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毛澤東交給高崗的“絕密”任務

歷史當事人的回憶，提供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史料。如張秀山首次披露了毛澤東交代高崗調查劉少奇在奉天被捕情況的事情：“1953年初，高崗對我說，毛主席讓看一下東北敵偽檔案中有關劉少奇1929年在奉天被捕的情況，要我去組織落實。我當時問高崗這件事跟其他人說過沒有，他說跟陳雲說過。我又問他，東北呢？他說沒有。我說，這件事不能擴大，傳開不好。說這事時，高崗的秘書在場。之後，我在東北局組織部布置工作時，將審查幹部工作分成兩個組，一個組查現實表現；一個組查閱敵偽檔案，查閱的對象不做特別限定，避免給人留下是專門查看某個人的印象。這件事即使是後來任組織部長的郭峰，和具體承辦這項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閱敵偽檔案的目的，查閱結果是按敵偽檔案的原本情況上報的。”[26]

趙家梁引述高崗的檢查說：在“親眼看到毛主席好幾次對少奇發脾氣”的“這個時候，毛主席讓我親自去查閱東北的敵偽檔案，了解二十年代少奇在奉天（瀋陽）被捕後的表現。主席把這麼絕密這麼重要的事情交給我，那是對我的特別信任。我也由此意識到，主席對少奇的革命品質已產生了懷疑。顯然，這已經不是一般的思想分歧問題，而是事關黨和國家命運的大事了。這更使我堅定了要把少奇從毛主席接班人位子上拉下來的思想。我想，毛主席對我如此器重，什麼話都跟我講，什麼事都叫我過問，我也應該為主席分憂才是，要幫助他解決好接班人的問題。我以為這是為黨和國家、也為毛主席辦一件大好事；以為這樣做，完全符合毛主席和相當多的負責幹部的意願呢。”

最能反映高崗孤注一擲反對劉少奇的思想背景的，是他反省時說的這段話：“現在有人說我反對少奇是想自己‘取而代之’，是為了‘篡奪黨和國家領導權’。我做夢也沒想過，根本沒有這個思想！我哪有那麼自不量力！比我資格老、有能耐的人多着呢，怎麼也輪不到我呀。這點自知之明我還是有的！我的想法很簡單，既然毛主席已經不信任少奇了，我就應該幫助他除去這塊心病。至於誰來接替少奇，我並沒有想那麼多，反正誰上去都行，就是少奇不行。”[27]

查看劉少奇檔案之事，當時並沒有作為高崗的罪狀，可見這是毛澤東的“絕對機密”。查閱結果由中央歸檔，立此存照，長期不為人所知。耐人尋味的是，十幾年後劉少奇在“文革”中被定為“叛徒”，就是因為他1929年在奉天被捕過。戴茂林等所著《高崗傳》提供了一個相關歷史情節：“文革”初，中央劉少奇專案組曾讓饒漱石寫劉少奇的“叛變”材料。當時劉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饒任共青團滿洲省委書記。饒在材料中證明，劉“是因為到瀋陽奉天紗廠等候工人黨員談話被敵人把他當作小偷而被捕的。因為敵人未得到劉的其他材料，故劉只在監獄住了十天左右即被釋放。劉被釋放後即到我家將上述情況告訴了我。”[28]因反對劉少奇而身陷囹圄的饒漱石，寫了一份不能證明劉少奇“叛變”的材料，當然不能為中央專案組所用。流年倒轉，“文革”後為劉少奇平反昭雪的中央複查小組，卻引用了饒的這份證詞。歷史留下了給人們長而思之的空間。


8、高崗、陳雲關係之謎

《高崗在北京》一書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高崗與陳雲的關係和交往。陳雲是高崗特別信賴的人，他曾說：“我把陳雲當聖人。”毛澤東交辦的查閱劉少奇被捕檔案一事，高崗迫不及待地告訴了陳雲。高崗說，看來，毛與劉的分歧已不是一般的思想認識問題，而是對少奇的革命品質產生了懷疑。陳雲說：“這件事非同小可，你先不忙作結論，等調查清楚再說吧。在事情沒弄清楚之前，你可不要隨便到處亂講！”聯繫到查敵檔的事，他們一致認為，劉少奇過去在政策上不穩，不能在中央掌舵，現在政治上又受到毛澤東的懷疑，作接班人的確不合適。

高崗在開槍自殺未遂之前，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絕密信，其中交代了當時的談話內容。陳雲說：“看來，主席考慮接班人問題，是關係黨和國家前途的大事，也是他心頭的一件大事。但是，他自己不好出面，我們現在就應該着手幫他解決這個問題，除去他的這塊心病。”考慮到黨內朱德、林彪都難當此任，高崗認為只有陳雲出來牽頭最合適。陳雲說：“我不行，你比我行。你的本錢比我大，你有陝甘寧，毛主席信任你，給你撐腰。你在軍隊和地方都有條件活動，能得到他們的支持，你出來挑頭最好。你怕什麼！”見高崗不語，陳雲又說：“你先幹起來，先不忙告訴毛主席，等搞確實了再說不遲。”“到時候，大旗一倒，你不造反，我先造反！”[29]這些對話，有秘信被燒時周恩來讓趙家梁等當場複述其內容的文字記錄，雖然是高崗交代的一面之詞，但鑑於這是高崗以最後遺言方式寫給毛澤東的秘信，造假的可能性甚微。

