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漢密爾頓認為之所以選擇斯諾去延安，是“斯諾的國籍、他的社會聯繫和他的獨立性格”使然。那麼，是什麼人發出的請求呢?1992年，撰寫《斯諾傳奇》的作者武際良指出——

　　他(斯諾)立即提出去紅區採訪的要求。而就在前不久，毛澤東和周恩來從陝北來信要她(宋慶齡)物色一位公平正直的外國記者和醫生到蘇區考察，以便爭取國際上了解中國的抗日主張。

　　2005年，英國倫敦大學基於新解禁的莫斯科共產國際的檔案材料的研究披露，毛澤東是決定斯諾進入紅區的始作俑者，研究指出——

　　(紅軍)與斯諾相遇不是偶然的。那年(1936年)春天，毛澤東曾經讓上海的地下黨找一個能發表作品的外國記者和一個醫生。經過慎重考慮，毛澤東邀請了斯諾，因為斯諾具備多方麵條件：他是一個美國人;他為具有影響的《星期六晚郵報》和《紐約先鋒論壇報》寫稿;並具有同情心。斯諾1936年7月進入紅區，同行的還有黎巴嫩裔美國人馬海德醫生，他的藥箱裡裝了許多機密文件……

　　神秘的診所

　　馬海德原名喬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出身於美國一個鋼鐵工人的清貧家庭。他靠勤工儉學，念到大學。1933年喬治在日內瓦醫科大學畢業，獲得醫學博士學位。為了考察東方的熱帶病來到上海，不久開設一個私人診所。在上海的日子裡，他先後認識了進步朋友路易·艾黎、史沫特萊等，尤其第二年在慶祝十月革命節的小聚會上，喬治有幸認識了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從此，這位20世紀的偉人走入了我的生活，對我的一生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馬大夫回憶說。

　　宋慶齡很關心喬治的成長，讓他參加了馬克思主義學習小組，學習馬克思的一些著作，使他開始懂得一些革命道理。宋慶齡還建議他做些社會調查，以了解大眾生活。路易·艾黎指導他深入20家鍍鉻廠進行職業病的調查，寫成論文，揭露了剝削的醜惡和童工的悲慘遭遇。這些都使喬治逐漸認識到僅靠醫學不能根本改變勞苦大眾的悲慘命運，要改變舊中國，需要支持社會革命。

　　當時根據宋慶齡的吩咐，喬治的診所經常借作進步人士秘密接頭和開會的地點。他常駕着自己的小汽車出門購買藥品，其中不缺宋慶齡專囑他去購買的急需藥品和醫療器材，以秘密支援蘇區。喬治還幫助宋慶齡掩護革命志士，開車去車站、碼頭接送受到敵人監視的同志。

　　其中最富傳奇色彩的故事，發生在70多年前的上海黃浦江畔。1935年夏末的一天，喬治受孫夫人的委託，護送兩位神秘的中國朋友，登上去海參崴的蘇聯貨船。

　　過了很長時間，才慢慢揭開此事的歷史謎底。原來兩位客人是陳雲和陳潭秋。長征開始後，中共與共產國際失去聯絡。為此中央特派政治局常委陳雲同志，離開長征隊伍，秘密赴上海，要轉去莫斯科，出席共產國際會議並匯報遵義會議和長征情況。但當時上海地下黨已受破壞，一片白色恐怖。陳雲只好設法求助於宋慶齡。而宋慶齡則把這重任委託給她可信賴的喬治醫生。陳雲平安到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後，有人將長征材料加以整理，冠以《英勇西征》之題，署名“施平”於 1936年春發表在共產國際的刊物上。隨後陳雲又整理親歷長征的材料，署名“廉臣”寫了《隨軍西行見聞錄》，於1936年3月在巴黎中共辦的《全民月刊》和《救國時報》上刊發。據說這是最早對外傳播中國長征的文章。

　　美國著名記者索爾茲伯里在有關長征的著作中推測共產國際曾建議中國紅軍應建立國際聯繫，這個建議可能為中共邀請斯諾訪問鋪平了道路。

　　陝北的紅星

　　到了1936年，美國醫生喬治的命運也發生了奇蹟般的轉折。由於宋慶齡的影響，喬治認識到只有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能夠救中國。為此，他嚮往去蘇區。

