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在紐約的時候我見過一次漢學家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他是《沈從文傳》(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的作者。1977年金介甫以《沈從文筆下的中國》獲得哈佛大學博士學位，後來經過幾次擴充，成為公認最為詳盡的沈從文傳記。

金介甫在紐約皇后區一個小大學裡教書，辦公室大概只有四五個平方，開着極小的小窗，我在排山倒海的資料中勉強坐了下來。他六十幾歲，禿頂，離婚，獨自住在新澤西州，每次往返學校需要七個小時，需要開車轉火車轉地鐵再轉公交車。聊到最後，我忍不住拋棄禮貌，去關心他的生活，問他那本《沈從文傳》1999年引進中文版時到底拿了多少版稅，金介甫茫然地說：“沒有版稅啊，就是出版社請我吃了兩頓飯。”然後我又問1987年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在美國賣了多少本，他高興起來：“五百本！這是漢學界的暢銷書！”坐車回家的時候我想，這個人真適合為沈從文寫傳。

沈從文是中國1920－1930年代富於盛名的小說家，1988年他去世時《紐約時報》訃告稱他為“中國文學與獨立思想的桂冠式人物”。他的代表作品包括小說《邊城》與《長河》，以及一系列其他形態豐富的短篇小說；1949年政權更迭後，他轉入文物研究，創作《中國古代服飾研究》，至去世再未有小說公開發表。沈從文一生與時局交纏，他身上凝聚這個體與國家之間的衝突感。

金介甫的《沈從文傳》以沈從文的文學創作和充滿湘西特色的作品為主要研究對象，金介甫寫道：“（沈從文）在現代中國的道德群體中表達出自己的鄉土意識”，並將沈從文譽為與契訶夫比肩的作家。然而，政治的問題隨之而來。這位1949年後在事實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地位的作家面臨着個人創作與為意識形態寫作的衝突，隨後又因接受政治改造而逐漸緘默。

2014年7月，由復旦大學文學系教授張新穎撰寫的《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出版，更聚焦於沈從文與政治交纏放棄小說書寫後的歲月。這部新傳既提供了一些很少被人提及的資料，如作者本人在書中所說，她要寫的是“動盪年代裡他個人漫長的內心生活”。

張新穎從1948年起筆，中國大變在前，老朋友們大都興奮樂觀，只有沈從文，在教育家楊振聲的霽清軒中消夏時，還寫了篇《中國往何處去》：“中國往何處去？往毀滅而已……即結束，我們為下一代準備的，卻恐將是一分不折不扣的‘集權’！”到了1949年，沈從文已被郭沫若劃定為“粉紅色作家”，他精神失常，自殺未遂，又給遠在香港的表侄、畫家黃永玉寫信：“北京傅作義都已成瓮中之鱉。長安街大樹均已鋸去以利飛機起落。城，三四日可下，根據過往恩怨，我準備含笑上絞架……”黃永玉只覺從文表叔誇張而幼稚。沒多久，解放軍真的進城，沈從文忙不迭誇他們“威嚴而和氣”，勸黃永玉趕緊回來，“參加這一人類歷史未有過之值得為之獻身工作”。這種矛盾幾乎貫穿沈從文的後半生，他在時局的長河中順流而下，自有逆流反抗的直覺，卻又不斷否定自己的直覺，他拿不準，所以獨自一人坐在船上，更覺彷徨孤獨。

沈從文是發自內心想改造自我。《沈從文的後半生》裡寫到1949年9月，沈從文給妻子張兆和寫信，說自己在把“一隻大而且舊的船作調頭努力，扭過來了”，後來他寫詩，又說自己“已得到一個完全新生”。但一個人無法全情投入自己本就懷疑的狂熱，所以在毛澤東登上城樓那天，沈從文完成長詩《黃昏和午夜》：“城樓上大鐘大鼓灰塵蒙蒙/沉沒喑啞相對已半個世紀./帝國封建的種種,早成傳說故事,/慢慢在時間下退盡顏色,/惟剩餘點滴片段,保留在老人記憶中,/當作生命遲暮的慰藉。”與之對比的是，詩人何其芳在幾乎完全相同的時間段里，寫了《我們最偉大的節日》：“是如此巨大的國家的誕生，是經過了如此長期的苦痛 而又如此歡樂的誕生， 就不能不象暴風雨一樣打擊着敵人，象雷一樣發出震動世界的聲音……”沈從文沒法和自己的情感世界做這樣徹底的告別，他的確努力把船調頭，但是撞上暗礁，他失敗了，所以在如火如荼的1949年之後，他停止了文學創作，埋進出土文物的汪洋大海，只有這個世界讓他感覺安全。根據2003年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沈從文晚年口述》的記錄，沈從文反反覆覆強調自己沒有資格談文學，“我的寫作應該說是失敗了”，因為自己“沒有生活”，在那個時刻，可怕的不是整個世界都不知道他的價值，而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以為自己早就過時。

妻子熱烈地獻身於新中國建設，連讀初中的兒子都疑惑他為什麼“老不進步”，覺得他“到博物館弄古董，有什麼意思”，家人愛他，卻不理解他，沈從文只好從肖邦和貝多芬中尋找慰藉。他深夜寫作，第二天又完全扔掉，既因恐懼，也因自卑，他當然不再是過去那個鄉下人，連標點符號都不會用卻覺得自己會超過契訶夫，但他也沒有成為另外一個人，他留在了不能被改造的自我里，微弱抗拒，微弱掙扎。

