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土豪得來的不算，毛一生經手錢財無數，其中不乏友人捐款，為什麼就是章士釗這兩萬大洋放不下？因為這是一筆良心債。別處得來的錢財，如張學良1936年通過李杜資助毛岸英和毛岸青去蘇聯，是專款專用，無良心負擔，不必還。這筆“譚款”，來路不正，去處不明，實為毛澤東一大心病


　　老高按：毛澤東年輕時曾向章士釗要到兩萬大洋資助——此事連“維基百科”【章士釗】詞條中也記載了，說：“1920年資助毛澤東兩萬元，組織赴法勤工儉學（鄧小平為成行的人員之一）。”按這一說法，連鄧小平也是章士釗這筆款項的受益人！不知其資料來源為何。
　　“兩萬大洋”在當時是個什麼概念？不折不扣是一筆巨款。我們知道，毛澤東在北京大學當圖書館助理館員時的薪水，是每月8塊大洋。
　　這件事，我最初是從章含之的回憶錄《跨過厚厚的大紅門》中得知——是毛澤東親口告知章含之的，而且據他自己表白，要錢動機有三：“為籌備黨的成立、湖南的革命運動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歐洲勤工儉學”。隨後毛每年春節給章士釗奉上兩千人民幣，聲稱“還債”。
　　沒過多久，讀到北京女學者陳小雅厚厚上下兩冊《中國“牛仔”：毛澤東的“公案”及行為、心理分析》，如果我記得不錯的話，書中追問了毛澤東這件事，並稱之為毛澤東的“第一桶金”，是他在中共黨內能夠嶄露頭角的重要資本——想來也是，1920～1921年中共建黨前後，就算陳獨秀、李大釗這些大教授，又有幾人能拿得出兩萬大洋！
　　隨後，得到資料越來越多，說法紛紜，我們知道，這筆錢其實不是章士釗自掏的腰包，也不是他從社會賢達那裡籌集的，而是湖南督軍譚延闓給的！
　　兩萬大洋在陳小雅這本書中只是部分內容。這位女學者隨後繼續追究此事，又專門寫了一本書《中國“廢片”——毛澤東的命案》。她考證出來，這筆錢以“資助赴歐勤工儉學”的名義得之於軍閥的巨款，其實一分錢也沒有用在赴歐勤工儉學的窮學生身上——“維基百科”所說鄧小平云云，純屬子虛烏有。那麼，毛澤東這一筆巨款花在哪兒了？陳小雅並未接着考證，而是另闢蹊徑，順藤摸瓜，從毛澤東接受這筆錢的另一在場人後來不知所蹤，接連揭露出毛澤東的“情案”“賄案”甚至“命案”！用她自己的話說，是像寫推理小說一樣來考證史實，這是另一個故事，此處按下不表。
　　說回兩萬大洋。去年中國學者錢文軍也注意到這筆錢，寫了一篇影響不小的文章《兩萬大洋到哪裡去了？》來追究。他說：“截至1920年底，通過各種途徑先後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學生共有346人，在全國赴法學生總數1576人中占22％，在全國各省分中僅次於四川，居第二位。如此之多留法學生，而且新民學會就有18人之多，歌頌毛之文章亦不少，竟沒有發現一個人提及他雪裡送炭的恩德”！毛澤東左手以“資助赴歐勤工儉學”的名義從章士釗那裡拿到這筆錢，右手卻並未悉數遞給赴歐學生，豈不是貪污公款？！
　　莫非，兩萬大洋真的被毛澤東花在比資助旅歐學生更重要百倍的建立共產主義小組、共產黨的事業上了？
　　旅居新澤西的學者馮勝平，繼追究毛澤東在抗日戰爭中是否向共產國際請戰，組織15萬精兵直搗國民黨後方這一史實，與《黨史筆記》作者何方老先生辨析一番之後，鑽研歷史寫上了癮，一發而不能收，最近，又接連寫出了三四篇考證文章，其中一篇文章，是給《新史記》雜誌第18期寫的專稿《毛澤東還良心債：兩萬大洋來龍去脈》。此文隨後由共識網、明鏡新聞網刊載。我轉載如下。
　　兩萬大洋竟然是得之軍閥，已經令我們吃驚；而花到哪裡，也出乎我們意外。



