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年前，信心滿滿的大清國和彈丸小國日本爆發了一場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戰爭，結果清國慘敗。這場戰爭帶來的直接結果就是在北京的1000多名舉人進行了“公車上書”，康有為開始嶄露頭角，維新變法的大幕逐漸拉開，中國近代的民族主義開始出現。日本開始一個強國的身份重新進入中國的視野，學生厲害了，翅膀硬了，敢打老師了。老師呢，還是那個老樣子，沒有力氣再反擊了。中日關係在維持了上千年的穩定後，在1894年發生了巨大的改變。日本越來越強，對中國野心越來越大，也越來越瞧不起中國，它開始以另一個天朝上國而自居。日本不但要取代中國過去的地位，還要領導整個亞洲，更上一層樓。可是大清國內呢？愛咋咋的吧，我反正就是混日子了。甲午戰爭，標誌着在近代的大變局中，中日走上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從而也獲得了不同的國際地位。最重要的是，這場戰爭開啟了接下來一百多年中日之間一系列糾紛和對抗的濫觴。
 
多年以來，我們一直在追問和反思，為什麼當時仍然很強大的清國打不過日本，打不過就算了，怎麼還輸的那麼慘？學者們給出了各種各樣的理由。武器裝備不行、政治制度落後、軍官無能、李鴻章指揮有問題、士兵素質不行等等，除了思考我們自身的原因外，是不是也得看一下日本何以取勝？

第一、政治的革命。明治維新最先就是在政治制度上進行了變革，中央集權，君主立憲，1889年制定了憲法，政黨政治與文人內閣有利於減少重大決策的失誤。嚴格地說，近代日本建立的是不完善的君主立憲制度，但是儘管如此，相比於仍然是皇帝專制的清國也要好得多了。

第二、面對外敵，知恥後勇，臥薪嘗膽。1853年“黑船事件”之後，日本奮發圖強，首先打倒了不思進取的幕府，緊接着就進行了三十年的臥薪嘗膽。改革的力度很大，不然的話也不會有後來西鄉隆盛的叛亂。我認為日本近代改革的一個最重要的舉措就是從國家層面上支持推動工商業的發展，有些國家資本主義的味道。你看澀澤榮一，放着好好的大官不做，都去做買賣了，說明權力的誘惑性沒有金錢大。這個路子，不是日本人第一次走。1500年以來，西歐各國就是靠着海外貿易起家，然後積累了大量財富，又進行了工業革命。“重商主義”幾乎是資本主義幾百年發展繁榮的不二法門。日本覺悟到這個道理，於是學得很快很到位很徹底，所以你看日本三十年已經強大起來了，敢和當時的亞洲老大清國動武了。一個身高160厘米，體重120斤的男人，怎麼才敢和一個身高180厘米，體重160斤的男人打架？那必須是前者苦練身體，有了強健的肌肉，再去學學搏鬥技術，這樣他心裡很有底氣，才會敢和後者打架嘛。日本就是這樣，三十年健身，學了一身好武藝，就等和大清國比試一下了。

第三、日本皇室的態度。年輕的明治天皇，有頭腦，有眼光。同樣也是很年輕，你看中國的光緒皇帝就不行，軟弱無能，不懂技巧，康有為的幾句花言巧語就把光緒給騙了。要不就是光緒就感嘆啊，發呆啊，抑鬱啊，有這個時間還不如想想怎麼討好慈禧，然後找機會幹掉她。明治天皇不是那種死死抓住權力不放的人，維新三傑——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都是很有權力的，天皇給底下的官員們很大的自主權。一方面是對自己下面的人很放心，另一方面則是在財力上要大力支持改革事業。1885年日本開始了十年強軍的計劃，天皇身先士卒，省吃儉用，吃糠咽菜，就是為了攢錢買軍艦、買彈藥。整個皇室在天皇的帶領下都是省吃儉用的，每年還捐出不少錢給軍隊。你看這個頭起的很好，整個日本都被感動了，普通民眾都省吃儉用，捐錢給軍隊。日本的海軍從無到有，幾乎清一色的買，錢都是這麼攢出來的。榜樣的作用是無窮的，中國的皇帝和太后就做不到，他們起反面作用。帶頭吃喝玩樂，帶頭奢侈浪費，帶頭挪用公款，時間一長，如何得了。

