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中國發生了一件震撼世界的大事。由毛澤東策劃、鄧小平負責、康生主持撰寫的《九評蘇共中央公開信》（簡稱《九評》）在《人民日報》《紅旗》雜誌連續發表，在國際共運的低潮中掀起了一陣陣滔天巨浪。九篇文章如同九顆重磅炸彈，把蘇聯赫魯曉夫現代修正主義者炸得體無完膚，人仰馬翻。1964年中共還想寫《十評》，結果由於那《九評》已經把赫魯曉夫轟下了台，只好作罷。多少年來，這件大事確實讓國人引以自豪，揚眉吐氣。

然而，現在我們重溫那義正詞嚴豪氣沖天的《九評》，不但讓人自豪不起來，反而讓人感到臉紅，感到羞赧。因為我們傾盡全力批判的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觀點”，現在看來大都是正確的科學的，逐漸被人接受而又符合時代潮流的觀點。而我們一再堅持的自以為絕對正確的一系列馬克思主義觀點，現在看來，大都是過時的錯誤的，脫離實際而又違背時代潮流，早已被國際主流意識所拋棄的觀點。

鄧小平在1989年會見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時說道，在當時的中蘇論戰中，我扮演了並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當時我們都說了一下空話。

用“空話”對雙方都進行了批評，各打五十大板，顯示了鄧小平“結束過去，開闢未來”的政治家智慧。但反躬自省，赫魯曉夫的修正主義觀點，其實大都是“實話”而並非是“空話”；而我們對其的批判語言，不僅是“空話”，而且是脫離實際、傷人害人的假話、毒話、壞話！

我們首先猛烈批判的，是赫魯曉夫對斯大林及其個人迷信的揭露批判和否定。

在蘇共二十大會議上，赫魯曉夫代表蘇共中央所作的秘密報告，無情地揭露了斯大林個人迷信造成的嚴重後果，對斯大林在30年代大清洗中實行的大屠殺予以憤怒的鞭撻和批判。在那次大清洗中，成千上萬的黨政軍高級領導被冠以莫須有的罪名予以槍決，全國的黨代表、中央委員的70%被殺戮，元帥、將軍、軍長師長的80%被消滅，更有幾百萬黨員幹部和群眾死於非命，還有大批的幹部群眾遭到監禁和流放。一樁樁用專制而卑鄙的手段製造的冤假錯案遍布全國，令人觸目驚心。赫魯曉夫根據斯大林的罪行，稱之為“兇手”“刑事犯”“沙皇式的暴君”“俄國歷史上最大的獨裁者”。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震驚了全世界，斯大林的神話形象轟然倒塌。中共起初對這個秘密報告有一定認可，對斯大林基本持否定態度。可是隨着極左思想的膨脹和政治利益的需求，對斯大林又開始肯定和神化了。對赫魯曉夫的觀點又開始猛烈批判了。在這裡竟然說，“我們越來越懷念斯大林”，赫魯曉夫反對個人迷信，就是反對列寧的學說，是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斯大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功勞是第一位的，是功大於過。不但不能全盤否定，反而要全面肯定，斯大林依然是應當尊奉的世界革命的偉大領袖。

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和檔案的解密，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揭露和批判越來越被蘇聯人民所認可，斯大林所犯的罪行實際上要比赫魯曉夫揭露的嚴重的多，在蘇聯人民心目中，斯大林是堪比希特勒的殺人惡魔，是俄國歷史上最慘無人道的暴君。沙皇每年僅處決幾十名罪犯，而斯大林每年竟處決幾十萬甚至幾百萬“罪犯”！無論他功勞再大，如此濫殺無辜，製造無數血腥冤案，早已是罪惡滔天，罪加九等！罪惡早已超過了功勞，是過大於功！

而我們中共在“九評”中對赫魯曉夫的批判，對斯大林的熱情讚揚和高度評價，早已被蘇聯和俄羅斯人民所拋棄，早已被真實的歷史碰得頭破血流。

“九評”自信滿滿地說：“赫魯曉夫可以利用自己的特權地位，把斯大林的遺體從列寧墓中搬走，但是想要利用自己的特權地位把斯大林的偉大形象從蘇聯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心目中搬走，那是永遠不會成功的。”

