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華告別人世時，沒有留下書面遺囑，也未留下一句話。只留下他的書，他的文章，他在南大課堂上的“語錄”，在人世間流傳，讓我們深思：“這個社會是不完美的，永遠不完美，要打破完美主義；我們要追求完美的世界，但不是要實現它，而是在實現的過程中不斷改良我們的社會，使它比現在更好。”


老高按：昨天剛發出《高華的後二十年（上）》，今天就讀到了這篇文章的中篇和下篇，這裡將之一次都貼出。雖然篇幅過長了一些（足有三萬多字），也只好這樣了，好在，信息量也大。
讀到這位中國傑出歷史學家的遭遇，令人感慨系之！財新網畢竟是要在中國大陸生存的媒體，許多話只能點到為止，讀者能理解多少、能想象多少，全看讀者對中國現實政治環境了解多少。從中能解讀出豐富的信息。
昨天我貼出這篇文章的上篇之後，有名為“廣東人”的網友跟帖說：
兩種史學態度。一種是企圖拆中（當為“折衷”之誤？）的，“幸與不幸”之間的，“我等有幸或不幸生長在這個年代，它給我巨大的衝擊，也給了我動力和人生的坐標……”；另一種是血和淚的，“而老是孜孜不倦地、樂此不疲地翻弄那些浸透了血、淚和汗的發黃史頁？”。是否是，“我翻開歷史一查……每一頁上都寫着‘仁義道德’……仔細看了半夜……滿本都寫着兩個字‘吃人’”；還是，“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體，立刻想到……”
雖未明說，但其意思還是明顯的。我認為，“廣東人”的婉轉提醒，是有益的。但這裡實際上是兩個東西，不能混為一談：一個，是對近代、現代、當代歷史、對毛澤東時代發生興趣的初始感情動機；一個，是在研究近代、現代、當代歷史、研究毛澤東時代時，不能搞無限上綱，任意聯想，都加以政治化的釋讀，還是要嚴格遵循史學研究的規範（這篇講高華的文章中，對這個歷史研究的規範，稱為“家法”，倒也貼切！）。
記得我近十年前在專訪“文革”研究專家王友琴時，就問了一個雖與此不太相同但類似的問題：你作為事件親歷者的價值觀念、感情趨向，與你作為歷史學者的理性和學術規範，這二者之間，是否有過矛盾？
王友琴當時回答我：“你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問題。在‘文革’歷史的寫作方面，這個問題很突出。”但她認為：“對我來說，沒有這方面的矛盾。因為當初我產生寫文革受難者的想法，就是因為我看到聽到了迫害、監禁和殺戮，而且這些事實還被禁止報告，所以，我就開始作查訪和記錄。在這方面，我的價值觀念和感情趨向與尋求‘文革’真相不形成衝突。事實上，是我的道德觀促使我來探索‘文革’事實。”
事實上，高華本人也遇到這個問題，他處理得非常之好。我們從下面轉貼的文字中就可以讀到：
……上述政治運動，於高華是一種切身體驗，他和無數人因此淪為政治賤民，但高華的寫作，極少情緒化的傾向。
青年學者唐小兵稱，個體生命的創傷性記憶，容易導致學者寫作的“逆反心志”，最後走向與批評對象的思維和話語同質化，而高華對此有着明確的自覺。學者徐友漁則認為，高華最大的優點，是在解釋歷史時，受現有意識形態“污染”最少。

世間有這樣一些人，當他活着的時候，他發言，他著書，他與人爭論問題……我們習焉不察、習以為常；但當他離去，不再發言，不再著書，不再與人爭論問題……我們才驀然醒悟，他是何等重要！
我與高華沒有任何交往。就在他去世的那一年（2011）年初，我曾經托與他相識的朋友牽線，想約他做一次專訪——那時我已經知道他患了癌症，但據說還在治療，還堅持寫作，應該也還能支持接受專訪。這位朋友拒絕了我的請求，難過地告訴我，他的身體和心理，恐怕不可能接受專訪了……
高華去世已經兩年半。他留下了多麼不朽的巨著《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的來龍去脈》，他給我們、包括在歷史研究領域完全是業餘水平的我，留下了多少啟示，我都沒必要囉嗦，這裡我只想與大家分享我常常咀嚼的他的一段話，他對我們這一代人的宿命的概括：
“我常想，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屬於過渡年代裡過渡性的那類人，在我們的前面，有群星閃爍的先哲前輩，在我們的後面將會有更多受過西方社會科學方法訓練的青年才俊。也許未來張力一旦消失，我的這些文章就可歸類於‘歷史考古學’了，這是我們那一代人的宿命，也是我的宿命，我會繼續走下去。”




職稱評選中的《紅太陽》

2000年初，一本叫《紅太陽是怎麼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的書，在南京大學教師的職稱評選期間，悄然出現在一些評委和教師的視野里。
這一年，歷史系的職稱評選競爭激烈。僅近現代史教研室，就有四人申報教授，高華為其一。
按南京大學當時的規定，副教授在任職五年後即可申報教授，申報條件包括十篇相應級別論文，或一部著作、五篇論文。按相關程序，先是教師申報，再是系裡評，學科組評選，高評委評，申報的學術成果截至1999年12月31日。
這一年，46歲的高華留校任教已13年，自1993年12月31日晉升副教授已滿五年；其學術成果，包括五本參編書籍，兩本合譯書籍，另有論文40篇。但是，在“牛人”太多的歷史系，並不占優勢。
和其他教師一樣，高華很在乎這次評職稱。一開始送申報材料時，《紅太陽》並未正式出版。2000年初，高華從香港提前拿到了樣書。
這是一部後來被海外學者看作“高華教授受個人痛苦經歷刺激，以及思考國家巨變有所感觸的發憤之作，醞釀二十載，辛勤七個寒暑而成的著作”。該書凡705頁，參考文獻長達31頁，分檔案文獻集6種，年譜、文集、資料匯編136種，報刊、期刊19種，著作、論文、傳記、回憶親歷資料338種，英文論著6種，為第一部全部利用大陸公開資料，系統梳理延安整風運動前後過程及其影響的專著。
這本書通過對延安整風運動的起源和過程的深刻剖析，解釋了毛澤東如何根據其理念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毛澤東在整風中運用思想改造和審幹、肅反兩種手段，全面清除了中共黨內存留的“五四”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徹底轉換了中共的“俄化”氣質，重建了以毛澤東為絕對主宰的上層結構，奠定了黨的全盤毛澤東化的基礎，其間所產生的一系列概念、範式，在1949年後改變了億萬中國人的生活和命運。
在該書《後記》中，高華回顧了寫作初衷：“從中共革命奪權、推翻國民黨統治的角度觀之，延安整風對於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是，延安整風運動中的某些概念、範式以後又對中國的發展和進步產生若干消極作用，極左思想、權謀政治匯溪成流，終至釀成建國後思想領域一系列過左的政治運動直至‘文革’慘禍，真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所幸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國家已逐步走出過去那種懷疑一切、無情鬥爭的極左道路，但舊習慣思維的清理仍需長期努力。吾期盼舊時極左的‘以我劃線’、權謀政治永不再來，國家從此能步入民主、法治的軌道，如此，則國家幸甚，民族幸甚！”
高華同時將自己服膺的價值觀念公之於眾：“如果說本書的敘述有什麼價值傾向的話，那就是我至今還深以為然的五四的新價值：民主、自由、獨立、社會正義和人道主義。”
如高華自述，在其後的十多年內，該書相繼受到李銳、王元化、楊振寧、汪澍白、陳方正、馮蘭瑞、吳敬璉、劉賓雁、王年一、林毓生、張灝、韋政通、張玉法、董健、魏良弢等學人的激賞，並陸續收到世界各地的讀者不少來信。
在學者的激賞中，或從思想性和歷史敘述創新的視角論述，如蕭延中認為，該書長處不僅在於史料的細膩整理，更重要的是修正、擺脫，甚至顛覆了自上世紀40年代陳伯達、胡喬木以來官方意識形態固定的解釋框架和話語表達，而獨創了一套嶄新的歷史敘述模式；
或強調該書的“歷史-現實”意義，如蕭功秦所說，這是一部凝聚着中國新一代知識分子對自己生活於其中的時代進行理性反思與心靈體驗的傳世之作，在客觀地考察的過程中，有意無意中發現了中國革命中的極左思潮的根源。這一發現對於我們總結革命的歷史經驗，警惕我們政治文化中的不良遺傳基因，是大有益處的。
在2000年初，這本書是以相當低調的方式出現的。高華把少量樣書分贈師友。歷史系的同事感受到了它的分量。
這本書同樣讓南京大學前副校長董健激賞不已。他把高華稱為中共建政60多年來敢於向“偽史學”挑戰的第一人，並將該書與李慎之的《風雨蒼黃五十年》相提並論：“在二十世紀的最後一年，一部《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篇《風雨蒼黃五十年》，一為長篇歷史專著，一為短篇抒情散文，一出自史學界的新秀，一出自學術界的老手，共同發起了向‘偽歷史敘事’的挑戰，把御用的‘偽歷史敘事’打得落花流水。”
但在南京大學的職稱評審期間，對該書的質疑也隨之而來：其一，該書尚未正式出版，不能拿出來評職稱。其二，該書內容敏感，傾向性太強。
高華和朋友們商量對策。朋友們為他分析，假如他以該書申報，如果有人寫匿名信，說這本書政治上有問題，那學校也很難為他出來辯護。
董健也表示了同樣的擔心。他回憶稱：“高華當時找我商量，說這本書要不要作為成果報，怕成果不足，評不上。當時我的意見是，這本書不提，你的成果也夠了，千萬不要提。因為學校的高評委里，有個別教授可能會有不同意見，如果提出質疑，雖然不一定會把你否掉，但會延長時間。”
在董健的記憶中，有一年，歷史系和中文系的兩位教師評教授時，有人說他們的著作有“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後來該書在董健婉轉建議下，送至外校，找專家點評之後，才得以作為成果報上去。董健擔心高華遇到類似事件。
在歷史系，已卸任系主任的張憲文回憶說，當時評職稱時，高華想把那本書拿到會上評，系裡沒讓他拿出來，最後是以論文評的，相關的論文也夠了。
綜合各種意見，高華聽取了師友的建議。在舉行學術成果展覽時，該書並未出現，但在往學校填報的材料上，已有該書。部分評委也看到了這本書。
“當時，已經有不少學者知道《紅太陽》了，知道它的分量。所以到了評委會上，大家都不提，順利通過。”董健回憶稱。歷史系的一位教師說，這說明大家認同高華，不管怎麼樣，就是覺得這本書是有分量的，大家心裡有數，本着學術良心，把學術標準放在了第一位。
2000年4月，高華如願評上了教授。這一年，讓他高興的另一件事是喬遷之喜。在上海路住了10年之後，他和700多戶南大教職員工搬進了龍江小區。
這是南大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分房。之前尚為副教授的高華分到三室一廳，100平方米左右，總價7萬元，學校對於有博士學位者資助1萬元。
6萬元，對於當時的南大教師來說仍是一大筆錢。本來就沒什麼家底的高華，像大多數教師一樣，從銀行貸款5萬，用了數年才還清。