 
　　故事緣起於章含之的一段回憶：
　　1963年初，主席讀完英文之後，要我陪他在寒風中散步。主席身體極健，不帶圍巾、帽子；我卻“全副武裝”還覺得冷。散步時，主席突然問我：“行老有沒有告訴過你，我還欠了他一筆債沒有還呢？”我以為主席在開玩笑，我說父親沒有講過，要是主席欠債，父親是必定不會催債的。主席卻很認真地說：“也許行老忘了。這筆債我見到你，想起來了，早該還了！”於是，毛主席告訴我，1920年，毛主席為籌備黨的成立、湖南的革命運動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歐洲勤工儉學，急需一筆數量較大的銀款。主席去上海找到父親，當然沒有告訴父親要成立共產黨，只是說為一批有志青年籌款去歐洲勤工儉學，請父親幫忙。父親立即答應，隨後發動了社會各界名流捐款。由於父親的影響和努力，最後一共籌集了兩萬銀元，全部交給了毛主席。主席笑著對我說：“行老哪裡曉得他募捐來的這筆錢幫了共產黨的大忙。當時，一部分錢確實供一批同志去歐洲；另一部分我們回湖南用去造反鬧革命了！”毛主席說：“你回去告訴行老，我從現在開始要還他這筆欠了近50年的債，一年還兩千元，十年還完兩萬。”我回家告訴父親，父親哈哈大笑說：“確有其事，主席竟還記得！”父親和我都未想到，幾天以後，毛主席果真派徐秘書送上第一個兩千元，並說今後每年春節送上兩千元。這倒使父親十分不安，他要我轉告主席不能收此厚贈，當時的銀元是募集來的，他自己也拿不出這筆巨款。主席聽了我的傳話微笑著說：“你也不懂我這是用我的稿費給行老一點生活補助啊？他給我們共產黨的幫助哪裡是我能用人民幣償還的呢？”（1）】（粗體為本文作者標註，下同）


　　同書第六頁，章含之的表述稍有不同，提到了秋收起義和井岡山。原文是：“行老這筆錢，我們派了大用場。一部分同志用這個錢去了歐洲，另一部分錢，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義，後來上了井岡山。”（2）
　　關於毛澤東獲得留學款資助的故事，埃德加·斯諾在《毛澤東自傳》上也有記載：“1919年初，我到上海去，”途中登了泰山游了曲阜，“不過當我到達浦口以後一文不名了，而且車票也沒有。沒人有錢借給我，也不知道怎樣才可以離開這個地方。不過最倒霉的就是一個賊偷去了我僅有的一雙鞋子！啊呀！怎麼辦呢？可是‘天無絕人之路’，我的運氣非常好。在車站外面，我碰到一個湖南的老友，他借給我足夠買一雙鞋子和到上海車票的錢。到了上海後，我才知道已募有一大筆款子資助學生留法，並且可以資助我回湖南。”（3）
　　在《西行漫記》中，斯諾也有完全相同的記述。（4）
　　查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逄先知主編的《毛澤東年譜》（以下簡稱《年譜》），毛於1919年3月14日至4月6日曾逗留上海，參加赴法留學生歡送會。沒有記錄毛得到任何資助。如果斯諾的敘述屬實，則可能是另外一筆捐款，與本文探討的1920年所得的兩萬大洋無關。