所以從這三點來看，就是大清國能夠好好表現，也不見得能打贏這場戰爭。
 
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巨大恥辱。鴉片戰爭以來，歐美強國一而再再而三的打敗我們，我們認了。你的船堅炮利，太牛逼，確實打不過，我們認輸了，連京城都給你們占過了，那我們服了。儘管如此，在中法戰爭中我們還打過幾次勝利的戰鬥，讓法軍很害怕。就是兩次鴉片戰爭中，我們也有過小勝，比如第二次大沽口之戰，英法聯軍就被打的很難堪。這些白白的，黃毛的、紅毛的魔鬼，我們打不過，認了。可是你一千多年以來就是我們的小學生的彈丸小國——日本，和我們一樣的黃皮膚，黑頭髮的又矮又瘦的日本人也把我們打敗了，而且讓我們敗得那麼慘，簽了那麼苛刻的《馬關條約》，這是令當時很多仍然抱有蠻夷觀念的中國人所無法接受的。也可以說，這一戰，給所有還持有天朝上國的觀念的國人抽了一記響亮的耳光。朝貢體系被日本給徹底打破了，沒過多少年，朝鮮就落入了日本的狼口。大清國昔日的那些藩屬和進貢國幾乎全部都淪陷了，大清國，你還有什麼臉面做天朝上國呢？
 
甲午戰爭中國戰敗對於中國來說有三大恥辱。第一、三十年嘔心瀝血，頃刻間化為烏有。中國的洋務運動起步時間比日本還要早上幾年，從1862年總理衙門設立，江南製造總局成立，我們已經開始了變革。靠着鎮壓太平天國起義而起家的漢人地方官僚們，手握實權，比較開明，向西方學習的力度很大。李鴻章、左宗棠、郭松濤、曾紀澤等人，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與西方人有了不少接觸，確實是開了眼界，有些覺醒。這些人在江南富庶省份大搞改革，中央恭親王奕訢大權獨攬，一呼百應，於是改革派們上下齊心，轟轟烈烈地搞起了洋務運動，英文裡稱它是自強運動，我覺得更加的準確。買槍買炮買機器，甚至買人，圖個啥，不要說什麼根本上是為了維護腐朽沒落的封建皇權的統治什麼的，最直接的就是為了自強，當時我們落後弱小的現實已經很明顯，有點見識的官員都能意識得到。所以自強運動不單單是幾個大官僚搞的，下面也需要人做事啊，底下的大大小小很多官員都跟着參與進來了。辦了很多軍事企業，後來又辦了許多民用企業，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北洋海軍的建成就是最直接的成果。可是到了1885年事情有了一些變化，什麼變化？恭親王奕訢被撤職了，因為他在中法戰爭中表現不佳。這個時候的慈禧可不再是辛酉政變的時候那個年輕沒有經驗的女人了，經過了二十多年的歷練，中年慈禧的權力欲望是越來越強了，奕訢已經阻礙她的掌權之路了，於是奕訢完蛋了。改革派遭到了巨大的打擊，此後的自強事業放慢了腳步。可以說，同治中興積累了不少財富，也給清國帶了希望，可是到了1894年，日本用一場海戰敲碎了這一切，這既是對中國自強運動的一個巨大諷刺，也是中國當時改革事業的巨大恥辱。
 