《紅太陽》傳播軌跡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這部被學者景凱旋稱為史學上的《1984》的著作，給高華帶來的，不僅僅是學術聲譽。
2000年書剛問世時，高華甚至有點緊張。雖然書中所涉歷史事件已過去近60年，但內容依舊敏感，它不能通過正常的途徑進入內地，更遑論登堂入室，進入學術交流的平台。
在當今公眾閱讀空間中，也很少有一本書，像《紅太陽》那樣，雖在香港出版，但在中國大陸能得到老中青三代人交口稱讚，上至黨內“兩頭真”的代表人物，下至青年學子，如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朱學勤所說，“該看的都看到了”；也很少有一本書，像《紅太陽》這樣，作為嚴肅的學術著作，卻一再被意識形態化。其命運及傳播軌跡，反映出一個轉型期社會獨特的政治社會生態。
2000年，書出版後，高華只拿到了為數不多的樣書。但不知從何時，該書開始以複印本和盜版本的形式，在南大的師生間私下傳閱複印，由南大而南京，而全國。
《南方人物周刊》記者陳磊2002年在南大新聞系讀研究生時，經常去隔壁歷史系的宿舍串門，看到了桌上擺着複印的《紅太陽》裝訂本。陳磊回憶稱，歷史系同學說，這本書不允許在國內出版，他們都是拿香港版本去複印，由於買的人多，在南大漢口路的小賣部，50元一本，只要去報“買高華的書”，小店老闆就會把“書”拿出來，生意很紅火。
在上海，這本書也成了“黃魚車書”。據許紀霖介紹，在華東師大校門口，有一段時間，每當下午三四點，就有一輛黃魚車拉來盜版書，《紅太陽》尤其暢銷。一位歷史系的青年學人曾先後代朋友買過50本。
據熊景明回憶，有一次，高華去華東師大時，賣書的向他推薦《紅太陽》：“哎，這本書賣得最好，聽說這個人就要到這個學校來教書了。”那次，高華還買了好幾本送人。“比在香港的作者優惠價便宜多了，”他將這笑話講給朋友聽。
數年間，這本書的盜版本出現在全國各地，從首善之地到西部僻壤。一位學者估計，國內盜版不下數萬本。這是高華沒有想到的，他甚至一度擔心此書在國內影響太大而招致不良後果。高欣說，那時家裡也有盜版，父親有時以盜版書籤名送人，等到有正版書時再補送一本正版。
與盜版相應的是網上也經常有該書的片斷轉載，甚至電子版。內地某些圖書館也有該書的收藏，但不提供外借和館內閱讀。這讓高華很是感慨：“思想的駁詰、學術的爭論有賴於一個場域，這就是存在着一個公平、開放的學術平台，其前提是學術書籍的自由流通。”
儘管如此，《紅太陽》的影響還是遠遠溢出知識界。高華注意到，《紅太陽》的讀者，往往有兩種人，一種是真正檢討和批判歷史；另一種是黨政人士，想從中學習紅太陽升起的成功經驗，或是企業家看重其中的“馭人之道”。
青年學者王曉漁對此保持警惕。他說，上述現象提醒我們，作為讀者，不能一邊反極左，一邊延續了極左的東西，不能用極左的邏輯來反極左。徹底了解那套組織方式，並且與極左的思維保持距離，這是《紅太陽》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對每個人而言，不僅是批判歷史中的極左，還要不斷反思，怎樣驅逐內心中極左的種子。
這時的高華，在公開場所是謹慎的。一則流行於南京大學的軼事為此做了註腳：“某日晚高華在選修課上講反右運動。至中途休息，高華突然衝下講台，到第三排的笑如，索其證件查看。課後高華言笑如面目成熟，形似公安，似乎還在做錄音（其桌上放着隨身聽）。經我們解釋，方才打消疑慮。”
類似傳聞，得到了高華的朋友和學生們的證實。
陳磊在2002年選過高華的一門課。印象中，上課時有四五十個人，高華口才很好，但用詞極嚴謹，也極簡潔，很多時候點到即止。如果人少一些，他便放開一些，人多就謹慎些。
直到2006年，朋友范泓去聽他的博士生課程時還能感覺到他的謹慎：課堂上，十幾個人中，如果有一個陌生人，他馬上就會警惕。前輩學者袁偉時曾聽過高華在中山大學講學，“條分縷晰，娓娓道來，引人深思，但總是覺得有些地方欲說還休”。
高華的謹慎，並非杞人憂天。許紀霖說：《紅太陽》的出版給高華帶來巨大的榮譽，同時也帶來難以想象的壓力。對他最具殺傷力的，不是有形的被體制邊緣化，而是無形的恐懼感。
在顏世安看來，這種惶恐也許並沒有那麼強烈，“跟高華聊天時，老是覺得他是一個愉快的，有趣的人。他謹慎，而且敏感、小心，對可能有的危險都會注意到。惟其如此，寫這本書，才需要勇氣。假如他是一個粗豪的人，又是另外一回事。”
此外，教學中的高華，也自有一種淡定。一位南大學子描述了當年高華的神采：“高華老師雙手撐着講桌，向前半傾着身體，波瀾不驚，娓娓道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波瀾壯闊的歷史。沒有評價，只有事實，時有事實驚起四座，一陣唏噓，高華老師卻置若罔聞，稍停一下讓座下學生安定下來，然後淡定地盯着講稿繼續講下去。沒有憤怒，沒有情緒，似乎不想去驚動安靜流淌而過的歷史河流。”

海關事件

2003年之前，《紅太陽》在公眾視野里還是默默無聞。一樁突如其來的“海關事件”，卻將其推至風口浪尖。
據《新民周刊》報道，2002年8月5日，北京律師朱元濤帶着一本《紅太陽》，自香港返京時，書被首都機場海關人員扣留。海關人員後來稱，朱“入境時隨身攜帶禁止進境的書刊一本，未向海關申報”，屬“走私行為”。
2003年1月1日，在交涉無果後，朱元濤向北京二中院提起行政訴訟。該案於2月24日開庭。庭審中，對《紅太陽》如何定性，成為雙方的爭議焦點之一。
據《民主與法制時報》報道，法庭上，首都機場海關出示了《印刷品審查表》，其中有“否定毛澤東，否定毛澤東思想，否定延安整風運動”字樣，並同時提交了海關總署監管司的相關批覆，稱“經商有關部門，同意你關對該書作沒收處理的意見”。該批覆同時抄送海關廣東分署、天津、上海特派辦和各直屬海關，由此設立了對《紅太陽》的廣泛防線。
這讓朱元濤驚詫莫名：一本幾十萬字的黨史學術著作，作者耗費10年心血，僅憑一個海關審查人員寥寥幾行斷語就被全盤否定，卻又拿不出任何史實來佐證這些指控。在審查學術著作方面，海關是否具有權威性，海關審查人員是否具有相應學術理論素養，也是值得存疑的。
2003年的“海關事件”，由此成為中國司法審裁行政禁制出版物行為的合法性的第一案。該案不僅涉及國家機關依法行政問題，而且“揭示了社會科學學術著作的意識形態評價標準和法律評價標準對稱銜接的不確定性”，關乎出版自由、思想傳播等深層問題，引起輿論廣泛關注。
《紅太陽》的知名度由此劇增，而其定性問題，則給無意中被捲入的高華帶來壓力。該案一審時，高華正在香港中文大學訪問，他讓一些朋友關注事情的進展，隨時通知他。
“他不希望事情被炒得很大，也不希望自己成為輿論的中心。他做的是學術研究，希望不管來自哪一方面的人，首先認同他是一個學者，這本書是學術著作。而海關事件的出現，可能會帶來難以預料的後果，逼着當局對這本書表態。這是高華不願意看到的。”一位朋友稱。
此後，高華曾托朋友給朱元濤帶話，希望他撤訴。“他的政治敏感性比我們高，他覺得這可能會成為一個政治事件。但律師認為事情和高華沒有關係，他是在捍衛自己的權利。後來的結果，果然被高華不幸預見到。”這位朋友說。
2003年6月19日，北京二中法院駁回朱元濤訴求。6月25日，朱向北京高院提起上訴。他認為，一審判決注重了對海關涉案行政行為程序合法與否的審查，卻迴避了對海關涉案行政行為實體上適用法律是否正確的審查。也就是說，他不明白海關究竟依據什麼判斷《紅太陽》為禁止進境的書籍。
當時，《新民周刊》採訪了學者許紀霖。許紀霖認為，《紅太陽》是嚴謹的學術著作，曾得到楊振寧、王元化等大批學者的肯定。一本花了20年心血的學術著作，僅由一個不具有相關專業知識背景的海關人員用11天審讀，便輕易得出“否定毛澤東”等結論，實在有些輕率，也與海內外學術界對該書的評價形成了巨大反差。
2003年8月7日，二審開庭。9月8日，北京高院宣布撤銷北京二中院相關行政判決書，撤銷首都機場海關相關《行政處罰決定書》。法庭認為：該《行政處罰決定書》認定《紅太陽》屬于禁止進境的書籍，沒有具體引證該書屬於違反相關規定的哪種情形，相關認定缺乏依據。
《新民周刊》報道稱，得知高院終審結果後，高華非常高興。《民主與法制時報》報道稱，這個立即發生法律效力的終審判決，打破了對《紅太陽》設立的禁區，洗刷了朱元濤律師背負的污名，也將寬慰高華和無數海內外中國學者的心。
然而，朱元濤最終沒有要回那本《紅太陽》。數月之後，上述終審判決又被撤銷，事情再次撲朔迷離。
據一位接近南大領導層的人士透露，海關事件中，有關部門曾來南大調查。南大保護了高華，一位領導稱高華人很正派，他的書是嚴肅的學術著作。