兩萬大洋的來源
 
　　李銳提到章士釗贈款一事：“據龍伯堅回憶，章士釗同楊昌濟是同鄉至交，兩人同在日本和英國留學。於是毛澤東找到章請求幫助。章也沒有錢，因為這不是幾百、幾千元，而是幾萬元。章打電報給譚延闓，只說要錢，沒說明原因，譚給了三萬元。章悉數給予毛澤東和蔡和森。他們將錢分成1600元一股，分給赴法會員。毛自己拿了一股，作為回湖南活動的經費。章晚年定居北京，毛澤東每年春節贈送兩千元，戲稱分期償還這筆款子。”（5）
　　根據這一回憶，上文所說的“社會各界名流”，實際上只是譚延闓一人，錢數則是三萬。筆者取《年譜》兩萬說，因為一般來說，受款人（毛澤東）記錯的可能性比轉述人（李銳、龍伯堅）應該要小。
　　對兩萬大洋的來源，徐鑄成在《章行嚴談他的一段舊事》一文中有更詳細的敘述：
　　1949年4月，我和柳亞子、陳叔通、葉聖陶、鄭振鐸這批剛從香港到京不久的民主人士，被招待住在六國飯店（當時還未改名）二樓。不久，聽說南京方面派出的和談代表團來了，有張治中、邵力子、章士釗等人和他們的秘書，都住在三樓。
　　有一天，宋雲彬兄來邀我：“我們一起上樓去看看章行嚴好不好？”我說，“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緣，沒有什麼可談的。”於是，他一個人上樓去了。
　　第二天，他對我說：“你昨天不去真可惜，我聽到一段極其珍貴的史實。”接著，他就原原本本對我轉述了章的談話。
　　原來，在此之前，章曾作為上海各界的代表之一，到北京奔走“和平”，毛主席在石家莊接見了他們。在談話中間，毛主席突然對章說：“行嚴先生，我們是老相識，你還記得麼？”章聽了一怔，怎麼樣也想不起何時曾見過面。毛主席笑著說：1918年，有兩個青年到上海去拜訪你，你還幫助了他們。你還記得麼？其中一人就是我。”章聽了恍然大悟，連忙說：“記得，記得，有過這麼回事。”
　　章行嚴對宋雲彬談這一件往事說，1918年時，趙恆惕任湖南督軍，正在提倡聯省自治，他怕旅外的湖南人反對他，劃給我一大筆款子，請我相機“應酬”在滬的同鄉。有一天，有兩個青年，拿著楊懷中先生的信來見我，說這兩位是他的得意門生，想籌集赴法勤工儉學的旅費，請予協助。懷中是我的老朋友，我看著兩位青年又十分優秀，就在趙的款子中撥了他們一筆錢。事過境遷，我早把這事忘了。想不到其中一位就是毛主席。而另一位，聽說就是蔡和森烈士。”（6）
　　此段回憶雖然有明顯硬傷——時間和人名，1920年記成1918年，譚延闓記成趙恆惕，但考慮到回憶人的年齡：章士釗1949年69歲，徐鑄成“文革”後為香港《文匯報》撰寫“舊聞雜憶”專欄時已年過70，且分別回憶的都是30年前的事，記憶失誤在所難免。儘管如此，故事的主線是清晰的：兩萬大洋的金主是湖南督軍譚延闓，章士釗是經手人。
　　譚延闓為什麼要給毛澤東這筆巨款呢？

督軍和布衣交情匪淺
 
　　譚延闓（1880年-1930年）字祖安、祖庵，號無畏、切齋，湖南茶陵人，曾經任兩廣督軍，三次出任湖南督軍兼省長兼湘軍總司令，授上將軍銜，陸軍大元帥。曾任南京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長。1930年9月22日，病逝於南京。去世後，民國政府為其舉行國葬。有“近代顏書大家”之稱。著述有《祖庵詩集》等。蔣介石和宋美齡結婚，譚延闓為介紹人。


