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湖南農民運動的“痞子運動”——文革預演

姚監復

毛澤東在20年代的《湖南農民運動運動報告》中稱讚“痞子運動”“好得很！”從這些好得很的具體事實中，可以看到40年後文革的預演。
    
    1、農民協會掌權了，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切，站在一切人之上
    
    在 “痞子運動”中“一切從前為紳士們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紳士們打在泥溝里，在社會上沒有了立足地位，沒有了發言權的人，現在居然伸起頭來了。不但伸起頭，而 且掌權了。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民協會的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裡弄成很兇的東西了。他們舉起他們那粗黑的手，加在紳士們頭上了。他們用繩子捆 綁了劣紳，給他戴上高帽子，牽着游鄉（湘潭、湘鄉叫游團，醴陵叫游城）。他們那粗重無情的斥責聲，每天都有些送進紳士們的耳朵里去。他們發號施令，指揮一 切。他們站在一切人之上——從前站在一切人之下，可以叫做反常。”（《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第一卷，第18頁，1952年7月第1版，人民出版 社，1966年7月橫排本）造反成功的農民協會“站在一切人之上”，“捆綁”、“斥責”、“戴高帽子”、“粗重無情”的現象，在1966年的文革中重演 了，只是時間更長——10年，斗得更凶。
    
    2、農民在鄉里有點亂來，造成恐怖現象，過分舉動是非常需要的，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
    
    毛 澤東讚揚“亂來”的“過分舉動”，認為造成恐怖現象是非常需要的。“的確的，農民在鄉里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 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裡，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 小組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一個戴高帽子游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紅衛兵 在1966年北京紅八月製造的“紅色恐怖”，按1926年“痞子運動”的標準看，是青出於藍而勝於藍，更為恐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文革也是 這樣打人；湧進家裡，殺豬出谷——文革中是抄家沒收財產歸公或歸己；游鄉——文革中是遊街、輪流批鬥。
    
    3、戴高帽子使土豪劣紳顫慄，每日放心不下，坐臥不寧
    
    農 會的“痞子運動”中，戴帽子游鄉“這種處罰最使土豪劣紳顫慄，戴過一次高帽子的，從此顏面掃地做不起人。”“有一個鄉農會很巧妙，捉了一個劣紳來，聲言今 日要給他戴高帽子，劣紳於是嚇烏了臉。嚇了他結果又不給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紳不知何日要戴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臥不寧。”毛澤東 “覺到一種從未有的痛快。”（《毛澤東選集》第一卷，25頁）毛澤東稱讚道：“好得很！好得很！”
    1966年的文革中，紅衛兵又重複了 “痞子運動”中的痞子作為，戴高帽子遊街，而且是天天游，一天游幾次，比四十年前的湖南農民更為兇狠地對待走資派——當年1926年給土豪劣紳戴高帽子的 革命農民出身的老幹部，今天自己被紅衛兵戴上高帽子。40年一個輪迴，以其治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理論是同一個報告——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念的語錄、喊的 口號是同樣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能那樣溫良儉讓”、“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因此，1966年8月中華人民共和國首都北京的 牆上到處都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口號：“紅色恐怖萬歲！”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講的戴高帽子的具體方式，1966年開始就照樣搬來實踐 了，“把土豪劣紳戴上一頂紙紮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而寫上土豪某某或劣紳某某字樣。用繩子牽着，前後簇擁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銅鑼、高舉旗幟，引人注目 的。這種處罰，最使土豪劣紳顫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25頁）1966年文革紅衛兵完全照本宣科照辦。
    
    4、痞子運動中的口號是“有土必豪，無紳不劣”，革命行動是“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滾一滾”。
    