　　1936年春末的一天晚上，宋慶齡對喬治說：“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的夙願要實現了。中共中央想邀請一位公道的記者和一名醫生，到陝北去實地考察邊區的情況，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張，我看你和斯諾一塊兒去吧!”喬治對此興奮不已。

　　這兩位美國青年到達延安，受到黨中央負責人的熱烈歡迎。斯諾與喬治在陝北走訪3個多月，訪問了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和許多抗戰軍民。斯諾採訪結束，與喬治惜別時，把自己一件黃色鹿皮夾克留給好友喬治作紀念。

　　斯諾陝北之行“獲得世界獨家新聞”，其重大成果是寫出了震撼世界的《紅星照耀中國》(中文稱《西行漫記》)。當時由於保密原因，斯諾應喬治的要求，在書中沒有寫明宋慶齡與馬海德的有關史實。

　　陝北之行，使喬治看到中國的未來的紅星。他則實現了人生的轉折，加入了工農紅軍，穿上普通的戰士服裝，戴上閃耀紅星的軍帽，改成中國人的名字——馬海德，他保留了美國出生的名字“海德”，而特別加上陝北回民的“馬”字，以示自己全心全意為陝北軍民服務。

　　在陝北蘇區，他被中央委以重任，成為軍委衛生部顧問，以後又兼任外事組顧問。在清涼山下成為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保健大夫;他隨軍轉戰各地，在硝煙瀰漫的前線搶救傷員。“洋紅軍”在1937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0年與中國姑娘周蘇菲喜結良緣，落戶陝北，與軍民同患難，共奮鬥。他樂觀和善，樂於助人，時常有人找他幫修理手錶、手電、打火機，甚至應急當接生婆，他都有求必應，因而被大家稱為“我們的萬能博士”。

　　在被封鎖的陝北蘇區，面對缺醫少藥的極端困境，喬治受毛主席委託，到各地考察，儘快寫出戰地醫療狀況調查，提出建立一批軍民醫療機構的計劃，並克服困難，逐步加以實施。特別是致力於爭取外援。馬海德牢記着在臨別時，宋慶齡鄭重地聘請他作為她駐延安的代表(1938年保衛中國同盟成立後又成為這個組織的代表)，要求他儘可能提供詳情，以便為根據地廣泛爭取海外援助。在抗日戰爭時期，馬海德在延安國際和平醫院工作，經常將自己的工作情況、當地急需的藥品、物資情況寫成報告，通過周恩來設法轉給宋慶齡。根據這些材料，宋慶齡通過保衛中國同盟《新聞通訊》進行對外宣傳，爭取國際社會的了解與支持。

　　在宋慶齡及其保衛中國同盟的大力支持下，馬海德先後接待了前來支援抗戰的加拿大的白求恩大夫、印度的愛德華、柯棣華大夫和巴蘇大夫以及德國的漢斯·米勒大夫。

　　由於中外醫務人員的共同努力，蘇區的醫療衛生事業得以迅速開展，國際和平醫院從1938年的第一所，發展到擁有8個中心醫院和42個分院及許多為軍民服務的醫療網點。僅經馬海德本人治療的軍民就多達數萬人。

　　宋慶齡對馬海德的工作十分滿意，曾去信稱讚，並贈給一張她的10英寸半身像片。正面有她的親筆簽名，背面寫有這樣一句話：“感謝你對國際和平醫院所作的努力和獻身精神。”

　　在抗戰和解放戰爭時期，一批外國記者、外交官來到解放區訪問。他們到延安，總希望找馬大夫，因為他是一位深知內情的西方人。馬大夫陪他們參觀，耐心而有說服力地同他們交談，用自己耳聞目睹的事實回答他們提出的各種問題，同時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主張和中國革命不可阻擋的前進潮流。馬大夫在外事活動中的出色表現被黃華譽稱為“沒有頭銜的外交家”。

　　(摘編自《湖南工人報》　廖玉元　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