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現在位於北京中山公園內的“保衛和平”牌坊。1900年，德國公使克林德在義和團運動中被殺，庚子事變後，清政府被迫向德國“道歉”，建立此“克林德牌坊”。五四運動後，“克林德牌坊”遂改名為“公理戰勝”牌坊；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公理戰勝”牌坊又改為現名“保衛和平”牌坊。
 
時間過得真快，又到五四運動紀念日。而且再過幾年，就是五四運動一百周年紀念了。

一百年來，中國面貌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知識界對於五四的看法也越來越複雜。作為一個歷史事件、文化思潮，五四的歷史並不那麼太複雜，只是歷史的變遷，時代的變化，使人們對這場運動不斷增添新的解釋。這是思想史的正常現象，也是思想活躍的基本表徵。歷史需要在不斷的解釋中趨於豐富，人們對歷史的認知，也就在不斷增添的解釋中得以升華，更接近於歷史。

正如研究者熟知的那樣，五四運動有大小之分。大的五四運動，主要指近代以來所發生的新文化運動，以思想啟蒙、新文學，尤其是白話文運動為主要內容。至於小的，即狹義的五四運動，是指1919年發生的五四大遊行，以及由此而引發的一系列事件。

小的五四運動，一直定義為愛國運動。這是因為這場震驚中外的大遊行是以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為主要的政治訴求，具體內容，就是在巴黎和會上要求日本歸還“非法”奪取的山東權益。

所謂“山東權益”，是指德國在過去幾十年特別是1895、1897年之後在山東的投資，主要有膠濟鐵路及其沿線幾十里內的礦產資源開採，膠州灣即現在青島的德國資產。

德國是進入中國比較遲的西方國家，因為德國自身的統一比較晚。但統一後的德國具有強烈的商品輸出、資本輸出衝動，因而在《馬關條約》簽訂後，在中國允許“日本臣民”到通商口岸“自由辦廠”，自由進出後，德國和其他西方國家一樣，利益均沾，急劇擴大對中國的投資。這是十九世紀晚期西方資本向亞太轉移，是西方市場狹小不足以承受工業革命後巨大產能的必然結果。同時也意味着中國在經歷了幾十年洋務運動後依然具有巨大的發展潛能，有力量接納來自西方的資本、商品。

西方資本、商品的進入漸漸地改變着中國的面貌，中國在那幾十年迅速拉近了與世界的差距。即便在思想觀念上，中國經歷了甲午戰爭沉重打擊後，更加自覺認同一般國際規則，真誠期待世界各國以平等身份待我。

然而，中國在甲午戰爭後二十年間或許變化速度太快了，國內政治紛爭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外交政策。特別是進入民國，共和的政治架構使政府效率變得更為低下，黨爭、政爭，直接影響了外交決策，影響了中國與世界政治發展的協調。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這場遠離中國的戰爭原本不應該影響遠東，更不可能影響中國。然而在世界日趨一體化的時候，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任何一件事情，都像亞馬遜森林中的那隻小蝴蝶，可能在一個很遙遠的地方引發一場毀滅性的大風暴。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戰場在歐洲，因而那時又稱其為”歐戰”。戰爭的一方為德國、奧匈帝國主導的同盟國;另一方為英、法、俄、意主導的協約國。

中國自1860年開始向西方學習，走上現代化道路，對於西方是整體性友好，從未介入西方列強間的衝突。中國與英法俄三國關係悠久，是1860年最早建立現代國家關係的幾個國家，後來也有很深很親密的關係，三國在中國的投資，與中國的貿易往來都非常突出。至於德國，雖然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稍微遲了一些，但德國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發揮着他國無法比擬的作用，德國的製造業一直與中國有很好的合作，槍炮、輪船，乃至新式軍隊的訓練，都與德國有着極深的關係。

正是由於這樣錯綜複雜的關係，當歐戰爆發後，中國就很難“選邊站”，既不能站在同盟國方面反對協約國，也無法站在協約國方面反對同盟國。再加上當時國內政治的複雜性，南北之間、朝野之間，就中國如何自處進行了非常複雜的爭辯。時間就在爭辯中流失，而日本卻在這個關鍵時候在遠東單挑德國，理由是幫助其盟友英國，履行“英日同盟”的義務。

日本的選擇有其自洽的道理，但是日本幫助英國向德國宣戰，劍指德國在中國的利益，將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不費太多力氣攫為己有，傷害了中國的利益。這就是五四運動發生的前提，中國人要求日本歸還山東權益，就是敦促日本將從德國人手裡獲取的山東權益還給中國。

在日本政府決定參戰的時候，中德之間就山東權益也有交涉，也有幾種方案可供選擇。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方案，是德國主動提出將其在山東的利益交給中國託管，餘下的問題等到戰後去處理。這應該是最合理的方案，因為山東是中國的，德國在山東享有的只是投資與受益，中國在德國最困難的時候替其看管租借地、資產，即便引發爭議，也不應該有太大問題。

