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維護與國民政府的關係，蘇聯始終不願意公開給延安武器援助
眾所周知，抗戰期間，蘇聯在援助國民政府的同時，也曾給予延安相當數量的財政援助。如1938年，王稼祥自莫斯科回國，曾帶回30萬美元經費。延安方面向共產國際尋求資金支援的材料也比較多，如1937年9月，潘漢年曾致信王明，請其向共產國際轉達：毛澤東和張聞天希望共產國際能夠再度按月為延安提供經費。①
相比之下，蘇聯與共產國際在武器方面，給予延安的支援，則一直是個謎團。較常見的觀點認為，抗戰期間蘇聯提供給延安方面的武器是相當少的。譬如1938年4月，任弼時向季米特洛夫提出，希望蘇聯向八路軍提供一定數量的武器，季米特洛夫的回應是：
“給八路軍的武器援助，這要蘇聯政府決定。不過照他的看法，假若援助了，這可能不是幫了你們，而是害了你們。”②
顯然，考慮到與國民政府之間的關係，蘇聯並不願意在武器方面給予延安過多的支援。以至於1941年皖南事變爆發，毛澤東決意與國民黨全面決裂時，其對蘇聯方面所提最重要的訴求，即希望其停止對國民政府的武器援助，轉而援助延安；但蘇聯方面的回應仍然是：“斯大林不願意聽到國共兩軍衝突事”，“蘇聯接濟的軍火，中共也可向國民黨要求補給。”③
但這並不意味着抗戰期間，蘇聯沒有給予延安武器援助。事實上，公開的武器援助雖然極少，但隱蔽性質的援助數量仍很可觀。如1937年，延安曾派周小舟赴新疆與盛世才聯絡，其任務之一，即與盛及蘇聯駐新疆代表洽談軍械軍餉的接濟問題。④
秘密武器援助，則始終沒有停止；且延安亦曾拒絕過蘇聯主動援助
抗戰初期，蘇聯秘密援助延安的武器，主要通過經新疆的國際公路和國際航空線運送。該線路，實際上是蘇聯政府為向國民政府運送抗戰援助物資，而開闢的通道。但因抗戰初期，國民政府無力顧及交通線，故絕大多數物資，均由蘇聯汽車經新疆直接運送到蘭州。直至1939年，蘇聯汽車才不再進入甘肅境內。在這段時期內，八路軍駐新疆和蘭州的辦事處，承擔了秘密接受、轉運蘇聯武器的重任。如1937年12月21日，有“蘇俄軍車五輛”載運物資，“交八路軍辦事處收轉”；1938年2月16日，“有軍車十六輛，全系步槍、輕機關槍、炮彈、手榴彈等……”⑤
1938年後，國民政府加強了對交通線的控制及對蘇聯人員的監視，對延安的武器援助受到很大影響，但1940年1月，仍“用‘新盛’（新疆盛世才）名義運軍火三十六輛至延安。”皖南事變後，雖然蘇聯仍拒絕公開援助延安，但延安亦仍能繼續通過秘密渠道得到一定的蘇聯武器援助。⑥
及至1942年斯大林格勒戰役爆發，為爭取中共方面的支援，斯大林曾兩次主動提出支援延安武器，希望八路軍能抽調一兩個師的兵力到內蒙和外蒙邊境地區牽制日軍，並接受蘇方提供的可裝備一、兩個師的新式武器。但毛澤東出於種種考慮，拒絕了該提議。⑦
簡言之，蘇聯在抗戰期間，從未停止過向延安方面提供武器援助。至於具體數量，則迄今是謎。儘管延安方面有許多人埋怨蘇聯在武器援助上完全傾向於國民黨，但“也不能排除另一種可能，即為了避免透露給國民黨，中央儘可能地封鎖消息和保守秘密，絕大多數中共同志並不了解武器援助的情況。”⑧
注釋：
①②楊奎松：《共產國際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之考察》，黨史研究資料2004年第1期。③《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P491-492。④⑤⑥⑦⑧孫艷玲：《抗戰時期蘇聯援助中共武器初探》，抗日戰爭研究2013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