    農 民運動的先鋒大多是遊民無產階級的痞子：“那些從前在鄉下所謂踏爛鞋皮的，挾爛傘子的，打閒的，穿綠長褂子的，賭錢打牌四業不居的，總而言之，一切從前為 紳士們看不起的人。”成立了農會後，這些痞子有了權就可以稱王稱霸，“他們在鄉農民協會（農協之最下級）稱王，鄉農民協會在他們手裡弄成很兇的東西了。” 這些農會敢於“造出‘有土必豪，無紳不劣’的話，有些地方甚至50畝田的也叫他土豪，穿褂子的叫他劣紳”，打擊面擴大化。而且，遊民、痞子的低俗文化素質 決定了他們的革命行動是“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而且“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捉人戴高帽子游鄉”，總之“為所 欲為”。
    這一系列形象的“痞子運動”的革命行動與經驗，在文革中作為最高指示廣泛流傳於造反派的不斷翻燒並的內鬥和外斗中，證明文革源遠流長，有其歷史淵源，絕非偶然。
    
    5、以推翻菩薩的神權，到建立農民武裝，直到限制養豬養鴨殺牛
    
    《湖 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稱讚“有農民運動的各縣，梭鏢隊便迅速地發展，梭鏢——一種接以長柄的單尖兩刃刀，單相鄉一縣有十萬枝。湖南的革命當局，應使每個青 年壯年農民都有一柄梭鏢，而不應限制它，以為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東西。若被這種梭鏢隊嚇翻了，那真是膽小鬼！”（《毛澤東選集》第一卷，29頁）
    到 了1966年開始的文革中，從農民到紅衛兵有一段時間，也都學習“痞子運動”，每個革命者都手持一柄梭鏢或鋼筋、木棒，直到真槍真炮，認真地參加你死我活 的武鬥，真有不少造反派或無辜者白白在這場文化大革命的武化革命中送了命。這是從《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學到的，直接模仿的革命行動。
    至 於文革中到處破壞文物，砸廟宇，燒、毀菩薩，也不是紅衛兵的創新精神和新生事物，只不過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痞子運動的老調重彈。1926年“醴 陵禁迷信、打菩薩之風頗盛行。北三區農民破了木菩薩煮肉吃。南區東富寺三十幾個菩薩都給學生和農民共同燒掉了。”毛澤東認為這證明“推翻神權，破除迷信， 是各處都在進行中的”革命運動。（《毛澤東選集》第一卷，32頁）這樣，40年後紅衛兵破壞歷史文物的革命行動，甚至北京師範大學的譚厚蘭破壞孔廟，都是 破除迷信的“好得很”的行動，應予以支持和歡呼的革命行為了，怪不得文化大革命被人們稱為“大革文化命”。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 還有一些極端革命的“農民諸禁”的規定也是極有意思的。如“豬，限制每家餵豬的數目，因為豬吃去穀米。”“雞鴨，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准餵三個，福田鋪 地方只准餵5個。如些地方完全禁止餵鴨，因為鴨比雞更無用，它不僅吃掉谷，而且搓死禾。”“牛，這是農民的寶貝。‘殺牛的來生變牛’，簡直成了宗教，故牛 是殺不得的。農會禁止城裡殺牛。株州商會冒失地殺了一頭牛，農民上街問罪，罰錢而外，放爆竹賠禮。”（《毛澤東選集》第一卷，36—37頁）
    從1926年這些革命農民的革命諸禁，可以看到文革中不准農民殺五隻雞，第五隻雞就是資本主義的革命規定，不過是抄襲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規定而已。這也是多少年以來，以糧為綱，六畜不興旺的傳統左傾革命路線的體現。
    
