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同盟及其與中國的互動>第一章

2009年3月27-29日，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1]、日本駐舊金山總領事館和Pacific Forum CSIS[2]在舊金山召開由50名美日“專家和政策執行者”參加的第15次美日舊金山安全保障會議，之後作為Issues & Insights, Vol. 9, No. 14發表了題為“美日安全保障關係：對同盟的試金石”論集[3]。日本國際問題研究所雖然註冊為民間非贏利機構，但實際上是由25個國家組成的“產業、官方、學術界”三者聯合的國際組織“太平洋經濟互助理事會”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的日本委員會的事務局，隸屬日本外務省[4]，其成員多來自退休的外務省官僚。Pacific Forum CSIS是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5]在檀香山的亞太獨立部門。由此論集的開首“謝辭”中對日本外務省北美局日美安全保障條約課[6]表示感謝，也可以看出，這次會議可以看成是日本政府在全球經濟危機、奧巴馬新政權之下借用美國的“智庫”機構對美國政府的試探氣球。不用諱言，會議的中心圍繞着美日同盟的目標和對手--中國--展開。[7]

一、全球經濟危機對美日兩國的實體經濟帶來了嚴重損失，對美國經濟、特別是美國的金融系統的打擊甚重。與會人員擔心的是：美日沒能利用同盟關係處理這次危機。這涉及到奧巴馬民主黨政權的政策取向。二、奧巴馬雖然讓國務卿克林頓夫人最先訪問日本，也最先邀請麻生總理作為國家領袖訪美，但實際上不如共和黨政權理解、重視日本。奧巴馬的裁軍、廢核和縮小同盟軍事力量的政策也讓日本不安。三、中國的崛起正在改變亞洲的勢力平衡。特別在台灣海峽，美國的優勢正在丟失。日本特別擔心，美國對中國的重視，是以犧牲日本為代價的。四、為此，日本要改變政策，不受憲法約束，克服美日同盟中的“非對稱性”積極貢獻，變成更重要的夥伴。

會議的參加者中，來自日本的“御用”發言者主要代表日本政府的意見放風，沒有什麼主見或新意，在日本也沒有什麼影響，倒是有幾名影響美國的對日政策的重要人物的意見值得一聽。Joseph Nye奈伊（插圖）是Pacific Forum CSIS主席，他在美國政府和學界的地位被評為“影響美國外交政策的第一人”[8]。他在1995年提出的所謂“奈伊報告” the Nye Initiative建議美國在東亞維持10萬前線戰鬥人員，奠定了克林頓政府的基本策略，據說奧巴馬上台後邀請他出任駐日大使，這本不失為對日重視的一張好牌，但國務卿克林頓女士偏好一位她的競選支持者John V. Roos[9]。奈伊這一次沒有提出什麼引人注目的高招，反而勸日本人不要過於緊張中國的崛起。他知道美國已經沒有實力在東亞（主要是朝鮮半島和台灣海峽）阻止中國人民解放軍擴張了，只好借用一句俾斯麥的名言：“只要一具士兵的屍體就可以了”。意思是說，只要有美軍士兵在朝鮮半島或台灣海峽被殺掉了，就可以刺激美國投入戰爭。關於奧巴馬的裁軍、廢核政策，他特別提到從“冷戰武士”變為今天的“和平騎士”的基辛格（原國務卿）、舒爾茨（原國務卿）、佩里（原國防部長）和Nunn（原聯邦參議院武裝事務委員會主席）[10]，顯示出較為明智的見解，試圖打消日本的擔心。他進而提醒日本可以在環保、氣候、能源等強項發揮領導作用，實際上把美日同盟的“空氣”功能進一步稀釋了。實際上，據共同社2009年4月16日報道，日本政府官員透露，2月日本防衛相濱田靖一與來訪的美國國務卿希拉里舉行會談時，曾提議就制定新的日美安保共同宣言進行協商，以加強日美合作，應對“反恐”等全球事務及日益崛起的中國。美方則對此持保留態度。這一方面是因為奧巴馬剛上台，急於處理經濟危機等國內事務，還沒有明確的亞太政策；同時也因為美方認為日本政治形勢不明，政權很有可能在下次眾院大選出現更迭，而不願意與即將下台的自民黨政權（小布什當局盟友）綁在一起，因此未作出積極表示。