1953年，中央提出是否採取部長會議制或議會制的國家制度、黨中央是否增設副主席或總書記的問題，徵求黨內高層的意見。傳統敘史的表述為：高崗對陳雲採取搞交易的辦法，說“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可是高崗在反省時卻另有說法。高崗把自己的看法告訴陳雲，陳雲說：“設總書記的確不好。要設就多設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都可以參加。”高崗說：“這個辦法好。這樣一來，他們就不能架空毛主席了。”[30]“高崗說”變成了“陳雲說”，這對傳統敘史而言，顯然是一個顛覆性情節。對於上述高崗檢查中涉及的與陳雲的談話，周恩來在揭批高崗座談會的總結髮言中說，高崗這是“血口噴人”，“臨死還要拉上一個墊背的”。孰是孰非，無以對證。

今天看來，既然中央就是否增設副主席問題徵求黨內意見，在當時毛、劉裂痕凸顯的語境下，提出多設幾個副主席，無非是擔憂毛澤東被“架空”。陳雲在高崗問題座談會上的發言說：“我把高崗和我講的話向黨說出來，高崗可能覺得我不夠朋友。但我講出來，是黨的原則，不講出來，是哥老會的原則。”[31]這裡透露了高、陳之間確有許多“私房話”。這反映了當年黨內高層政治生態的複雜性。


9、毛澤東迴避與高崗對質的考證

林蘊暉研究《楊尚昆日記》發現，毛澤東1954年沒有參加解決高、饒問題的七屆四中全會，但在會前他斷然拒絕了高崗提出到杭州與他會面的請求，同時指示劉少奇、周恩來等“事先招呼好”與會人員對高崗不要“沖”（發動攻擊），“不對任何同志展開具體批評”，會期不要“拉長”，力求避免毛澤東回京處理等。[32]由此，人們不能不提出疑問——黨內發生像高崗如此明目張胆地要拱倒中央核心中的第二三把手的事，此前是絕無僅有的。對這樣的重大事件，毛澤東作為第一把手為何極力採取迴避姿態？如果毛澤東與高崗“發難”之事毫無瓜葛，他完全可以回京主持會議，當面批評高崗“分裂黨”的言行。毛不這麼做，顯然是“事出有因”。

林蘊暉還發現，毛在與楊尚昆談話前曾對高崗一事提出過這樣一個問題：“是否對某同志若幹個別錯誤的談論曾發生錯覺？”這句頗為晦澀的話的意思是：毛澤東曾與高崗談論過“某同志”（即劉少奇）的“若幹個別錯誤”，這使高崗“發生錯覺”（即以為毛不信任劉了），因而犯了錯誤。[33]由此可見，毛澤東曾與高崗談到過劉少奇的一些“錯誤”，而高崗攻擊劉少奇的言論基本上是照着毛的話說的，所以毛要“力求避免”與高崗面對面時的尷尬。楊尚昆透露了一個細節：他把高崗想在會前去杭州見毛的要求“代為轉達後，按照毛主席的交代，託詞主席正忙於修改憲法草案，沒有時間，把高崗回絕了”。[34]這便是毛澤東電告劉少奇“我認為全會開會在即，高崗同志不宜來此”[35]的內情。

關於毛澤東曾與高崗有“對某同志若幹個別錯誤的談論”，上述史料已列舉很多。薄一波提到，高崗在全國財經會議期間曾對人說“某個領導同志曾經說過，中國革命的大正統是井岡山，小正統是陝北，現在劉少奇有一個圈圈，周恩來有一個圈圈，咱們搞個井岡山的大圈圈”。[36]眾所周知，毛澤東是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始人，高崗是陝北根據地的創始人之一。以毛的身份和說話的口氣，有論者認為，這“某個領導同志”當指毛澤東。雖然薄一波斷言高崗是“無中生有”，是“捏造”，但就當時黨內的政治氛圍來說，這並不是空穴來風。不排除出自井岡山的林彪會講這樣的話，但薄一波書中為什麼能夠指明卻不指明呢？留下一個疑問。

面對複雜形勢，劉少奇、周恩來等擬出七屆四中全會的方案，讓楊尚昆交毛澤東定奪。如《楊尚昆日記》所錄：“1、（高崗）去杭（州）——不好處理；2、主（席）回，也不好處理；3、由主（席）指定書記處談話，組織（措施），目前太重，也不好處理……”對此，毛澤東穩坐杭州“遙控”，指定劉、周與高談話，“（鄧）小平可參加，陳（雲）不參加為好”[37]。這後半句，暗含蹊蹺。毛復電指示：高崗已表示要在會上作自我批評，讓劉少奇主持會議宣讀完報告後，接着宣讀已準備的自我批評；屬於劉“圈子”里的彭真、薄一波、林楓等“重點應放在自我批評上”。總之，全會的方針是“應儘可能避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毛澤東還在杭州與陳伯達“商改劉的檢討”。這已是劉少奇繼財經會議、組織工作會議後，第三次作檢討，並於1955年10月七屆六中全會上，繼續檢討。