　　從民國至今，寫顏體的人沒有出譚延闓右者。中山陵半山腰碑亭內巨幅石碑上“中國國民黨葬總理孫先生於此”兩行巨大金字，即為譚氏手書。1920年夏，驅張運動成功，毛澤東率驅張赴京代表團回長沙，譚延闓親臨火車站迎接。同年9月9日，毛與同仁創辦的文化書社開張，譚又帶軍樂隊前往祝賀，贈親筆書寫“文化書社”金匾一幅。譚延闓和毛澤東，一個是湘軍總司令、湖南省長兼督軍，一個是一介布衣，此種交情，實非路人所有。鑑於這種關係，私贈兩萬大洋，且不問錢去何處，當在情理之中。
　　順便說一句，9月9日是毛澤東生命中的重要日子，和他結下終身不解之緣。1920年9月9日，開辦“文化書社”；1927年9月9日，發動“秋收起義”；1935年9月9日，與張國燾草地分手、率軍連夜逃離，毛稱之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1976年9月9日，毛澤東撒手人寰。
　　毛澤東和譚延闓的交情，源於驅張運動。1919年，湖南人發動湘人治湘，驅逐張敬堯。運動中，毛澤東衝鋒陷陣，嶄露頭角，真正受益人則是譚延闓。護國戰爭時，譚延闓為排斥外省軍閥控制湖南，提出“湘事還之湘人”口號。袁死後，譚任湖南省長兼督軍，長沙卻長期為皖系軍閥支持的張敬堯占據。毛澤東的驅張運動，與譚延闓的政治綱領不謀而合。1920年6月11日，直皖戰爭即將爆發，皖系無力挽回張敬堯的失敗。當晚，張敬堯出走，湘軍前鋒部隊進入長沙；17日，譚延闓回到長沙，正式主政湖南。
　　與此同時，毛澤東在上海章士釗處拿到兩萬大洋。贈受雙方保持低調，從未向社會公布。錢的來源是譚延闓，目的是“應酬在滬的同鄉”。
　　非常可能，兩萬大洋（以下簡稱“譚款”）是譚延闓給毛澤東的政治酬勞，因為很難想象一個軍閥會匿名以巨款資助留學生。當然，資助勤工儉學是一個極好的名目，政治上正確，無論譚延闓、章士釗還是毛澤東，日後都會願意把它作為兩萬大洋轉手的理由。
　　《年譜》上卷第60頁寫道：1920年6月，“毛澤東為組織革命活動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歐洲勤工儉學，急需一筆數額較大的款項，在上海找章士釗幫助。章士釗當即熱情相助，發動社會各界名流捐款，共籌集兩萬銀元全部交給毛澤東。”（7）
　　這是為尊者隱的歷史曲筆。沒有什麼“社會各界名流”，只有一個躊躇滿志，剛剛拿下長沙的譚延闓。他的政治圖謀剛巧與毛澤東此時的人生軌跡相交。
　　1920年6月的毛澤東，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積極推動“湘人治湘”，他政治活動的重心不是建立共產黨，而是湖南自治。翻閱《毛澤東年譜》，我們看到：
　　6月9日，毛澤東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湘人為人格而戰》，宣稱，“湘人驅張，完全因為在人格上湘人與他不能兩立”。（8）
　　6月11日，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湖南人再進一步》，指出，“湖南人應該再進一步，努力為‘廢督運動’”。（9）
　　6月18日，發表《湖南人民的自決》，“湖南的事，應由全體湖南人民自決之。贊助此自決者，湖南人之友。障礙此自決者，湖南人之仇。” (10）
　　6月23日，致信湘籍老同盟會員、上海報人曾毅，闡明湖南改造的要義在於“廢督裁兵”、“建設民治”。(11）
　　6月30日，致信羅章龍，告以在上海的見聞。信中談到要將湖南的事情辦好，搞自決自治。” (12）
　　儘管毛澤東聲稱，“到了1920年的夏天，在理論上，而且在某種程度的行動上，我已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 (13）但直到這一年11月應陳獨秀函約，創建長沙共產主義小組為止，他沒有發表過任何馬克思主義的言論，事實上還醉心於湖南獨立運動。9月3日，毛在長沙《大公報》發表《湖南建設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一文，提出分省建立共和國的主張。(14）大約從這時起，毛在政治上和譚延闓分道揚鑣：批評譚的“湘人治湘”是官治，不是民治。由於對湖南獨立運動失望，毛澤東開始尋求新的道路，逐漸接受了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並沒有“挪用公款”
 