學術轉向與精神家園

儘管《紅太陽》在內地被無端意識形態化，但在海內外學術界，還是給高華帶來巨大的學術聲譽，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前所長陳方正稱該書“構思宏大，論證綦詳，筆觸綿密周至，寄意深遠，一舉奠定了高華在中國當代史學界的地位”。
各種學術活動紛紛而來，高華開始忙碌起來，頂着一頭白髮，東奔西走。“最忙的時候，一年能碰上他三四個月就不錯了。”高欣回憶父親此後的生活。
《紅太陽》之後，高華的研究重心轉向1949年之後的當代史。
上世紀50年代最先進入他的研究視野。那是一個冷戰格局下新中國開始創建新制度的時代，民族獨立國家地位確立，工業化展開，民眾參與國家政治生活；那又是一個政治運動連綿不斷的時代，帶有後延安整風時代的特徵，貫穿於他和父輩的生活軌跡。
50年過去了，那些運動及其斑斕世相出現在他和研究生的論文裡：《50年代“審幹、肅反運動”研究：以江蘇省為論述中心》《江蘇省的三反五反》《不同類型的女“右派”研究》……
在《敘事視角的多樣性與當代史研究——以五十年代歷史研究為例》中，高華提到研究50年代歷史在當代史研究中的特殊意義：“五十年代是當代史的開端。研究當代史從五十年代起步，不僅是研究時序展開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從五十年代初開始或從更久遠處啟動的一切，仍在以不同的方式影響當下的社會和每個人的生活。五十年代為今日之基礎，影響既深且遠，今日之結構，框架，均奠定於此時期。”
從其研究生的上述論文來看，多藉助於江蘇省地方檔案，研究重心轉向下層，關注中共基層政治，關注普通人物的命運和時代的關係。這也是高華2000年之後研究重心的調整。
高華稱，如何評價上世紀50年代，是一個爭議很大的問題，似不急於在理論上進行無窮的討論，而應從基本史實研究開始，沉潛於地方和基層，在具體細密的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再討論理論問題。
許紀霖認為，高華的研究重心轉向中共基層政治，也和上層資料匱乏有關。新中國建國後，檔案開放的步伐十分緩慢。自1987年《檔案法》頒布，已有十餘年，中央級檔案的查閱仍限制良多，高華的研究時常遭遇史料瓶頸。
在高華重構當代史的研究中，他的相當部分研究資料取之於海外，論文也發表在海外。香港中文大學大學服務中心（後更名為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於其助力甚多。
自1998年初訪以來，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就給高華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其安靜、自由的學術環境，豐富的資料收藏，專業精到的學術服務，無一不讓他溫暖，引以為世外學術家園。
據該中心1999年以來的記錄統計，高華6次到訪，為內地學者之最。而此僅為專項邀請，高華此後訪港或途徑香港，必至此地。
任教中美中心及此後訪學美國，是高華與海外學界交往之始，而中國研究服務中心又給他打開了一扇門。在這裡，助理主任熊景明發現了高華，將其推薦給香港乃至國外的中國研究學界。傅高義、余英時、許倬雲、陳方正等一批重量級海外學者，通過中文大學的平台知道了高華。
在這裡，高華和秦暉、楊奎松、張鳴、蕭功秦等舊雨新知時常切磋，視野進一步打開，從此融入了以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為中心的當代中國研究學術圈。
在高華看來，“中心”的重要意義在於給來訪者提供了一個開放多元的交流平台。午餐討論會是交流途徑之一，不同學者聚集一堂，時有激烈爭論，而又能在追求學術兼容並蓄的共識氛圍中“化干戈為玉帛”。多年後，熊景明對高華參加討論的情景記憶猶新：如果題目涉及民國以近的歷史，坐在聽眾席上的高華會提出問題和評論，知識不亞於台上講者，見解則往往更勝一籌。
此外，擁有眾多當代中國研究資料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更成為高華重要的學術支撐平台。這裡不僅珍藏着大量的縣誌、專業志、地方志、年鑑、報紙、雜誌，還在構建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大饑荒、文革，五大專題數據庫，並收集紀錄片、民間歷史等。
在中心的日子，高華工作異常勤奮。廣東教育雜誌社編輯張一文2006年造訪中心時，經常看到高華抱着一大堆書籍資料，進入工作室，半天不出來。星期天，吃午飯時，他仍是手不釋卷，時常喊張一文幫他帶飯：“你吃什麼我就吃什麼！”
傍晚，高華和海內外的學者，在操場散步，談天說地，夜晚則是品茗論史，縱橫中外，甚是熱鬧歡喜。
在高華看來，“中心”創造的不僅是一種尊重學術的氣氛，更是一塊提升人的心靈的人文淨土。那裡的行山、郊遊、散步，SARS肆虐之際的詩歌朗誦會，熊景明帶着大家合唱《滿江紅》……多年後，仍讓他懷念。
“一撥學者回去了，另一撥學者又來了，這就是‘中心’—一個新思想、新學術、新人生態度的孵化器。”2003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成立40周年之際，高華寫作《難忘吐露港畔的“學術家園”》紀念之。
利用中心的資料，高華相繼發表、出版了《身分和差異：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鞍鋼憲法的歷史真實與“政治正確性”》《大饑荒與四清運動的起源》《大饑荒中的“糧食食用增量法”與代食品》《革命政治的變異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等作品。

重構50年代

在高華重構上世紀50年代中國史的著作中，2004年出版的《身分和差異：1949-1965年中國社會的政治分層》，被學者荊世傑認為是“理解毛澤東時代中國社會的一把鑰匙”。
高華在該書中，將“階級出身論”置於20世紀中國共產革命的脈絡中進行考察，梳理了始於1927年蘇維埃運動初興之際的“階級出身論”，如何經過延安整風審幹和土改，滋長為創建共產革命政權的思想與組織原則；又如何在1949年之後，作為革命的新傳統，用於重組中國社會的各階層。
高華在書中點出了“階級出身論”的實質：其思想背景是階級鬥爭、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但並非一套完整系統的理論，甚至不符合原典馬克思主義，更接近於中國歷史上的“父債子還”“株連九族”的傳統。
“在和平建設時期，繼續沿用甚至強化‘革命’時期的這套意識與原則，遲遲未能建立起體現人道、平等、公正等普世價值的現代法律框架，這就不可避免地給社會和廣大民眾造成嚴重的傷害。”至此，高華梳理了他成長的年代，中國政治身份歧視制度形成和演變的基本脈絡，並對其背後的歷史因素和政治機製做了剖析。
高華在2007年8月發表的《新中國五十年代初如何社會統合——十五個“小人物”的回憶錄研究》，則以15個小人物或其家族的命運變遷，結合相關史料，分析了50年代國家建立起來的新結構，還原了彼時的社會統合和政治規訓的成敗得失，及其對於普通人命運的影響。
文章認為，推動50年代新國家進行社會統合的動力是政治運動，思想背景是“階級論”，最終建成的是一個由國家掌控一切的超強的新體制，並評價了這種模式的正面價值和後遺症。
上述政治運動，於高華是一種切身體驗，他和無數人因此淪為政治賤民，但高華的寫作，極少情緒化的傾向。
青年學者唐小兵稱，個體生命的創傷性記憶，容易導致學者寫作的“逆反心志”，最後走向與批評對象的思維和話語同質化，而高華對此有着明確的自覺。學者徐友漁則認為，高華最大的優點，是在解釋歷史時，受現有意識形態“污染”最少。
高華後來在接受胡杰採訪時說：“50年代，就是我成長起來的（時期），長期我們受到主流思想的影響，自己在寫作過程中，也是和這種影響，在審視它、重新觀察它，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和它再見。”
高華治史，在對上層政治史展開宏大敘事之際，同樣對大歷史中的小人物保持關注。《新中國五十年代初如何社會統合》收入《革命年代》時，更名為《小人物，大歷史》。作為觸角敏感的歷史學家，高華留意到這一時期出版的個人回憶錄，其研究轉向普通人的敘述，強調大歷史中普通民眾的生活經驗與感受。
高華後期研究視角的這種變化，其實早有延續性。1990年代起，他和學生解釋“普羅”二字，談及普通人的敘事。在《紅太陽》對延安整風的全景式描寫中，不乏肅反中的小人物身影，如剛到延安的青年學生等。
高華認為研究當代史應高度重視普通人的敘述，“也許這樣，我們才可能對歷史，有更全面的認識，因為他們組成我們社會的最大多數，他們所處的地位、環境更能使我們了解到歷史的多重面相”。
《紅太陽》之後，高華閱讀廣泛，民間歷史為其重要內容。他廣泛搜集諸多民間自印本的回憶錄、口述史等，關心長時段的人生起伏。
他曾在華東師大演講“民間的當代史書寫”，呼籲知識界關注民間歷史寫作；也曾在南京大學的課堂上，為學生勾勒出時代動盪下的“普羅生活史”。南大圖書館，近年來開始收集非正式出版物。每當得知圖書館有平民回憶錄上架，他都催學生速速借來（據黃駿《傳道·授業·解惑》）。
在楊奎松印象中，“對小人物的回憶錄，綜合起來進行考察、評論，高華是第一個”。受高華的啟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於2005年設立了“民間歷史”項目，收集個人回憶作品，辦“民間歷史網刊”，高華擔任項目的義務顧問。
在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張鳳陽教授印象中，《紅太陽》之後的高華，對於當代史研究，有一個龐大的計劃，但他和朋友們所談不多。而從其關注視野來看，對1950年代的研究和延安整風研究有着內在的邏輯聯繫。1950年代的中國，是延安整風時代的邏輯展現的現實結果。這一時期，高華的研究，行文風格有變化，表達更加理性、平和，也更加老到，在看似平淡的文字背後，往往蘊含着非常強的思想張力。