三、高崗問題謎團：焦點與拓寬視野

高饒事件過去近60年，仍可稱為中共黨史上少數未曾解密的重大歷史謎團，學界和社會上對事件性質、過程的追問和探討從未停止過。隨着上述歷史當事人著作的公開出版和各方面史料的匯集，高饒事件不時成為人們關注和熱議的話題，並且把它作為解讀建國後黨內分歧和鬥爭的一個軸心。許多觀點直接指出，高饒問題實質上是毛劉問題，其鬥爭也是毛劉鬥爭；高饒事件了猶未了，餘波一直持續到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打倒劉少奇。弄清楚毛在高崗問題上的態度和作用，是解開這一歷史謎團的焦點所在。

1、關於“批薄射劉”風波

薄一波說，在財經會議分組討論中，“高崗等人看到對新稅制意見較多，就鼓動一些同志‘放炮’，進行不適當的責難”。而據張明遠回憶：高崗曾對我們說，東北代表不要先發言，要謙虛謹慎，提意見時不要太尖銳。所以東北代表的發言比較和緩，我的發言主要是批評中財委對東北在抗美援朝中負擔過重的問題重視不夠，中央調撥的物資不能及時到位等。他認為高崗沒有那麼大的能力足以操縱會議的進程。實際上，真正引導批評薄一波並涉及到劉少奇的，是毛澤東6月15日那篇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講話，並指示把問題擺到桌面上來，從思想上組織上講清楚。“這樣一來，原來只在領導小組範圍對薄一波進行批評，後來變成在大會上進行，其聲勢自然就大不一樣了，一些人聯繫到劉少奇在天津對資本家的講話及關於東北富農問題的講話等進行批評，這就是後來所說的‘批薄射劉’”。[38]

許多分析認為，毛澤東關於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講話，發出了批判資產階級右傾思想的號召，他所列舉並批判的右傾觀點，雖未點名，但大家都明白，是在批評劉少奇（當時劉一再檢討就是明證）。這個講話傳達後，會議很快便轉入學習總路線和批判資產階級右傾思想，並以此指導會議的進程，不僅批薄，而且聯繫到劉。所以出現“批薄射劉”的局面，是順理成章的事。高崗在財經會議上的講話，就是在毛把薄放到“桌面上鬥爭”之後，讓馬洪等幾個人起草的，根據毛的要求，從思想上、理論上批判薄一波。據趙家梁說，其中有的話確實不是單純批薄，而是批判劉少奇右傾。高崗將這個稿子拿給毛澤東、周恩來看後，都是同意的。毛還在“個人主義”之前都加上“資產階級”四個字，比原稿的提法更重了。高崗發言以後，薄一波去找他交換意見，認為上綱太高，難以接受。高崗把毛批改過的發言稿給薄看，薄無言以對。周恩來8月11日作總結時也說：“薄一波同志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最突出的地方，我同意高崗等同志的意見，就是個人與黨的關係擺錯了位置……”

歷史上認為高崗的陰謀活動，是為了篡黨奪權，故意製造“批薄射劉”的歪風。其實，財經會議批薄如此高調，引起與會者許多猜度，一時流言四起。據張明遠的回憶材料，在會議期間召開的一次會上，毛澤東說：“有人說，這次會議有兩個司令部，說批評薄一波另有後台。這種說法是錯誤的！我雖然沒有參加會議，但對會議的情況完全清楚。如果說有後台的話，這個後台是誰呢？那就是我！沒有兩個司令部，只有一個司令部，我就是司令！”[39]顯然，毛並不認為“批薄射劉”有什麼不妥，也沒有動搖借批薄而批劉的決心。既然“批薄射劉”是毛的意思，與會者誰不踴躍響應？有人甚至把薄一波比作布哈林或季諾維也夫。以高崗與毛澤東歷來思想觀點相一致的情況，他“跳得高”是很正常的。若是他不“跳”，或“跳得不高”，反而是不可思議的、不正常的了。


2、關於“討安伐劉”風波

接下來召開了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這時高崗已到南方休假，與饒漱石並無接觸。毛澤東原準備在組織工作會議上，檢查批判組織工作中存在的資產階級右傾思想，以保障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貫徹執行，不料饒漱石一直糾纏安子文在中組部工作中的錯誤，揪住安私擬政治局委員名單一事不放，並將名單散布給所有參加會議的人，引起譁然。東北局張秀山的發言又節外生枝，其中有關組織不純問題的批評，被認為暗指薄一波等61人經中央同意“自首”出獄仍受重用，引起華北代表的強烈不滿。討論時，華東、西北、東北代表的意見一致，華北代表堅決反對，雙方爭吵得厲害，使會議無法進行下去。毛澤東只得指示會議暫停，先解決團結問題。會議由原先批評組織工作中的資產階級右傾錯誤，轉變為批評饒漱石不利於團結的言行。

