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法國漢學家潘鳴嘯（Michel Bonnin）從20世紀70年代起就開始研究中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他把下鄉知青稱為“失落的一代”。“他們在城市裡是農民，在農村里是城市人，他們不知道自己是誰，反正他們是令人同情的一群人。”——潘鳴嘯在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講座以“文革中的知青一代”為題，分析了“上山下鄉”運動的動機，以及對當時的知識青年產生的深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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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一向對知識分子有意見
 
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是1968年以後，意識形態方面的動機非常重要。
 
從1960年代初開始，毛澤東便說了很多次，他擔心中國要變色，從紅色變成白色，他也非常反對修正主義。他說，蘇聯已經恢復了資本主義，實行修正主義的政策。我覺得這是比較重要的一個動機。當時毛澤東說要培養革命接班人，他一向對知識分子有意見，不信任他們。後來他說從1949年到1966年這17年的教育是修正主義的 。他就不信任當時培養出來的年輕知識分子——當時高中畢業已經算是知識分子，他要改造他們的思想。從延安時期開始，他就說知識分子要跟工農兵，跟無產階級結合起來。我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他在1960年代初跟他的侄子毛遠新的談話中，很多次說不要看太多書，連馬克思主義的書也不要看太多，革命就是要行動，要做事情，要參加生產，參加軍隊。他後來也反對高中畢業生直接進大學，這也是證明他是反對知識脫離實際的。那時他就提倡教育革命這個概念。所以我覺得“上山下鄉運動”屬於教育革命的一部分。
 
還有一個更抽象的，但也發揮了作用的動機，就是要消滅所謂的“三大差別”。“三大差別”的概念實際上是從馬克思來的，可是“三大差別”這個名字是斯大林創造的，“三大差別”就是城市和農村，工人和農民，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
 
“上山下鄉”的政治動機是結束“紅衛兵運動”
 
1967年以後，毛澤東覺得“文化大革命”，特別是“紅衛兵運動”應該結束了。所以後來1968年他幾次說不要繼續鬥爭，可是那些“紅衛兵”就是不聽話，他們繼續斗。最後，終於找到了一個很好的辦法來解決這個問題，就是把他們解散到中國廣闊的農村，大規模的“上山下鄉運動”也有政治上的動機，就是結束“紅衛兵運動。”
 
另一方面，我覺得這個運動也是為加強毛澤東當時所謂的“魅力領袖”的政權，即靠他的個人魅力，他在“文革”中恢復了絕對的權力，那時候他差不多是變成了一個神。所以到了1968年他覺得“紅衛兵運動”已經沒用了。他用幾句話就把整整一代人的命運改變了，知青本來是在中學念書，結果一下子要變成當時說的“新型的社會主義農民”。這也是毛澤東執政的一個方法。
 
解決就業、發展農村不是“上山下鄉”的主要動機
 
大部分的學者，特別是一開始研究這個運動的一些外國學者認為，這個運動實際上是為解決青年就業問題。我不否認有這個動機。從1962年到1966年有差不多1300萬的知青下鄉，還不算大規模，但已經是不可忽視的。那時候可以說有一部分是因為要解決就業問題，因為“大躍進”的慘痛失敗引發了很大的經濟問題，就業問題，所以那時候把一部分知青送到農村是一個解決問題的辦法。但我認為，這不是唯一的動機，因為實際上1962年到1966年下鄉的絕大多數都是出身不好的學生，所以不應該說只是一個為解決經濟問題，因為同時也是為解決政治問題，兩個動機都有。這一點不可否認。
 
到1968年，因為革命已經鬧了兩年多了，學生不上課，工業生產也基本停滯，沒有發展，如果一下子要解決老三屆（編註：1966、1967、1968年這三年中畢業的初中和高中生）的就業問題會比較困難，但這個問題實際上是臨時的，因為如果他們留在城市是可以在幾年之內解決的。當然因為政治方面的因素，而且因為毛澤東也有一些意識形態方面的動機，所以不會這樣解決。而且不能承認中國有年輕人找不到工作，存在失業問題。失業在一個共產黨執政的國家是不能說的，後來就發明了“待業”。當時的臨時解決辦法就是讓他們下鄉。
 
後來我專門研究了這個時期的統計數據，各種勞動管理和中國人口的年鑑等，我發現實際上1968年到1977年有一個很大的人口交流，這個時期整個下鄉知青的人數與當時從農村招工到城市當固定工的農民人數是一樣的。所以當時如果主要的動機是解決就業問題，中國領導層不會允許招聘那麼多農民到城裡。
 