　　關於兩萬大洋，學者錢文軍寫道：“查當年銀元比價，每銀元值白銀0.6148關兩；時價美金0.7624元。兩萬銀元值1.5248萬美元。查中國火柴工業史，當時天津北洋火柴廠開業資本 恰好二萬元，尚不是銀元。……可見兩萬銀元確係一筆巨款。問題是，這筆錢是章士釗以助青年留學歐洲募集的，合法的用途只能是資助留歐學子，其餘都算挪用贊助款。接著查閱《年譜》，至‘7月初離滬返湘’，之後也沒有送別留歐學生更沒有贈款之記錄，‘一部分同志用這個錢去了歐洲’之事自然無法談起。截至1920年底，通過各種途徑先後赴法勤工儉學的湖南學生共有346人，在全國赴法學生總數1576人中占22％，在全國各省分中僅次於四川，居第二位。如此之多留法學生，而且新民學會就有18人之多，歌頌毛之文章亦不少，竟沒有發現一個人提及他雪裡送炭的恩德，或者這幫傢伙全都忘恩負義了？”（15）
　　錢文軍先生提供了許多重要信息，邏輯也自洽。問題是他相信了毛澤東的自述，沒有弄清這筆錢的真正來源。如果錢真是章士釗為資助勤工儉學從“社會各界名流”募集的，毛以後的做法當然是“挪用公款”；但如果錢來自於譚延闓為“湘人治湘”而設立的政治基金，由章士釗監管發放，則是另外一回事。既然不是“公款”，自然也就無所謂“挪用”。
　　顯然，毛澤東沒有對章含之說實話，他也不能說實話。還債的故事發生在1963年，那時毛澤東早已被供上神壇，不曾、不會、也不能犯任何錯誤。偉大導師怎麼會拿軍閥的錢？英明領袖的人生軌跡怎麼能同反動軍閥重合？這些問題不要說提出，想想都是犯罪！
　　其實，關於兩萬大洋的傳聞，在當時就很流行。1920年7月14日，身在法國的羅學瓚，給毛澤東寫信：
　　“近子升（蕭子升）因湘款事（即章行嚴匯來之一萬元）頗受湘同學誹謗，謂章匯來兩萬元，子升私吞了一半。（其實止一萬元，因在法久以宣傳為兩萬元。）種種誹謗，到處宣傳，我雖聞之好笑，但勤工儉學同志頭腦這樣不明了，亦可為嘆。”（16）
　　更令人尷尬的，是對毛澤東身揣兩萬大洋，卻見死不救的指責。陳小雅、錢文軍著述撰文，不僅追問兩萬大洋到哪裡去了，而且指控毛澤東謀財害命。（17）據《大公報》連載《湖南留法勤工儉學學生調查記》披露，1921年下半年，因貧病交加，留法“學生疾病（十餘人）死亡（三人），皆全系地方官施診施葬，並棺材而無之。”（18）死亡三人中，兩位來自湖南：一位是楊開慧的堂兄楊楚，另一位是蕭子升曾向毛通報病情，希望為之籌款治病的陳贊周。對蕭的來信，毛回答：“此款事勢急迫，非籌不可，只有不管償還如何困難，姑且借來付去。”（19）


　　身懷萬貫，卻哭窮借錢，不是毛澤東的為人。與天下相比，兩萬大洋價值幾何？很難想象，雄才大略如毛澤東，會見利忘義，和楊開慧夜半數錢，合謀貪污。就算毛澤東是流氓，那種行徑也不符合他的段位！錢文軍、陳小雅對毛澤東的諸多指責，在於他們相信毛澤東一直持有那筆巨款。其實，到1921年春，毛澤東已千金散盡，一文不名了。