體制內的邊緣者

儘管高華的學術聲譽日隆，他在內地學術體制內的邊緣位置並未改變。
2002年6月，二十一世紀中國基金會在美國夏威夷舉辦“中國的教育發展與民主化”學術研討會，高華和朱學勤參加了會議。
為節省經費，會議安排學者們住在暑期空出的夏威夷大學學生宿舍。朱學勤和高華為此感慨，並預感“學術氛圍在表面繁榮的假象下更為崩壞，八十年代最後一年開始形成的‘第二學術圈’將逐漸瓦解，被體制內‘第一學術圈’分化吸收，我們的日子將更為艱難，只能相互打氣”。
在朱學勤看來，“第二學術圈”即公共思想界，那種純粹的學術氛圍瓦解出現在2000年以後。彼時，自上世紀80年代末興起的學術量化考核現象已在高校中愈演愈烈，論文評價體系之外，科研項目評價體系後來居上。
2000年以後，國家加大了對高校的投入，各種科研項目明顯增多。在人文社科領域，各種項目層次分明，已形成國家級、部委級、國際合作項目、省市區級、校系等結構。其後，有關部門在大學排名裡面統計重大社科項目，作為檢驗學校和文科發展水平的標誌性指標。各高校為了調動教師的積極性，把申報國家社科項目和職稱捆綁在一起。
“青年教師，評教授一定要有國家社科項目，這就變成對年輕人極其要命的東西，大家都去爭。”南大一位年輕教授說。
於是，在各高校，這種唯項目和論文至上的量化評估系統，逐漸與每個人的利益掛起鈎來：對個人來說，直接涉及職稱、科研經費；對單位和各級領導，則意味着政績和升遷。
量化評估系統帶來的，則是科研團隊的層級化和大學教師的分化。在研究團隊方面，各高校中逐漸形成了由“985”工程創新基地、教育部重點研究基地、省級研究基地、校級研究基地組成的金字塔形體系；在教師方面，出現“長江學者”“新世紀優秀人才”等稱號，普通教授也開始分級。
在這種環境下，單槍匹馬做研究的高華，從未在體制內獲取學術獎項，所浸淫領域又非主旋律，無疑處於一種邊緣位置。按體制內的評價標準，高華被評為四級教授，處於教授中的最低層級。此前，在南大實行崗位津貼，他也屬於教授中最低等級。
現行學術體制之外，市場因素也進一步促進高校教師的分化。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後，高校的各個院系，在市場經濟中或長袖善舞，或甘於清貧，教師間的貧富差距現象也逐漸顯示出來。
南大教師的工資結構中，基本工資+崗位津貼由學校發放，另一部分課酬及院系獎金，則取決於各個院系的創收能力。在文科院系中，商學院創收首屈一指，而歷史系是全校待遇最低的。“都是學校發一點救濟獎金，大家很清貧，但那也是學科成果最多的時期。”歷史系一位領導說。
即使在歷史系內，也有差別。民國史中心作為教育部重點基地，項目眾多，經費充足，其它的冷門研究則是“低洼地”。高華就在這“低洼地”里。
董健曾經感慨，近三十年來，大學教師有的高升，有的沉淪；有的暴富，有的赤貧；有的雄踞“中心”，有的被擠壓在邊緣；有的在做買賣，只有少數在做學問……
董健認為，1990年以後的十年，知識分子被一種官僚化、商品化的學術體制“打垮了“，這是中共建政60年以來沒有過的。而在大學變成官場、商場的情況下，特別需要像高華這樣有獨立精神的人來支撐局面。但他同時認為，上述學術體制只會出現一些偽學者，也意味着高華這樣的人很難出現了。
2007年4月，南大試行研究生培養機制改革，規定“學校將加大對研究生的資助力度，國家計劃非定向博士研究生的獎助學金為7200元/年（其中學校承擔6000元，導師承擔1200元）”。這意味着今後導師每招一名博士生，每月要向學校上交100元，以津貼形式發給博士。
此舉讓一些文科教授直搖頭。南大文學院一名教授當時在接受《揚子晚報》採訪時說，現在國家經費支持少，拿一個省級重點課題也就是3萬-5萬元經費，一般項目1萬元左右，光立項不給錢的也不少。在人文社科類學科，導師大多獨立研究，博士作用不大，改革後壓力明顯增加。
“學校的意圖倒也不是卡哪個老師，就是說你當博導，手上要有項目。”歷史系一位教授說。
至2009年，上述趨勢愈演愈烈。南京大學《博士生導師崗位責任約束機制》中規定，“已經上崗的博士生導師中，理、工、醫科博士生導師如果連續三年沒有主持國家級項目、文科博士生導師連續三年沒有主持省部級項目，第四年起將不列入博士生招生專業目錄，不招收新的博士研究生”。
至2010年，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考試專業目錄中，已沒有了高華的名字。在南大，他並不是唯一中招的。
對於上述學術體制弊端之根源，高華認識頗深。2007年4月，在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張鳴抨擊高校官僚化、行政化，引發“張鳴事件”之後，高華在《南方周末》發表《改良大學“官本位”之我見》以聲援之。
高華在文章中，以歷史學的筆法，剖析了高校“行政化、官僚化”體制的前世今生——是原計劃經濟體制和1990年代後進入高校的商品化、金錢化互相結合的產物；並指出了其後果，一則造成大學除了聽命於政府和上級主管部門外，基本不受校內教職工和社會的監督；二則導致越演越烈的“官”與“學”兩棲現象。
高華認為，在教育主管部門的“量化”和“項目至上”的指揮棒下，如今的大學校園中，權錢之幟高張，高校的生態環境已結構化或板塊化了。他在文末呼籲：大學“官本位”更須“中醫療法”，與其捨近求遠，花大把銀子去做越洋考察的“無用功課”，還不如返躬求己，從本土資源挖掘積極因素，以吳玉章、郭影秋、匡亞明等老校長為榜樣，對大學的過度“行政化”和“官僚化”做出改良或改進。

一個學者的立場

2007年就張鳴事件的表態，是高華對內地公共事件僅有的一次發言。更多的時候，他低調謹慎，淡出公眾的視野，既不同於傳統學院派知識分子為學術而學術，皓首窮經，不問世事；又不同於公共知識分子，高揚啟蒙大旗，指點公共事件。
在2007年之前，他只接受過兩次訪談，究其一生，訪談也僅9次。學術刊物之外，他只在《南方周末》《炎黃春秋》等發表過為數不多的書評、隨筆等。
2004年，《南方人物周刊》推出特別策劃“影響中國·公共知識分子50人”。在最初的名單上，高華榜上有名。
從1980年代開始，知識分子問題一直成為中國知識界經久不息的話題。到1990年代中後期，隨着市場社會的建立和知識分子地位的邊緣化，一部分學者宣稱知識分子已經死亡。 而在一個學術分工專業化的時代，如何重建知識分子的公共性，成為知識界關注的新主題。
《南方人物周刊》的這次策劃，是大陸媒體第一次提出“公共知識分子”概念。據蕭功秦回憶，在雜誌社徵求高華的意見時，“他堅決要求把名字拿下來，他不希望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不想被看作是政治人物，他只是一個學院派的知識分子。”
《紅太陽》之後，高華一度被賦予各種解讀，加諸其身的不乏英雄主義標籤，及各種政治性符號。但在南大學生左中甫印象中，高華不是那種容易歸類的人，其朋友圈裡，既有典型的自由主義者，又有很多地道的“體制內”人士，連首倡“新權威主義”的蕭功秦，大聲疾呼社會公正的何清漣，也是他的多年摯友（據左中甫《高華先生印象記》）。
蕭功秦曾把高華稱作“把中國儒家士大夫的傳統人情味和自由主義的人生價值追求結合得最好的一個人”。而在南大的師友看來，高華只是一個純粹的學者，這也是高華特別在意的。顏世安回憶稱，北京某重要官方研究機構召開有關毛澤東思想的研討會，曾邀請高華去參加，他當時比較欣慰。高華不是想進入官方的研究系統，他在意的是，這樣的邀請表明官方研究機構承認他是一個學者，做的是學術研究，不是表達政治意見。
在朋友們看來，高華又非不問世事，而是有着強烈的現實關懷。許紀霖稱，高華的使命並不是要做個公共知識分子，而是要做一個有良知的歷史學家，但一旦有了良知，也就是知識分子了。他寫的東西雖然是學術著作，但已進入了公共思想界。雖然沒有經常發言，但他對於公共空間的各種時政問題都非常關心。
更多的時候，高華不願攪入易引起無端紛爭的事情，他只是通過學術的方式，表達對歷史和社會的整體認知。他對“鞍鋼憲法”論調的反駁，可見其關懷取向。
1990年代末，海內外一些學人主張重新挖掘過去年代的某些“積極價值”，再配以其它思想資源，用於指導中國改革。如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認為，“鞍鋼憲法”即是體現了“以廣大勞動人民取代少數經濟政治精英對社會資源的操縱”的“經濟民主”的重要範例。
2000年，高華在《二十一世紀》發表《鞍鋼工人與“鞍鋼憲法”》，梳理了“鞍鋼憲法”的由來初衷、慘敗後果等，最後總結說：大躍進期間的鞍鋼工人沒有爭取“經濟民主”的思想意識，“兩參一改三結合”與“經濟民主”並不搭界，所謂“經濟民主”只是當今學人理念世界的產物，與當年鞍鋼工人無涉。
高華更多的是遠離政治。《紅太陽》出版後，震動四方。高華對中共高層權力的詭秘性洞察之深刻，對政治人物的領悟之到位，甚至驚動了一些“紅二代”，欲一睹高華真面目。數年間，高華接待了數位此類來訪者。及至一見，對方才發現，高華就是一個普通的學者，無高層背景，無從政經歷，並不生活在權力系統中。
在許紀霖看來，高華只不過是從各種公開發表的資料中反覆爬梳，回味思考，以至於對那些人脈細節爛熟於心，猶如自己家族內部的典故；然後，他把支離破碎的公開資料剝離出原有的框架，把一個個細節提煉出來，以天才的想象力和洞察力，重構了中共上層的權力鬥爭的敘述，從詭異的權力表象洞察背後的深層邏輯。
此外，也曾有中共元老的後人，請高華為其先人寫東西。高華一一謝絕。顏世安說，高華不會去阿諛任何權勢，以此謀取好處。他寫文章不是反對誰，也不是擁護誰，和任何勢力沒有恩怨。他就是站在人文主義學者的立場，實事求是。
2006年，在香港科技大學的講座上，高華再次表明了該立場：“我們做歷史研究，應該保持一個和研究對象的距離，我看到一些朋友和（研究對象）當年的親屬有接觸，然後自己的主觀性就發展起來了，比如說非常同情。我們歷史研究要有客觀性，特別是不能對當年親屬的解釋照單全收。”