城市青年到農村插隊始於1955年。當時一個共青團代表團去蘇聯研究赫魯曉夫的一個政策，就是把一些城市裡的年輕人，大部分是共青團幹部送到哈薩克斯坦和西伯利亞，因為當時蘇聯的農業太差了，需要發展，需要農墾。那個代表團回國後寫了個報告，然後中國政府就把幾千個北京知青，特別是共青團員送到北大荒。那時候北大荒有一個“北京村”，他們一開始就是搞農墾。但這是比較小規模的事情。
 
但中國跟蘇聯不一樣。蘇聯有很多機器，而且有不少知青是學過農業的。但中國的城市青年基本上沒有這些專業知識，城市裡也沒有這些現代化的機器，所以他們一到農墾地區，主要只能靠自己的勞動力，很困難。我的研究發現，從1955年到1962年，最多有兩萬人從城市下鄉到農村。因此我認為，發展農村不是一個主要的動機。
 
在我說的四個動機裡面，我覺得還是意識形態和政治動機比較重要。實際上，這個政策跟毛澤東本人的經歷具有密切的關係。我認為一方面毛澤東希望新一代年青人要向他學習，他也是從農村幹革命起家的，他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說得很清楚了，他說就是農民腳上有牛屎，也比知識分子乾淨。而且他覺得他自己就是受農民的影響，才能變成一個革命者。所以我覺得對他來說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他們不知道自己是誰
 
下鄉的知識青年中很多不是自願下鄉的，當然有一部分是自願的，1967年底有一些北京知青下鄉就是自願的，他們要跟工農兵結合。但這是少數，大部分不是自願的。1968年，1969年你不下鄉不行，如果上面決定要你下鄉，你不下鄉就會有幹部來住你家，直到你簽名才走，還有的會扣你父母的工資。
 
另一方面，農民也不那麼情願，對他們來說這是一個政治任務，即他們要接受知青。可是他們也覺得麻煩，覺得這些知青是來吃他們飯的，而他們自己還吃不飽肚子，而且他們不需要更多勞動力，因為分收成時會有更多人來分。所以對農民來說也不是好事。因此這些知青是很難融入當地社會的。
 
第二個問題是，知青看到農村那麼落後，受到了刺激。因為學校的課本讓他們對中國的社會主義農村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印象，但他們一到農村就很吃驚，很失望，有一些人一到就逃回去了。那些地方是很窮的，吃不上肉，有一些地方根本吃不飽飯，居住條件也很差。當然這些他們可能慢慢就習慣了，而且在稍微富裕一些的農村生活還可以忍受。他們最大的問題是不能想象自己一輩子會留在農村。當時的情況是，他們一開始就說要一輩子紮根農村，他們的城市戶口已經銷了，變成了農業戶口。特別是1968年、1969年下鄉的知情很多都非常年輕，一般16歲，14、15歲的也有，他們不能想象自己在農村過一輩子。而且他們發現農村沒有什麼文化活動，他們也念過書，希望能看書、看電影，但農村什麼都沒有。
 
另一個問題是，慢慢地他們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麼。他們插隊地的農民不把他們當成自己人，大多數不信任他們，覺得他們是外面來的，很可能很快就會回去了，而且風俗習慣不一樣，溝通很困難。而這些知青回城探親時又受到很多歧視，城裡人說他們是農民。
 
知青在城市裡是農民，在農村里是城市人，他們不知道自己是誰。
 
腐敗的起源
 
另一方面，他們除了缺少文化生活，還有愛情方面的問題，男女關係的問題。因為他們都是年輕的男女，過了幾年以後都希望能找個對象，可是他們不想在農村結婚，覺得如果在農村結婚就沒法回城了，所以他們拒絕結婚，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後來也有一些問題，就是一些女知青被當地幹部強姦。這些年輕的城市人沒有能力保護自己，因為他們在當地沒有家庭，他們完全是孤立的。
 
他們另一方面也需要跟本地人搞好關係，為什麼呢？因為他們回城的希望就是靠推薦，當然那個時候說回城上大學，其實就是當工農兵學員，而這個資格理論上是靠群眾推薦的，實際上是由幹部決定的。後來也有一部分是可以招工的，就是回城當工人，這些也要有關係，要有城市的關係，也要有本地的關係，所以那時候有不少女知青被逼或是自願的跟那些幹部發生關係。那個時候有很多這樣的事情。
 
