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前中國17年大學制度早就引起了毛澤東的反感，1957年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毛澤東說：“我們高校的學生，據北京市的調查，大多數是地主、富農、資產階級以及富裕中農的子弟，工人階級、貧下中農出身的還不到20%。全國恐怕也差不多。這種情況應當改變。”毛澤東的教育方針是：“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服務。”
 
1964年，度過了三年自然災害後，國民經濟開始復甦。這年春節，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北京廳召開座談會，抨擊了當時的教育方法和考試制度。他認為：“我們的教育方針是對的，但是辦法不對。課程太多，壓得太重，是很摧殘人的”“現在的考試辦法是對付敵人的辦法，而不是對人民的辦法”。毛澤東的教育思想很明確，抵制“精英教育”，強調“平等教育”。
 
“文革”時期毛澤東在和侄女王海容的幾次談話中，對中國高等教育制度進行嘲諷。他斷定中國需要來一場“教育革命”，但“教育革命”並不只是停辦大學，而是應該按照新的思路、新的想法辦大學。搞“教育革命”的思路是什麼呢？他自己在摸索，同時也要求下面的幹部進行試點，搞出經驗來。後來“五七大學”、“共產主義勞動大學”等辦學方式的出現，即是這種教育思想的體現。
 
1966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鑑於目前大專學校和高中的文化大革命正在興起，要把這一運動搞深搞透，沒有一定的時間是不行的。”而且，高等學校招生考試辦法“基本上沒有跳出資產階級考試制度的框框”，因此，“必須徹底改革”。
 
1966年6月18日《人民日報》社論提出廢除高考制度，“要徹底把它扔到垃圾堆里”。通過高考選拔人才的教育模式被定性為“培養了資產階級的接班人”之後，將大學轉變為“培養社會主義的接班人”的政治運動就開始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運動席捲全國，各級各類學校基本停課，近百萬應屆高中畢業生失去了參加高考的機會。
 
高考廢止，而且一中斷就是十年。
 
1967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聯合發出《關於大、中、小學校複課鬧革命的通知》。通知發布後，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學生陸續回到課堂，新生也開始入學。
 
1968年，為了培養工程技術人員，上海機床廠舉辦了一次工程技術人員培訓，還寫了調查報告。1968年7月22日，毛澤東看了這個調查報告後，指示《人民日報》刊載了《從上海機床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的調查報告。發表前，毛澤東還親自寫了一段話作為編者按。這段話是：“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機床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這就是著名的“七二一”指示。
 
“七二一指示”構成了毛澤東培養大學生的兩個相互結合的方針：一個方針是，高校畢業生到工廠、農村、部隊去參加勞動和軍訓，當普通勞動者或士兵，接受工農兵再教育；一個方針是，從工人、農民、解放軍指戰員中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後再回到生產實踐中去。通過兩個方針相互結合培養工人、農民、解放軍大學生，或者把大學生改造成為工人、農民、解放軍知識分子的思路，就是毛澤東設想的“教育革命”的方向。
 
1968年9月，為了貫徹“七二一指示”。上海機床廠創辦“七二一工人大學”，學制為兩年，學生畢業後仍回廠工作。此後，“七二一工人大學”的教學模式逐步向上海市以及全國的工廠企業推廣。
 
1970年5月27日，北大、清華兩所大學提交《北京大學、清華大學招生（試點）具體意見（修改稿）》。1970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批轉《北京大學、清華大學關於招生(試點)的請示報告》：經過三年來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已經具備了招生條件。計劃於本年下半年開始招生。
 
具體規定：學制為2至3年。
 
課程學習內容包括“以毛主席著作為基本教材的政治課；實行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的業務課；以備戰為內容的軍事體育課”。各科學生都要參加生產勞動。確定工農兵學員的任務是“上大學、管大學、用毛澤東思想改造舊大學”（簡稱“上、管、改”）。要求建立“三結合”的教師隊伍，“達到教師會做工、種田，工人能教學、搞科研”；建設教學、科研、生產三結合基地。
 
學生條件為選拔政治思想好、身體健康、具有3年以上實踐經驗，年齡在20歲左右、相當於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貧下中農、解放軍戰士和青年幹部。還要注意招收上山下鄉和回鄉的知識青年。招生辦法實行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和學校覆審相結合的辦法。從此，“自願報名，群眾推薦，領導批准，學校覆審”的十六字方針成了大學錄取方法。大學生直接從工人、農民和士兵中推薦產生，不需要通過考試。
 
1970年10月15日，國務院向各地發出電報：1970年高等學校招生工作，按中央批轉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報告提出的意見進行。我國大學開始招收第一屆工農兵大學生，這一年全國首批招收工農兵學員4萬餘人。
 