教學與啟蒙

與在體制里的邊緣位置相比，高華在南京大學學生之間，享有明星般的聲譽。
從1987年畢業留校後，高華在南大歷史系講授《20世紀中國政治與左翼文化運動》《馬列史學名著導讀》等課程，1997年起開設全校素質課《中國人民共和國史》，同時帶碩士研究生，2001年起指導博士生，先後為碩士生講授《中國現代史研究》，為博士生講授《當代中國史專題研究》《當代中國史研究的理論與方法》《當代中國史史料評介》。
早在1990年代，他的課就大受學生歡迎，《紅太陽》之後，更多人慕名而來。他的學生周孜正回憶說：“本校的政治、哲學、法律等系的學生，外校的理工文科，從學飛機設計到學服裝設計的各色人物，都有來南大串堂聽課的”。
在學生劉握宇印象中，高華的全校公選課，晚上6點半上課，6點就要去占位置。高華從不點名，但一兩百人的階梯教室總是滿滿當當；他的研究生課，幾十人的教室常無插足之地；他在中美中心的課程，受到國際學生的普遍歡迎。
南大校友賴晨的回憶文章驗證了高華的魅力：“研二時，一位師兄的博士畢業論文答辯請來了高華教授做評委。高老師站在講台上，妙語連珠，一手持煙，一手輕搖摺扇，瀟灑板書，暢談古今。禮堂內外擠得水泄不通，他演講完畢，全體學生自發起立，熱烈鼓掌。”
江蘇人小趙，1990年代中期在南京中醫藥大學上學時，就時常來南大聽課；工作後又在南大讀MPA；有一段時間，他在南京掛職，只要高華有課，他就跑過去聽；甚至有時去南京出差，也跑去聽課。他的朋友也受影響，成了高華的粉絲。
在小趙印象中，高華備課很認真，南京大學抬頭的A3稿紙，每次都寫上一二十張，用布包拎着來上課。那是一個普通的布包，拉鏈壞了又修好，他隨意地拎着，一頭白髮走在街上，愛人笑他像賣菜的。
講課時，高華有時點一支煙，最早是紅梅，後來抽好一點的，七八元的紅塔山，十一二塊錢的紅南京。他喜歡板書，因為要講的名詞、人物太多，他不得不寫出來。課間，常有其他老師的研究生拿着論文請他指點。
劉握宇曾這樣描述高華講課的特點：“頂好是聽他講複雜的歷史事件，千頭萬緒，他交待得一絲不亂；來龍去脈，他講個清清爽爽。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他從不妄加褒貶，往往只一兩句生花妙語，其中滋味，難以對外人道。”
而高華的課程之所以有魅力，更在於思想的啟蒙。
一位網名daydaypaper2的學生曾回憶聽高華講國史課的情況：“高老師上課從最細微的史料出發，旁徵博引，以最克制之敘述，最客觀之史實，揭露各種殘酷或良善之人性，所求者，乃是以此來啟發我輩之民主憲政意識。究老師一生之學問，追求的正是還原與解釋紅色中國所以悲劇之原因。”
在劉握宇印象中，高華絕對不是激進的人，他絕不主張激烈的社會變革。在高華看來，激烈的社會變革，都是想一夜之間改變一切，有一種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最後導致的就是大量無辜生命的犧牲。這是中國一百年來的弊病。
與普通同學相比，更得高華風氣之先的，是那些研究生和長期追隨者，他們的追隨史短則數年，長則十數年。
青年學者李永剛很是嚮往高華培養學生的模式：學生們沒事就去他家裡，有時自己做飯；如在私塾中，弟子們隨便坐着，出個題目天馬行空地講，大家隨時插嘴討論，也沒有上課下課的時間。
在學生印象中，高華是一位嚴師，學生論文有了問題，即使跟隨多年，他同樣不留情面；但同時，他又是“一位坐在沙發上，一邊吸煙一邊隨意聊天的長輩和朋友”，許多雋永的思想和為人處世之道，正是在這一圈圈煙霧中悠悠蕩出。
更多的時候，師生們談論的並非史學。他們談新中國的紅色電影，也談費里尼、帕索里尼；談革命題材《歷史的天空》，還有鄉土氣息的《劉老根》；談一代報人邵飄萍，以及學術紅人易中天。
學問之外，他還和學生談工作，談家事。學生們則於潛移默化中，領略到做人的道理，甚至人生走向就此改變。
“我們已經夠幸運了，在最需要啟蒙的時候遇到了老師。”劉握宇說。“我們回想過去的那麼多年，從二十幾歲開始，在青春的成長過程，受了他的很大影響，那段時光是和他揉合在一起的，有他的身影在裡面。”

華東師大事件

2005年的高華，忙碌異常。各種學術活動邀請紛紛而來，朋友們時常勸他悠着點，注意身體。此前一年，他辭去了在中美中心的教職，但除了南京大學上課外，每周他還要坐火車去上海授課。
這一年，高華面臨着選擇：離開生活了25年的南京大學，去華東師大工作。
創建於1951年的華東師大，其時在黨委書記張濟順教授的領導下，正推出“人才強校”戰略，以打造世界知名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啟動於1999年4月的“紫江學者計劃”為其引才計劃之一，華東師大歷史系也得以乘勢而起。
作為建校時首批設置的學科之一，華東師大歷史學科有着深厚的學術傳統和積累，呂思勉、吳澤、李平心、戴家祥、陳旭麓、林舉岱、王養沖等老一代學者曾執教於此，其近現代史學科在陳旭麓、夏東元等近現代史大家率領下，曾於1980年代創造過全國一流學科的輝煌。1990年代後期以來，歷史系開始重建榮光。
2001年，華東師範大學成立了中國唯一專門進行冷戰史研究的學術機構——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2003年，經美國康乃爾大學中美關係史研究講座教授陳兼引薦，著名學者楊奎松應聘“紫江特聘教授”，主持冷戰史研究中心，並開始為華東師大引介人才，醞釀成立中國當代史研究中心——這將是中國大陸高校第一家專門研究中國當代歷史的研究機構。在此背景下，深知高華價值的楊奎松，極力主張並促成高華的引進。
“我初來華東師大時，現當代史研究力量薄弱，高華的能力、學問和聲望，肯定極有助於華東師大現當代史研究地位的提升，因此我主動聯繫高華，嘗試動員他轉來華師。”楊奎松回憶說。
高華要走的消息，在南京大學學生間引起了波動。2005年9月，一位叫丁一的南大校友，在《南方周末》“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之國與問”策劃中看到了高華的名字，但其身份為“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丁一打電話求證，當時的高華正在南京開往上海的火車上。丁一在文章中寫道：這將是載着一位年已五十的教授奔向自由學術春天的火車嗎？
“像高華老師這樣，堅持嚴謹的學術態度，堅持學者應有的獨立思考，如此受南大學子尊敬的老師，具備成為大師潛質的學者，為什麼不能留下來呢？”這是丁一和南大學生的疑問。
而在華東師大，引進高華的計劃，在校黨委書記張濟順的直接關心下，進展順利。楊奎松在紀念文章中說：對於高華當時面臨的困難，我一一設法向校方探詢可能的解決辦法。2006年3月，一切談妥後，我領着高華和劉韶洪去看了在華師二村定好的臨時住房，兩口子可以說是發自內心的高興。
那一年，為了落實高華夫婦的調動，楊奎松推遲了去日本訪學。其後，高華已退休的妻子劉韶洪在華東師大工會臨時上班，華師大為高華提供了不錯的生活條件。
“華師大讓他帶博士，還有特聘教授的啟動經費，看上去一切都變好了。”南大的朋友們為高華高興。在他們看來，一批實力派學者雲集華東師大歷史系，有思想，有學術，高華去了正可互相切磋，一展所長。
在張濟順的印象里，高華在華師大是愉快的。高華重視教學，給本科生開講座，也給博士生上課。像在南京大學一樣，他的課很受歡迎。調來之初，高華和楊奎松等一起準備為大學生編一套歷史教材，分晚清史、中華民國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編三本教材，高華領的是中國人民共和國史。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2006年9月，當楊奎松訪日半年回到上海時，卻意外得知，由於“不可抗拒的原因”，高華無法調入上海。
“這消息對高華來說，不啻於一種沉重的精神打擊……不僅因為這件事證明了他在政治上的處境，而且因為他的調動早就成了一些人熱炒的話題，這對他本來就有病灶的身體極為不利。”楊奎松後來在紀念文章中寫道。
在朋友們看來，高華一生謹慎，不希望在政治上被打入另冊，來華師大之前，他曾向學校的領導談起“海關事件”，有所擔心。
此後，華東師大盡力做出彌補，把所有待遇儘量保留下來，繼續聘請高華為講座教授，校領導也再三表示，此事不影響在研究上的合作，高華還是當代史研究中心非常重要的成員。
但在楊奎松看來，“無論我們再做多少補救的工作，都無法挽回此次挫折對高華身心所造成的傷害。高華雖然性格剛毅耿直，對名利地位乃至生死看得很開，但他個人及家庭過去的經歷，決定了他仍舊會對一些事情看得較重，甚至會感到緊張。儘管事情發生後，他當面開解我們說沒關係，他的一些表現，還是讓我感覺到他內心承受的壓力。”
這一年，在弟子黃駿的印象里，高華回到南京時，“情緒上有些低落”。



“知識分子易患癌症的時代”

2007年4月下旬，高華在體檢時查出肝癌。這是南京大學的一次例行體檢。拿到體檢報告的那天，高華在上面發現了“疑似CA”字樣，但不明就裡。
在顏世安的記憶中，有一天他和高華、朱劍、余斌在一家餐廳小聚，當時年度體檢剛結束，閒談中高華說到，做B超的醫生要他去複查一下，估計沒什麼事，過兩天再去。
顏世安並沒往心裡去。沒想到幾天后，他去系裡，便聽說高華在南京鼓樓醫院查出疑似肝癌，頓覺晴空霹靂。
學術界聞之震驚。長期玩命工作的高華，早有家族乙肝病史。在顏世安印象中，高華於1992年患乙肝，當時不嚴重，很快就控制住了，但這可能是最早的病源。後來經濟上的負擔、工作上的勞累、出書以後的精神壓力等，都可能是最終致病的因素。
“這似乎是一個知識分子容易得癌症的時代。”高華的朋友江榮生說。而景凱旋從形而上的層面上感慨，古人說“察見淵魚者不祥”，高華做的這個工作，直面那段現實，直面我們共同經歷的文革，其實是研究一個很灰暗的東西，要面臨人格上的衝突和矛盾，高華生病和這個還是有關係的。“長期研究這些東西，身心會交瘁，我自問是受不了，可能要崩潰的。”他說。
患病之前，高華在寫作國史，辛苦異常。這就是《新秩序和新衝突——從中共九大到林彪事件（1969-1971）》，是由香港中文大學擬出版的十卷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的第七卷。
該套書策劃於1999年，由學者楊奎松和沈志華發起，為至今為止規模最大的非官方版國史，時間跨度由1949年至1981年，分十卷，共五百餘萬字。
高華於數年前接受了寫作邀請，至生病前已寫作十多萬字，完成了“清隊”、“一打三反”等重要章節，確立了“建立新秩序”的構架。此前數月，他天天寫到凌晨一二點，煙一根一根地抽。他後來跟蕭功秦說：“沒想到把自己的肝給得罪了。”
4月底，在張濟順教授的幫助下，高華在上海中山醫院做了徹底檢查。檢查結果證實了噩耗：100％是肝癌，而且是多發性肝癌。
2007年4月29日，高華在中山醫院做了第一次介入手術。手術前一天，蕭功秦在電話里說：“你得好好保重，中國不能沒有你，我是從民族利益來跟你談這個問題。”高華笑了。手術前，兒子高欣給他點上煙，他猛抽了一根，然後說：這是我抽的最後一根煙了。高華從此戒煙。
他的病情牽動着學界朋友們的心。遠在香港的熊景明時刻關注着高華的情況，此後近5年，每隔些天她就會致電問候，並向學界通報高華的情況。
2007年4月30日晚上，蕭功秦去醫院探望高華。在蕭功秦印象里，那一天的高華剛動完手術，有點疲倦，臉色有潮紅，仍充滿自信。談話中他起身去衛生間，手裡提着瓶子，樣子很精神，一副大義凜然的樣子（據蕭功秦《天堂里的高華》）。
2007年6月，李永剛去香港中文大學做學術交流，把高華的病例帶到香港。香港的肝病專家看過後，斷定為肝癌中晚期，生命只有五年。
在上海，高華的介入治療還在進行中。7月，又去中山醫院檢查，發現腫瘤已被封包住，驗血正常，身體穩定，從外表看不出異樣。
這一年，熊景明榮休，學界朋友前往其故鄉昆明慶祝，高華夫婦也應邀前往。宴會上，高華和張鳴、高欣合唱《我們是害蟲》。“我們是害蟲，我們是害蟲，正義的來福靈，正義的來福靈，一定要把害蟲殺死。”這個頗具隱喻色彩的八十年代廣告歌，把大家都笑瘋了。高華說，我們在某些人眼裡，就是害蟲。
雲南之行的高華是快樂的，他還參加了彝族山寨火把節。胡杰給他拍下的一幅照片裡，高華像一個頑童，舉着兩米長的火把，神情專注地在夜路上行走。那是高華晚年為數不多的快樂時光。
這一年，高華53歲。“按照茅海建的說法，搞歷史研究，四十歲才起步，五六十歲是黃金時期，七八十歲還能繼續做。年紀越大，對歷史的感悟越透徹，越深沉。”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王奇生說。
但高華不得不停止了國史的寫作。這是一項讓朋友們充滿期待的寫作計劃。本來，《國史》的寫作，使高華梳理整個現代中國變遷進程的思路逐漸顯現出來：從民國到1930年代，到延安時代，到1950年代，再到六七十年代。李永剛認為，高華的興趣應該是百年中國。
在同事申曉雲看來，以往出版的國史系列叢書，有新史料，但多半未完全擺脫官史敘述的模式，留有遺憾。而1969年至1971年這一段，要完全破除原來那種框架，從話語到結構上跳出來，客觀地、深層次地把真相說出來，是很難的。她和當代眾多歷史學者一樣，對高華的寫作充滿着期待。
朋友楊小彥、馮原，則有幸聽聞高華講述研究的片段。那是數年前的一個月夜，在南粵的江邊大排檔上。“高華開講驚心動魄的1969年到1971年，其中的波瀾，以及波瀾中的險詐、詭計與血腥，和眼前美妙的風光了無關係。其中涉及一張公開發表的照片背後的奇特信息，明白以後只能倒吸一口冷氣，甚至大腦皮層也發生輕微的震顫，耳旁還出現遙遠的轟鳴”（據楊小彥《高華與攝影》）。
然而，這一切研究都不得不停了下來。“在思想最敏銳、積累最豐碩、洞察最深刻的巔峰時刻，一位傑出歷史學家試圖解構的大人物、小人物、大格局、小事件，不幸之至，全都被殘酷的命運永久封存。”李永剛為此感慨。
每三個月，高華都要去上海複查一次。
在南京大學，本科生的課不上了，他繼續帶碩士、博士；歷史系照顧他，讓學生到他家裡上課，崗位津貼予以保留。在華東師大，研究生的課程則做了靈活的調整，他去上海檢查時，就集中給學生上課。
之後，高華的病情幾經反覆，一度柳暗花明。2008年9月底，在朋友們的幫助下，高華轉至上海長海醫院治療。一位著名專家親自診斷後，傾向於他患的不是肝癌，而是肝結節，雖然專家的學生仍傾向於是肝癌。
這讓高華有一種死裡逃生的感覺。顏世安回憶：高華回到南京後，有一天散步時告知此事，說那天聽到這個診斷，夜裡都沒有怎麼睡着，“我們都是凡人啊！”
這一年10月10日，高華再赴香港中文大學，做林彪事件再研究。11月15日，他在石家莊參加“沙飛影像研究中心”首屆學術研討會。
當月，他還在上海交通大學參加了“革命與戰爭”討論會。在學者金大陸的印象里，時至初冬，高華並未給人怕冷的感覺，仍聲音洪亮，身手敏捷，完全不似病人。這一年，他還在為赴德國漢堡參與“五十年代中國人文學科的重建”項目做準備。在家時，他經常下樓散步，打太極拳，對自己很有信心。
2008年，南大選拔享受政府特殊津貼人員。系裡為高華報了名，但批下來的名單裡沒有他。一位老師說，政府這個津貼，要看你有沒有獲獎，有沒有國家課題。高華的學術水平很高，但很難在官方的評價體系裡體現。