　　既沒用於勤工儉學，這筆錢哪兒去了？難道真是用於1921年創建共產黨了？
　　查《中共中央文件選集》，陳獨秀在1922年6月30日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寫道：“黨費，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機關支出17655元；收入計國際協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20）陳的報告否定了“譚款”用於建黨的可能性。兩萬大洋在1921年是一筆巨款，相當於毛澤東在北大208年的工資。毛如果當時仍持有這筆錢，雖不是富可敵國，至少也算“富可敵黨”了。
　　毛澤東說：“另一部分錢，我拿到湖南搞秋收起義，後來上了井岡山。”查楊奎松教授著《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蘇聯撥款“具體如1927年，為組織上海三次工人武裝起義得援款約3萬元；為開辦黨校得5萬元另月開支1.5萬元；7-8月為解決湖南農運問題得援款近5萬元；9月為準備秋收起義得援款1萬元”。湖南農民運動和秋收起義用錢都是蘇聯給的，三個月共得6萬元。（21）沒有“譚款”用於秋收起義的記錄。
　　還原歷史真相，很可能的情況是：到1920年11月底為止，毛澤東還不是共產主義者，他的政治理想是湘人治湘，湖南獨立，與當時湖南省長譚延闓不謀而合。為支持同道，譚延闓通過章士釗給毛澤東一筆政治捐款，沒有規定用途。從性質上說，這是一筆私款，與建黨無關，與勤工儉學亦無關。不是共產主義者，談何建黨？既非公款，又何謂挪用？
　　走筆至此，不禁想起十年前的一段公案：2004年5月28日，《人民日報》旗下《環球時報》頭版頭條文章披露，海外民運領袖王丹、王軍濤支持台獨，得金若干萬。兩位博士堅決否認，威脅起訴胡錦濤和《人民日報》。多年後，陳水扁東窗事發，在接受偵訊時承認，的確曾從國務機要費中撥款20萬美金給王丹。對於陳的說辭，王丹在接受TVBS電話訪問時表示，自己從不過問資金來源，不知道20萬美元來自於陳水扁的國務機要費。
　　毛澤東支持“湘獨”，王丹支持“台獨”。1920年6月17日譚延闓進據長沙，隨即毛澤東拿到兩萬大洋；2004年3月20日陳水扁競選連任成功，不久王丹拿到20萬美金。代理人的身份和政治上的曖昧，在受款者頭上，形成一種無形的道德壓力，迫使他們以同樣的方式撒謊，以換取心理平衡。毛澤東說，錢來源於章士釗，用於革命；王丹說，錢來路不知，用於民運。
　　革命家從事社會活動，接受捐款是常事，多年之後回憶，記錯時間地點也可以理解。但兩萬大洋是一筆巨款，除非有難言之隱，經手人章士釗似乎不應該輕易“忘記”，受益人毛澤東也不會突然“想起”。
　　為了圓一個謊，人們往往要撒更多的謊。在一個不自由的時代，皇帝和他的臣民一樣不自由。臣民不敢說皇帝沒穿衣服，皇帝不敢承認自己曾穿過其它的衣服。為了政治正確，君臣常常一起撒謊做戲。
 
