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幽靈正瀰漫在歐亞大陸。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無政府主義(Anarchism)。

趙京：尊敬的巴枯寧先生，您不會因為我的姍姍來遲而介意吧！

巴枯寧：歡迎，歡迎，來自遙遠的朋友！我已經等了您一個多世紀了，不過，我並不希望您來去匆忙而沒能領會我的想法——當然，也有一些聰明人是故意扭曲了我的思想。你看，人類的認識過程都是可逆倒推的：在鄧小平時代認識毛澤東的中國，在戈爾巴喬夫的“重建”中認識斯大林、列寧。今天，當我的祖國土地上解體了一個全權主義的國度後，我們才可能全面地審視馬克思了。

趙京：從這種意義上，您無疑可被稱為人類的導師之一。當這個世紀的歷史與您的倡導完全背道而馳的時候，人類的悲劇遠遠超過了個人的榮辱。直到八九年，才從天安門廣場上傳出了反抗近代國家形態的發自人類心靈深處的最強音——無政府主義，並一直導引着東德的消亡、蘇聯的解體和歐洲共同體的統合。令我焦急不安的是它在中國的擴散現實和可能的後果。

巴枯寧：回顧無政府主義運動的歷史，以及我個人的許多不負責任的政治活動，我特別想指出以下的區分是重要的：哪些是思想上的不合理，哪些是實踐上的幼稚或愚蠢。作為一種政治運動的、反抗近代產業社會中的國家強權形態的無政府主義經歷了重大的失敗，但在天安門廣場、在紅場等地點的民眾抗議中表露出來的理想卻是永遠存在於人類的生活之中的。應該反省，我們無政府主義者並沒有找到一種消滅了人支配人權力構造的組織形態來進行社會生活。唉，世界永遠是羅馬式的，而不是雅典式的(苦笑)！

趙京：是呀！我們生活在共產主義全權社會形態之中，倒容易對社會民主主義感興趣。人類興許配不上無政府主義的烏托邦，你看：那些反抗中國政府強權的持不同政見者卻必須倒向另一個更大的政府強權尋求庇護。可憐的人類，連一個徹底的無政府主義者也產生不出來啦！

巴枯寧：“人追求自由，卻又無所不在枷鎖之中”。盧梭最早道出了對近代社會的哲學悲觀。實際上，以無政府主義的觀點，可以認為近代世界歷史的激盪都是由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再建引發的。以民族(語言、文化)為背景建立起政治目的的國家，本來只應該防禦外侵、為國民提供福利，卻往往變為對外擴張﹑對內壓迫的少數統治階層的權力機構。蘇聯政府就是最典型的國家權力，戈爾巴喬夫的“重建”國家權力的企圖從一開始就是註定要失敗的。

趙京：這興許是無政府主義能夠提供給我們最大的啟示了。對於中國這樣的全權主義社會，所謂改革的目標不是以新的權力形態去取代舊的體制，而是首先向政府強權奪回那些屬於個人權利的東西。實際上，所謂的民主化和現代化的進程，也越來越重視人權的意義，連中國政府也變得聰明了一些，發布了《中國的人權狀況》，供中國國民監督、批判政府的強權膨脹。

巴枯寧：這也是中國政府比蘇聯政府高明之處。我個人認為中國並不可能像蘇聯那樣消亡，因為中國社會的全權主義形態並不如蘇聯那樣強制，特別表現在經濟利益的分配形態上。可惜人類常常忘記，或者說不願意正視歷史。你看：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在經濟上採取前資本主義的壓榨方式，使馬布里一針見血地指出：私有制是萬罪之源，而主張建立強有力的公正政府。但葛德文卻警告我們：不可能存在公正的政府，作為國家權力的政府，永遠是一部分人壓榨另一部分人的機器。

趙京：興許，共產主義思潮中不少人總是不知覺地把基督教中的理想王國硬搬到現實中來，才造成了忽視社會大前提之下的哲學思辨。馬克思用剩餘價值理論高明地說明了資本主義方式下的經濟剝削關係，卻完全沒有想象一下全權社會形態下人支配人的赤裸裸的強權現實，所謂“科學社會主義”比空想社會主義還要空想。象歐文﹑聖西門這些人，對於近代科學﹑特別是大機器生產帶來的經營形態﹑政府組織性質的變革，都比坐在大英博物館中研究現成文獻的馬克思的認識深刻。

巴枯寧：可惜，我們這些投身實際運動的無政府主義者都不如馬克思那樣博學，那樣有號召力。我自己也感情用事，由於不認為《資本論》有馬克思自稱的價值，我乾脆拒絕接受馬克思的獻辭。不過，我確也苦心地勸過馬克思，你把個人的私有財產抽個精光(聽說你們那裡處決人還需要死者付錢)，還談得上甚麼“個人自由”、“個人的全面發展”呢？他又搬出“萬能的教育”來搪塞。問題在於，是教育一個富人掏點錢出來容易呢，還是教育掌權者交出一些權力來容易呢？洛克菲勒、松下幸之助很“慷慨”地退還了不少財富給社會，斯大林會交出本來屬於國民的權力嗎？齊奧塞斯庫被處決時還聲稱他是“國家總統”呢！

趙京：哈哈，財產在陰間不通用，權力關係卻是永恆的！再理想的“共產主義者”，也不敢想象“共權主義”的天堂，所以乾脆大家都把權力交給上帝，才算最大的公平和正義。上帝當然不需要教育，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人不接受教育只想教育人類，最終只能把人類的發展導入歧途。不過，我有點不理解，當時馬克思是如何思考消亡國家這一重大課題的。