然而此時的中國與各國關係都不錯，全面友好反而使中國無法選擇。日本政府獲知中德可能就山東問題達成某種妥協時，遂向中國政府施加壓力，不承認中德間的交涉。此時，如果中國朝野一致就這樣做了，或者中國就在此時也向日本一樣對德宣戰了，那麼問題也就不難解決，山東權益問題也就不成為問題。只是中國問題的複雜性遠遠超出後人想象，各黨各派的紛爭讓中國政府無所適從，參戰問題一拖再拖，直至戰爭將要結束，直至袁世凱死後換了黎元洪，政治強人段祺瑞方才有機會強行通過參戰案，中國終於在最後時刻拿到了巴黎和會的入場券。

中國人面對歐戰的結果欣喜若狂，這不僅因為中國在最後時刻贏得了戰勝國的名分，而且還因為中國有希望參與巴黎和會對德國的處分，有把握拿回來原本屬於自己的山東權益。畢竟中國是戰勝國，德國是戰敗國。

還有一個因素讓中國人在巴黎和會召開前格外欣慰，美國總統威爾遜公開發表“十四條原則”，呼籲各國簽訂公開和約，杜絕秘密外交；呼籲公正處理殖民地問題，在決定一切有關主權問題時，應兼顧當地居民的利益和殖民政府的正當要求。這些原則燃起了中國人的希望，讓中國人覺得有機會徹底解決戰爭進行中未能妥善解決的山東問題。

威爾遜呼籲杜絕秘密外交，但中國政府在那之前幾年，可能根本沒有想到戰爭會這樣快結束，沒有想到中國會這樣快有機會從日本手裡要回山東權益，因而中國政府為了一些短暫利益，與日本政府簽訂了一些秘密協定，這使中國政府在巴黎和會上陷入了困難，使山東權益的回收遇到了障礙。

困難、障礙還在於，中國是戰勝國，日本也是戰勝國。中國希望在處分德國領土時要回山東，而日本也希望以戰勝國身份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日本的法律依據，就是1915年5月9日中日兩國政府達成的那個臭名昭著的所謂“二十一條”。

根據“二十一條”規定，日本政府要求中國政府承認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特權並加以擴大；中國政府承諾不將山東省內包括沿海一帶土地、島嶼以任何名義讓於或租於他國。對於這些要求，那時的中國政府並未予以堅決拒絕，而是默認了這些要求。

中國政府的默認當然不足以證明“二十一條”的合法性，正如中國代表顧維鈞在巴黎和會發言中所指出的那樣，山東的主權屬於中國，德國無權轉讓。至於日本與中國1915年的“二十一條”，以及中國政府1918年9月24日“欣然同意”的所謂山東問題“換文”，都是在日本“強迫”下不得不接受的，因而是非法的，是不正當的。

對於顧維鈞及中國政府的說法，日本代表當然不會同意。他們向大會解釋說，關於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的權益問題，中日兩國已有條約。至於以後如何處理山東問題，應由中日兩國直接解決，其他國家無權過問。日本所持有的證據，就是“二十一條”和那個中國政府“欣然同意”的換文。

日本的理由並不充分，假如列強履行威爾遜的承諾，讓“公理戰勝強權”，那麼中國完全有可能在巴黎和會上一舉解決山東問題，讓中國人充分體會“公理”的意義，體會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喜悅。無奈，那時的西方大國如英法美在戰後秩序安排等問題上都有求於日本，犧牲中國就成了巴黎和會的結果。1919年4月30日，美英法三國會議達成一致，同意將山東問題從中國問題清單中單獨列出，承認德國將山東權益轉讓給日本。至於日本何時，用何種方法交還給中國，三國會議並沒有任何規定。

巴黎和會對中國的傷害是巨大的，其最大的傷害不是山東的權益轉讓給了日本，而是讓中國人突然醒悟，所謂“正義”，所謂“公理”，不過是說說，當一個國家還不夠強大時，這個國家的利益並不能受到“公理”的保護。

中國在巴黎和會上的外交失敗激活了沉默將近二十年的民族主義情緒，一種全新的民族主義在中國知識界蔓延、遊蕩。這種全新的民族主義不是二十年前義和團簡單地、全面排外，而是深度懷疑世界上是否真的存在“正義”，存在“公理”。中國在此後二十年代民族主義運動空前高漲，並進而走向中日兩國全面衝突，除卻其他複雜的國際國內背景外，中國在巴黎和會的外交失敗，中國對公理、正義的懷疑，應該是主要因素。

對公理、正義的懷疑，讓中國在此後一度陷入對世界的迷惑，對國際組織的失望，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國際反法西斯陣線形成，中國的抗日戰爭納入世界反法西斯的統一戰場，贏得了勝利，哪怕這個勝利不過是“慘勝”，也讓中國伴隨着世界正義的重現獲得了尊嚴。中國由此躋身於世界四強，成為聯合國的創辦國，成為戰後世界秩序的安排者，成為戰後世界安全的保障國——聯合國五常。直到這個時候，中國人對“國際正義”方才有直接體認，有深刻理解，中國與世界終於真正達到從未有過的融合狀態，堅信“公理終將戰勝強權”。

水煮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