第二、中國軍事現代化進程中的一個巨大打擊和轉折。1793年馬噶爾尼使團來華就為國人展示了熱兵器時代的最新成果，可是八旗軍人仍然醉心於戰馬和蒙古刀，對此未予理會。我們本來很早就掌握了火槍和火炮的，但是那個太落後，是中古的產品。到了鴉片戰爭的時候，我們的火炮仍然處於明王朝時期的水平，甚至更差，很多火炮炸膛，把自己人都炸死了。火槍我們也有也用，但是不是主角，數量也比較少。到了鎮壓太平天國的時候，滿族、蒙古族、漢族的八旗都完蛋了，漢族的綠營也不大好使了，所以漢族的“勇”崛起了。湘軍、淮軍、楚軍等等，戰鬥力較強，士氣旺盛，最重要的是裝備了很多新式火槍火炮。這一下子太平軍就扛不住了，在武器上就不是一個檔次了。等到這股暴亂結束後，新的軍隊已經在戰爭中磨練出來了。當時曾國藩高風亮節，解散了很多湘軍，左宗棠呢？則帶着他的湘軍去西北接着打仗了，你看他的軍隊強不強，千里迢迢奔赴新疆，幾個月就把裝備有沙俄和英國提供武器的阿古柏軍隊打的落花流水。李鴻章的淮軍當時幾乎是清一色的西式裝備，強得很，鎮壓捻軍就非常的順利。可是在甲午戰爭的陸軍戰鬥中，八旗打殘了，怎麼淮軍也不頂用了呢？劉坤一帶着六萬淮軍風風火火地趕到東北，沒幾天就被日軍給打廢了，這也導致了清國決定妥協簽約。淮軍自19世紀60年代建成之後，它就沒怎麼再經歷過實戰，武器準備也沒再有過多的更新。日本可不是，日軍當時用的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準備，槍支彈藥都是世界一流，而且訓練有素。近代以來的一個趨勢就是武器準備的更新換代越來越快，而這也是北洋海軍的一個失誤。北洋海軍自1885年建成之後，軍艦就沒再更新換代了，從1891年開始連槍炮的彈藥也停止購買了。問題是你自己又不能造，還不買，那要是打仗了你怎麼辦？這明顯就是作死的節奏。你看北洋海軍的“鎮遠”、“定遠”都是大怪物，7000多噸的滿載排水量，就是放到現在也不可小覷。而當時的最新式軍艦都是強調速度要快，機動靈活，火力要強，火炮射速要快。日軍一門艦炮一分鐘發射5、6發炮彈，清軍發射1、2發，那這怎麼打。所以你看黃海一戰，日軍無一艘軍艦沉沒，全身而退，清軍五艘沉沒，雖然主力戰艦尚存。這個損失就比較大了，李鴻章就害怕了，沒信心了。後面的威海衛之戰，寧可讓軍艦當炮台使，也不願意令它們出海作戰。前面那戰確實把李鴻章打怕了。中國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北洋海軍艦隊，號稱亞洲第一，世界前十，就這樣恥辱性的被日本給埋葬了。但是甲午之後，中國的軍隊又開始另一次新生，袁世凱小站練兵，開啟了新一輪中國軍事的現代化，當然這是後話了。
 
第三、民族自尊心受到空前的刺激。讀書人們首先就受不了了，前面講了，消息傳來，在北京的舉人們就炸了鍋了。士農工商，士人們終於坐不住了。你看康有為、梁啓超這些所謂維新人士，我看他們不是什麼資產階級維新派，而是士大夫階級覺醒派。康有為中了進士，做了翰林院編修，按照正常發展的話，他應該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封建官僚。可是他偏偏沒有這樣，而是講學辦讀書班什麼的，宣傳變法。當時全國不僅僅就是他一個這樣做，還有很多讀書人考了舉人或進士，沒有安心為官，反而整天折騰變法的事情。一部分士人的覺醒，這是甲午戰爭給他們巨大刺激的結果。自強運動的時候只是一些開明官僚有些覺醒，再往前就只有林則徐、魏源、徐繼畲等少數人覺醒，你看甲午戰爭後不一樣了，普通的讀書人、新晉的士人們都意識到中國要自強、要變法了。在這個過程中，有民族主義情緒的人在逐漸增加，變法圖存的口號就直接體現了民族主義情感，這儼然已經是到了生死存亡之秋了。雖然當時還沒有“中華民族”這個概念，但是原始的朦朧的民族主義萌芽確實已經出現。應該說，甲午戰敗的巨大刺激起了巨大的作用，日本都來欺負我們了，這還有王法嗎？趕緊變法，學日本搞君主立憲，他們就是這樣強大起來的，我們學他們這樣，然後也能強大起來。維新人士們想得挺好，也很有上進心，可惜的是低估了慈禧實力派的反撲，最終死的很慘，只留下了一句“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
 
我們紀念甲午戰爭爆發120周年，不要忘記這段恥辱的歷史。我個人對這個恥辱無法釋懷，因為我有很強的民族主義心理。中日是否還需一戰來解決一下1945年以來積攢的問題？我希望不要這樣，120年前的戰爭中，戰敗方如今已經魚躍龍門了，戰勝方也沒有當初的底氣和自信了。所以中日之間現在仍然需要多多對話溝通，從民生主義的立場講，我覺得中日兩國大多數民眾都不希望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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