騰訊文化 2014-08-23

【編者按】“我們以前不知道有日本的口頭聲明，都說北京政府賣國。現在知道‘內幕’後，發現北京政府致電中國代表團同意簽約其實不存在賣國的問題，也是依據國家利益做的判斷。”近日，台灣歷史學家唐啟華做客騰訊思享會，圍繞其新作《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探討巴黎和會前後北洋政府的政策轉變過程和中國和會外交的價值。唐啟華表示，自己“為北洋政府說話”不是為了推翻過去的研究，而是根據新發掘的檔案材料，從不同於民族主義敘事的角度豐富對這段歷史的理解。

從“親日”、“親日聯美”到“聯美制日”

唐啟華（台灣歷史學者，《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作者）：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在整個“一戰”期間基本上是持“親日”態度。美國參戰後，北京政府找到機會，開始跟美國接近。駐美公使顧維鈞專門跟美國總統、國務卿不斷地聯繫。沒想到美國的反應比中國預期的還要熱情，對於中國的要求幾乎有求必應。為什麼？因為美國也想利用中國牽制日本。北京政府當時打的如意算盤是親日聯美。由此，和會之前北京政府的政策由“親日”轉到“親日聯美”。沒想在陸徵祥等出發前的一個禮拜，中國接到美國警告：不准“腳踏兩條船”，美國和日本只能選一個。因此北京政府在出發前夕，政策上又發生了巨大轉變，由“親日聯美”轉變為“聯美制日”。

陸徵祥等是從北京先坐火車到朝鮮，坐船到日本，再從橫濱坐船到美國，橫貫美國大陸，最後坐船到歐洲去的。這個路線比較安全。走印度洋、大西洋很危險。雖然當時停戰了，但海上的水雷還很多，當時不太敢走這條線。陸徵祥原來是要在到日本時晉見天皇、和日本外相碰面，談巴黎和會上怎麼合作。結果北京政府被美國一警告，決定聯美制日後。陸徵祥到日本就佯裝生病，取消所有應酬活動。到目前為止，我看到的檔案不敢百分之百說是裝病，但我有八成的把握認為他是裝病。我在書裡把材料呈現了，沒有說死，也許以後的歷史學家會有更新的證據。陸徵祥到日本後，只跟日本首相見了一面。陸徵祥在那次會見答應了日本：中國在巴黎和會上不提出山東問題。陸徵祥後來為了這句話非常擔心。因為他到巴黎後政策急劇轉彎，跟美國合作，極力提出山東問題和廢除“二十一條”的問題。日本很憤怒，認為中國背信了。

陸徵祥在美國的一個禮拜發生了什麼事，有沒有跟美國政府接觸，現在還不知道，沒有任何檔案。但至少是在這一段時間，美國讓王正廷作為廣州政府的代表加入中國代表團。

顧維鈞用國際法駁倒日本對山東問題的主張

所有書裡都說巴黎和會上的中國外交失敗，主要是指山東問題。中國要求把德國在山東的權利直接歸還給中國，日本要求把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給日本。誰有道理？日本說法律上我有道理，為什麼？第一，我出兵打下山東和膠濟鐵路，我流了血，那是我的戰利品；第二，我對戰爭有貢獻，我的盟友英國、法國、意大利都跟我簽了密約，支持我得到山東，中國政府也跟我簽了“二十一條”（民四條約），我跟德國的協議你們也必須承認。所以日本的整個法理依據非常堅強。日本認為勝券在握，沒想到最後居然被顧維鈞在和會裡羞辱了一番。

顧維鈞依據以前準備的材料和對國際法的研究，在美國支持下於1919年1月28日下午2點陳述中國意見。用國際法依據據理力爭。依據國際法上的武力脅迫原則，“二十一條”是日本用最後通牒逼迫中國簽的。當初簽約時中國沒有參戰，後來中國也對德國宣戰，依據國際法里的情勢變遷原則，當時條約失效。他甚至還提出“你日本說，要繼承德國在中國的條約權益，我中國對德宣戰時，已經宣布中德之間所有舊約廢除、失效，包括膠州灣的租界條約，所以你繼承的是空的。”

“就算這個條約不因此失效（領土條約在國際法上不能單方面宣布失效），那麼中國當年租借膠州灣給德國的條約里說得清清楚楚，所有權益不得轉讓給第三國。”顧維鈞用國際上扎紮實實的依據駁倒日本的法理立場，這才是關鍵。我們看到檔案材料後可以清楚地知道顧維鈞的演講為什麼在國際上的評價那麼高。他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時長期研究國際法和國際政治，有深厚的基礎，加上他出色的口才跟反應能力，成就了這麼精彩的演講。