2009年：十年思想歷程

接下來的2009年，對於高華來說是多難之年。先是2月份母親患腸癌住院，高華和弟弟、妹妹每日奔走於醫院。
每天上午，高華由親戚小孫陪着，坐公交車去醫院，陪母親坐會兒。下午，他一邊輔導學生，一邊應廣東人民出版社之邀，整理新書《革命年代》的書稿。
在整理文章時，幾十年來母親的關愛和教誨時時浮現於他的腦海，“特別在文革的艱難歲月中，母親帶領我們一家人，相依為命，才走出了那場暴風雨，往事如昨，歷歷在目”。
在高華的主治醫生之一、南京軍區總醫院腫瘤內科於正洪副主任醫師印象中，高華是個孝子，在他患病期間，母親也病重，高華操了太多的心。於醫生曾提醒他自己也是重症患者，不可以那麼累。
母親臨終前一個月，幾乎昏迷不醒，高華仍是天天探望。至4月底，母親病逝。此後一段時間，高華天天失眠。禍不單行，5月份，85歲的父親不幸摔傷，致股骨頸骨折，從此長期住院。
這一年，《紅太陽》已出版十年。十年風雨，讚譽峰起。如學者朱學勤所言，這本書開闢了毛澤東研究的一個嶄新的空間，說得低調一點，是一個標誌性事件，說得稍微滿一點，在毛澤東研究、延安整風研究、從延安整風到文革的歷史研究中具有里程碑價值。
在讚譽之外，也有一些學者提出商榷性意見。如“老延安”何方，認為應該用一分為二的方法研究延安整風，批評該書紙上談兵，並對一些具體史實提出異議；如楊奎松“不認為高華對當年中共黨內高層之間的權力鬥爭，以及個人動機、情結和心計所作的許多‘深描’，有足夠的實證依據”。
十年間，在正常的學術交流之外，對《紅太陽》的毀謗也生，意識形態化的解讀如影隨形。
2009年5月25日，在家事之痛中，高華為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作《<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出版十年感言》；當年12月，又在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發表《對拙著<紅太陽>一書批評的總回應》。
在兩篇文章中，高華回顧了十年來的思想歷程。多年前，法國巴黎大學歷史學博士陳彥在評論《紅太陽》時稱，作者有思想矛盾，從該書的思想邏輯演進應得出否定中共革命的結論，但作者卻對中共革命深表同情；蕭功秦於此也有同感：在作者看來，基於反抗社會壓迫的一切革命都有其歷史合理性，然而，作者似乎又對革命的悲劇性持有人文主義情懷。
高華在《感言》中談到，對於“思想矛盾”問題，他同意蕭功秦的看法，那正是歷史事件本身內在矛盾的一種映射。而在《紅太陽》之後十年的思考與閱讀中，他的基本觀點沒有改變，仍然認為，二十世紀上半葉開展的中共革命和國民黨領導的國家近代化過程，都對國家的民族獨立和社會進步做出了貢獻，其間產生的左、右極端主義，既和兩黨的領袖及領導層的認識水平、知識結構、文化素養有關，更是他們及國家所面臨的內外環境和歷史條件的產物，作為後人，應在新的起點上總結歷史，將前人的成就、犧牲和失敗轉化為今天推動社會進步的有價值的思想遺產。
2000年，一位化名“遇資州教授”的學者在《二十一世紀》發表相關書評《誰是“我們”及其“敵人”》。書評說，“延安整風”儘管相當殘酷、極左、陰謀，其實相當必要，“延安整風如果只整黨內，干卿何事？”
高華在《感言》中回應了上述質疑，並重申寫作《紅太陽》的初衷：“從中共革命奪權、推翻國民黨統治的角度觀之，延安整風運動對於中共革命成功助力巨大，但整風運動中的某些概念、範式，以後又對中國的發展和進步產生若干消極作用，如果不是因為這一切與老百姓有着密切的關係，我是不應加以置評的。”
在《總回應》中，高華表達了對延安整風更深的認識：
“現代農民革命融合列寧主義的組織原則發展到一定階段，為了更大的發展，就需要定朝綱、定禮儀，排座次，這可能是東方大國共產革命勝利的必經之路。其間結合儒家修身操作和法家式的清洗和監督，將毛的思想內化，形成巨大的動員效應，創造了一種戰爭年代下政治動員、黨內思想清理和組織清理的模式，在相當程度上成就了中共1949年的勝利。
“正是因為延安整風成功、有效，很自然地在建國後被奉為治國方略。只是，促使革命勝利的方法以後卻可能成為使革命受挫的因素。延安整風以政治運動治理國家的鬥爭模式，在革命戰爭年代為樹立領袖權威、執行革命任務，動員和規訓人群、進行思想和組織清理，發揮了巨大作用，但是建國以後政治環境變了，治理國家的方略也應與時俱變，遺憾的是這個變化比較遲，一直到文革結束，鄧小平、胡耀邦時代才改弦易轍。”
病中的高華，還提出了修改《紅太陽》的設想：保留原來的結構、基本觀點，修訂一些錯訛之處，主要是補充一些新資料，包括2003年俄羅斯解密檔案、楊尚昆的談話、博古後人的新著、一些經歷延安整風運動的老同志及其後人贈送的資料等。
然而，命運留給高華的時間不多了。