“工農兵學員”入學不經文化考核，文化知識水準相差懸殊，造成教學秩序的混亂，降低了教學水平和質量，使大學教育嚴重地形式化、政治化。推薦學員的最低文化要求僅僅是初小文化，剛剛達到脫盲水平，許多大學為此不得不“大學變小學”。這年度北大共招生2665人，其文化程度為：高中171人，初中2142人，小學79人（不包括短訓班）。1972年5月8日，國務院科教組轉發《北京市革命委員會科教組關於高等學校試辦補習班的報告》，其中反映：北京市11所高等學校招收的工農兵學員，文化程度參差不齊。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20％，初中文化程度的占60％。相當於小學程度的占20％。
 
為了培養又紅又專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工農兵”學員在校期間必須接受學工、學農、學軍鍛煉。學工到工廠車間與工人階級打成一片，體驗實際生活，從思想上保持勞動人民本色。學農除了學校輪流派遣各班到農場翻地、種植、施肥外，還要集體參加到農村勞動鍛煉的活動，分住在農民家中，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學軍則是進入部隊軍營里，操練，瞄靶射擊，長途拉練夜行軍。
 
工農兵學員自編了《工農兵學員之歌》：迎着燦爛的陽光，肩負黨和人民的希望，我們工農兵學員，來自祖國四面八方。帶着工人階級的委託，帶着貧下中農的期望，帶着革命部隊的傳統，走向教育革命的戰場。壯志凌雲，紅心朝陽，永遠和工農相結合，前進在光輝的“五七”大道上。迎着燦爛的陽光，肩負着黨和人民的希望，我們工農兵學員，青春似火，意志如鋼。努力攀登科學的高峰，要為無產階級爭光，牢記毛主席的教導，面向三大革命的課堂。又紅又專，茁壯成長，永遠和工農相結合，前進在光輝的“五七”大道上。
 
為了使教育面向農村，從1963年起，農、林、醫、師的中等專業學校即採取公社保送與考試相結合的辦法，並實行“社來社去”（學生從社裡來，回社裡去）分配辦法的試點。到1964年初，全國已有19個省、自治區、直轄市的81所中等農業學校實行“社來社去”的招生、分配辦法。
 
為了“貫徹階級路線，培養工人階級又紅又專的知識分子”，教育部和冶金工業部決定在北京鋼鐵學院試辦產業工人班，採取推薦與考試相結合的辦法，選拔政治思想好、相當於高中文化程度、年齡在27歲以下、有三年工齡以上的技術工人入學，畢業後回原單位工作。
 
1973年，國務院批轉《關於高等學校一九七三年招生工作的意見》，文件指出：“在政治條件合格的基礎上，要重視文化程度，進行文化考查”。同年教育部第一次提出要在招收工農兵學員的過程中重視文化考試。該年夏天，各省都進行了高校入學統考，然而，這一新動向被視為企圖復辟資本主義，是由學術界及其政治靠山推動的復辟舊的教育秩序的“逆流”。1973年7月19日，《遼寧日報》以《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為題，刊登了考生張鐵生在考卷背面寫給省委領導的一封信，並加了編者按語。江青、張春橋抓住這件事大作文章，攻擊搞入學考試“是對教育革命的反動”，是“復辟”，是“反攻倒算”。並把張鐵生吹棒為“反潮流的英雄”，掀起了批判“智育第一”“分數掛帥”的浪潮，學校也把考試制度一律改為“開卷考試”“開門考試”。在批判所謂“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中，工農兵學員參加學校各級領導班子，實行所謂“工農兵學員上大學、管大學、改造大學”，實行所謂“摻砂子”“工人階級領導一切”。
 
在“工農兵學員”出現之前，建國後曾經實行“調干生制度”，即在有革命經歷的青年中選拔，直接保送上大學讀書。1950年代實行工農速成中學制度，但於1955年被取消，全國87所工農速成中學全部停止招生。教育部在《關於工農速成中學停止招生的通知》中稱：“實踐證明，對農工幹部科學文化知識的學習，不用循序漸進的方法，而用短期速成的方法，使之升入高等學校，從根本上說來，並不能達到預期的目的。”
 
在1970年至1976年七年時間裡，全國共招收工農兵學員94萬人。從根本上來說，取消了考試，沒有了選拔的標準，使得大學從招生到教學都很不正常。招生幾乎沒有公正可言。推薦主要是依賴權力和人情運作，鼓勵了很多青年採取以表面的政治熱情去改變命運的生存方式。學生不學習專業知識，充當政治鬥爭的工具，成為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和“闖將”，他們在校的學習，沒有科學完整的課程設置、充足的學習時間保證，被安排大量如修建地下教室以備戰、參加學農、學工等勞動和軍訓，參加批林批孔等政治運動。“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政治形勢形成學校不安排、老師不敢教、學生不敢學，培養無標準、質量無要求、成績無考核、學多少算多少，只升級不留級，到時間就畢業的格局。有關部門估計，這批學生畢業時達到大專水平的不到20％。
 