但是歷史好給我們開玩笑，20多年後，歷史成功地把斯大林的形象從蘇聯人民的心目中無情地搬走，徹底地搬走！而且，覺醒的人民仍在進一步清算斯大林的罪惡。2014年春天，憤怒的烏克蘭人民不僅在全國各地推倒了幾百座列寧雕像，而且政府部門準備搜集證據，以“反人類罪”和“種族滅絕罪”起訴斯大林，控告斯大林在上世紀30年代用恐怖和高壓手段製造的大饑荒，餓死了1000萬烏克蘭人。要讓斯大林等人承擔責任。

面對烏克蘭人的憤怒控訴，九泉之下的“九評”理論家們不知該作何感想。反正作為普通的國人，實在感到尷尬羞愧！

我們批判調門最高的，批判力度最大的，是赫魯曉夫的“三和兩全”，即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議會道路）和全民國家全民黨。我們的理論家認為，赫魯曉夫這種修正主義觀點，是向帝國主義投降，是和資本主義同流合污，是在麻痹世界無產階級革命人民的鬥爭意志。誰實行這種修正主義路線，革命事業就會遭到失敗；誰反對這種路線，革命事業就會勝利。

實踐證明，我們的批判完全錯了！

和平共處，原本就是中共在國際會議提出來的，曾在國際上產生了良好的影響。然而被階級鬥爭燒紅了眼的中共領袖們，一反過去的正確觀點，提出了充滿火藥味的好鬥的觀點。

隨着社會的發展，“和平共處”已經被世界絕大多數國家和政黨所接受，已經成了世界歷史發展的大趨勢。不同社會制度、不同意識形態的世界各國，都需要和平共處，互惠互利，共同發展。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歷屆黨和政府，堅持“和為貴”，和世界各國尤其是歐美各國搞好關係，和平共處。給世界以良好形象，使中國快速發展。而在30多年前我們自認為最“馬列”的“和帝國主義反動派一直斗下去”的觀點，早已被視為荒謬，拋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赫魯曉夫在冷戰思維甚囂塵上，意識形態尖銳對立的年代，敢於衝破馬列主義的藩籬，提出和世界各國和平共處的思想，是多麼超凡、務實！具有何等的理論勇氣和智慧！而我們卻死抱着馬列階級鬥爭的教條，對人家正確的觀點進行嚴厲的批判，是多麼的不合時宜，又是多麼冷酷而有害！

我們痛加撻伐赫魯曉夫的另一個修正主義觀點，就是和平過渡，議會道路。赫氏認為，在資產階級國家裡，按照資產階級選舉法，無產階級可以通過合法渠道取得議會中的多數。“工人階級只要把農民、知識分子和一切愛國力量團結到自己的周圍，就可以擊敗反動的反人民的勢力，取得議會中的多數，進而奪取政權。”這叫“和平長入社會主義”。

我們的理論家對這種觀點十分氣憤，指斥這是不折不扣的修正主義觀點，這種觀點瓦解人民的意志，麻痹人民的鬥志，只能使無產階級永遠陷於被奴役的地位。然後引經據典，高調亮出我們的觀點——

暴力革命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規律；
無產階級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暴力革命；
革命的中心任務和最高形式是武裝奪取政權；
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桿子才能改造；
暴力革命是社會主義社會誕生的助產婆；
槍桿子裡面出政權……

這一條條帶着暴力和血腥的理論，曾經把世界好多地方搞得天翻地覆。用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確實是馬列主義的經典理論，也有蘇共和中共的成功經驗。但是隨着歷史的發展，暴力革命武裝鬥爭製造的血腥恐怖，對社會生產力造成的極大破壞，被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逐漸認識而予以擯棄，而不流血的政治鬥爭，用和平的談判的辦法，通過議會選舉、民眾討論或者法律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贏得合法地位，來解決矛盾糾紛，已成了世界潮流的主要趨勢。馬丁、甘地、金大中、曼德拉等平民領袖，之所以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崇敬，就是因為他們擯棄暴力，採用和平寬容的手段，解決了重大的社會矛盾，使各國走上了和平發展的道路。

