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被譽為“俄羅斯的良心”。他在巴黎出版的《古拉格群島》，對斯大林時期的暴政作了細緻入微的揭露。2008年8月3日，這位諾貝爾獎得主在莫斯科病逝，享年九十歲。

最後一個十二月黨人

2008年8月3日夜，俄羅斯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在莫斯科病逝，享年九十歲。

這位從未違背自己的良知的文學巨匠，生前飽受爭議，死後備極哀榮。布什、薩齊科等外國政要深表哀痛，向其家屬致電悼念。俄羅斯總理普京參加了遺體告別儀式，並走到靈柩邊向逝者敬獻一束紅玫瑰。普京說，索爾仁尼琴用他的作品和生活反映了國家的歷史，“為社會打了一劑防疫針”。俄總統梅德韋傑夫中斷休假，親自出席索爾仁尼琴的葬禮。俄羅斯政府在發給索爾仁尼琴家人的一封電報中稱讚說：“索爾仁尼琴的著作和生活可作為整個國家的道德指南。”

索爾仁尼琴在其自傳性作品《牛犢頂橡樹》中曾痛苦地表示：“我一生中苦於不能高聲講出真話。我一生的追求就在於衝破阻攔而向公眾公開講出真話。”長達半個世紀的文學創作活動，自始至終貫穿着作家的這種樸素信念，通過上千萬的文字呈現出來的道義與擔當，表明他是俄羅斯十二月黨人精神的傳承者。他的反叛，他的直面苦難，他的憤怒出詩人，都與十二月黨人一脈相承。因而可以說，索爾仁尼琴是最後一個十二月黨人。

提起十二月黨人，我們的眼前往往會出現這樣的畫面：

大風雪撲面而來。一行人離開了貴族之家，離開了溫暖的火爐，離開襁褓中的孩子和親人，艱難地在泥濘的小道上跋涉，其中不乏衣飾華麗的貴婦或攙扶、或依偎着身邊的男子。這些人是流放中的十二月黨人和他們的妻子。

從此，西伯利亞那茫茫雪原成了殉難者的殤城。一代又一代優秀的俄羅斯知識分子、革命家被專制政府流放到這片苦寒之地。

但前面的人倒下了，後面的人又跟了上來。1864年5月，在聖彼得堡梅特寧廣場，車爾尼雪夫斯基被沙皇法庭執行象徵性死刑。一位少女勇敢地衝上前去，把一束鮮花獻給這位所謂的叛國者。一位馬車夫在流放途中更是以這樣的話跟車爾尼雪夫斯基告別：“誰擁護人民，他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這一點我們早就知道。”

是呀，不僅馬車夫知道，我們也知道。俄羅斯知識分子的偉岸身影，至今仍是矗立在我們心頭的豐碑；俄羅斯知識分子憂鬱而熱烈的人道主義關懷，曾經炙烤和蕩滌過我們的靈魂。有人說，俄羅斯精神就是在苦難當中孕育着偉大，在絕望的時候保持着拯救的信心。

俄羅斯，一個飽經滄桑的民族。猶如鳳凰涅槃，它誕生了眾多富有良知和道義擔當的作家與詩人，像群星璀璨，刺破黑夜。赫爾岑、車爾尼雪夫斯基、別林斯基、杜波羅留勃夫、普希金、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勃洛克、丘特切夫……哪一個名字不是光芒四射？當代俄羅斯的良心——索爾仁尼琴，正是延續了俄羅斯文學傳統中偉大的人道主義悲憫情懷，其代表作《古拉格群島》以其深刻的思想性和強烈的批判性獲得舉世公認。索爾仁尼琴也因此被推崇為俄國繼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後的偉大作家。

一天長於百年

1941年，蘇聯衛國戰爭爆發，索爾仁尼琴應徵入伍，先為列兵，後入炮校深造，1942年獲中尉軍銜，1944年任炮兵連長，因作戰有功，兩次獲得勳章，後升至大尉。紅軍攻入東普魯士時，索爾仁尼琴所在的部隊陷入敵人重圍，他憑藉勇氣和智慧，率部成功脫險，並帶出了全部技術裝備，又一次立下戰功。1945年2月，也許索爾仁尼琴將要獲得第三枚勳章時，他卻突然被捕了。

內務部的官員在旅部撕下索爾仁尼琴的大尉肩章時，旅長特拉夫金在旁冷冷地對他說了一句：“你的朋友是不是在烏克蘭第一戰線作戰？”

索爾仁尼琴明白了。原來在烏克蘭第一戰線作戰的是他的中學同學柯克，戰爭期間他倆一直通信，並在信中提到過斯大林是否執行列寧的政策這樣敏感的問題。看來寄給柯克的信被內務部查獲了，以至他在戰爭勝利前夕身陷囹圄。

1945年6月，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以“進行反蘇宣傳和陰謀建立反蘇組織”的罪名判處索爾仁尼琴八年勞改。1953年，索爾仁尼琴刑滿釋放後，按照蘇聯當時的法律被強迫遷居於哈薩克斯坦江布爾州的綠楊村，實際上還是一種流放。直至1956年蘇共二十大前夕，才為索爾仁尼琴恢復名譽。此時的索爾仁尼琴就像一條浮出水面的深水魚，驟然的減壓使他難以適應。不過他也明白，“斧鉞依然懸在我們的頸上，隨時都有斧起頭落的可能”。但是，他沒有沉默。他要用文學來替千百萬遭受極權主義迫害的受難者矗立一座方尖碑。於是，他偷偷地開始寫作，1959年完成了反映斯大林時期勞改營生活的短篇小說《八五四號勞改犯》。當時，他不知道是否有發表的可能。他曾對妻子說，他的作品有些可能生前出版，有些則可能死後才會出版。