隨着“文革”結束，1977年高考制度的恢復，“工農兵大學生”制度壽終正寢。
 
工農兵大學生是我國特定時期的特定產物，雖因其推薦入學的方式、入學文化水平參差不齊、學制和教學大綱不正規等原因受到非議和質疑，但是中國高等學校總算是恢復起來了，中國人才增長的鏈條總算沒有中斷，中國文化教育的薪火總算傳承下來。工農兵學員出現在大學停止和恢復高考之間，起過大學生斷層期的替代作用，其中少數人學習狠下功夫，經過文化補習和刻苦自覺，掌握了較高的專業知識，畢業後在各自的工作單位發揮了自己的才幹，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後來還躋身社會中堅：或成為專家、學者、業務骨幹，或選擇（在國內或赴海外）繼續深造，或被選拔到各級領導崗位擔任要職，為國家的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在近百萬工農兵學員中脫穎而出了一些佼佼者，代表性人物有：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張德江、王岐山、李源潮以及張春賢（1976，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周小川（1972，央行行長）、萬鋼（1975，科技部部長）、陳竺（1975，衛生部部長）孫玉璽（1973級，外交部發言人、中國駐印度大使），學者李銀河（1974級，治性社會學）、學者楊東平（1972級，著有《城市季風》等）、學者陳尚君（1976級，治輯佚學）、學者曹順慶（治比較文學），作家賈平凹（1972級，著有《浮躁》、《廢都》等長篇小說）、作家梁曉聲（1974級，著有《今夜有暴風雪》、《一個紅衛兵的自白》等），數學家彭實弋（1971級，逆微分方程理論創始人），科學家姜德生（1972級，光纖傳感技術專家），天文學家崔向群（1975級，南京天文台研究所研究員），數學家馬志明（1975級，中國數學會理事長），納米科技研究專家白春禮（1975級，中國科學院院長），無機化學家馮守華（1975級，中國科學院院士），有機化學家程津培（1972級，南開大學副校長），無機化學家洪茂椿（1975級，中國科學院院士），醫學家陳賽娟（1975級，中國科協副主席），科學家陳玉勇（1975級，金屬鑄造專家）企業家王石（1974級，地產業萬科老闆），節目主持人敬一丹（1976級），等等。

當然，絕大多數的工農兵學員沒有如此幸運。“文革”結束以後，工農兵大學生步入工作崗位，其學歷各級地方政府和用人單位都不承認，只能填寫“工農兵大學生”的字樣。即使通過了所有的考試、考核、職稱評定，也會被另眼看待。到了1990年代，工農兵大學生要由工程師晉升高級工程師，有關文件上還寫着“大本畢業生有工程師職稱者三年後可評定高級職稱，大專畢業生或文革入學的大學生有工程師職稱者五年後可評定高級職稱。
 
任何人的成長都不可能脫離自己所處的時代，都必定打上特定時代的烙印。古往今來的政治人物亦不例外。特別是他們青少年時期的人生經歷包括人生環境和所受教育，對其一生的思維、意識、觀念和心理乃至治國理念、政策措施均有不可磨滅的影響和作用。毛澤東自幼喜讀《水滸》《三國演義》，不喜歡自然科學，後又酷愛《資治通鑑》及二十四史等古籍，建國之前從未出國，由此隱約可見其統治中國二十七年的革命路線的源起和脈絡。1989年之後，蘇聯解體，東歐劇變，鄧小平仍然於1992年南巡，發表重要講話，果斷決定中國改革的目標模式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宣布了實行了四十多年的計劃經濟的終結。其時他已經八十八歲高齡，而且患有嚴重的帕金森病。人老容易糊塗，而鄧小平之所以能做出符合歷史發展潮流、改變中國前途命運的正確選擇，與其早年留學法國，耳濡目染西方發達國家先進的工業文明和商業文明，休戚相關。後來的中央領導，江澤民、朱熔基他們那一代人是在民國時期讀完了大學，所以還保存有彈鋼琴、唱美聲和拉京胡、吟詩詞的習慣。胡錦濤、溫家寶他們那一代人出生於民國時期，但是在“文革”前讀完了大學，接受的是1949年以後頭17年的教育。
 
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百年。工農兵大學生都是1949年以後出生長大的。筆者以為，雖然工農兵大學生是”文革“時期獨特的歷史產物和歷史現象，但是鑑於其如今肩負重大使命和責任，迄今為止在中國仍然存在重要的現實意義和作用，以及對中國未來的前途和命運都將產生難以預測的意義和作用，所以在“文革”歷史和改革開放歷史的研究中，工農兵大學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重要課題，有待於政治學、歷史學、社會學、教育學、心理學等諸多學科，分別從宏觀視角和微觀視角進行深入的分析和評價，探尋其人生閱歷、知識結構、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心理活動，與國家治理的大政方針、戰略構想和政策措施之間的相關關係，對於中國的發展與進步，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