張秀山在會上的發言，曾被指受高崗唆使，助長了“討安伐劉”風波。而據張秀山回憶，正是遠在杭州的高崗讓王鶴壽、郭峰向他傳達，不同意他提的那幾條意見，反而是毛澤東支持他這樣講。會前，毛澤東問他準備在會上“講些什麼”，他向毛當面匯報了對組織工作的幾點意見。毛聽後說：“我支持你的意見，你可以去講，但有些問題是屬於劉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談談，少奇同志會作自我批評的。”第二天未及找劉少奇談，劉說“就先講吧”。發言後，劉少奇對張秀山說：“你會上講的這些問題，有的不是安子文的問題，而是我的錯誤。這在以後適當的會議上，我要作自我批評。”據當時的反映，各大區組織部長多數認為張秀山講的意見是對的，是有根據的。可見毛澤東要求各大區負責人認真批評中央組織部工作中的右傾錯誤，大家是心領神會的。而且劉少奇在這次會議的總結中，也就富農黨員問題、有關農業互助合作不妥當的談話作了自我批評，安子文也作了檢討。可是高饒事件發生後，張秀山的這篇發言卻成為“‘有預謀配合高饒進行反黨’的證據和罪行”。[40]


3、毛澤東態度陡轉與高崗的悲劇

有論者指出：雖然沒有足夠證據表明高崗攻擊劉少奇的言行背後有毛澤東的授意，[41]但毛澤東向高崗多次表達對劉少奇的不滿，是不爭的事實。或許毛是要借高崗這門“大炮”在財經會議上敲打一下劉少奇，並沒有讓高取代劉的想法；或者毛澤東的確有讓高崗來分割劉少奇權力的考慮，並授意他可以有所行動，但由於高崗做得太露骨、太過份、太拙劣，引發了高層的混亂，損害到黨的團結和穩定，所以毛澤東只能保劉而棄高。

有關史料表明，財經會議批薄容易，批劉難。這次較量相持了兩個月，直到毛讓周去“搬兵”，請回陳雲、鄧小平到會講話始得“降溫”。結果是劉少奇在總結大會上，對“天津講話”、過早提出和平民主新階段、土改過“左”等錯誤作了檢討而暫告一段落。接着，組織工作會議又發生軒然大波，不得不轉而強調團結。雖然兩次會議都敦促劉少奇在會議總結時做了檢討，但都未能很好地達到團結全黨貫徹執行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預定目的。隨着高崗的非組織活動被揭露，毛澤東權衡利弊，決定保劉棄高，立時風雲陡轉——高崗作為替罪羊被拋了出去，還被強加了子烏虛有的“裡通外國”的罪名。高崗實在想不通，又無法向毛面陳，憤而自殺。但毛劉的恩怨並未就此了結。十幾年以後，毛澤東終於發動“文化大革命”，一舉打倒了劉少奇。

高崗當然有“自鑄大錯”的一面。據趙家梁研究分析：高崗沉浸在毛澤東對他的器重，以及毛澤東的明言與暗示之中，又被當時中央和地方一些犯“自由主義”的幹部對劉少奇的種種議論所蠱惑，便認準了讓劉少奇“挪挪位子”，把劉少奇從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來，不僅是毛澤東的意圖，也是大勢所趨，眾望所歸。他心甘情願擔當重任，以為這是對毛澤東盡忠盡力，除去其心病；以為這既是為了黨和國家的利益，也是報答毛澤東對他的知遇之恩。所以，他對財經會議“草草收兵”很不甘心，為實現毛在八大前解決問題的意圖，繼續在一些高級幹部中散布對劉少奇的不滿，完全沒有覺察到毛澤東這時已經更弦易轍。他最大的失誤是事先沒有向毛澤東請示報告就幹起來，正好成為他背着毛澤東“搞陰謀詭計”的把柄。特別是他自恃深受毛澤東信任，把他們之間的私房話到處張揚，不僅泄露了毛的“天機”，打亂了毛的戰略部署，而且讓自己背上了“打着毛主席旗號進行反黨活動”的罪名。這就是高崗自鑄大錯的歷史悲劇。[42]


4、從中國共產黨執政史的角度拓寬研究視野

就歷史唯物主義史觀而論，僅從毛、劉意見不合或個人權力之爭的角度，或糾結於毛澤東的“權謀”看問題，顯然不足以揭示高饒事件背後折射的黨內高層政治生態，以及當年複雜的社會歷史背景。王海光的研究，從中共執政史的角度拓寬了重新審視這段歷史的視野。