蘇共二十大上，赫魯曉夫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由此開啟了蘇聯思想文藝界的“解凍”時代。1962年蘇共二十二大後，一位勞改營的難友科佩列夫將索爾仁尼琴的這篇小說《八五四號勞改犯》送給《新世界》雜誌主編、著名詩人特瓦爾多夫斯基看，意外地得到這位主編的激賞，只不過建議把短篇小說改稱中篇小說，以示“分量更重”一些；同時建議作者把標題改為《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以順利通過有關部門的審查。

然而，在當時蘇聯還從未發表過以勞改營為題材的作品，為穩重起見，特瓦爾多夫斯基將此事請示中央宣傳部，但宣傳部未置可否。於是特瓦爾多夫期基直接將《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捅到了最高層——政治局和赫魯曉夫本人。幸運的是，索爾仁尼琴這部作品竟引起了赫魯曉夫的注意，他親自提出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並允准公開發表。他的作品為許多人增添了勇氣，加速了個人和人民的自我意識的提高過程。赫魯曉夫不僅在皮聰大的鄉間別墅里聽意識形態部門的領導人列別傑夫朗讀《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在小說發表後的一次中央全會上，赫魯曉夫還向與會者推薦此書，稱這是“一本重要的和必需的書”。

《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它僅僅描寫了一天的生活，但作者想要說的關於斯大林個人迷信時期那些痛苦而黑暗的篇頁的一切最主要的東西，全都包括在這一天中了”。真是一天長於百年。

《古拉格群島》

漢娜·阿倫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指出：“在極權主義國家，由警察統治的一切拘禁之地都要成為使人湮沒無聞的真正黑洞，人們很偶然地踉蹌進來，身後不留下像屍體或墳墓之類表明先前存在過的普通痕跡。”

上一個世紀三四十年代，斯大林在國內實行大清洗，正是企圖從肉體上消滅所有持不同觀點的人。逮捕的事情每天都在發生，甚至只是出於預防的目的，大批的知識分子被當作潛在的思想敵人而被捕。昨日的戰友，今天便成了階下囚。“被殺死、被集體化折磨致死的人數，加上被斯大林鎮壓的人數大約在七百至一千二百萬左右，這個數字是當時全蘇居民總數的一半”（［俄］《俄羅斯文化史》，T.C.格奧爾吉耶娃著，第526頁，商務印書館，2006年）。同樣，意識形態領域的專制較之沙俄時期可謂已臻登峰造極。就連左傾傾向十分明顯的法國作家紀德在《蘇聯歸來》一文中，當時都是這樣描述的：

在蘇聯，關於一切問題，不管是什麼，都不能出現一種以上的觀點，這是事先便認定的，而且一勞永逸。再者，人們的思想已然這樣鍛造成形，隨大流便輕而易舉，順理成章，不知不覺了，以至於我認為這裡面並沒有摻入虛偽的成分。果真是這些人幹了這場革命嗎？不，這些人是革命的受益者。每天上午，《真理報》教給他們適宜知道、思考、相信的東西。可不能另有他想！這樣一來，每次和一個俄國人交談，就像和所有人交談一樣。並非每一個人一字不差地服從某個口令，而是一切都搞得人不能不相像。想想吧，那種思想鍛造從幼年便開始了。

1964年10月，赫魯曉夫被廢黜，蘇聯的“解凍”時期結束，索爾仁尼琴開始受到冷遇和迫害。“我們不敢公開地說和寫，向朋友們訴說我們的心頭所思所臆和事情的真實情況——我們甚至不敢相信‘紙張’，因為斧鉞依然懸在我們的頸上，隨時都有斧起頭落的可能。”

但就在這自由“不能透出光亮”的險惡環境中，索爾仁尼琴仍以“牛犢頂橡樹”的勇氣，冒着再次被監禁的危險，創作了三卷本長篇巨著《古拉格群島》（古拉格即“勞動改造營總管理局”簡稱的音譯，群島是取其象徵意義，即到處都是古拉格下轄的勞改營）。該書以白描的筆觸，真實地再現了古拉格群島勞改營的罪惡，展示了蘇聯鐵腕統治對人性的蔑視和摧殘。這樣的作品在國內自然是無法出版的。後在友人的幫助下，書稿被帶到國外，1973年，《古拉格群島》第一部在巴黎面世。翻開這部煌煌大作，在卷首的序言中，索爾仁尼琴不無悲涼地寫道：“獻給生存下來的諸君，要敘述此事他們已無能為力，但願他們原諒我，沒有看到一切，沒有想到一切，沒有猜到一切。”書中不僅有作者的切膚之痛，而且大量的史料來源於二百二十七位當事人的口述、回憶和書信。這是一本數百萬人用鮮血寫就的大書。

在《古拉格群島》的結尾，索爾仁尼琴寫道：“依然是那同樣詭譎的隱秘性和暗無天日的不公正充滿着我國的空氣，籠罩在城市上空，它比城市煙筒冒出的黑煙還要濃。”“一個用鋼箍緊緊箍在一起的巨大國家矗立在世界上已經是第二個半世紀了，有的只是鋼箍，但是沒有法律。”

作者當年可能做夢都想不到，三十年後，曾經不可一世的蘇聯帝國，這個龐然大物，竟在一夜之間轟然倒地。

歷史有時也竟像馬戲團的小丑那樣滑稽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