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龍冬花

　　摘自《治國錄：毛澤東與1949年後的中國》，中共黨史出版社2014年版，陳冠任著

　　在毛澤東考慮如何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探索適合我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時，1956年來到了。1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額完成五年計劃而奮鬥”的元旦社論。社論說：“1955年7月，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了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間才過去了半年，今天，1956年的元旦，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第一個五年計劃將被提早完成和超額完成。由此，我國在1953年所規定的過渡時期總任務也將被提早完成。我國過渡時期的總任務，是以社會主義工業化為主體，而對農業、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兩個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這三者是互相配合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規定五年內全國經濟建設和文化教育建設的支出總額為766.4億元，折合黃金七萬萬兩以上。在這個期間，工業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14.7%，農業及其副業的總產值平均每年遞增4.3%，這是社會主義的速度，是任何資本主義國家所不能達到的速度。”

　　這樣的消息是振奮人心，鼓舞鬥志的。它也表明：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人搞經濟建設並不是西方人士原來預言“不出三年，中國就會因為飢餓變為荒蕪”的差水平，飛躍的速度、可喜的成績甚至超過了那些老牌“治國能手”。

　　1月30日，在轟轟烈烈的三大社會主義改造浪潮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在北京隆重召開。全國各地的工人、農民、手工業和工商界代表，帶着各地建設的喜訊，來到北京，向黨中央、毛澤東報喜。……他們是工廠的操作工、農村的生產能手、商店的勞動模範，大多是“草根”出身，是基層的先進工作者。而在農民代表中，李墨林、龍冬花可以說是最有代表性。他們不僅是來自最基層的合作社，而且是翻身後新一代農民的代表。

　　(李墨林是來自北京四季青合作社的勞動模範。……略)

　　然而，覺得比李墨林還幸運的，則是來自安徽省貴池縣的農業勞動模範龍冬花。

　　和李墨林不一樣的是，她是第二次來北京開會，且是多次見到毛澤東。

　　她和李墨林一樣，也是“苦藤上的瓜”，當童養媳出身，在舊社會吃夠了苦頭。解放後，她翻了身，因為肯吃苦，勞動賣力，很快成為當地的婦女典型，結果，22歲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入了黨，她更加積極了，帶領大伙兒走互助合作道路。

　　1952年初春時節，老天日日下大雨，長江岸邊的貴池縣烏沙大圩積澇成災，險情不斷。年僅23歲的互助組長龍冬花十天十夜不下火線，帶領群眾搶險。在最危急的關頭，她帶頭跳進滔滔洪水，領着鄉親們用身體堵住決口，保住了江堤，也保住了12萬人的生命財產和數十萬畝耕地。隨後，她被評為省勞動模範。1953 年，她被評為全國婦女積極分子。

　　1954年春，長江沿岸圩區再次遭受到百年不遇的大水災，圩堤被沖塌，不少村民登上屋頂，等待救援。她不顧家人，也不顧自己的安危，在咆哮的洪水中撐着小船，冒着滔天大浪，搶救被洪水圍困的鄉親。結果，她一個弱女子先後救出22人，並且還搶運出一批糧食，被鄉親們敬佩地稱作“不要命”的“龍恩人”。而她卻回答說：“我是黨員，應該這樣去做。”

　　龍冬花一心為公，英勇無畏，無疑是這個時代湧現出來的傑出典型，自然也獲得了黨和人民的認可。4月，她被組織上安排以全國婦女積極分子和幸福合作社社長身份參加全國婦女聯合會會議，並在懷仁堂幸福地見到了毛澤東。

　　然而，見是見到了，龍冬花是坐在座位上，不是“近距離”，因此有不少遺憾。當時毛澤東、周恩來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全體與會婦女代表，併合影留念。龍冬花第一次見到毛澤東，心情非常激動。合影的時候，她在第三排，因為規定不准隨便走動，無法接近毛澤東。合影結束時，毛澤東等人離場要走了。在後排的她心裡一急，就發狠地向外擠，可由於過於激動和慌亂，“嘩啦”，不小心摔倒地上。其他代表都笑她：“幹嘛這麼急?”

　　龍冬花爬起來，紅着臉回答說：“我要親自向毛主席匯報合作化的喜訊呢!”

　　可因為她一摔跤，不知情的毛澤東等人已經走遠了。摔了一跤，還沒和毛主席說上話，龍冬花十分遺憾。合影后，她雖然好幾次見到毛澤東，不是因為觀禮檢閱相距太遠，就是因參加接見人數太多，她根本無法靠近毛澤東，當面匯報之事一直未能如願。

　　這一次她來到北京參加大會，開幕式、討論、聽報告……雖然多次見到了毛澤東，但一個在台上一個在台下，當面匯報的打算還是一直沒能如願。而龍冬花就是龍冬花，有着洪水中撐船救鄉親那樣的韌勁，悄悄地等候着，時刻準備抓住面見毛澤東的機會。

　　結果，這個機會還真的來臨了。

　　會議有一個議程：毛澤東接見大會代表並照相合影。一次，大會主席團發通知了，叫大家做好準備，照相時不要發慌。誰知在接見時，龍冬花險些又出問題。當她跟着代表們擠到毛澤東身邊時，與劉少奇握過手後，就已經激動得不行了，覺得腳踏着雲彩在飄，身不由己地順着隊伍往下跑。這時周恩來發現了一路跑着的她，立即喊道：“哎!姑娘，你是哪裡人?”

