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我只知道，揚帆在新四軍軍部工作時，曾經整理過江青 在上海那一段歷史問題材料的事，不知道覃曉晴和江青之間還有什麼隱秘的事。後來我了解到，1934年江青在上海被捕時，覃和江同住一個牢房。覃回憶自己被 捕原因，是因為江青首先被捕，在敵人面前供出了她。而江青後來說了謊:特務來逮捕她時，她已搬家了，因此，覃曉晴被捕了，她沒有被捕。

覃曉晴在粉碎“四人幫”後於1976年12月18日寫下這樣的材料:

1934年春，我在上海經我原來的丈夫高原(夏緯)的介紹認識了李鶴(引者注:江青當時的又一化名)。當時我和李鶴都是上海“無名劇社”的成員。我叫她阿姐，她叫我小淨。這年秋後的一天，高原匆匆跑回家來對我說:“李鶴被捕了。”我們隨即搬了家。

1934年冬，我和高原在福履里路住所被捕，約兩星期後，由法巡捕房“引渡”到偽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特務不斷提我上樓去審訊。這時，我心裡很悲 傷，整天哭哭啼啼。有一天，一個叫“黑大個”的特務問我:“你傷什麼心？你不叫小淨嗎？有人惦念你呢，你阿姐是李鶴吧，她和我們談起你。”還說:“你看有 的人有什麼好結果，坐了老虎凳，還是搞到龍華監獄裡去了，李鶴就不像他們。她在這裡住了幾天，就恢復自由了。她很樂觀、很活潑，京劇唱得怪好聽，還給我們 唱過幾段，臨走還給我們一張劇照。”說完，這個特務給我看了一張二三寸的照片，照片是戲裝打扮的李鶴，好像是扮《打漁殺家》的蕭桂英。

1935年春，我出獄以前，向特務供認了我認識的“無名劇社”的一些人，其中包括李鶴。

據查，江青關押在當時上海市公安局看守所，由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上海區訓練股審訊組趙耀珊(綽號“黑大漢”、“黑大個”)在公安局特務股樓上審問。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上海區訓練股編審組長先大啟也參加了審訊。

後來我才意識到，江青知道我熟悉揚帆和覃曉晴時，為什麼不高興，神態很不自然。對江青的品性我是比較了解的。她心胸狹隘，生性多疑。她不會不想到，因為我熟悉揚帆和覃曉晴，也因此懷疑我也了解她過去那段見不得人的歷史。

當她問到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特務趙耀珊時，我警覺起來，不再說什麼。我知道，趙是當年審訊江青的特務。江青怕他還活着。我只說，趙耀珊在南京鎮壓反革命時被槍斃了。她一直陰沉的臉，這時才有了一點笑容。

江青回到北京，立即將匿名信的事報告了毛主席。說這是一起性質嚴重的反革命案件，要公安機關立即組織偵破。主席認為這不是什麼反革命案件，可能是你 工作不虛心，得罪什麼人了，是對你不滿，有意見引起的。當時正好是解決“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的七屆三中全會以後。江青一定要將這匿名信事件和那時政治斗 爭形勢掛起鈎來。她認為這件事不是孤立的，不是同志之間不滿、發私憤，而是一個政治事件，有其政治目的。後來主席沒有再說反對意見，也就是默認了。

動用了主席的權威，這一匿名信案(被列為“18號案”)的偵查工作也就升級了。

由於匿名信信封上印有“華東文委”字樣，江青要公安部門將偵查的重點放在上海的黨政部門與文藝界。不久，中共中央華東局在上海召開會議。會議由中共 中央華東局第三書記譚震林同志主持，中共中央華東局第二書記陳毅同志出席，還有我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長黃赤波同志參加，確定把這封匿名信事件作為一個特大案 件來偵察。會議確定，“18號案件”由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負總責，上海方面由黃赤波負責，浙江方面由我負責。會議並對案件進行了具體分析，把重點對象放在 30年代曾在上海文藝界工作過的人員身上。

偵破工作在非常秘密的情況下進行。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親自抓案件的偵破工作，每隔幾天就要聽取一次匯報。

當時，專案組先後收集了800多人的筆跡，進行了筆跡鑑定。他們將那些與匿名信筆跡相似而又對江青不滿的人都列為偵查對象，進行重點偵查。僅案件的 卷宗就有五六包之多。這些偵查對象，包括江青過去房東家的女傭人秦桂貞，她了解江青20世紀30年代的歷史；東海艦隊司令陶勇的夫人朱嵐，她曾說過對江青 不滿的話，也被列為懷疑作案對象。然而，時間拖得很長，案子還沒有結果。

當時受偵查時間最長、懷疑最多的是原上海市文化局局長賴少其的妻子曾菲。

事情是由她的丈夫賴少其引起的。賴少其在上海市第一屆黨代會上提過一個議案，要求組織上對賀子珍的生活給予照顧。

江青極其忌恨賀子珍。公安部門注意賴少其後又發現，賴少其的妻子曾菲與賀子珍一家關係密切，並且對賀子珍的處境深表同情，而且對毛澤東1952年在上海沒有與賀子珍女兒李敏見面一事頗有微詞。另外，賴少其又恰好是在華東文委工作！

專案人員向柯慶施匯報之後，柯慶施認為曾菲“有作案的條件和思想基礎”。於是公安部門找來曾菲的筆跡。經過鑑定，曾菲的筆跡竟然與匿名信的筆跡很相似！於是，曾菲成了重點懷疑和審查對象。

然而，對曾菲進行了諸多秘密偵查，始終未發現任何證據。

其間，江青催問了多次，她顯然對案件遲遲偵破不了，感到不滿意。

一直到1961年，一次偶然的事情中，查明了給江青寫匿名信的人，原來是林伯渠的妻子朱明。

林伯渠去世之後，朱明給中央寫信，反映有關林伯渠死後一些遺留問題。一查對，兩封信的筆跡一模一樣。朱明承認匿名信是她寫的，並立即自殺。

雖然朱明自殺身亡，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一夥仍將朱明定為“反革命分子”。

粉碎“四人幫”後，中共中央組織部對朱明的問題重新進行了審查，並作出結論:朱明“給江青的信的內容沒有錯誤，原定其為反革命分子是錯誤的，純屬冤案，應予平反昭雪，恢復名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