兩萬大洋花在哪裡？
 
　　既沒用於勤工儉學，也沒用於建黨和秋收起義，那麼，兩萬大洋到哪裡去了呢？
　　1）創辦文化書社：據湖南出版社1991年5月版《文化書社――中國早期傳播馬克思主義的書刊發行機構》記載，1920 年8月20日，由易禮容、毛澤東、彭璜三人任籌備委員，在長沙潮宗街56號租了三間房子開辦文化書社，9月9日開業。毛岸青、邵華在1983年12月22日《中國青年報》發文《兩個90周年誕辰》，稱：“外祖父病逝時，家境已經很蕭條，北京的一些朋友贈送了一筆‘奠儀’費，這筆錢為安葬外祖父用了一部分。後來媽媽看到爸爸為籌措革命經費而到處奔忙，就動員外婆將這筆剩餘的錢拿出來，協助爸爸辦了文化書社。”（22）
　　毛岸青、邵華講的故事不實。1921年4月編印的《文化書社社務報告》第二期記載了至1921 年2月27日為止，全部文化書社30位個人股東連同大公報館，合計投資股本金692大洋另6角3分5厘細目。其中，最大股東姜濟寰三次入股228大洋，長沙總商會會長左學謙投股200元。毛澤東1920年10月17日投股一次，交納光洋10元。（23）
　　2）娛樂旅遊：1920年秋，“同十幾位新民學會的會員發起組織星期同樂會。每至星期日，到長沙近郊名勝古蹟，如天心閣、水陸洲、碧浪湖等處聚會遊覽。”11月，“因工作過於勞累，作短時間休息，到醴陵、萍鄉考察遊覽。”（24）
　　3）同楊開慧結婚：宣稱“不做俗人之舉”，毛澤東和楊開慧沒有大辦婚事。
　　查《年譜》，沒有毛澤東投資股票、房產或實業的記錄，相反，倒有一擲千金、免除債務的記錄。
　　1921年春節，毛澤東回到韶山，以特有的方式，結束了父親毛順生生前開辦的“毛義順堂”的錢莊生意。（25）
　　為了融資，毛順生晚年搞了自己的IPO——發行“毛義順堂”股票。毛澤東的堂弟毛澤連回憶說：“毛順生很會做生意。後來，光靠銀元、銅錢來周轉經濟不夠，就自己出了一種‘義順堂’的票子，代替貨幣。票子是紅色的，別的票子人家不要，只要是‘義順堂’的就要。”（26）毛順生發行“毛義順堂”股票，把鄰里鄉親的余錢收集起來，以期增值；發給僱工，作為工資，可以代替銀兩；發給生意同行，又成為定金，或者物值。


　　1920年1月21日，毛順生去世。次年春節，毛澤東回鄉，對父親創下的這份產業作了清理：“我們欠人家的錢一次還清，人家欠我們的一筆勾銷。”（27）換句話說，毛順生私人集資開錢莊，毛澤東接手後，放的債不要了，欠的債一次還清。如此理財，非毛莫屬。還好毛順生集資的範圍只限於鄰里鄉親，否則縱有兩萬大洋，也不夠他折騰。
　　按毛澤東的吩咐，毛澤民向持有“毛義順堂”股票的人們發出通知，限定時間以現金全部贖回。至此，“毛義順堂”股票退出了歷史舞台，毛澤東的兩萬大洋也盡數散光。（28）
　　非常可能，當時毛家生意並無虧空，不必用銀子填補。他只是受共產主義影響，想分自己家產，但因為生意是錢莊，又不便討債，所以才需要兩萬大洋——一般生意或土地，送掉就是了，錢莊不行。此外，也不排除毛想爽一把，與過去歷史切割：即是飛來橫財，散去反而心安。
　　很難想象，懷揣兩萬大洋的毛澤東會變為一個共產主義者。
　　在這裡，我們看到毛澤東對錢的態度。這一態度，終生未變。據邱會作回憶，毛澤東堅持中國“絕不做軍火商”，對外援助“凡屬於武器裝備軍需類的東西就是白給，受援國不必付錢！其它戰略物資不要錢的也很多。”他對受援國的領導人說：“借錢是要還的，這是寫在紙上的，但不能逼債！你們今後還得起就還，還不起就不用還了。我毛澤東活著是這樣，我死了以後也是這樣。中國今後若是向你們討債，你們就說，毛澤東活著的時候說過，還不起就不用還了！若是逼債，你們就不給，就說毛澤東有言在先嘛，不用還了！”(29）
　　1959年，李宗仁回歸大陸前，主動表示願將一批收藏的字畫文物捐獻祖國。他告訴程思遠，這些文物，是他花了11萬多美元購買的。文物運到北京後，故宮專家鑑定，發現這批字畫大部分是贗品。按當時行情計算，最多值 3000美元。這與李宗仁說的11萬多美元，相差太懸殊了。周恩來獲知情況後也很意外，經反覆考慮，決定給李宗仁3萬美元，並將此事報告了毛澤東，請毛定奪。
　　毛澤東聽後哈哈大笑，慷慨地說：“他說11萬多，就給他12萬！這叫‘投石問路’嘛！”於是，周恩來讓劉仲容設法將12萬美元現鈔交到李宗仁手中。李宗仁十分高興，連聲稱讚：“共產黨不簡單，是識貨的。” （30）
　　毛澤東知道，李宗仁獻的不是文物，是自己。此時的李宗仁，還值12萬美元。
　　毛澤東時代中國對第三世界國家的援助，充分體現了毛澤東的理財風格。這些援助不僅多半是無償贈與，而且經常使受援國喜出望外。坊間傳說，當受援國代表與周恩來、陳毅等達成援助協議後，毛往往要在援助金額後再加一個“0”。處理譚款時養成的毛病，後來已成了習慣，這讓我想起網絡上那個帶有影射的調侃說法：“毛病養成惡習”。
 