與出身哈佛大學的智者奈伊相比，海軍出身的Richard Armitage是小布什當局的切尼、拉姆斯菲爾德、賴斯等新保守主義集團的悍將。他最著名的美日同盟“政策”就是：“你們不是想與美國對等嗎？我只想看到戰場上日本士兵的軍靴！”這樣的武夫竟然被小布什任命為副國務卿掌管東亞事務，怪不得小泉、安倍等代理人視日本憲法為廢物，有恃無恐地推行軍國主義政策。他特別反感中美兩大國主宰世界事務的“G2”的概念，強調美日同盟任然非常強大，足以遏制中國。他也提到了中國國內本身的問題，但沒法把中國的民主化與美日同盟的基礎（民主主義）聯繫起來，那遠遠超出了他的知識和興趣範圍。

原駐日大使Michael Armacost在這裡對日本沒有講任何問題。實際上，雖然他也當過Brookings Institution所長，並在斯坦福大學國際研究所掛名，他更多的興趣是在硅谷的高科技公司掛名當董事，不用作研究，收入更豐。[11]

在這次會議的一周之前，日本首相麻生在日本的防衛大學發表演說時，依然提到“作為世界第一、第二位經濟大國”、“捍衛自由與民主”的美日同盟。當然，世界上頭兩號經濟大國依然是美國和日本，它們2007年的國內生產總值分別是13萬8千億美元和4萬4千億美元[12]。同時，據中國國家統計局2009年1月14日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經濟在2007年增長13%，比中國政府先前的估計超出1%以上。這一增長使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達到3萬5千億美元，超過德國2007年3萬3千億美元的國內生產總值，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不過，麻生是最後一個能這樣講的日本首相，因為中國的經濟總值在2010年已經超過日本。

美國和日本作為近代以來對中國影響最大的國家，已經為中國人所研究、理解、熟悉，但人們（甚至包括多數美國人）對美日同盟知之甚微。例如，2005年2月19日[13]在華盛頓公布美日安全保障協議委員會（U.S.-Japan Securitry Consultative Committee）的共同聲明（插圖）時，一般人不知道這個由美日外交與軍事大臣為首的安全協議委員會（SCC）到底是如何操作的。[14]

美日安全保障協議委員會，也稱合同委員會，是確定美日同盟關係的最高機構[15]。SCC雖然定期舉行各種較低級別的會談，但多數是內部操作，具體執行美日同盟的運營，很少發布共同聲明。在此之前，具有重要性的共同聲明是1997年9月發布的美日安全新指南，值得關注。

這一次共同宣言[16]由十六條款組成，分為三大部分：合作對應今日世界的挑戰、共同戰略目標、加強美日安全防務合作。宣言的內容對於美國而言，沒有什麼新意，所以美國的媒介除了十八日在獲得宣言的主要內容時有所報道外，幾乎沒有提及。但對日本而言，意味着其接受（或利用）美國自“冷戰”結束以來的壓力，明確宣布將使日本的外交、軍事政策服從、附屬於美國的國際戰略，特別在最敏感的台灣問題上與美國一致，公開把中國置於美日同盟的戰略目標之中。所以，二十日的日本各大新聞，都在頭版頭條醒目地報道到：“鼓勵通過對話和平解決關於台灣海峽的問題”，“鼓勵中國改善軍事事務的透明性”，“歡迎這個國家在區域和全球扮演負責任的建設性的角色”（宣言第十條）。

這個宣言對中國是個明確的信號：美日同盟已經完成從較單純的以對抗前蘇聯為目的的軍事隸屬關係向全面對付中國崛起的政治·經濟·軍事集團聯盟的轉變。這個轉變並不突然，它只是明確了1997年新的美日防務合作指南對美日同盟的修訂中的含糊用語，從法律（主要是日本國內、國際法體系）方面確立了1996年美日首腦簽署的“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

讓我們回到1996年4月17日這個美日同盟關係歷史上值得注意的日子。在經過所謂“冷戰”[17]終結後數年的“摩擦”﹑較量之後，美日兩國政府終於一致認識到﹕立足於在相互合作與安全保障條約[18]下建立起來的相互信賴的基礎﹐美日兩國關係在軍事﹑政治與經濟三大支柱領域都有着共同的價值觀與利益基礎[19]。美國總統克林頓趕到東京﹐與剛接替社會黨首相村山富士的自民黨首相橋本簽署了題為“邁向二十一世紀的同盟”的《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插圖）。