《沈從文的後半生》中有他在位於北京郊外的華北人民革命大學改造時的一段話：“天已接近黃昏，天雲如焚如燒，十分美觀。我如同浮在這種笑語呼聲中，一切如三十年前在軍營中光景。生命封鎖在軀殼裡，一切隔離着，生命的火在沉默里燃燒，慢慢熄滅。擱下筆來快有兩年了，在手中已完全失去意義。國家新生，個人如此萎悴，很離奇。”他搞不明白這個世界，也搞不明白自己。1952年沈從文去四川內江參加土改，在信里給兒子描述當時批鬥地主的情形：“實在是歷史奇觀。人人都若有一種不可解的力量在支配，進行時代所排定的程序……工作完畢，各自散去時，也大都沉默無聲，依然在山道上成一道長長的行列，逐漸消失到丘陵竹樹間。”沈從文自己其實也是如此，被不可解的力量支配着進行時代所排定的程序，與當時的大部分人尚處於政治昏睡狀態不同的是，他捕捉到了這一點。多年前沈從文就在《從文自傳》裡寫過，自己不想明白道理，卻永遠為現象所傾心，他的文字準確描述了政治風暴之中眾人的茫然麻木，卻全無判斷，因他本就糊塗，不知如何判斷，現在看起來，他的這些零碎文字成為了那個時代的腳註，不重要，但有總是比沒有更好。

我不喜歡總是試圖從一個人身上總結時代，因為任何時代裡都有那些格格不入的人，在我看來，1949年之後，中國大陸並沒有第二個和沈從文一樣有着劇烈自我衝突的知識分子。在五十年代中晚期，他寫了一些讚頌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文章，新政權真心讓他興奮，但好友丁西林和張奚若請他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時，沈從文還是說自己“沒興趣”。毛澤東和周恩來曾經鼓勵沈從文重新寫作，1961年他在井岡山住了三個月，雄心勃勃要寫一篇關於共產黨員的長篇小說，但是什麼都寫不出來，灰溜溜下了山。“人民”這個詞語被作家們高度偶像化，讓向來書寫“個人”的沈從文無所適從，1949年後他寫過一個短篇小說叫《老同志》，寫一個勞動模範炊事員，沈從文改了七稿，最後的結尾是“在任何地方……都有老同志一樣的勞動人民，在無私無我地為建設國家而努力”，如果抹去作者名，這可能是當時任何一個作家的作品。當被限定為必須為“人民”寫作的時候，沈從文喪失了他那迷人的文字天賦，後來他也感慨過，自己並不知道需要他寫作的“人民”到底在哪裡。

而在個體和國家的關係中，更實實在在是“國家”虐他千百遍，他還待“國家”如初戀。1956年沈從文寫給大哥的信里說：“寫小說算是全失敗了，不容許妄想再抬頭。近來文物工作也搞得不好，如又弄錯，還不知到換什麼工作會對國家有用一些。”他無比積極熱心要為國家做點貢獻，但在那一年的局勢之下，他的“貢獻”卻是忙着給《紅樓夢》寫了幾百條注釋，傾心於研究諸如妙玉的茶具之類可能“國家”和“人民”都會覺得可笑的問題。《沈從文的後半生:1948-1988》記錄，當時歷史博物館的副館長說他“終日玩花花朵朵，只是個人愛好，一天不知道幹些什麼事”，沈從文在歷史博物館待了二十幾年，最後要調入社科院，館長的意思是要走就走，無人留他，他的單位就像國家的縮小版，其實並不需要他。但沈從文的特別之處在於，在總是遭遇這些屈辱的下半生里，他並沒有活得屈辱，他在花花朵朵罈罈罐罐里獲得了另外的自由和榮譽，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會有一點任何時代與國家都奪不走的光，沈從文抓住了它，這支撐着他活了下來，活到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八十年代。

瑞典漢學家馬悅然(Goran Malmqvist)曾經公開說過，1987年沈從文進入了諾獎評選的最後名單，但那一年得獎的人是詩人約瑟夫?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布羅茨基做了一個名為《美學高於倫理》的受獎演說詞：“個人的美學經驗愈豐富，他的趣味愈堅定，他的道德選擇就愈準確，他就愈自由——儘管他有可能愈不幸。”沈從文沒有說過這樣的話，但這也如同他的人生。早在1930年代蔡元培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的口號時，沈從文就為這條口號加上附款：“也要代替政治”。在1949年前夕，革命吸引不了他，他喜歡的那些詞語，是美感、博愛、道德、自由與和平。因為美應該凌駕一切，沈從文和布羅茨基一樣，並不願意展示自己的苦難，在布羅茨基流亡美國後，他從來不願意提及蘇聯以社會寄生蟲的罪名對他進行指控，判處他去俄羅斯北方勞改的經歷，他還在課堂上建議自己的學生要不惜一切代價避免賦予自己受害者的地位。沈從文並不這樣清晰地論證道理，但他總有一種直覺，在1980年訪美的三個半月里，他做了23場講座，明知聽眾更希望聽到他個人的經歷，那些關於苦難的證詞，但他的講座依然一半關於文學，一半關於文物，通通關於美。這才是沈從文的靈魂所在，和它們比起來，苦難並非那樣重要。

1957年5月1日，沈從文在上海，他畫了一幅速寫“六點鐘所見”，畫旁寫着“艒艒船還在作夢，在大海中飄動。原來是紅旗的海，歌聲的海，鑼鼓的海。（總而言之不醒。）”在眾生昏迷於一些大而化之的概念之時，沈從文選擇沉浸在自己的小小世界裡，他總而言之不醒，這就是沈從文的後半生。
 
李靜睿是作家，著有短篇小說集《小城故事》和隨筆集《願你的道路漫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