王海光指出，高饒事件發生的時段，是中共從革命戰爭向經濟建設轉軌的關鍵時期。在國家戰略上，中國經過三年國民經濟恢復，開始轉到大規模經濟建設。在政治路線上，中國開始了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全面引進蘇聯計劃經濟體制；在國家體制上，從中央和大區兩級分權的過渡性體制轉到中央高度集權的一元化領導體制，執政黨開始了新一輪的權力再分配。在這個歷史轉軌過程中，各種矛盾集中於執政黨，此時出現的高饒事件，兼有治國理念衝突和利益衝突、政見之爭和權力之爭的雙重性質。政爭和權爭相互膠着，互為表里，是解讀高饒事件的關鍵所在。[43]

第一，從治國理念上看，黨內分歧的焦點是：是先搞一段時期的中國特色的新民主主義，還是現在就去實現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圍繞是否堅持新民主主義治國路線，黨內政見分歧迭出，在實際工作中發生了一些衝突。這個政見分歧雖以毛澤東和劉少奇為代表，同時也發生在黨內高中級幹部之間。其中，既有認識上的差異，也有政策上的牴牾，集中表現為前述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和批評。反映在法理層面，是臨時憲法《共同綱領》與中共七屆二中全會決議的衝突。劉少奇、周恩來等堅持《共同綱領》原則，不採取超越發展階段的政策。毛澤東則以七屆二中全會決議為根據，批評劉少奇、薄一波等人“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右傾。從當時的情況看，在長期戰亂後，國家各項事業百廢待興，城鄉社會需要休養生息，“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是適應這一要求的。由於政見分歧，又導致了戰略和策略的衝突、理想與現實的衝突等。

第二，“白區黨”和“蘇區黨”問題。從中共執政後的現實來看，最迫切的問題是缺乏搞建設所需的幹部。首先走上國家管理前台的，是黨內一些文化程度較高、現代經濟知識較多的幹部。這些幹部大都出自白區系統。這種國家權力配置上的成分變化，不免讓根據地和軍隊幹部很有些失落。所以高崗此言一出，呼應者甚眾。雖然這是從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而起，同時也反映了黨內其它山頭對劉少奇和華北山頭占居中央權力中樞的不滿情緒。高崗並不是一般地歧視白區幹部，他反對的只是劉少奇和北方局山頭的幹部。並且，當時對劉少奇一派不滿而站在高崗一邊的，不僅有“蘇區黨人”，也有“白區黨人”，不僅有“東北山頭”的人，還有其他山頭的人。高饒事件的主角之一饒漱石，本人就是白區幹部，是劉少奇一手提拔起來的。但他初到中央後，馬上站到反對華北山頭的立場上。可見這時的黨內派系之爭，只是在大區山頭層面上進行的利益博弈，是新進中央工作的外來戶和原在中央工作的本地戶的衝突，與歷史上“蘇區”和“白區”的山頭派系並沒有直接的聯繫。

所謂“白區黨”和“蘇區黨”問題的提出，表面是要突出毛澤東領導中國革命的正統地位，實際上是要貶低劉少奇系統的人馬；表面看是貫徹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政見之爭，更深層次的問題是在新的權力分配中的利益博弈。當然，高崗強調根據地的主體和正統地位，也有自己的利益訴求，因為只有在維護毛澤東黨內最高權威的名義下，才可以在新一輪的權力再分配中爭取到更多的份額。

第三，地方削權和中央分權制衡問題。中共建政伊始，實行中央和大區兩級中央政府的行政分權體制。隨着國內形勢的穩定，加強中央集權的問題提上了日程。這個中央集權過程，是在實現過渡時期總路線、全面引進蘇聯計劃體制中完成的。其要旨，一是結束“諸侯”分治局面，建立大一統中央集權體制；二是調整中央政制，建立以毛澤東為軸心的中央分權制衡體制。在權力架構的調整中，含有真實的利益再分配。

1952年8月，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決定，將各大區書記等一批幹部調到中央工作，以加強中央的領導力量。大區機構隨後撤銷。毛要借重各大區來的力量，改變劉、周主持中央工作的格局，並在組織上採取措施削弱和分割劉、周的權力，使大區幹部中的領頭羊高崗權傾一時，成為舉足輕重的角色。到1953年6月，中央實際形成了劉少奇管黨務，周恩來管外交，高崗管經濟的格局。這個三足鼎立的中央權力格局的形成，改變了過去內閣制的體制，初步實現了毛澤東“中央分權制衡”的意圖。進而，毛澤東提出中央領導人分為一線和二線的設想。高饒事件正是在這新一輪權力結構變動的背景下發生的。

誠然，高饒事件的背後是毛劉之爭。但毛澤東對高崗的重用，並不意味着要用高崗取代劉少奇的地位。中央分一線二線的設想，主要考慮把年富力強的人（高崗時年48歲）放到處理黨政日常事務性工作的前台，毛則居於主持大政方針的後台。這樣，既能擺脫日常事務的繁冗，又能防止大權旁落出現“分散主義”的危險，並非是更換接班人的走馬換將。在這個格局中，劉、高各有其位，相互替代不了。這種體制性的分權，要比人事上的換馬更具制度上的穩定性。由此可見，高崗本來是毛澤東嵌入新體制中平衡劉、周的棋子，但這個棋子的魯莽行動卻幾乎導致砸盤，以致毛澤東不得不忍痛割愛，把他清除出局。