美國為保國際聯盟對日妥協，但要求日方口頭立歸還諾言

由此看來，中國似乎在中日之間在山東問題的競爭中占了上風。但國際政治現實是日本展開了實質性的反擊，除了用法理跟中國辯駁之外，還用各種各樣的方式讓英國、法國不能背棄諾言。對付美國，日本用什麼方式？美國總統威爾遜當時最在意的是在巴黎和會建立一個國際聯盟。於是日本提出要建立國際聯盟，就要在盟約里加進“種族平等”這一條原則。當時美國的黑人還面臨着種族歧視的問題，英國殖民地還有那麼多黑人、亞洲人，法國也一樣。日本硬是提出這一條，表面上誰都不反對，但誰也不會做，那國聯就不要成立了。威爾遜為了保全“國聯”，在山東問題上做出了讓步。

但美國並沒有全盤背棄中國，而是跟日本講，你得到德國在山東權益之後，將來要還給中國。日本做出了保證。最後各方妥協的結果是1919年4月28日達成協議：山東權益轉給日本，但日本要口頭做出保證，只保留經濟利益，租借地的所有政治特權會歸還中國。但日本要面子，要求那個保證不公開，也不能白紙黑字地寫進和約。

所以當時傳到中國的消息只是《凡爾賽和約》裡的三條，即日本取得了山東權益，而沒有把密件講出來。國人不知道日本在美國總統、法國總理、英國首相前面做出過口頭承諾。當時中國代表曾經抗議口頭承諾算什麼，日本不執行怎麼辦？美國國務卿對於顧維鈞講得很清楚：三大國給你做保證怕什麼。當時主張簽約的人是知道密件的，當時主張不能簽或者主張保留這三條否則不簽約的人，對內情是不知道的。外交史里有太多國家機密不能講，外交的事也不是民族主義激情就可以解決的。

五四運動背後的派系鬥爭

徐世昌派了一個“研究系”為首的代表團到巴黎和會上給中國代表團當顧問，帶隊的是大名鼎鼎的梁啓超，還有蔣百里、劉崇傑、丁文江、張君勱等幾個人。梁啓超主張親美，和美國合作壓制日本。最後被曹汝霖“新交通系”的人給壓制了。

梁啓超游歐國

當時的局面其實是內政外交和派系鬥爭糾纏在一起：國際上有美日在東亞的爭霸，國內有徐世昌和段祺瑞的派系鬥爭，政治上有“研究系”與“新交通系”的派系鬥爭，外交問題上也有“研究系”利用山東的失敗攻擊“新交通系”的曹汝霖這些人。再加上我們可能不知道的原因，所以至少從我所看到的檔案里發現，“五四運動”的發生比較豐富，不像過去講的那麼簡單。但我不敢說死，我只是在書裡把我所看到的證據提出來。學術的東西必須要經得起學界還有大眾讀者的檢驗，大家覺得可以，那麼將來或許可以成立；如果大家覺得不夠，可以再討論；如果將來別人寫論文把我推翻，他的證據比我更有力，那我也不得不接受和承認。

“親日”“親美”其實都愛國，北京政府沒有“賣國”

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從左至右）

“新交通系”的首腦，三個“賣國賊”之首的曹汝霖，他跟日本的關係很密切。我所看到的檔案里，這些人是怎樣為他們自己辯白的？當時親美派說親日派向日本借款修鐵路，藉此擴大日本勢力範圍。而梁啓超主張親美，利用美國資金組織國際銀行團在中國修全國統一的鐵路，名曰“鐵路統一案”，用門戶開放打破勢力範圍。但曹汝霖辯駁說不行，如果是這樣的話，美國對中國造成的危害會超過日本，全中國都要被美國吃掉。“日本雖然很壞，我也不喜歡日本，但我認為日本對中國的危害沒有那麼大，限於滿蒙、山東這些地方，而且日本經濟上對中國有依賴，沒有中國的原料跟市場，日本經濟不能發展。”曹汝霖認為依賴日本，中國有本錢跟日本周旋，如果依賴美國，中國完全沒有籌碼與美國抗衡。

所以，所謂的“親日派”有他們的想法，我覺得當時“親日”“親美”其實都是愛國的。也許很多人反對我這樣的想法，但大家想想，百年來“親美”、“親蘇”的經驗是怎樣的，確實不見得比“親日”好到哪裡。所以重要的是知道那些人在想什麼。讀歷史要知道國際政治的運作，尤其在成為一個大國前，更要知道國際政治是怎麼一回事。“親美”“親日”都可以當成一種策略運用，重要的是知道自己國家的利益、自己的世界觀和對世界體系的想法。