　　龍冬花急忙回答說：“我是安徽省貴池縣幸福農業社社長，叫龍冬花。”

　　周恩來這麼一問，頓時提醒了她：還沒和毛主席握手啊!於是立即返身，又擠進人群，使勁地朝毛澤東那裡擠過去，然後一把抓住他老人家的手，使勁地握着。

　　然而，當她握住毛澤東的手時，激動得已說不出話了，只是兩眼目不轉睛地仰望着他那微笑慈祥的面容。隨即，她就被其他人擠開，隨人流涌了出來。這下她醒過來了，也後悔了：見到毛主席那會兒，自己怎麼那麼笨，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啊!

　　可她還是很幸運的。

　　晚上全國政協在懷仁堂舉行宴會，招待代表們。龍冬花幸運地被主席團批准向毛澤東敬酒。參加宴會的代表1000多人，各行各業都派代表去敬酒，而農民代表只有龍冬花和與李墨林一起向毛澤東報過喜的王玉坤兩個人，一男一女，代表全國幾億農民。

　　當代表們走進懷仁堂就座時，宴廳內圓型大餐桌已擺好了酒菜。整個宴會廳內熱鬧非凡。不久，在熱烈掌聲中，毛澤東、周恩來等人走過來了，在靠北邊的巨幅綠花屏風前就座。龍冬花與毛澤東只隔幾張桌子。可是，宴會還沒開始，她就急不可耐地來到毛澤東桌邊，向他敬酒。因為心情過於急切，本應從右邊敬酒，她卻跑到了左邊。周恩來看到了她，僅見過一面卻立即認出來了，向毛澤東介紹說：“這就是安徽的女社長龍冬花同志。”

　　毛澤東正聚精會神地查看代表名單，聽着周恩來介紹，立即放下代表名單，緊緊握着龍冬花的手，微笑着連連點頭，說：“好，好，姑娘你多喝，我少喝點。”

　　就在這時，在場的一名攝影記者“咔嗒”按下了快門，拍下了毛澤東接受龍冬花敬酒的那一瞬間。龍冬花滿滿的一杯酒喝下去，又已是激動得淚水往外涌流：自己這個舊社會吃不飽、穿不暖、目不識丁的童養媳，今天竟然和毛主席一起喝酒了，多麼光榮啊!在她激動不已時，毛澤東問道：“姑娘，你那兒合作社有多大啦?”

　　龍冬花一陣慌亂，急忙回答說：“有1000戶了。”

　　毛澤東笑着搖了搖頭，疑惑地追問了一句：“不會那麼快吧?”

　　龍冬花第一次與毛澤東喝酒後，宴會很快就開始了。可是，一會兒，她忍不住又跑過去，敬了毛主席一次酒。

　　這次宴會，龍冬花可以說是終生難忘。她不僅與毛澤東見了面，說了話，而且還敬了酒，握了手。當晚，她和毛澤東光敬酒兩次，握手卻達四次之多，比上面規定的最多次數還多了一次，握了又去，去了又握，回來了又去。

　　直到宴會結束後，她才從狂喜的神話世界跌回到現實，狂跳的心漸漸地平靜下來，可猛然一驚：“糟糕!剛才向毛主席匯報說錯了話呀，入社戶數只有500戶，自己卻說1000戶了。這還得了!”回到賓館後，她後悔得暗暗哭泣，但又不敢聲張。

　　返回貴池縣後，她還是把此事向縣長實事求是地作了匯報，並要求組織上批評自己。誰知縣長笑哈哈地安慰她說：“你說得沒錯!現在你那裡入社戶數已猛增到2000多戶了!”縣長高興地告訴她，“你說的不是多了一倍，而是少一倍了。”

　　龍冬花一塊壓在心頭的石頭才算落了地。

　　可是，令她想不到的是故事還沒有結束。

　　會後不久，《毛澤東和農業勞動模範龍冬花在招待會上》的照片突然刊載在全國各地報刊上，二十幾歲的女農民龍冬花幾乎是一夜之間成為了全國家喻戶曉的人物。後來，這張照片又被製作成年畫，在全國各地流傳，從此和照片、年畫一起，龍冬花那段波瀾壯闊的傳奇也流傳。但是，作為毛澤東時代的新農民，龍冬花沒有驕傲，也沒有退步，相反，更加“拼搏”了。在合作社的集體勞動中，身為女子的她常常挑起200多斤重擔子，累得哇哇吐血。在合作社積肥時，一次，她隻身一人被困蘆葦盪一天一夜，回來時，她卻帶回了一船肥料。這樣的女英雄，也多次到北京參加各種會議。每次，她都能見到毛澤東，與毛澤東的感情越來越深厚。

　　“中國的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複而已。任何進步都不可能從中產生。”這是西方哲人黑格爾對“中華帝國”近乎殘酷的評價，然而，詞語在某種程度上卻表達了舊中國沒有進步的一種客觀真實。有“民族魂”之稱的魯迅先生也曾慨嘆中國社會的停滯不前說：“仿佛時間的流逝，獨與我們中國無關。”然而，自從1949年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人建立新中國，改變中國“一再重複”“君主覆滅”，就開始推進中國的進步，區區幾年時間內，工業農業和其他各行各業快速發展，並且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時間的流逝，每刻鐘都與這個建設突飛猛進、社會飛躍式嬗變的中國有關了。哲人黑格爾的話語完全被中國共產黨人和中國人民拋棄、否定了。

　　然而，這一切變化的發動機在哪裡?英籍華裔作家韓素英由衷地說：“新中國並不是靠少數優秀人物、靠發指令、靠無情地強迫中國群眾作出巨大犧牲來建設的。而是恰恰相反。這是因為一切主張、倡議都是以中國人民的意志、熱情、創造性才能為依據的。由於有了毛，中國革命成為一個廣泛的提高覺悟的運動，並且它在繼續深入，它可以改變中國的土地，而且人在新結構中也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