第四，從當時中央提出是否採取部長會議制或議會制、是否增設中央副主席或總書記的問題來看，如果實行總書記制，劉少奇一直負責黨務工作，自然是總書記非他莫屬。這樣，中央的權力架構還會是自延安時期形成的毛劉體制的延續，而毛澤東實際上是想變動這個格局。高崗深知毛的心思，他堅決反對設總書記，主張多設幾個副主席。以高崗的資歷及其所擔任的職務，贊成多設幾個副主席，自己也任一個副主席，未必就有僭越的野心，更別說“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了。高崗的目的很明確，多設副主席就是反對劉少奇主持一線工作，是幫助實現毛澤東的意圖。

毛澤東關於“集體領導”、分權制衡的人事安排，從高崗散布“毛主席打算讓劉少奇搞‘議會’，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搞政治局”的言論，可以看到一些端倪。這裡邊或許有高崗添枝加葉的私貨，但無疑是來自毛與他“個別醞釀”的私下談話，基本內容是編造不出來的。這實際上是對中央已經形成的劉黨務、周外交、高經濟的工作格局的又一重大調整。高崗如接替劉少奇管黨務，掌握的實際權力又將擴大；劉少奇如改為負責人大常委會，權力將更加虛化；政府體制由政務院改為部長會議制，周恩來的權力也將被進一步分解。如果按高崗在毛向他徵詢意見時提出的讓林彪當部長會議主席，周恩來專管外交事務，這樣，中央一線可能是一個由毛澤東駕馭的三駕馬車或是四駕馬車的分權把口的體制。其核心要點，就是變更歷史上形成的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格局。

從現實來看，以高崗在黨內的根基和能力水平，平衡劉、周是可以的，但要取代劉、周，還差得很遠。毛澤東這時需要的是制衡劉、周，並非要扳倒劉、周。高崗私下散布的那個方案，應該體現了毛澤東的真實意圖。儘管毛劉關係已是嫌隙畢顯，但說這個時候毛澤東就要從政治上打倒劉少奇，現有的證據還不能提供足夠的支持。

高崗顯然把毛澤東從體制上的考慮，僅僅看成是人事更替，因此“倒劉”心切，四處串聯，犯了黨內生活的大忌，被揪住了“非組織活動”的尾巴，黯然落馬，身敗名裂。毛澤東關於中央一線二線的設想沒有實現，已形成的劉、周、高三足鼎立的格局也不復存在了。1956年中共八大選出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為中央副主席，鄧小平為總書記，不久又增選林彪為中央副主席，正是多設幾個副主席分權把口的體制。然而，毛澤東後來對中央一線領導人不滿，認為自己被“架空”，故“文革”中改變這個體制，林彪成為唯一的中央副主席。

高饒事件造成了巨大的黨內裂痕，影響至深至遠。在整個毛澤東時代，每次黨內鬥爭都會有來自這一事件的沉重的歷史回音。在這條黨內裂痕的盡頭，就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徹底打倒了劉少奇和他領導下的“白區黨人”。


四、饒漱石問題的一些情況

從上述中央權力再分配的過程可以看到，高崗是權爭的主角，毛澤東在“後台”，饒漱石則是被“捲入”的。當年在處理高饒問題時，有人提出“高饒反黨聯盟”，拿什麼做證據？毛澤東說：這種事彼此心照不宣，還要條約，還要簽字？——這些反映高饒被定性為“反黨聯盟”缺乏證據、處置不當的材料，近年來在網上廣為流傳。

據楊尚昆回憶，在饒漱石問題座談會上，饒主要交代了四個問題上的錯誤：1、黃花塘事件——1943年借全黨整風、審幹之機，煽動一些不明真相的幹部批鬥、擠走陳毅，獨攬大權；2、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問題——1949年底，他明知毛主席、黨中央要陳毅任主席之職，卻玩弄“合法”手段騙取中央同意，取而代之；3、在京休養期間半夜打擾毛主席的問題；4、在中組部工作和召開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期間所犯的錯誤——承認當時自己“明斗安，實反劉”，與高崗的反黨活動作了配合。只有最後一條，饒漱石反覆斟酌，“違心”地承認與高崗作了配合。對此，中央考慮從寬處理，只撤銷饒的中央委員和中組部部長職務，保留黨籍，並給出路。