所以，我們在六七十年代猛烈批判赫魯曉夫的和平過渡思想，竭力鼓吹的暴力革命，堅持武裝鬥爭奪取政權的理論，實在是不合時宜，有違世情，貽害他人。

當然，由於時代的局限，我們的暴力革命理論在當時也頗有市場。我們曾以國際共運老大身份，向世界各地輸出革命，主要是輸出暴力革命理論，附帶輸出革命人才和武器，支持各國的造反派打打殺殺，掀起一陣陣腥風血雨，給世界不少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各國帶來嚴重危害。後來，這些奉行“毛主義”的造反派幾乎全部遭到了失敗，失敗後又遭到政府和人民的強烈譴責和清算，落下了遺臭萬年的名聲。

至於赫魯曉夫的“全民國家全民黨”，至今都讓我們的批判令人羞愧無地。國家是全體人民的國家，政黨是全體人民的政黨，這不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嗎？有什麼錯的？竟讓我們的理論家視為反動，大力批判？

原來根據馬列和毛澤東的理論，國家和社會是有階級和階級鬥爭的，我們的國家只能是無產階級的國家，我們的黨只能是無產階級的政黨。主張“全民國家全民黨”便是混淆了階級，取消了階級鬥爭，麻痹無產階級的鬥爭意志。

現在看來，赫魯曉夫的“兩全論”符合人性，順應潮流，逐漸被主流社會所認可。而我們的階級鬥爭理論，搞得人與人之間打打殺殺，劍拔弩張，運動一個接一個，一陣陣腥風血雨之後，人們忽然發現，這完全是我們的領袖帶着個人目的、抱着馬列教條，故意挑動人們互相爭鬥、胡亂折騰的鬧劇。鬧來鬧去，鬧得國家失了元氣，鬧得人們生活困窘，鬧得社會不得安寧！

最讓我們感慨和臉紅的，是“三評”《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這篇義正詞嚴、鋒芒畢露的文章，現在越讀越讓人感到難堪，越讀越覺得赫魯曉夫思想之開放，眼光之獨到；越讀越覺得南斯拉夫鐵托集團改革之大膽，政策之務實；越讀越覺得當時中共思想之僵化，左傾教條之嚴重！

 50年代初期，鐵托集團結合本國實際，發現斯大林模式的嚴重弊端，對由蘇聯引進的社會主義集體化和計劃經濟進行了大膽改革。遭到斯大林的嫉恨，斯指責鐵托是修正主義，是社會主義的叛徒。斯去世後，赫魯曉夫認為南斯拉夫的改革是是社會主義的改革，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

於是我們認為抓住了赫魯曉夫變修的證據，指責他將資本主義已經復辟的南斯拉夫定性我社會主義國家，說明赫魯曉夫也同樣背叛了馬列主義，是現代修正主義的“領路人”。

那麼，鐵托集團究竟有哪些改革措施，或者說南斯拉夫資本主義復辟的主要內容是什麼，竟然惹得我們對兩個影響巨大的“修正主義集團”大動肝火，大動干戈？

我們認為，南斯拉夫在建國後，不是改造和消滅私人資本和私人企業，而是培植和發展私人企業（暗示中國的“三大改造”符合馬列），大力扶植資本主義。1953年，鐵托集團公布條例，規定“合夥的公民”有權創辦企業，“僱傭勞動力”，“私人有權購買國家經濟組織的固定資產”。同時公開宣布，放棄農業集體化道路，開始解散農民合作社。鐵托集團公開說，“集體化在南斯拉夫是行不通的”“集體化和剝奪是一回事”“集體化是一條最長久地保持農奴制和農民的貧困的道路”，主張把農業發展“建立在各種經濟力量自由競賽的基礎上”。（當然我們斥責其是“惡毒”“荒謬”）

鐵托在大批解散農業合作社的同時，從1953年開始陸續頒布一系列法令，在農村實行土地自由買賣和自由租賃，實行自由僱工，並且廢除農產品計劃收購制度，實行農產品的自由貿易，鼓勵農村資本主義的發展。

最後強調說，鐵托修正主義集團完全脫離社會主義軌道，主要表現在：1、取消國家統一的經濟計劃；2、把利潤作為刺激企業經營積極性的根本手段；3、鼓勵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政策；4把信貸和銀行作為支持資本主義自由競爭的重要槓桿……

讀罷這幾條南斯拉夫當年的改革措施，令人大為驚異：這不是我國上世紀80年代開放後實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嗎？我們80年代才發現的左傾教條問題，人家50年代就發現了；人家50年代就實行的改革措施，我們80年代才開始實行，我們比人家整整晚了近30年！