    6、農民從政治上打擊地主的方法
    
    《湖 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綜計農民從政治上打擊地主的方法，除了“戴高帽子游鄉”以外，還有：①“清算，組織清算委員會，專門向土豪劣紳算賬”。②罰款，有 破壞農會的行為，違禁牌賭、不交煙槍等，“罪名之下，農民議決罰款若干。被農民罰過的人，自然體面掃地。”③捐款，也是一種懲罰。地主為免禍計，自動地捐 款給農會的，亦頗不少。④小質問，“邀集多人湧入其家”，提出質問。⑤大示威，“統率大眾，向着和農會結仇的土豪劣紳示威，在他家裡吃飯，少不得要殺豬出 谷，此類事頗不少。湘潭馬家河，有率領15000群眾向6個劣紳問罪，延時4日，殺豬130個的事。示威的結果，多半要罰款。”（《毛澤東選集》第一 卷，24頁）還有關進縣監獄，要知事辦土豪劣紳的罪。⑥驅逐，土豪劣紳中罪惡昭著的，農民不是要驅逐，而是要捉他們，或殺他們。他們怕捉怕殺，逃跑在 外。……跑光了，結果就等於被驅逐。⑦槍斃，“湘潭的晏容秋，是農民出各界人民強迫縣長從監獄取出，由農民自己動手槍斃的。寧鄉的劉昭，是農民直接打死 的。”“這樣的大土豪劣紳，各縣鄉有幾十個，少的地方有幾個，每縣至少要把幾個罪大惡極的處決了，才是鎮壓反動派的有效方法。”（《毛澤東選集》第一 卷，26頁）對於這種不是依靠法制，而是依靠農民運動、痞子運動的農民自己打死、槍斃土豪劣紳的辦法，毛澤東認為是應該的。因為“以前土豪劣紳的殘忍，土 豪劣紳造成的農村白色恐怖是這樣，現在農民起來槍斃幾個土豪劣紳，造成一點小小的鎮壓反革命派的恐怖現象，有什麼理由說不應該？”（《毛澤東選集》第一 卷，26頁）
    到了1966年的文革中，紅衛兵不是打殺“土豪劣紳”，而是按照陳伯達寫的《人民日報》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什麼是 牛鬼和蛇神？紅衛兵說你是牛鬼蛇神就是牛鬼蛇神，說他是黑五類就是黑五類，就可以抄家、毒打直到打死。1966年紅八月北京市紅衛兵就打死了1177人！ 在房山縣農村還有把地主全家斬盡殺絕的，活埋祖孫二人時，小孫子說：“奶奶，迷眼睛了！”老奶奶從容地哄着小孫子說：“一會就不迷了。”在革命的紅旗下， 戴着紅衛兵袖箍，就敢於用極殘酷的手段活埋、殺死無辜的活人，只因為高讀革命紅寶書的教導：“造成一點小小的鎮壓反革命派的恐怖現象，有什麼理由說不應 該？”
    
    7、阿根廷螞蟻引發的聯想
    
    《參考消息》介紹過阿根廷有種 外來的螞蟻，濫吃無辜的生物，破壞生態平衡。一位美國教授研究了這種阿根廷螞蟻嗜食特性，就是對於有種特殊氣味的生物，阿根廷螞蟻就認為是敵人，就得與之 鬥爭，直至齧食、吞掉對方。因此，他建議把這種特殊氣味設法移到一部分阿根廷螞蟻身上，這樣螞蟻之間就會認定是敵我矛盾，相互廝殺，最後自己吃掉自己的同 類，達到徹底消滅這種阿根廷螞蟻。
    不知這位教授是否把他的以氣味誘發自相殘殺的理論用於阿根廷螞蟻的實踐，是否成功。但是，從20年代 的“痞子運動”一直到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中國就是這種自相殘殺的理論，只要一貼上“反革命”、“反動”、“反黨”的標籤，戴上“右派”、“右 傾”、“修正主義”和“黑五類”的帽子，那麼這個人就不是人了，成為階級敵人，可以侮辱、損害直至直接殺死、打死，用紅衛兵的銅頭皮帶把女校長活活地抽打 至死。中國幾億人像藍螞蟻，互相鬥爭，認真地開展了十年內戰，都認為對方是階級敵人，必須咬死、油炸、火燒之，實踐了美國科學家消滅阿根廷螞蟻的設想，方 法不是用氣味辨別敵我，而是用高帽子，政治帽子。
    
    （2006年11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