不料，在1955年3月全國黨代表會議上，饒漱石問題驟然發生逆轉。主要是因為：其一，饒漱石鬧翻案，否認曾經勾結高崗進行反黨活動，表示要向黨中央申訴冤屈，在會議代表中“激起眾怒”。其二，上海市公安局長揚帆被揭發在鎮反時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特務分子”，涉及饒漱石，無異於“火上澆油”。其三，上海市副市長潘漢年交代，1943年他曾被人用劫持的手段拉去見汪精衛，回來後一直未向組織上報告，更引發“大爆炸”。潘、揚問題直接同饒漱石問題糾纏在一起，當時毛澤東認為：“饒漱石的罪惡，可能不比高崗小一些。”於是，饒漱石被認定為“饒、潘、揚反革命集團”的首犯。會議通過決議，將對饒漱石的組織處理，改為同高崗一樣“永遠開除黨籍”。會後，饒被逮捕入獄。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不久，潘漢年、揚帆錯案先後徹底平反，“饒、潘、揚反革命集團”不復存在。1982年8月，原饒漱石秘書陳麒章給陳雲寫信，提請中央就饒漱石涉入潘、揚案一事進行複查，儘快作出結論。之後，1986年出版的《毛澤東著作選讀》第436條注釋作了如下表述：“……由於潘漢年被錯定為‘內奸分子’，饒漱石在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動被錯定為內奸活動，他因此而被認為犯有反革命罪並被判刑。”這一小段經過中央有關部門認可的注釋，被認為是從事實上給饒的“內奸”問題平了反。近幾年，景玉川等學者遍訪知情者，認為當年的冤案是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判決並廣為公告的，如今單憑一條不容易看到的注釋代替平反，似是而非，不免令人困惑。更主要的是，饒漱石被列入“高饒反黨聯盟”、“陰謀集團”，這一重大罪名始終是“事出有因，查無實據”，應予重


五、幾點看法

高饒事件有着極其深刻的歷史教訓。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圍繞該事件的歷史迷霧逐漸被一層一層地揭開。事實上，目前的傳統敘史方法已不足以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有待史家進行新的歷史認知與真相解讀。

首先，高崗在黨內進行非組織活動，事實俱在，並無虛枉，的確犯有嚴重的錯誤，理應嚴肅處理。但是否就上升為“企圖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中央在最初研究處理意見時，還是比較慎重的。毛澤東曾考慮讓高崗到延安當地委書記，以觀後效。然而，高崗第一次自殺未遂，被認為是拒絕黨的教育，自絕於黨，問題的性質嚴重升級。高崗問題座談會上的“缺席審判”，不乏“落井下石”、“牆倒眾人推”的檢舉揭發，以至羅織了“裡通外國”等罪名。這實屬以往黨內鬥爭中“無情打擊”的做法，後來揭批鬥爭蕭克、劉伯承、彭德懷、劉少奇等，概莫能外。

過去官方修史，有一條“宜粗不宜細”原則，現在寫史則要深入研究歷史事件的來龍去脈、前因後果。高饒事件最令人難以釋懷的是，高崗為實現毛澤東改變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格局的意願，竭盡全力反對劉少奇，被定為“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而高崗的這些“反黨”言論，卻幾乎被原封不動地用來在“文革”中打倒劉少奇。這些經不起稍加推敲和追問的因果連環，在官方修史中一向諱莫如深，隻字不提。為此，史家需要重新審視內中實情。一旦高、饒“企圖篡奪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的罪名不能成立，“反黨陰謀集團”的聯盟問題查無實據，“裡通外國”的嫌疑也得到澄清，就會牽涉到高饒問題、尤其是饒漱石問題的歷史結論是否還維持不變的問題。

其次，關於高饒事件中毛澤東的態度和責任，鄧小平在討論《歷史決議》時承認：“高崗敢於那樣出來活動，老人家也有責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對劉少奇同志、總理有意見，而對高崗抬得比較高，組織‘經濟內閣’，也就是計劃委員會，幾個大區的頭頭都是委員，權力很大，把政務院管經濟的大權都拿出去了。高崗又從毛主席那裡探了消息，摸了氣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個大區的支持，因此暈頭轉向”；“高崗批評少奇同志的東西，不是完全批評錯的，有批評對了的。”這些說法是符合客觀實際的。多年來所披露的大量史料，更清晰地反映了毛、高關係這方面的問題。

通過上述史料的重新梳理，我們大致可以看到這樣一條不同於官方敘史的脈絡：1953年上半年及之前，毛澤東對高崗是很信任的，倚重有加。在治國理念上，他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並在此問題上與劉少奇進行較量——如高崗所透露：劉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階段，沒有搞社會主義的思想準備，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必要時要讓他“挪挪位子”。在這場較量中，毛澤東一方面藉助於高崗，同時也密切觀察着高崗的言行。到了夏秋，他開始對高崗有所懷疑，如擴散中央政治局委員名單又不承認；領頭去看望林彪時相互間有種種議論；到南方休假時與軍隊和地方一些負責人的談論更為出格，引起黨內一些幹部的不安等。高崗的莽撞活動看上去比劉少奇還危險。11月至12月中旬毛的懷疑加深，感到問題嚴重。到12月下旬，毛權衡利弊，下決心與劉少奇聯手除掉高崗。

