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英國文學五體投地的夏志清（英國“近代作家都是很好的”、“都喜歡”，“英國作品比美國作品、中國作品要好。中國作品大都千篇一律，其實唐詩也不好的，詩太短了”），當即寫了篇火氣十足的《諫友篇一駁唐德剛〈海外讀紅樓〉》，在台北《聯合報》、《傳記文學》和美國《世界日報》同時發表，以回應唐德剛“惡意的謾罵”。當年兩位文壇大佬的這場論戰轟動海外。

胡適的關門弟子豈是好撩撥的？德剛行文之老辣、鋒利，不在魯迅之下。一篇《紅樓遺禍——對夏志清“大字報”的答覆》，寓莊於諧，拳拳到肉，就夏志清的人品、文品、學識全面出擊，認為“夏先生那種驕橫的個性，和惟我獨尊心態的養成”，乃至“崇洋自卑的心態”，是“學術界姑息養奸的結果”，並自我檢討“從‘愛人以德’的觀點來看，也有對不起朋友的地方”。

這一大巴掌扇下去，恰似晴空霹靂，夏志清頓時偃旗息鼓。1986年10月紐約文藝協會的一次宴會上，《傳記文學》創辦人劉紹唐和蕭乾夫婦在座，有數十年交情的唐、夏二人酒杯一端泯恩仇。

站在中立的角度上，就《紅樓夢》的鑑賞而言，夏志清不無商榷之處。如他認為瀟湘妃子“剛同寶玉相會的時候應該很美，但不多久身體轉弱，也就美不到那裡去了，因之我在《紅樓》章里特別強調她的病體病容，藉以糾正一般讀者（包括德剛在內）對林姑娘所存的幻想”。總之，林姑娘失去了健康的身體，不值得寶玉去愛。

然而，寶玉愛妹妹弱柳扶風，更愛她吐氣如蘭：不僅“心較比干多一竅，病如西子勝三分”、詩詞在眾姐妹之上，還是寶玉反抗死讀書、讀死書的知己。那個年代，大家公子跳出“學而優則仕”的醬缸已屬不易，女兒有這般見識堪稱天人。夏志清中不如西的觀念深入骨髓，雖每以寶玉自況，但對林妹妹究竟美在何處，始終未窺門徑。

唐德剛1952年發表《梅蘭芳傳稿》，即已名動四方。寫蘭芳飛黃騰達而不忘故舊：“每逢嚴冬臘月，當蘭芳把孝敬他們的紅色紙包兒（那裡面的蘊藏往往超過他們幾個月的收入）遞過去時，你可看到那些老人們昏花的眼角內湧出絲絲的熱淚，透過蓬鬆的白色鬍鬚，滴到滿是油漬子的破皮袍子上去。”

傳主的人格魅力穿透塵封的歷史，令讀者如沐春風。這樣柔韌而力拔千鈞的筆下功夫，以及對朋友“愛人以德”的真性情，誠為德剛“美麗”之所在。

1998年林彪的“兒媳”張寧女士出版自傳《自己寫自己》，唐德剛欣然提筆作序，融歷史風雲、紅顏際遇於一爐，引花蕊夫人“十四萬人齊解甲，竟無一個是男兒”，道盡美人和民族的悲哀。

德剛對口述史學貢獻卓著，去世之後，聲譽日隆。《晚清七十年》、《袁氏當國》等大作，在大陸讀者間掀起的思想風暴，凸顯一個優秀的“歷史說書人”的素質，非“諸葛亮是個帥哥”、“文字獄維持了社會穩定”、“清兵殺入關內擄掠，很難說悲，也很難說喜”等百家講壇的學者可比。

不過，要說德剛是近代史大家，倒正應了那句老話：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資料越看得多，越覺得田曉菲“敘述的方式和角度，往往比敘述的內容更重要，因為它們決定了敘述的內容”，是多麼的中肯和到位。

周策縱為唐德剛《胡適雜憶》作序：“德剛行文如行雲流水，明珠走盤，直欲驅使鬼神，有時也許會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但德剛有極大的真實度”。

遺憾的是，德剛一旦“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每每“哀愁”叢生，忘了老師“有幾分證據，說幾分話。有七分證據，不能說八分話”的教訓，“大膽假設”有餘，“小心求證”不足。有時甚至滿嘴跑馬，硬傷累累。如奠定德剛大家地位的《晚清七十年》：

“自有其黨派成見的共產黨人則根本否定‘辛亥革命’之為‘革命’。”

對辛亥革命的評價事關革命正統性和統戰大局，中共歷來堅持肯定態度，何來否定之說？毛澤東認為“辛亥革命有它的勝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賴帝國主義的清朝皇帝。”（《毛澤東文集》第2卷，1993年版），“民主共和國觀念從此深入人心”（《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因為辛亥革命以後，“誰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們說它有偉大的歷史意義。”後毛澤東時代，中共對辛亥革命的評價，側重點或有微調，但肯定的態度一以貫之。

唐氏否定太平天國和五四運動，極力推崇北伐、孫中山（“近代中國最高層領袖中，鳳毛麟角的現代人，是真能擺脫中國封建帝王和官僚傳統而篤信民權的民主政治家”），以國民黨的“視角”觀照歷史，可議之處在在多有。

