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韋君宜在《思痛錄》中載了《她死得好慘——哭韋毓梅》一文。文章開篇提及，蔣南翔先生辭世前不斷追問作者：“給韋毓梅寫了悼念文章沒有?”文章於結尾處再次告訴人們：在蔣南翔將向人世告別之際，最念念不忘的就是韋毓梅。蔣南翔為何在逝世前不忘提醒韋君宜寫悼念韋毓梅的文章?韋君宜又為何要“哭”韋毓梅?眾所周知，蔣南翔是北京“一二·九”抗日救亡運動的領導人之一;而根據文章介紹，韋毓梅則是當時蔣南翔領導下的、清華第一個女生革命組織的負責人。文章深情地寫道：

　　對於韋毓梅，“我們清華大學全體革命同學，特別是女同學和民先隊員，都應該永遠記得她。……若不是她，怎麼開闢我們這一群走向前去的道路?”

　　然而，這位清華大學革命同學的領路人，最後卻“死得很慘”：“文革”期間，在屢遭粗暴批鬥後的一天夜裡，從九樓陽台翻越而下，最後曝屍於“上海繁華市區”——一個她曾經為其解放和繁華奮鬥過並做出犧牲的地方……

　　孫蘭，一個極為普通的名字，但如果加上“中國首位女縣長”的註腳，它所指代的那位女子，無疑已在史書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

　　抗戰中，新四軍軍部在鹽城重建後，孫蘭擔任漣水縣文教科長、縣政府秘書、建湖縣文教科長、鹽阜區行署文教科長、蘇北婦聯籌委會主任等職位，並終於在1945年7月受黨組織委派，來到了淮安，擔任淮安縣政府縣長，那時孫蘭年僅32歲。

　　今天，讓我們跟隨淮安市淮安區檔案館的孫蘭卷宗，回到那個中國首位女縣長主政淮安的年代。

　　女縣長的歷程

　　清華才女來到蘇北解放區“從政”

　　原名韋毓梅，宋慶齡建議她改名“孫男”，結果成了孫蘭

　　厚厚的《淮安名人錄》，這樣描述學生時代的孫蘭——

　　原名韋毓梅的她1913年生於鹽城秦南鎮劉村人，7歲隨父母離開鹽城。1928年至1932年在上海務本女子中學讀書，思想進步。1931年“九· 一八”事變後，她發動學生寫文章，揭露國民黨不抵抗、使東北淪陷和殺害胡也頻等進步作家的醜行，並帶領學生到南京向蔣介石請願，又當面向宋美齡痛陳國難，呼籲抗戰。

　　不久之後孫蘭考取清華大學。讀書時她參加了“民族武裝自衛隊”，先任“社聯”組長，繼為團支部書記，兼任《清華周刊》編輯。1935年，她作為骨幹參加了著名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和清華學生一起衝破西直門，高呼“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淮安黨史研究者鍾志榮告訴記者，孫蘭其名的來歷與宋慶齡有關：當年韋毓梅被黨組織派往上海從事婦女救國運動，結識了宋慶齡、何香凝、許廣平等婦女領袖。宋慶齡十分喜愛這個活潑幹練、剪一頭短髮、頗像男孩子的韋毓梅，建議她改叫“孫男”。“後來，這個名字就被沿用下來，只不過被改成了‘孫蘭’。”

　　“七·七”事變後，孫蘭發動上海婦女參加由何香凝為主席、宋慶齡為名譽主席的“上海婦女界抗敵後援會”，協助許廣平創辦《上海婦女》等刊物，擔任主編。值得一提的是，1938年春，孫蘭等6人代表上海各界人民赴皖慰問新四軍。她向項英贈送錦旗的照片，至今仍陳列在安徽省雲嶺新四軍總部舊址紀念館內。

　　1938年國民黨逮捕了許廣平以後，《上海婦女》辦不下去了，孫蘭便到了蘇北解放區。

　　新四軍軍部重建於鹽城後，孫蘭相繼擔任漣水縣文教科長、縣政府秘書、建湖縣文教科長、鹽阜區行署文教科長、蘇北婦聯籌委會主任等職位，並終於在1945年7月受黨組織委派，來到了淮安。