其三，官方史書要維護《歷史決議》的基本結論，但無妨在可能的範圍內，對傳統敘史作些必要的調整。如2011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指出：1953年全國財經會議的進程和結果表明，在黨的路線和政策發生轉變，過去工作中的某些是非問題一時未澄清的情況下，應該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用全面的、歷史的觀點分析過去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準確把握錯誤的性質，防止上綱上線而導致對黨的團結的破壞，給黨和國家的工作造成損害。這裡既是指向高崗，同時也指向毛澤東的一些不妥做法。另外，書中闡明高饒問題的實質，主要是利用黨內某些本屬正常的不同意見或看法，挑撥中央領導人之間的關係，並故意將某些個別的、局部的、暫時的、比較不重要的缺點或錯誤誇大為系統的、嚴重的缺點或錯誤，從而造成黨的分裂。[44]該書着重指出其“分裂黨”的危害，而不刻意突出“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的定性。這反映了官方史書在總結高饒事件教訓時的一番用心。

相對來說，學術界論者比較注重總結導致黨內發生如此重大事件的原因和教訓。譬如，毛澤東一批再批的所謂“分散主義”的問題，以現代民主政治的觀點，本是比較簡單的責任權限劃分和工作程序的問題。說到底，也無非是政權初創，各項事權不明確的問題。但毛澤東卻認為自己“大權旁落”，問題的性質就很嚴重了。另外，關於治國理念的衝突，教訓在於如何建立黨內民主的協商機制，用民主的方法解決黨內不同意見的分歧。高饒事件的發生，正是因為沒有健全的民主機制，不能以正常方式達成黨內思想的統一。

最後，在當今互聯網資訊傳播範圍甚廣，體制外和非主流民間史學研究的影響愈益擴大的新形勢下，黨史研究應更加注重應用現代史學方法，引入現代政治學理論和研究分析框架，力求還原歷史真相，切實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更好地發揮中共黨史的資政作用。

注釋：

[1]先後由中共黨史出版社於2004年、2007年出版。

[2]後被收入蘇為民著：《楊尚昆談新中國若干歷史問題》，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3]陝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

[4]大部收入林蘊暉著：《國史札記（事件篇）》，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版。

[5]趙家梁等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香港大風出版社，2008年版，第111-112頁。

[6]趙家梁等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第118頁。

[7]張明遠著：《我的回憶》，中共黨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381頁；趙家梁等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第135頁。

[8]馬林科夫，是斯大林在世時指定的接班人；什維爾尼克，是當時的最高蘇維埃主席（系沒有實權的榮譽職務）。後據高崗檢查交代：“當什維爾尼克”這句話不是主席說的，是我偽造的。

[9]逄先知等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上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版，第279-280頁。

[10]見彭德懷在1962年向中央遞交的“八萬言”申訴書。

[11]蘇為民著：《楊尚昆談新中國若干歷史問題》，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頁。

[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9-1150頁。

[13]趙家梁等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第183-184頁。

[14]見林蘊暉：《有關高崗“輪流”說的考證》（未刊稿）。

[1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劉少奇年譜（1898-1969）》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6年版，第315頁。

[16]《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第1151-1152頁。

[17]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191頁。

[18]趙家梁等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第184頁。

[19]《鄧小平年譜（1904-1974）》（中），第1150頁。

[20]《陳雲年譜（1905-1995）》中卷，第191頁。

[21]《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3頁。

[22]陳雲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55年3月28日。轉引自金沖及等主編：《陳雲傳》（下），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版，第885頁。

[23]陳雲寫的一份揭發林彪的材料，1971年10月8日。轉引自《毛澤東傳（1949-1976）》上卷，第280頁。

[24]趙家梁等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第187頁。

[25]陳云：《我對林彪的揭發》，1971年10月8日。轉引自《陳雲傳》（下），第887頁。

[26]張秀山著：《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321頁。

[27]趙家梁等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第44頁。

[28]戴茂林等著：《高崗傳》，陝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79頁。

[29]趙家梁等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第114-116頁。

[30]同上。

[31]陳雲在關於高崗問題座談會上的發言記錄，1954年2月16日。轉引自《陳雲傳》（下），第886頁。

[32]以上引文見《楊尚昆日記》（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00-101頁。

[33]林蘊暉：《毛澤東缺席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釋疑》，載香港《二十一世紀》雜誌，2003年8月號。

[34]蘇為民著：《楊尚昆談新中國若干歷史問題》，第62頁。

[35]《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440頁。

[36]薄一波著：《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上卷，中央黨校出版社，2008年版，第220、221頁。

[37]《楊尚昆日記》（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01頁。

[38]張明遠著：《我的回憶》，第380頁。

[39]引自張明遠《我的回憶》未刊稿（出版社要求刪除）。

[40]張秀山著：《我的八十五年——從西北到東北》，第302-303頁、309頁。

[41]毛澤東在財經會議上說他是“後台”，似提供了一個證據。

[42]趙家梁等著：《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第122頁。

[43]王海光：《政爭與權爭——“高饒事件”起因再解讀》，http://www.aisixiang.cn。

[44]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