宣言確認了對決定兩國政策方向具有深遠影響的、體現共同價值觀的美國外交政策的三項基本原則﹕維護自由﹑追求民主與尊重人權。[20]

對於美國來說﹐這並不是最近的新政策。早自1941年12月7日(美國時間﹐星期日)日本偷襲珍珠港以來﹐ 苦於沒有正當名義阻止日本稱霸亞洲太平洋地區(即日本所稱的“大東亞共同圈”)的美國正是打着維護自由與民主的旗號介入並至今稱雄亞太地區的。朝鮮戰爭與越南戰爭是在此旗號下進行的﹐台灣﹑朝鮮南方[21]、越南南方﹑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地的專制獨裁統治也是在此旗號下獲得美國的軍事支持而在戰後得以殘存的﹐更不用說﹐直接由美軍占領的日本也正是在此旗號下繼續着它的以天皇[22]為元首象徵的保守政治統治的。

雖然美國早就知道蘇聯自五十年代後期的發展頂峰已經開始衰落[23]，但僅靠自由與民主的原則推導不出能夠從蘇聯陣營內部動搖其基礎的外交政策。進入八十年代以後﹐美國與廣泛的西方工業發達陣營逐漸認識到由卡特政府開始推行的人權外交成為一個有力的工具。特別是1989年以後，尊重人權——這個兩次世界大戰中得到的人類最重要的教訓﹐終於得到全球的廣泛認同﹐成為了國際政治最重要的議題之一。

對於美國而言﹐高舉由其自身解釋的自由﹑民主與人權原則﹐雖然必然伴隨責任與代價﹐但它們畢竟為美國帶來了更多的“國家利益”[24]。自從羅斯福1941年6月6日面臨世界戰爭所發布的“四大自由”宣教以來，美國在世界大戰的廢墟中擔負起領導“自由世界”文明的使命，又通過“冷戰”戰勝蘇聯帝國，多少都與這些價值宣教有關。對於日本而言﹐不容否認﹐維護自由﹑追求民主與尊重人權都已被寫入憲法等條文中﹐也已經成為深入人心的日本價值觀[25]。但是﹐它們對於日本政府而言卻是比較新的外交原則﹕除了不言而喻的“國家利益”目的外，日本沒有﹑也不可能在冷戰的格局中形成任何原則以指導外交實踐。日本在外交政策上明確自由﹑民主與人權原則﹐對於除美國以外的（特別是亞洲）國際社會而言，立即意味着它的包括戰爭賠償在內的責任與義務﹐而不易使其獲得顯而易見的直接利益。

當然﹐日本在此宣言中跟隨美國明確地宣布了作為外交政策的自由﹑民主與人權原則﹐表明了日本為了獲取與美國同樣的國際地位﹐[26]決心以美國為榜樣﹐在其今後謀求國家利益的國際政治活動中﹐運用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名義行事。應該說，至少在形式上﹐這是一個值得肯定的進步。

實際上﹐這個宣稱的共同價值觀是為美日兩國的共同利益﹑特別是兩國在亞太地區的共同利益奠定軍事同盟關係的基礎。正如宣言第4條所稱：“為此﹐美國總統與日本總理再次確認美日同盟關係的重要價值。兩國首腦再次確認﹕以安保條約為基礎的美日安全保障關係﹐仍然是達成共同安全保障目標﹐以及維護面向二十一世紀的亞太地區安定與繁榮的基礎”。也就是說﹐美日兩國決心以既存的美日軍事同盟關係為中心，主導亞太地區二十一世紀安定與繁榮的事務。至於有可能挑戰這個同盟在亞太地區的支配地位[27]的中國﹐需要與之加強合作﹐使其對亞太地區的安定與繁榮發揮(對美日而言)“積極的﹑建設性的作用”[28]。而俄羅斯﹐至少在亞太地區﹐倒並非至關重要。

那麼﹐自由﹑民主與人權的原則是否適用於美日同盟關係本身呢﹖是否適用於作為 “美日同盟關係的核心﹐同時也是在全球事務上雙邊合作基礎的相互信任的保障”[29]的安保條約呢﹖是否適用於“作為美日安全保障體制核心”[30]的在日美軍駐留問題呢﹖是否適用於在此宣言中流露出擔憂的“美軍設施與區域高度集中的沖繩”[31]呢﹖再進一步﹐是否適用於此共同條約的簽署本身呢﹖

一言難盡，說來話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