　　上任淮安縣長時，她還是個大姑娘

　　上任不久，主持了一次漢奸公審大會，讓美國記者刮目相看

　　孫蘭入職淮安時，縣委書記名叫王一香。老人去世前留下一篇回憶孫蘭的文章《她為人民利益而戰》。

　　記者在文中看到一段關於孫蘭公審漢奸的描述——我軍攻克淮城時，漢奸沙貴章、高必發被擒，廣大人民群眾拍手稱快，紛紛要求人民政府嚴加懲辦。“孫蘭同志根據上級指示，親率政府工作人員，一面廣泛發動城鄉群眾檢舉揭發，一面組織專門機關進行調查核實……公審大會上，孫蘭同志列舉二人大量罪狀，並安排受害群眾上台控訴……法庭當場宣判二人死刑，並立即押赴刑場執行槍決。”

　　想來，這一定是孫蘭任職縣長期間頗為精彩的一段經歷。因為就在同年在華的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曾在《密勒氏評論報》上發表了對孫蘭的專訪文章，重點講述了此事，箇中細節極為生動——

　　新縣長上任不久，淮安縣政府的天井裡擠滿了許多老百姓，“老太婆們穿着滿身補丁的斜紋布的棉襖，許多殘廢人手裡拿着‘殺死漢奸’的小紙旗。一個年邁的瞎子跪在地上舉着手臂，同樣要求把那個曾給他帶來不幸的人就在今天執行槍決。”

　　“我們要縣長答覆。”老百姓高呼着，過了一會，不知誰說“縣長來了”，老百姓頓時歡躍起來。他們還猜測共產黨的縣長，一定是個身高力大的紅臉漢，腰上可能還挎支駁殼槍。可見了面，縣長卻是位端莊漂亮的大姑娘。她個子不高，穿着新四軍制服，短黑的頭髮很精緻地蓋在軍帽里。

　　“你就是縣長?”“對，我就是縣長。”被群眾圍着的孫蘭，站在一把椅子上，霎時間，全場鴉雀無聲。孫蘭當眾宣布，現在就去調查，調查後一定儘快作出裁決。她說：“3天后可到這裡來找我，我叫孫蘭。”

　　“紅衣女縣長”常背個挎包到處跑

　　邊地方士紳都在背後稱讚她“能力強，水平高，年輕有為”

　　在淮安當縣長前後不過兩年的孫蘭，留下許多至今仍為人樂道的往事。

　　1946年3月18日的《鹽阜大眾》記載，當年的三八婦女節，孫蘭在城裡召開了有2000多名婦女參加的紀念會。“大會上，孫蘭號召婦女，‘我們婆媽要組織起來，團結得緊緊的，搞生產，學本領，跟男子漢一樣能做主，將來照樣做市長、縣長、省長，代人民辦事，要大家看得起我們婦女。’”

　　同年的一份《鹽阜日報》上另一則新聞：1946年11月2日，國民黨軍隊洗劫了淮安順河區茭陵、順河等十餘個村鎮。第二天孫蘭知道這個消息後，隨即往災區慰問群眾。她首先“讓各鄉、村、鎮政府立即恢復辦公，民兵維持秩序，並着手調查各戶損失數字，對全區被蔣軍無辜殺害的，分別給以撫恤，最多的為小麥 700斤;房屋被焚者，依照損失輕重救濟小麥100至250斤;被蔣軍打傷者，除醫治外，另給糧食100斤……”

　　王一香的回憶文章中還提及一樁關於孫蘭的往事。“解放以後，人民迫切盼望人民政府能夠整修文渠……成立了‘淮城文渠疏浚委員會’，孫蘭任主席。經過 43天的辛勤勞動，勝利完成文渠疏浚工程。”文渠疏通時正值清明，“那天風和日麗，鑼鼓聲、鞭炮聲、伴隨着人們的歡笑聲，場面十分動人。”

　　在孫蘭的檔案里，記者還看到這樣的描述，或可視作是對其工作形象的最佳總結——

　　她辦事果斷迅速，雷厲風行。平時孫蘭很少蹲“衙門”，經常穿着一件紅衣服，背着個挎包到處跑，因而贏得老百姓的尊重和支持。他們說“共產黨，人才多，文武雙全，紅衣姑娘當縣長”。就連地方上一些士紳遇到難事也都願意找女縣長解決，因為女縣長講政策，對他們不強迫，不擺架子。他們背後稱讚她“能力強，水平高，年輕有為”……

