 
        迷霧計劃
 
        “89六四”的另一個直接結果是“中國右派”再次成為世人矚目的勢力。不過89後的中國右派雖然看似強勢，但和當年的國民黨一樣差不多也被摻水摻的厲害（這點要感謝趙紫陽時期的各種安排）。右派中最激進的莫過於一定要推翻中共統治建立民主中國的海內外民運人群，在輿論上對中共的宣傳抵抗最激烈，有着多個成型組織，得到諸多民主國家的支持和相當的民意基礎。而這些優勢卻沒有變成有效的戰鬥力，和中共的輿論戰始終陷入一種拉鋸式泥潭。
 
        中共明面上用一批“五毛”來反擊普世價值這是眾所周知的，很多“五毛”文章內容荒謬夾雜着大量早被唾棄的毛式說教，問題是大陸早就不是文革語境威壓人心的時代，中共不可能靠這種聲音就能保持話語霸權，繼續一黨獨大的政治。所以很多民主派內的有識之士得出相似判斷，就是民主團體被中共組織滲透造成內鬼作祟，這是一個不能忽視的關鍵。六四時對民主運動的打擊使很多民主人士被迫移居海外，後來也有很多追隨民主運動的激進者不斷補充到這個團體裡來，良莠不分。團隊的快速擴大不免別有用心者的覬覦，我們有理由懷疑一部分海內外民運組織的精英，他們高調的政治態度表達背後，有多少是虛情假意的表演呢？究竟有多少拿着中共資金在民運團隊中臥底的無間道，邀功騙贊助消耗民主政治力量，是個謎團。
 
        民運組織頻頻中招，總是讓中共繼續做大。“602辦”不同於前蘇聯隸屬於總參機構的“戰略欺騙總局”，後者主要從事與軍事情報相關的工作，不能左右權力機構在政治策略上的選擇，對於國家體制層面的觸碰更少，除了軍事領域，其他領域的戰略層級並不高。602辦的主要職能是讓中共認定的“海外反華勢力”對中國政策產生一系列誤判。
 
        種種跡象表明， 冷戰結束後的20世紀90年代，全球進入到信息化社會伊始，中共便未雨綢繆的開始實施立足於適應新時代特徵的“迷霧”計劃(代號926)，目的是在已經無法守住自己在意識形態領域絕對控制權的情況下，通過源源不斷向反共的華人民主陣營滲入經過嚴格培訓出來的“鼴鼠”來獲取鬥爭的主動性，這是中共以往常用的手段，給敵對陣營“摻沙子”。通過與民主運動團體關繫緊密的NGO組織或特定民主人士推薦，潛伏進民主陣營里從事策反和欺騙性引導工作。並且還肩負着聯絡當年（“89六四”事件中就混入進來）早已潛伏進來中共特務構成人事關係網，相互配合完成中共的滲透瓦解任務。“迷霧”是氣候形容詞，在陰謀的語境裡不是指天氣。作家斯蒂芬·金曾說過：“這個世界上最可怕的，可能不是那些鋪天蓋地的迷霧，而是你身邊最熟悉的人。”
 
        為了讓這些代理人顯得更具真實性，讓公眾折服信任，“602辦”甚至主動製造矛盾衝突與維權事件，再通過多部門協同配合（除中共強力機構，官方媒體外，還有被裹挾的民間資本企業），打造出一個個得到輿論同情的民主鬥士，讓這些人迅速成為民運陣營中的領軍人物，這種投入的代價不可謂不大，以至於很多中共暴力機關都信以為真，煞有甚事的去圍捕和構陷這些“民權志士”來邀功。當這些中共特務摻合進政治事件後，便被國際媒體（因為充滿了對人權理念的崇高敬意，所以才被中共欺騙，成為配合表演的道具）廣泛報道，有些人進過中共政治監獄被策反後再出來，所發出的任何政治宣言或行動，都會受到絕大多數嚮往民主變革群體的仰慕，自然而然的就可以進入到民運陣營中來，成為其中的骨幹。中共對這些付出巨大代價才打入進民運團體裡的高級“鼴鼠”非常重視，不會全部撒手推向國外去活動，有一部分會被直接留在國內從事相關工作。現在這個信息化社會，距離早已不是問題，只要身處繁華都市或網路順暢的地區就可以領導運動，既有利於中共相關機構直接控制，又能樹立其戰鬥在民主鬥爭第一線的英雄形象。
 
        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中共費這麼大力氣盤算，是為了鉗制民主事業的進程，培養代理人來領導反對自己的民主派，左右全球華人推動大陸民主政治發展的大方向，保證自己的國家統治權力和既得利益不被推翻，不論這樣的陰謀取得了怎樣的進展都令人心悸。中共在應對當前信息網路發展空前爆發，無法有效管控輿論的時候，明面上引導自乾五為之搖旗吶喊，利用五毛水軍去衝擊抵消民主理念和社會真相的傳播，讓民運與五毛纏鬥，以消耗戰的方式轉移視線；一邊暗地裡讓滲透成功的代理人繼續扮演民運領袖，驅動民主派進行一些水平有限，註定不能成功的行動，消耗對手資源。
 
        中共602辦對民主力量的滲透是多層面的，一些人也許是被中共強力機構盯上後，禁不住威逼利誘，既中共所謂的策反，被納入到反民主的活動中。有些人層級可能不高，活動力量有限，只是出於金錢誘惑的自私自利之徒，僅僅只是表面上站在了民主的立場上，但仍然占據了本來應當由民運內有能力給與中共打擊的人的位置。有些人則完全像餘責成一樣，通過改名換姓，從中共特務部門直接打入民運敵對陣營，比如當下仍較為活躍的博訊記者向南夫（筆名“飛翔”），就出身於以海外情治工作為主要任務的中共某強力部門。
        
        我們有理由相信無論海外和中國國內的民主運動組織，可能早已被中共滲透得千瘡百孔，甚至一些民主運動的領軍人物背後或多或少有着“602辦”的現實背景。針對中共的滲透策略，全球華人的民主運動組織都應當做自我檢討，識別內部的中共代理成員，尤其是現在那些正在高調暢談民主的明星們。民主運動秉承人類普世價值的真諦和傳播重任，清理內部“鼴鼠”是真正為了團結凝聚民主派的信仰。追求中國實現普世價值，達成民主憲政的共同目標，就不能忽視中共“602辦”散布迷霧對中國民主事業的威脅，將民主力量從內部瓦解的邪惡政策。

轉自環球焦點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