《大江大海》與新價值

2009年9月30日，上海東方肝膽醫院的一位專家，在高華的CT上發現了病灶。高華的命運似乎再次急轉直下。熊景明回憶：“那時，他在Skype上和我講話，很熱的一天，他穿着背心，在房間裡走來走去。他需要做決定，要不要做手術。”
2009年10月24日，高華在上海東方肝膽醫院開刀，切除了40％肝臟。
手術的前一天晚上，蕭功秦與高華在醫院裡散步。因為是無話不談的朋友，蕭功秦就把一層紙捅破了，對高華說：“你可能有兩種前景，也許生命奇蹟會在你身上發生；另一種可能是，你比我們先走一步，早走十年二十年都有可能。但是，從生命的歷史長河來說，按照地球十億年這個生命歷程來說，人生中的十年不過是一秒鐘。我們只是比你晚走一秒鐘而已。但是你的這本書，卻是有超越一個人的生命長度的價值，它會被後人記住”（據蕭功秦《天堂里的高華》）。
在張濟順印象中，這次手術對高華打擊很大。手術後，高華的痛苦無以言表，他對學生劉彥文說：小劉，你知不知道什麼叫肝膽欲裂？但當張濟順去看他時，感覺他的生命力又是特別旺盛。“雖然他內心深處，還是有懼怕的成分，他骨子裡是個書生，但是他的意志力，一種強烈的想要戰勝病魔的願望，始終是很強的。”
在病房裡住了幾天，高華搬到醫院附近的出租屋，等待兩周后的介入手術。房子是很舊的一室戶，臥室里只夠放一床一櫃，外面是廚房、小衛生間、一張小床，每天租價90元。
這時，遠在香港的熊景明心情沉痛，明白高華來日無多，不管怎麼熱愛高華，也要考慮一些悲傷的事。熊景明計劃組織一系列訪談，從高華開始，啟動“歷史學家訪談系列”，幫助他傾吐思想。
2009年11月2日下午，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金大陸和一位研究生，與高華做了一段“開場白”的錄像。其後，遠在四川拍片子的胡杰，在暴風雪中緊急趕回。
胡杰和美國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歷史學博士生常成是在出租屋見到高華的。居民樓正在裝修，電錘聲不斷，高華平靜安然，對胡杰說：“這沒什麼，我們就是在這樣一種生存環境中慢慢在康復，也在看書，我覺得也可以了”（據胡杰《願時光倒流》）。
就是在此陋室，高華面對攝像機，回答了寫作《紅太陽》的初衷。在熊景明看來，那是有如壯士從容就義前的臨別贈言：“我記得我真正動筆的那天，是俄國1991年的八一九事變……”
那天他們的交談，是從龍應台的新書《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開始的。這本一問世即在華人世界引發震盪的著作，以多個個人和家庭的命運變遷，第一次向世人展現1949年由國民黨政府的大失敗，而引發的國內一部分人群的大遷徙大逃亡，還原了一部罕見的中國近代“南渡”史；並在被意識形態話語長期遮蔽的歷史場景之下，反思一系列與1949年相聯繫的重大歷史事件和歷史問題，並“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致敬”。
高華對該書的興趣，源於他對台灣問題的關注。還在1980年代讀研期間，他已參與南京大學最早的台灣研究，參編《台灣三十年》《八十年代的台灣》等。
在他看來，20世紀前半葉，國共兩黨都致力於中國的民族獨立和社會改造，其理念、方式和道路，都延續到1949年之後，對海峽兩岸的社會發展起到支配性的影響。而觀察兩岸制度與價值的變遷，為培育健康正常的社會提供借鑑，是他興趣所在。
之前的2004年2月至7月，高華曾赴台灣政治大學擔任客座教授。其間適逢台灣大選，他得以進一步比較兩岸體制運作上的異同，並以筆名在《鳳凰周刊》發表《大陸應知曉的台灣競選生態》《近距離感受台灣的"島國心態"》，剖析政情演變。
5年之後，高華在病床上讀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手術後的傷口疼痛，沒有使我流一滴眼淚，但是當我讀到最後一段，我的眼睛充盈着淚水”。
龍應台寫道：“太多的債務，沒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沒有回報；太多的傷口，沒有癒合；太多的虧欠，沒有補償……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六十年來，沒有一聲‘對不起’。
“我不管你是哪一個戰場，我不管你是誰的國家，我不管你對誰效忠、對誰背叛，我不管你是勝利者還是失敗者，我不管你對正義或不正義怎麼詮釋，我可不可以說，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當高華在上海的病床上為《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落淚時，他年邁的父親，還在南京的腦科醫院裡治療。手術後，老人因器質性精神障礙，時常出現幻覺：“不好了，要開批鬥大會了，要把我拖下去批鬥，要槍斃我……”
高華的弟弟高小寧是腦科醫生，他說：“從臨床來看，父親的這種症狀可能和大腦供血不足有關，和帕金森症有關，也和過去大大小小的精神刺激有關。解放後，父親受到那麼多的政治衝擊，但對於那些精神刺激，他從來沒有講過。”
幾個月後的2010年春節期間，在南京東大醫院裡，高華再讀《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感時傷懷，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2010年6月，他在《領導者》刊登《六十年來家國，萬千心事誰訴——讀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記》（以下簡稱《札記》）。
這篇1.7萬字的長文，高度評價了龍應台的歷史觀。此前，他在接受胡杰採訪時說過：龍應台的這本書，最重要的是人民史觀，站在普通百姓的角度回望歷史。她不管什么正義非正義，她是看這次戰爭帶來的破壞離亂，對普通百姓生命的摧殘。她表達出悲天憫人的人道主義情懷，同時也是質疑勝利或失敗。這個質疑價值很大。
《札記》更以寬廣的視野，梳理1949年之後兩岸換代中的天翻地覆之變，並就《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中沒有展開的隱匿命題，即1949年國民黨政府的失敗與台灣以後開出的自由民主新價值的關係，結合兩岸背景，進行了比較性論述。
高華歸納台灣走過的道路：新價值的孕育需要市場經濟的土壤，中國傳統文化追求“日新又新”的特質推動了新價值融合、落戶於台灣社會，戰後西方思想文化成了新價值的搬運者。當所有這一切都聚合在一起，1987年，蔣經國宣布開放報禁、黨禁和大陸探親，台灣跨過了通向現代民主社會的門檻。
《札記》的最後，高華把視角收回到當下的中國：“今天，經濟成長了，國力強大了……大陸民眾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離一個自由和公平、正義的社會，路途仍然遙遠。展讀《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感受，在大陸的許多讀者，已不全然是為了追憶歷史，更是祈盼新價值成為福佑人民的燈火，從此照亮國族前行的方向。”
《札記》同步刊登於台灣《思想》雜誌，《思想》主編錢永祥在回憶文章中稱：“身罹重病的高華，挑選龍應台的書撰寫讀後感，並且讓我們在台灣發表，並不是偶然。主要是他想要重現1949年這個歷史年份，想捕捉從中華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歷史轉折的‘意義’……從那一段歷史出發，展望出路。‘新價值’──這是高華擺脫1949困局的出路所在。”

2010年：“通”的境界

2010年，對高華來說，是苦撐病體，不輟學術的一年。
這一年，高華病情極不穩定，有不適就住幾天醫院，一旦病情控制，就回家休養。他對朋友們說，如堵河堤，哪裡漫水，就趕緊堵哪裡。
學生小趙去看他，看到他還是每天看書，寫東西，就勸他靜養，不要那麼操勞。高華說，腦子裡會想。小趙說，腦子裡也不要想。他又說，千古興亡，多少歷史人物，全部在腦子裡轉啊，停不下來。
親戚小孫有時看見他一個人在書房裡發呆。“其實他可能想的很多，把很多問題都想透了，生死也看透了，但肯定有很多東西，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同事申曉雲分析。
在劉握宇的印象里，在生命的最後兩年，高華和以前不一樣，寫了不少很長的文章。出版人嚴搏非注意到，高華的這些文章，儘管還是在談歷史，但是整個關懷都在當下，立場和思想非常清楚。
2010年1月，《革命年代》出版。這是高華第一部在大陸出版的著作。所收文章，從中國近代社會轉型，到1930年代左翼文化，到延安革命，再到建國初的社會變遷，皆發生在一種叫做“革命”的大背景下，涵蓋國民革命、共產主義革命、繼續革命等，故以《革命年代》為書名。
該書考察了20世紀中國革命敘事的源流及分支：一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共產主義革命，激進的面向社會底層的社會改造路徑；一為國民黨領導的“國民革命”，主要面向社會中間階層的漸進改造的路徑；以及在革命的名義下，兩條路徑的差異、流變與結局，及其對當今社會的影響。
高華在該書《後記》中說，這本集子既不是對革命的吶喊，也不是對革命的批駁與詰難，而是對生活其中的那個革命年代的思索和紀念。
在該書的代自序中，他回顧一生的志業：“我常想，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屬於過渡年代裡過渡性的那類人，在我們的前面，有群星閃爍的先哲前輩，在我們的後面將會有更多受過西方社會科學方法訓練的青年才俊。也許未來張力一旦消失，我的這些文章就可歸類於‘歷史考古學’了，這是我們那一代人的宿命，也是我的宿命，我會繼續走下去。”
2010年6月，高華發表評龍應台著作的《札記》。這是他晚年最重要的文章。許紀霖認為，該文有一種大氣象出來。一個學者做學問做到一定程度，能達到一種“通”的境界，但一般要到50歲左右。從其談吐，對自身生命的體悟，對整個社會的感覺來看，高華在生命的最後幾年，他“通”了，各種東西都能打通來談。
許紀霖說，生病前幾年，不是高華最好的狀態，他太忙了，整天疲於奔命，這種狀態對於學者來說是一種傷害；反而是生病之後，身體也不允許他拼命了，他可以靜下心來想一些問題，心態灑脫了很多，整個人釋放出來了，文字放開了，有一種瀟灑自如的感覺，這是一個飛躍。“在這種情況下，他達到了通的境界。”
這一年，高華在華東師大還帶着博士。遇到問題，學生們發郵件或打電話請教。因為生病，他自覺對學生指導不夠，時有抱歉之感。
在南京大學，由於前述科研項目原因，2010年他未能招收新的博士生，但也帶了碩士生。碩士生秋天入校時，他還可以一個人打車去學校，學生們陪他散步，在校史館前的小花園裡談話。他給學生列書單，滿滿寫完一頁稿紙，教導學生“多看書，寫書評”。
那時，碩士生楊純剛感覺他身體還算可以。後來，他時不時就去醫院掛水，再也沒來過學校。不過即使在病床上，他還在修改學生的論文。11月份，學生丁以德把博士論文拿給他指導。丁的論文39萬字，單面打印，厚如磚頭。剛動了手術的高華已有些拿不動，他說：你可不可以把論文打成雙面的？
這一年，高華逐漸淡出了公眾視野。
3月27日，他還能赴廣州參加藝術家張大力《第二歷史》的研討會。在朋友楊小彥的印象中，高華臉色不好，但精神尚可，言談中依然保持了歷史學家的敏銳。
到8月21日，第六次中華民國史國際學術討論會在南京舉行。他本來要參加，卻在開幕前住進了醫院。
12月，中山大學哲學系教授袁偉時先生八十大壽。知識界人士齊聚羊城。高華在受邀之列，但已無法成行。12月15日，《看歷史》雜誌在四川舉行活動，他為評委，也未能出席。