　　她的內心世界

　　1一篇樸素文章，寫滿對淮安的愛

　　獲得了淮安人信任和讚頌的孫蘭，無疑對淮河之濱的這片土地也“日久生情”。

　　採訪期間，記者讀到一篇孫蘭所寫的文章，她在文章中寫到：

　　“淮安是一個可愛的縣份。人們說着頗為悅耳的淮腔，有着悠久的文化遺址，出產着大米、小麥、玉米、鮮魚、藕，住在淮安的人，都會對她眷念起來，我曾步行許多村莊……春天，我們43萬人，共同熬過了災荒，還開了兩條河，漁濱河和衡河，這兩條河好似淮安的兩條動脈，它將減少水災對淮安人民的威脅……至於我，在這一年中，和淮安人民熟悉了，今天，他們受着災難，我是絕對要和他們在一起共甘苦的。”

　　曾經的清華大學女才子，在投筆從戎、棄文從政多年之後，畢竟還是在字裡行間流露出她細膩清麗的才情。

　　2寄語美國婦女，要求改變對華政策

　　在接受美國記者史沫特萊採訪時，孫蘭說自己也曾遇到過偏見，認為婦女不應該在政府中做事，因此“婦女一旦有了職務，必須執行得比一般男子還要細心謹慎。”在孫蘭看來，“當人們表示反對，或者部下並不嚴肅地遵守命令，苛責無法改變他們的心境，只有工作上進做出成績，別人才會越來越尊重你，成見自然會被遺忘。”

　　孫蘭甚至還通過史沫特萊之口寄語美國婦女，“當我在清華念書時，我學過很多美國的民主生活和美國婦女的進步。我相信美國婦女要有舉動，要求杜魯門總統改變美國的對華政策。”

　　顯然，對史沫特萊而言，眼前這位“纖小而富有吸引力，很像美國高等女校教師”的中國女子，其政治敏銳與思想深度無不令其動容。這也難怪，其會為孫蘭專門著文，更稱之為“共產黨的女才子，紅色中國的女縣長”。

　　後記

　　文革中，55歲的她用跳樓結束了生命

　　1964年，周恩來到上海接見部分領導幹部時握住孫蘭的手，對眾人介紹說：“這是蘇北解放區第一位女縣長，是我家鄉的父母官。”在場的人都笑了起來。

　　那時，孫蘭早離開淮安。她在輾轉華中五分區專署一處處長、江淮區宣傳部宣教科長和安徽省教育廳廳長等職後，擔任了上海市教育局局長。

　　那時，孫蘭還不知道自己在不久之後將迎來怎樣悲慘的命運——文革期間，孫蘭受到的肉體摧殘和精神折磨是難以言表的。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裡，她竟被連續拉去批鬥了一百幾十次。那些日子，她隨時都可以被人關押，乃至嚴刑拷打。據孫蘭的子女回憶，“1967年12月26日晚上，造反派在舉行了慶祝儀式之後，把孫蘭關進了小房間。房間四周站着打手，你一拳，我一腳，整整打了一夜。”而這僅僅是孫蘭文革期間遭遇的縮影。

　　1968年4月8日，曾經意氣風發的清華女子、曾經英姿颯爽的紅衣縣長，選擇用跳樓的方式結束了自己55歲的生命。

　　“她的遺體上新傷蓋着舊傷，有皮帶抽的，有棍子打的，甚至還有大號六角螺帽的印子，那是夾在彈弓里彈的。就這樣，造反派還是不肯罷休，還揀了一雙鞋放在她的遺體上，以示‘永世不得翻身’。”

　　多年之後，孫蘭的清華同學韋君宜含淚寫下了《她死得好慘——哭韋毓梅》一文，她說“孫蘭會那樣死，成為罪犯死在革命成功之後，我是絕對沒法夢想到的。你也像那些在前線犧牲的同學一樣，流了血。他們的血換來了1949年的新中國，而你的血換來了什麼?只換來我們這些老年人將涸的眼淚嗎?我很希望再能換來些什麼，換不到別的，換來人們的心裡動一動、想一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