也有不少女知青結婚是為了吃飽飯。我認識一個北京知青，她跟一個內蒙的農民結婚了。她說，我選擇了最強壯的，他每天可以掙10個工分。他們那時候是不給錢的，給工分，每一天你工作了多少就給多少工分。10個工分一般是最多的，一般的知青可能有7個工分，6個工分，女知青就更少一點。他們結婚不是為了愛情，是為了吃飽飯。後來也發生了很多問題，知青全部回城的時候，這些女知青要選擇是留，還是離婚以後走，如果有孩子就更困難。
 
很多知青下鄉一年以後就只想着一件事——回城。所以他們要考慮怎麼辦，於是產生了一些所謂“策略”，也就是腐敗，造成了很壞的影響。很多現在的年輕人覺得在毛澤東時代沒有腐敗，實際上那個時候，就是因為這個運動中國開始出現大規模的腐敗。知青想回城，而決定的權力在一些幹部手上。有些知青想辦病退回城，但病退要有醫生的證明，所以當時也有不少醫生收了錢。
 
由於這個政策是完全違背知青意願的，引發了很多問題，因此1978年三中全會後政府終於決定知青可以回城了。而從國家的角度來說要花很多錢，因為要給安置費，而且這個費用經常是不夠，所以從1974年起在“株洲模式”里，父母的單位也要給錢，也要幫忙。
 
後來有一個領導說：我們花了70億買了4個不滿意，實際上更多。四個不滿意就是，知青不滿意，農民不滿意，知青父母不滿意，最後國家也不滿意，因為覺得這筆錢花得沒有效果。讓知青去農村是為了什麼？他們真的有用嗎？如果你說從經濟、人口方面很有必要，為什麼突然一下子就不必要了？而且後來這些知青回城後，給城市帶來了一些問題，可是對農村沒有什麼影響，反而農村那時候開始發展得很快。而城市因為在1968年到1977年人口大交流時，很多農民進城成為固定工，留在了城裡，後來知青回城，就業變成了一個大問題。
 
青春真的無悔嗎？
 
這一代人我覺得他們完全沒有變成毛澤東所希望的革命接班人，他們反而變得非常實際。1970年代末，他們完全支持改革，反對“四人幫”。所以在這方面他們變得比較實事求是，不隨便相信口號，這可以說是一件好事，雖然和毛澤東的初衷不一樣。我為什麼叫他們“失落的一代”呢？因為第一，他們失去了很多原來的信仰，原來的想法。另一方面他們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後來1977年、1978年恢復了高考，有一部分知青上了大學，可是大部分人是失去了念書的機會，這是一個問題。
 
對於這段歷史，有人說青春無悔。他們說青春無悔因為懷念他們的年輕時代，懷念年輕時代是很正常的感情。但另一方面，我覺得這麼說也是因為他們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在新的社會、新的時代裡他們還是很難適應。他們在農村學的東西在城市裡，特別是在現在這個經濟的模式里沒有用，所以他們有一種要確認自己身份價值的願望。另一方面，我覺得他們確實有過一段很特殊的經歷，他們不想忘記。我認識的一些知青在成都搞了一個叫“青春無悔”的展覽，我問他們，你們真的是覺得青春無悔嗎？他們說，實際上我們是無法悔。我覺得回答得很好，他們覺得反正這就是我們的青春，就是這樣。
 
另一方面，也有知青認為這段經歷不堪回首，持批評的態度，這個也可以理解。我覺得對於這個運動從客觀的角度來講是應該批評的，應該說不是一個好的政策。有很多持批評態度的人說，你們說青春無悔，你們會不會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農村去？所以要了解這一代人，一方面懷舊是可以理解的，另一方面我覺得不能因為自己懷舊就要歪曲歷史。我覺得我們搞歷史的，應該把歷史弄清楚了。
 
（本文經演講人審訂後授權刊發，錄音整理：沈苗）
 
演講人簡介：
 
潘鳴嘯(Michel Bonnin)：法國漢學家，在巴黎獲哲學學士、中國語言與文化學碩士及歷史學博士學位，現於法國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教授中國當代史。從1970年代起開展有關中國知青上山下鄉運動的研究，在多種法文和中文刊物上發表論文。1990年代初，出任在香港成立並由法國政府資助的法國當代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創辦雜誌《神州展望》法語版及英語版。

澎湃新聞網，原標題為：知青盼回城，幹部大規模腐敗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