整體來講，中國在山東問題上的交涉不見得是失敗，看山東問題不能光看《凡爾賽和約》那三條，還要考慮到日本做的口頭聲明。現在學界很多人說，巴黎和會上中國山東問題失敗，兩年後華盛頓會議終於把山東收回來了。但我今天看到的資料是，華盛頓會議里的山東解決方案，基本上是落實了巴黎和會上日本口頭做的承諾。所以並不存在巴黎和會外交失敗，華盛頓會議成功的問題，而是一連貫下來的。和會外交不是失敗，要全盤考量，最好從長遠看，來評價是否真的失敗。

拒簽合約的問題，我在書裡也有比較多的討論，北京政府在整個簽約過程中給代表團的電報序列我都找出來了。5月初北京政府知道山東權益給日本，北京政府就下令不准簽約，國內爆發五四運動。5月中旬，北京政府改組，段祺瑞派系上台，政府轉為親日。段祺瑞說，聯美失敗，現在修補中日關係。段祺瑞願意親日嗎？其實他也是為了國家利益考慮，所以北京政府當時給代表團的建議是“力爭保留”，對德國條約三條保留，其餘大體簽字。結果到5月底，北京政府知道了日本的口頭保證將山東租借地的所有政治特權會歸還中國，就改為“保留不成則簽字”。6月初會議記錄拿到了，日本的口頭保證變成白紙黑字，看到保證後，北京政府覺得沒有必要保留了，所以給的建議是“簽字，不必保留。”

我們以前不知道有日本的口頭聲明，都說北京政府賣國，怎麼可以同意簽約呢。現在看到檔案知道內幕後，發現北京政府致電中國代表團同意簽約其實不存在賣國的問題，也是依據國家利益做的判斷。

依據一手檔案、原始史料，我們還可以看到很多過去長久不知道的一些事。6月28日，當時代表團的代表都知道日本的聲明，明知道簽下去對當時中國可能在外交上比較有利，但簽下去的話，國內會大亂。正在中國代表團決定要不要簽約時，當時國內各界送了幾百通電報到巴黎，要求代表團拒簽合約，於是代表團決定拒簽。

1919年6月28日下午3點，中國代表團拒簽。5點，收到北京政府最後一個電報。這個電報全文很有意思：國內民情異常激憤，所以山東問題請力爭保留，但應與日本談判之後再取消。整個拒簽和約的過程大致就是這樣的。

對奧合約批准書

依我看和會外交的成就其實是不錯的，山東問題上應該不算失敗，其他方面成就不小。比如中國簽了對奧地利的和約，加了國際聯盟，後來中國跟德國單獨簽約，取得了一筆戰爭賠償。總體來講，中國在巴黎和會還是不錯的，至少是差強人意的，但談不上失敗。

“幫北洋政府說話”是為豐富對歷史的理解

最後，我談一點自己的研究心得。可能有讀者問我：唐啟華，你做這個研究，老是幫北洋政府說話，是什麼居心？我自己覺得很冤，因為我的研究並沒有推翻以前的研究或說法，也並沒想用自己研究取代以前的說法。過去的說法比較單調、貧瘠，我希望用我的研究豐富以前的說法，讓我們對歷史的理解更加豐富。

中國現在處於大國崛起的過程，經過一戰之後的一百年，真的站起來了。也許說1949年中國站起來早了一點，但2014年，大家可以底氣十足地說中國站起來了。成為一個世界大國，我們的硬實力是夠了，但要承擔起一個大國的責任，我們軟實力還不足。為什麼不足？我們對歷史的理解受到了過強的革命史觀和民族史觀的影響。

現在反日的民族主義情緒非常強烈。我這時候幫親日派辯護，說他們不是賣國賊，他們是愛國的，簡直是討打、討罵。但我覺得我們現在應該有條件與底氣面對歷史真相了。

在以前革命史觀跟民族主義有正當性。國家弱時必須靠愛國主義凝聚人心，抵禦外侮。那時候歷史真相不那麼重要，讓大家團結比較重要。因為民族主義跟革命史觀，讓中華民族度過了亡國滅種的危機走到了今天，這非常不簡單。但國家強大時，我們要考察到別的國家的觀點與立場，要去看全球的戰略架構，要去學以前英美是如何駕馭全球戰略層面的高段數的“玩法”，這些用革命史觀跟民族主義大概是不行的，這需要理性一點的東西。這時候的外交史研究也要關照世界全局，以檔案史料認認真真面對歷史事實做檢討，這是我們現在需要的軟實力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才可成為真正大國的國民。

今天這種革命史觀、民族主義仍然很重要，我也不主張一夜之間拋棄。但我們要注意它會有一些負面作用，要反省。我們希望中國能通過一些實事求是的研究，建立起跟崛起中的大國相稱的學術軟實力，幫現在的國人建立跟大國相稱的歷史觀、世界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