2011年的思想傾吐

2011年1月，高華在南京八一醫院連做了11次伽馬刀手術，元氣大傷。胡杰夫婦去看望時，發現他臉色發黑，瘦得厲害。
與此同時，高華父親也在病重中，身體一天天壞下去。父子連心，2011年春天，高小寧開着車，把病重的父親和哥哥接到車上，開到南京城外去散心。車子到了八卦洲，父子三人下了車，看看風景，聊聊家常。高華很是高興，說八卦洲蠻好的。高小寧說：等你身體好了，我們再來，去吃農家飯。
家國之憂，肝膽之裂，仍未使高華停止工作。2011年3月，周孜正的父親以病友和學生家長的雙重身份去看望他，看到他一個人在書房裡寫作。周老先生勸他多休息。高華說這是他的工作，離開這個，反而不快樂。夫人劉韶洪說，高華還去幫人家講課，“不去講課也是這麼回事，去講課了，心情開朗，反而會好一些”。
2011年4、5月，同事申曉雲去看他，告訴他系裡現在有錢了，有個人文基金，“你去申請，沒準能有”。高華很高興，真去申請到了一個項目，“華東人民革命大學研究”。這是南大校級的人文社科基金，經費6萬元。高華很開心：這是一個好題目，做好了，可以是1949年以後洗腦和思想改造的探源性研究。
2011年6月，高華在台灣《思想》雜誌18期發表《讀王鼎鈞的<文學江湖>：冷戰年代一位讀書人的困窘和堅守》。
7月1日，中共建黨九十周年之際，南京的大街小巷紅歌飄揚。高華在家中接受財新《中國改革》記者劉芳訪談，暢談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革命敘述”。這是他最後一次接受媒體訪問。
在劉芳的印象中，7月酷暑，高華手捂左腹，仍身穿長衣長褲。“1月做的伽馬刀手術副作用極大，加之因怕影響大腦而拒服止痛藥，他每日疼痛。”兩天的訪談中，高華每次談兩個小時，每天都有一次，他突然會說，“我要去裡面躺一下”。躺十幾分鐘出來，繼續談。
2011年10月、11月，長達1.5萬字的相關訪談以《“革命敘述”的興起：高華訪談錄》《“革命敘述”的延續與轉型——高華訪談錄》，分兩期載於《中國改革》。
在這組高華晚年最為重要的訪談文字中，高華陳述了他對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革命敘述”的關注由來，勾勒了20世紀中國歷史里國共兩黨早期共享的“革命敘述”的源流，及其各自的流變軌跡；重點梳理了1927年之後中共“革命敘述”階級性的建立及其特點，1949年以後如何一步步轉化為國家意識形態，以及1978年改革開放後“革命敘述”的轉換。
訪談內容非常豐富，涵蓋延安整風研究之後，高華的革命敘事研究尚未來得及展開的部分，涉及知識分子改造等，他辨析了近代人類革命史上“有限革命”和“無限革命”的源流，揭示了文革中思想改造運動鍛造“新人”的根源，以及“繼續革命”理論的荒誕與困境。
在無力著述的情況下，高華只能以訪談的方式傾吐思想。在他的晚年，文革研究是壯志未酬的領域。2006年他在香港科技大學所做的演講《毛澤東何以發動文革》《再探林彪事件》，即顯露出他關於文革研究的冰山一角。
在他患病期間，胡杰夫婦時常去看望，架起攝像機，記錄下他和朋友們的行誼，也得以留下他關於文革研究的只鱗片爪。
2010年，胡杰拍攝了文革殉難者紀錄片《我的母親王佩英》。片中高華兩次出鏡講述歷史，一是講述王佩英遭整肅的歷史背景，1962年七千人大會到文革之前的中國社會現實；一是講述王佩英犧牲的1970年大規模處決政治犯的背景。
在胡杰、江芬芬夫婦印象中，高華對文革太熟悉了，“你提到文革的一個人，他會給你講一串前因後果，分析悲劇背後的原因。他把事件的背後，甚至中央的陴事，都講給我們聽”。
2011年9月3日，高華在《新京報》發表《閱讀李劼人的歷程——由<李劼人全集>出版想到的》。這是他最後一次發表文章。
2011年9月5日，高華的父親高啟發去世，這位老地下黨員走完了跌宕起伏的人生，享年87歲。數日後，病中的高華，不顧弟、妹的勸說，在家人的扶持下堅持出席了追悼會，並親自為父親寫了悼詞。
2011年10月3日，南京大學歷史系1987級同學舉行畢業二十周年聚會。這是高華畢業留校後教的第一個班，當年的同學特地接來了高華。
那一天，高華非常消瘦，和同學們坐了好幾個小時，沒有吃飯，也還講了話。他講到中國社會要改革，一定要邁小步，不能停步；中國社會忍受不了太大的動作，希望能一點一點地改，把很多問題解決。
那是他最後一次參加公開活動。

“世界無窮願無盡”

2011年9月28日，高華再次住進了江蘇省人民醫院。
初時仍是白天治療，晚上回家休息。後來醫生不讓他回家了。至10月底，他的膽黃素居高不下，至11月一度病危，急需血漿置換，進行人工肝治療。而血漿置換每次需要補充血液2000毫升，白蛋白500毫升，一周要換幾次血。在“郭美美事件”引發紅十字會危機之後，各地的血源緊張異常。高華病情告急。
南京大學出面協調，高華的朋友江榮生等聞訊後也多方奔走，終於確保了血量供應。從11月底到12月初，高華先後做了5次血漿置換。
12月10日，江榮生去南京看他，覺得高華精神狀態又是很好，握手很有勁，說話笑嘻嘻的，說還有很多事要做。
治療間隙，高華上網、看電視、瀏覽新聞。病房的小白柜子上堆滿了書：《莫斯科真相》《民主的細節》《大饑荒》《吳宓與他生活的民國年代》等。最後五年，他進出醫院不計其數，朋友們每次去看他，都會看到許多新書堆在病房。直到最後他兩隻手都掛針，才不方便看書了。
12月初，《南方人物周刊》評選中國魅力50人，高華被列入候選人名單。《看歷史》編輯杜興回憶稱，有天晚上十點多，高華很着急地打來電話，說看到中國魅力50人評選，他非常不安，不希望讓人覺得高華是一個英雄。直到杜興聯繫上南方人物周刊，主編承諾把高華名字去掉，他才安心。
12月中旬，摯友顏世安、朱劍、陳紅民、余斌去看高華。高華已十分消瘦，連翻身都困難，但談話跟平時一樣，平靜、幽默。他有些調侃地抱怨：“前兩天醫生已經發了兩次病危通知了，醫生就站在病床前直接跟我說，他真是拿我當鐵打的金剛了。”
高華病危的消息在內地學界引起波動。“想到高老師正是學術成熟期，很多思考都未付諸文字，希望能有一兩位同輩學人與他長聊幾次，每次都錄下聲音，既為高華老師留下他的思考，也為學界少些遺憾。”楊奎松在回憶文章中稱。
清華大學教授秦暉和楊奎松成為被選中的兩位。惜乎此時秦暉絕大部分時間都在國外，未能立即成行。考慮到高華的身體狀況，楊奎松也未馬上前往。從內心裡，他不願接受高華病危的現實。
12月16日，楊奎松和沈志華、李丹慧、張濟順去南京看望高華，看到他“雖因黃疸面色略黃，人稍顯削瘦，卻仍舊談笑風生，兩眼炯炯有神”。
在張濟順印象中，高華對自己信心很足，他說已經幾次報了病危，每一次都過來了，他覺得自己的造血功能越來越好了。高華還談到，華東師大這幾年在當代史研究方面非常有起色，他也想身體好了以後再做研究。
那天，高華還提到招博士生的問題，提到楊奎松此前批駁金一南《苦難輝煌》的文章，他說批得好。臨走時，楊奎松最後一個和他握手道別：“一定要好起來，我們還等着你一起來做當代史呢！”
12月20日左右，高華開始便血。
12月20日，博士生劉彥文發來短信，說自己獲得了華師大研究生最高獎學金，幾日後有個頒獎儀式，屆時學生將為導師獻花，她說過幾天來南京獻花。高華回短信說好的。
12月23日，高華發高燒，全身疼痛，說話吃力。愛人建議他打止痛針。他說：“打了止痛針，性質就變了。”下午，弟弟高小寧去看他。有豐富臨床經驗的高小寧心情沉痛，問高華還有什麼話要說，有什麼事情要交代？高小寧回憶稱，高華覺得他這一道關還能過去，他還不想放棄。
12月24日，朋友張鳴來看他。做過獸醫的張鳴，對生命非常敏感，感覺高華快不行了，不禁悲從中來，幾近失控。但高華非常坦然，兩人從9時半聊至11時半，聊國事、家事，聊當下的壓抑、控制，聊中國知識分子墮落的起源。聊天中，他以聽為主，曾劇痛幾次，但僅是皺眉，未結束談話。
這一天，高華便血9次。周孜正在日記里記下了他最後的時光：
一個下午幾乎都在便血中，周孜正誦《金剛經》、《心經》各一遍。高華讀了《金剛經》中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如如不動”兩段文字，師生聊及歷史學研究的方法，認為研究者的取向可用“如如不動”的態度去實現，佛學和歷史學兩種學問自有相通之處。
晚上，高華知道便血是柏油狀時，聊起孫中山患癌症去世之前的狀況，孫抵北京後，在醫院也是連續出血好幾天，然後突然不出血了，6天之後，又大出血，然後逝世。愛人劉韶洪問：“你怎麼讀歷史其他不看，就看這一段呢？”他說：“我也不是特意看的，就是順便眼睛掃到了。”
12月25日，聖誕節，高華兩次便血，但高燒已退，腹痛稍減，精神很好。
這一天，多位親戚來探望，其樂融融，如在家居時；香港熊景明來電話，他轉而問候：“聖誕去哪裡玩了？”如在平日閒聊時；弟子劉握宇從美國回來，師徒見面，如每年回國時一樣；范駿等學生來探望，天南海北，聊軍史，聊金一南現象，聊高欣出生那年的大雪，如在往昔；范駿臨走時，高華說：小范，祝你聖誕快樂——其講究禮儀，一如平日。
這天上午，秦暉打來電話，稱想找個機會來南京，住上幾天，每天來聊半小時。秦暉後來回憶：電話里，高華的聲音洪亮，底氣很足，一點徵兆都沒有。高華說最近有一點新情況，過一段再說。
12月26日，早晨，妹妹高慧來探視，帶來高華想吃的桂圓湯。高華說，頭天晚上掛脂肪乳營養液，沒睡好。上午，弟子黃駿陪他看電視劇，“他當時神情雖顯疲倦，可思路依舊清晰，仍像往常一樣點評劇情與人物”。
下午17時許，在南京檔案館查資料的碩士生楊純剛打來電話匯報情況。電話是師母劉韶洪接的，電話那頭聽見高華在說話，說讓小楊明天下午三點來吧，談話時間不要太長。
一小時後，高華開始吐血，對家人說“覺得難受”。接着，是第二次吐血。妹妹高慧趕到時，看到他很不舒服，說有點熱。18時許，弟弟高小寧趕到醫院，高華已是喘息性呼吸，進入昏迷狀態。22時15分，高小寧為他做完最後的心臟擠壓，握着他的手，大哭。
高華生於1954年5月12日，逝於2011年12月26日22時15分，享年57歲。身後輓聯如雪，哀思如雨，海內外知識界追思之隆，近年罕見。
“家國六十年，河山千萬里，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高華走時沒有書面遺囑，也未留下一句話。只有他的書，他的文章，他在南大課堂上的“語錄”，在世間流傳：
“這個社會是不完美的，永遠不完美，要打破完美主義；我們要追求完美的世界，但不是要實現它，而是在實現的過程中不斷改良我們的社會，使它比現在更好。”■
財新實習記者崔婧哲、欒文鈺對本文亦有貢獻


近期圖文：

傑出歷史學家高華若活到今天，整整60歲
高瑜說：沒有什麼可恐懼的
中國需要什麼樣的歷史教科書？
重新點燃民族心靈中熄滅的聖火
鼓掌，熱烈鼓掌，長時間熱烈鼓掌……
當今社會幹嘛還需要講良心
毛澤東編造子虛烏有的“密電”自有苦衷
費城眾多巨幅壁畫值得一看（組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