毛澤東還良心債
 
　　毛澤東是人，非神，非魔；他知道什麼對，什麼不對。為還人情債，他說謊，卻心存一份感激。打土豪得來的不算，毛一生經手錢財無數，其中不乏友人捐款，為什麼就是章士釗這兩萬大洋放不下？因為這是一筆良心債。別處得來的錢財，如張學良1936年通過李杜資助毛岸英和毛岸青去蘇聯，是專款專用，無良心負擔，不必還。（31）這筆“譚款”，來路不正，去處不明，實為毛澤東一大心病。當然，也可以說，清理債務後，把弟妹帶出家鄉，最後獻身革命，錢也是花在革命上了。但無論如何，捫心自問，此論總嫌勉強。
　　但凡大人物，功成名就之後，就會想到做人。毛澤東想做完人，必定會設法彌補良心的虧欠。所以，他要還債。


　　注釋：
 
　　1，章含之《跨過厚厚的大紅門》，文匯出版社，2002年，340-341頁。
　　2，同上，6頁。
　　3，斯諾《毛澤東自傳》，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1年，33-34頁。
　　4，斯諾《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128-129頁。
　　5，李銳《三十歲以前的毛澤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298頁。
　　6，徐鑄成《章行嚴談他的一段舊事》，載《舊聞雜憶》，遼寧教育出版社，2009年9月，123-124頁。
　　7，《毛澤東年譜》，上卷，60頁。
　　8，同上，59頁。
　　9，同上，59頁。
　　10，同上，59頁。
　　11，同上，60頁。
　　12，同上，60頁。
　　13，同上，57頁。
　　14，同上，63頁。
　　15，錢文軍《兩萬大洋到哪裡去了？》，凱迪社區·貓眼看人，2013年12月23日。
　　16，羅學瓚《新民學會文件匯編》，74頁。
　　17，陳小雅《中國“廢片”——毛澤東的命案》，明鏡出版社，2006年，50-53頁。
　　18，《湖南留法勤工儉學學生調查記》，《大公報》連載，1921年10月9-17日。
　　19，《毛澤東年譜》，上卷，87頁。
　　20，《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央黨校出版社，1989年，第一冊，47頁。
　　21，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195頁。
　　22，毛岸青、邵華《兩個90周年誕辰》，《中國青年報》，1983年12月22日。
　　23，轉引自錢文軍《兩萬大洋到哪裡去了？》，同上。
　　24，《毛澤東年譜》，67頁，71頁。
　　25，胡蓉《毛澤東父親毛順生經商融資曾經發行股票》，中國共產黨新聞網，史海回眸。
　　26，同上。
　　27，《毛澤東年譜》，82頁。
　　28，胡蓉《毛澤東父親毛順生經商融資曾經發行股票》，同上。
　　29，程光《心靈的對話：邱會作與兒子談文化大革命》，上冊，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295-296頁。
　　30，《李宗仁回國所捐文物多為贗品》，中新網，2008年10月24日。
　　31，《張學良曾資助毛澤東兒子求學》，大河網，2008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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