巴枯寧：共產主義消亡國家的途徑是消滅所有的反對勢力，不管它叫地主、資本家，還是持不同政見者，其結果當然是激發更強烈的反抗，直到——你看，葉利欽的出現。我很氣憤你們中國人把Anarchism翻譯為“無政府主義”，常常給你們中國人帶來誤解。我們反對近代出現的人支配人的國家權力形態，卻並沒有要消亡國家，也不想廢除政府，我甚至根本反感以政黨的集權方式對抗政府﹑推翻政府的企圖。

趙京：“無政府主義”這個名詞確實翻譯得太糟了，一下子就被判了死判。我這樣的人雖然與Anarchism很有共感，也絕不敢自稱為“無政府主義者”。不過，這個名詞首先是日本人造出來的，我們中國人先把它譯為“安那琪主義”，挺美妙的吧！可它能達到“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的目的嗎？今天日本的學術界都改用中性片假名發音，但我們中國人恐怕永遠也只用“無政府主義”這個詞了。不瞞您說，我的同胞常常連概念都沒弄懂就開始了帶有功利性質的理論爭吵。既使對於“人權”這樣的概念，你問兩個人，肯定會得到三種解釋。書歸正傳，您不是也想過建立“無政府主義”狀態下的政府嗎？您帶領人馬攻打市政廳幹甚麼？

巴枯寧：好漢不提當年勇。那是恨鐵不成鋼，並不是仇視國家機構。市政廳的權力並不大，我們以為一舉摧毀權力機構，廢除了稅務、警察，希望獲得解放的市民們自行組成鬆散的、基於個人願望的自由結合體。可悲的是人們也需要權威和支配，還是韋伯正確：越進入近代社會，官廳機構的龐大、複雜化越不可避免，人類生活需要各種政府的機能。為了使這些機能的強化不加深對人的支配，我們又看到甚麼蒲魯東的“法朗結”，英國的費邊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等等。總之，訴諸於廣泛的社會改進運動來減輕政府的非法支配，如近來很受人注目的“大赦國際”(Amnesty International)組織所做的那樣。

趙京：至於國際性的人權活動，部分帶有對於過去殖民政策的反省性質，沒有反省侵略政策歷史的日本政府不懂人權的概念，只願意與外國政府打交道而無視外國公民的人權，變相鼓勵專制政府強權的非正常膨脹。我們看中國的政府機能，一方面，“無產階級專政空前鞏固”；同時，一個持有聯合國常任理事國“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普通公民連去菲律賓這樣的國度都需要菲律賓人的“擔保”，更不用說生活在“有錢人”的日本的國土上，簡直像一個小偷！

巴枯寧：我真為你們中國抱不平！當年日本人在台灣、在“滿洲國”，在南京殺人時持的是甚麼樣的護照和簽證呢？那些戰後留在中國的日本人“殘留孤兒”持有甚麼護照和簽證呢？你們真是偉大的民族，還把他們收養為親生的兒子。真痛心，我的同胞們也像日本人一樣，對你們犯下過不可寬恕的罪行。好在上帝會還歷史以公正的，今天中國的變革里正孕育着人類進步的新的期待。

趙京：可惜中國人是權力(關係)崇拜的民族。例如“六四”終結了一個有限改革的時代，但那些蒙取民眾支持、在權力邊緣生活過的“改革派”至今沒有人反省，並承擔對民族犯下的罪過。而普通民眾面對強大的國家機構只剩逃避一途，國民意識越來越虛無化(Nihilism)。

巴枯寧：近代國家的形成首先需要一種精神，蘇聯國家可以解體，但普希金、陀斯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卻是永存的！雖然近代以來，中國人對於世界精神財富的貢獻不如你們的先祖，但我堅信，中國的民眾會創造出迎接現代化的新的理念形態的。朋友，我真羨慕你生於這麼一個偉大的時代和國度里，中國的未來也是世界的未來！

趙京：您這樣說，只是加重了我們的慚愧。在一個靈魂僵死、外殼膨脹的政府機體下，正發生着人類可能幹出的各種卑鄙行徑，卻只是為了最微不足道的生存功利。所以，我們舉起了知性與人格這兩面旗幟來對八九中國之春進行最徹底的繼承，在沒有人敢於宣稱解救中國的危難之際，我們找到了通過改進個人的知性與人格的道路來推進社會全體的進步。

巴枯寧：這也是對無政府主義發出的警告的一種響應吧！請牢記這一點：任何一個聲明解救社會的運動都要避免自身的組織性的權力關係，否則就會導致出賣和滅亡。無論是八九中國之春，還是全世界的共產主義運動，都不是被鎮壓下去的(根本沒有任何勢力可以鎮壓它們！)，而是被出賣葬送掉的。戈爾巴喬夫下令降下蘇維埃聯邦的國旗，只是終止了自那面旗子被升起以後的各種出賣。說到底，人類完全沒有必要對那些人為的國旗、國歌傾注比對一棵樹、一堆土更多的熱情。那些象徵權力的“神聖”標記背後就是赤裸裸的人支配人的罪惡。

趙京：是啊，沒有“被統治者”(即國家主權的主人)同意的任何強權形態都必然是要滅亡的。擁有五千年歷史的中華民族，雖然其權力形態不斷發生重組，為人類帶來了無數的災難，但其文化、人口卻不斷繁榮、演進，在這個世紀之末，又面臨着有史以來最大的社會變革轉換時代。任何阻礙民主、自由、人權潮流的權力形態都不可能持續太久了。

巴枯寧：上帝祝福你們，如果要借用你們的先祖在《詩經》中的一句詩來預期中國的話，那就是“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首發於東京【民主中國】199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