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決意與國民黨全面破裂，但劉少奇等人不贊同這樣做
眾所周知，皖南事變乃抗戰期間，國共關係最重要的分水嶺。其具體發生過程，學界已有較細緻、客觀之研究，此處不贅。①唯事件之善後，涉及多重國際關係，甚為複雜，對後人體察抗戰史之複雜面相，頗具管窺之效。
延安方面，事件爆發後，高層反應並不一致。毛澤東當時的主張，是與國民黨全面決裂——1941年1月14日，毛致電彭德懷等，指示：“中央決定在政治上軍事上迅即準備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軍，粉碎反共高潮。”②稍後，因堅持“須有決心打到四川去”，毛澤東甚至詢問彭德懷：三個月內華北能抽出多少兵力？
次日，毛又致電周恩來、葉劍英等，告誡他們：“蔣介石一切仁義道德都是鬼話，千萬不要置信”，並謂：“中央決定發動政治上的全面反攻，軍事上準備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進攻。……只有猛烈堅決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蔣介石的挑釁與進攻，必須不怕決裂，猛烈反擊之，我們《佳電》的溫和態度必須立即終結。”③
但以劉少奇為代表的另一部分黨內高層，則持相反意見——1月15日，劉少奇致電中央，認為：“實行全面軍事反攻，對我不利，且有極大危險”，“但是某些個別的小的軍事反攻是可實行的”，應該“在全國全世界實行大的政治反攻”。④
劉如此主張，理由有二：1、“國民黨未投降，仍繼續抗戰，……且怕影響對蘇聯的關係，在皖南消滅我軍，蔣亦曾下令制止”；2、總體上，“我兵力不夠”，部分地區，“能在軍事上向國民黨實行反攻者”，亦“均無勝利把握，亦無大利可圖，且系進攻性質，對人民、對部隊、對統戰朋友均無充分理由。”⑤
蘇聯亦主張“團結抗戰”，蔣介石由此判斷蘇聯與德、日關係轉惡
劉少奇的意見顯然未能說服毛澤東。同日，在重慶的周恩來接到毛澤東的電報，要求其質詢蘇聯駐華軍事顧問團團長崔可夫：“葉、項被俘，全軍覆沒，蔣介石無法無天至此，如何辦？”⑥毛澤東此時最苦惱的問題，是“遠方的政策與我們所想的相左”。1月20日，2月5日，季米特洛夫兩次來電，要求中共不可主動破裂國共關係。2月9日，崔可夫帶來了更明確的意見：“斯大林不願意聽到國共兩軍衝突事”、“要團結抗戰”、“（中共）要繼續抗戰，起模範作用”。⑦
至於毛澤東要求蘇聯停止接濟國民黨軍火，轉而接濟八路軍與新四軍，斯大林的意見是：“蘇聯接濟的軍火，中共也可向國民黨要求補給。”⑧
2月14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請其轉告崔可夫：中共已決定不再對國民黨採取全面的軍事攻勢，而轉採取全面的政治攻勢。因為軍事攻勢“會妨害蔣之抗日，是極錯誤政策”，而政治攻勢則“只會迫蔣抗日，不會妨蔣抗日”，“不會破裂國共關係”。⑨
至於蔣介石，自然不可能詳細了解中共內部上述種種政策演變的複雜過程。蔣當日最關注者，乃在歐洲戰場局勢。蘇德關係，與英德戰局，二者的演變，直接關繫到中國“抗日外交”的立場抉擇。皖南事變則恰為蔣提供了一個極有說服力的觀察切入點。1月11日，蔣在日記中寫道：
蘇聯對皖南事變“無不良之反響”，“此乃大可注意之事，豈其決與德、倭開戰，故對我表示真誠合作乎？”⑩——無疑，蔣的判斷是正確的。
注釋：
①楊奎松：《皖南事變的發生、善後及結果》，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②《毛澤東等關於在政治上軍事上準備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軍給彭德懷等的電報》，收錄於《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P10。③《毛澤東關於政治上、軍事上準備全面反攻致周恩來、葉劍英》，收錄於《皖南事變》，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P147。④⑤《劉少奇關於建議政治上全面反攻軍事上暫不反攻給中共中央的電報》，收錄於《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8冊），P12-15。⑥《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P511。⑦⑧《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P491-492。⑨《毛澤東關於在國共關係僵局中對國民黨的策略致周恩來》，錄於《皖南事變》，P207-209。⑩《蔣介石日記》(手稿)，1941年1月11日。轉引自鹿錫俊：《蔣介石對蘇德戰爭的預測及因應》，抗日戰爭研究201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