況且，南斯拉夫改革的阻力和難度比我們要大得多，斯大林模式剛推行沒幾年，一些問題尚未暴露出來，在國內改革一定有相當的阻力，更主要的阻力來自國外：先是斯大林的無情打壓，後來便是中國毛澤東的凌厲批判。在如此艱難的環境下，鐵托依然堅持改革不動搖，這是何等的遠見卓識和政治勇氣！

現在看南斯拉夫當年的改革措施，條條都是高效務實、利國利民的好政策，完全符合中國的“三個有利於”。經過一系列的改革，南斯拉夫的國民經濟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普遍提高，在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中遙遙領先。赫魯曉夫看好南斯拉夫的改革成果，將其視為“特色社會主義”，如同鄧小平一樣，可謂靈活變通，獨具慧眼。

而我們中國，在極左路線的摧殘和束縛下，大躍進、人民公社集體化的胡亂折騰，已經使整個國家經濟崩潰，民不聊生，3000多萬人成了餓殍。1963年經過不斷調整，餓死人現象才受到遏制，一些地方勉強維持溫飽。四川、河南、安徽等地的大饑荒仍未退去，到處都是討飯的隊伍。在這種環境下，我們竟然自認為掌握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眾人皆醉惟我獨醒，死抱着僵化的極左教條不放，猛烈指責赫魯曉夫肯定的南斯拉夫改革政策。如同一個餓得皮包骨頭的窮光蛋指責富得流油的款爺：“你們的路線錯了，看我們的路線多么正確！”豈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毛澤東在發表“九評”的當年即1963年，發表了一篇著名論文《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雄辯地闡述了“實踐第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點。按說毛澤東通過一系列實踐，應該掌握大量的“正確思想”，把中國引向光明前途了。出人意料的是，這一年恰恰是毛澤東產生錯誤思想最多的一年，是好多政策已經被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卻非要堅持到底的一年，而煌煌“九評”正是毛澤東錯誤思想的集大成者。

“九評”的矛頭是對着外國人的，卻對中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我們猛烈地批判赫魯曉夫和鐵托的修正主義和右傾思潮，只能使我國的左傾教條主義更加強化和泛濫，在脫離實際、危害人民的錯誤道路上越滑越遠。為什麼包產到戶這一利國利民的好政策剛一露頭便遭到嚴厲打擊、終毛之世不敢露頭？為什麼堅持真理、為民請命的彭德懷冤案，不但不予平反，反而遭到更加嚴厲的批判？為何整個60年代的文化藝術和思想理論界百花凋零萬馬齊喑一片蕭條？為何中國當時四面樹敵，到處都是帝修反反華大合唱？為何更大的禍害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會接踵而來？……這一切，都與我們在“九評”所闡釋極左教條思想有一定關係。

當然，在“九評”中，也表達了對蘇聯“老子黨”、“大國沙文主義”的強烈不滿，對赫魯曉夫指手畫腳，盛氣凌人，干涉別國內政的作法予以批評，顯示中國不甘受屈辱、不願受人擺布的骨氣，這都是可圈可點的。但是我們花最大力氣批判赫魯曉夫的一系列所謂“修正主義觀點”，基本上都批判錯了。我們冤枉了人家，也禍害了自己。

“九評”已經發表50多年了，我們的思想理論界和黨史專家們對其危害性還沒有任何批評，沒有任何反思。現在反思這段陳年公案有何意義？

首先，這是一段無法抹去的重大歷史。現在重溫“九評”，予以深刻反思，說明我們敢於正視歷史，不忌諱錯誤，在清理自己錯誤的同時，也承認人家的正確，向人家表示道歉，以顯示實事求是修正錯誤、崇仰真理的大國風範。

其次，有利於我們進一步深刻反思：在赫魯曉夫和鐵托大膽改革、接近真理之時，我們中國為何拒絕真理，圍剿真理，距真理越來越遠？當時偌大的中國為何都被一種思想鉗制着，那麼多思想家理論家為何竟如此“萬眾一心同仇敵愾”，無一人對那種脫離實際害人害己的極左思想提出異議？“九評”理論之雄辯，語言之犀利，手法之高妙，可謂登峰造極，為什麼現在讀來讓人臉紅心跳羞愧難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