關於太平天國，唐氏認為：“洪、楊一夥實在是我國歷史上，第二次社會轉型期中的第一批從事轉型的先驅，只是這批鄉下哥哥，草莽英雄，知識太低，他們不知道自己在中國社會第二次大轉型運動中的歷史作用，而做了個蚍蜉撼大樹的造反小頑童罷了。”

“洪、楊一夥”縱橫十數年，占據半壁江山，搖搖欲墜的滿清，不得不允許漢族軍頭曾國藩、李鴻章的興起，“湘軍則南止交趾；北及承德；東循潮、汀，及渡海開台灣；西極天山、玉門、大理、永昌，遂度烏孫水；屬長江五千里，擊柝聞於海。自書契以來，湖南兵威之盛未有過此者。”（王闓運《湘軍志》）中國權力結構發生巨變，為後來的洋務運動、東南互保、北洋崛起、辛亥革命打下了根基，稱其為“蚍蜉撼大樹的造反小頑童”，未免太過輕浮和武斷。

如德剛所言，洪、楊對滿族男女“隨意捕殺”，但滿清、“曾剃頭”又何嘗是善人？安慶城破，湘軍砍殺萬餘太平軍戰俘，長江船運為屍首所阻；打下天京，燒殺奸搶，“全軍掠奪，無一人顧全大局”（趙烈文《能靜居日記》），10多萬生靈慘遭塗炭。

德剛以宗教戰爭和美國“人民聖殿教”戕害眾生為參照，嘲笑“我們的‘洪天王’所搞的卻正是‘凱撒瓊斯’那一套宗教狂”，感嘆“我民族何幸，有了個‘不語怪力亂神’的文化傳統”，“糊塗的洪天王之外，我們向來沒有為上帝流過血”！

宗教導致的戰爭、迫害自不待言，但是，孔丘“敬鬼神而遠之”和馬克思“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從另一個方面為儒法合流，樹立人世間的天子和皇權、領袖崇拜打下了根基，因此所流的血還少了嗎？兩害相權取其輕，德剛只知“所有搞獨裁專制的獨夫政權，沒有一個把老百姓放在心上”，卻不知這正是缺乏神權制約世俗政權導致的惡果之一。“洪天王”的拜上帝教誠然是借西人之酒杯、澆自家之塊壘，與皇帝老兒的天子、個人崇拜如出一轍，但在民主、共和傳入中國之前，不如此如何凝聚反抗暴政的力量？

德剛認為鴉片戰爭推動了中國從帝制階段向民治階段的轉型，那麼，對極大地削弱了滿清帝治基礎的“洪、楊一夥”，除了理性的批判，亦當如是觀之，何厚此薄彼？對農民起義的評價，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實不可取。

孫中山辭去臨時大總統，史家普遍認為是因為革命黨人的幼稚和軟弱，讓袁世凱有機可乘。德剛《袁氏當國》亦人云亦云：“‘論革命歷史，論海內外聲望，論建國學理，則應屬孫文’，就是憑這三條，孫文當選為第一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孫之讓袁，治史者平心而論之，實旨在為國為民”。

事實上，孫不是“讓位”，而是被迫“還位”於袁。武昌起義爆發後，革命黨人從開始醞釀到具體籌組民國臨時政府，自始至終都把臨時大總統一席定給了袁世凱。由“反正歸來”的袁世凱出任民國總統，是黃興、汪精衛等革命黨人，以及立憲派、新軍、知識精英的共同願望和要求，可謂：人心所向，大勢所趨（參見陳一容、張國鏞《孫中山“還位”辨正》，《史學月刊》，1997年第3期）。我們不能因袁世凱後來復辟帝制，就抹殺其歷史地位和在轉型過程中的貢獻。

唐氏《毛澤東簡傳要義評述》：“毛澤東那幾杆破槍，居然把蔣介石的美式配備的四百萬大軍打得片甲不留。指揮數萬至數十萬大軍的國軍主帥在陣前被活捉的，如王耀武、杜聿明、黃維、宋希濂等至數十人之多。這不但是中國戰爭史上無此先例，世界史上，亦未嘗一見！”

果然“痛快淋漓到不能自拔”。可是，“德剛有極大的真實度”，又要打一個大大的問號。小米加步槍打敗蔣軍的神話，海外亦有市場，教人情何以堪？

中共東北野戰軍最困難的時期，朝鮮支持了2000多車皮日軍留下的戰略物資，有的是無代價支持，有的是通過物資交換取得（劉統《解放戰爭中東北野戰軍武器來源探討――兼與楊奎松先生商榷》，《黨的文獻》，2000年第4期）；蘇聯向中共東北野戰軍提供步槍約70萬支，機槍約12000—14000挺，各種炮約4000門，坦克約600輛，汽車約2000多輛，另有彈藥庫679座，800余架飛機和炮艇若干，“極大地縮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預計的徹底戰勝國民黨的時間表”（楊奎松《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３月）。

德剛的“美麗與哀愁”，對人們拓寬視野、打開思路，有相當之價值。若與蔣廷黻、袁偉時、茅海建、楊奎松等學者的史著對照閱讀，相信讀者在為唐氏文采叫好的同時，對其筆下的“真實度”和“事理的平實”亦會有一個嶄新的認識。（媒體用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