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敏志：抗戰中後期沒有“中華民族空前大團結”

送交者: chang le 2014年09月05日12:44:36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經濟觀察報》2014-09-05 在抗戰中後期，其實並不存在所謂的“中華民族空前大團結”的狀態。各股政治勢力此時都在精明地計算自己的利益得失，一邊抗戰，一邊搶地盤，後來的內戰，根本就是無法避免的。 ———————— 1944年年底時，王鼎鈞這些流亡學生們怎麼都不會想到，取得抗戰最後勝利的，竟然會是羸弱不堪的中國。在那年的豫湘桂戰役中，日軍稍一發力，便連下河南、湖南、廣西等省，打通了大陸交通線，陪都重慶岌岌可危。此時，國民黨政府已計劃日軍若一旦入川，便遷往更偏遠的西康地區做最後一搏——種種跡象顯示，國民黨政府要效崖山、肇慶之後了。 “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在蔣委員長的號召下，二十二中的流亡學生爭相參加青年軍。出征前夕，自忖必將“成仁”的中學生們酗酒鬧事，肆意毆打老師和政府職員，敲碎教室玻璃，“比土匪有過之而無不及”。半個多世紀後，王鼎鈞卻這麼寫道：“那時的青年多麼苦悶。國破家亡，饑寒交迫，日軍的攻勢如此凌厲，政府和社會的腐敗氣味已飄入每個人的鼻孔”，所以“的確有許多人該打，有許多地方該砸，出了一口惡氣再去赴湯蹈火，才算痛快淋漓。” 作為當年憤怒青年的一員，王鼎鈞將回憶錄四部曲之第二部命名為《怒目少年》。抗戰時期的流亡學生是引人注目的一個群體，但以往的回憶錄，都是出自一些著名國立大學的學生之手，他們更津津樂道於當時校園裡的名教授、名校友的奇聞軼事，以及在艱苦環境中那搖曳不滅的學術之光。但二十二中沒有什麼名師，學生的資質也很普通，所以作者更關注於校園之外的人與事，其視角也顯得更為草根和粗礪。王鼎鈞寫道：“我關懷的是金字塔下的小人物，貼近泥土的‘黔黎’，歷史忽略了他們，不願筆生花，但願筆發光，由我照亮某種死角。” 二十二中由魯籍國民黨將領李仙洲在駐軍安徽阜陽時創辦，其初衷是收容山東的流亡學生，保證其基本生活，“管吃管住”。後來考慮到這些青年都在適學年齡，便給他們配備老師，於1942年就地創辦私立成城中學。一年後，經教育部批准，改制為國立第二十二中學。同年，李仙洲將軍計劃“入魯”，將這些學生帶回山東。但此時國共合作已名存實亡，九十二軍腹背受敵，除了要對付日軍出動的空軍和裝甲車外，還要留意背後共軍的伏擊，“日軍共軍本是敵手，但在防堵國軍入魯一事，理異心同，彼此各行其是，不謀而合”。最終計劃失敗，1944年夏，二十二中的學生也不得不踏上西遷之路。 在抗戰中後期，其實並不存在所謂的“中華民族空前大團結”的狀態。各股政治勢力此時都在精明地計算自己的利益得失，一邊抗戰，一邊搶地盤：“共軍認為‘天下逐鹿，捷足先得’，國民黨政府認為‘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兩者根本無法調和”，後來的內戰，根本就是無法避免的。“不論國軍共軍，當他們面對敵人的時候，背後已無朋友”，別說是國軍、共軍了，就連北方尤其是河南一帶的農民都結成了“民團”自保，類似於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塢壁”組織。民團基本沒有國家觀念，只有鄉土觀念，所以無論是對國軍、共軍、日軍還是二十二中的流亡學生，都充滿了敵意。豫湘桂戰役中，敗於日軍的湯恩伯部隊就是在撤退途中，在河南境內又被民團襲擊一次，傷亡慘重。 如此鬩牆內耗，遑論反攻？1945年上半年，王鼎鈞和同學們的意氣消沉到最低點，“誰也沒料到這年八月，美國使用原子彈轟炸日本，蘇聯出兵進攻偽滿洲國，日本無條件投降。”之前，無論國共兩黨都認為，戰爭至少還要再打幾年。這樣的話，國民黨政府便會一寸一寸地收復失地，系統地接收日軍的武器和物資，而裝備和人數上都處於絕對劣勢的共軍，最多能恢復到二三十年代的“紅色武裝割據”狀態，並稍加擴展罷了。 但是8月15日日本突然宣布無條件投降，使天時、地利因素都向中共一方傾斜，中國歷史開始大急轉。北方的廣闊淪陷區里留下了大量的權力真空，基本上處於一種“先到先得”的狀態。此時中共的軍隊雖少(已從剛到延安時的2萬發展為120萬)，裝備雖差，但其抗日根據地遍布華北；國民黨裝備精良的正規軍卻困於西南一隅，被長江、黃河、秦嶺等天險阻斷，只能眼睜睜看着共軍控制華北各省的鐵路，占領交通要道，接受日軍投降，迅速把淪陷區變為解放區。 東北的得失對於局勢更有着關鍵性影響。從地理上來說，中共的政治中心延安與東北僅隔着平坦的華北平原，解放軍即使跑步前進，2個月內也能趕到東北。至於國民黨呢，王鼎鈞寫道：“抗戰勝利，山東境內親國民黨政府的勢力幾乎全被消滅，通往東北的路堵塞，國軍只好從北越的港口河內乘美國軍艦前往接收。1945年十一月，國軍出山海關，解放軍已從山東、河北、熱河進入東北，將山海關、錦州、瀋陽、四平、長春各地占領，並控制松花江以北的地區。” 當勞師遠征的國軍在美軍的幫助下，於1946年年初終於在東北的各港口登陸時，遇到的卻是以逸待勞的解放軍，後者早已是今非昔比：裝備了由日本兵工廠生產或蘇聯提供的優良武器，背後肥沃的東北平原予取予求。國民黨軍隊則士氣低落，兵員嚴重不足，補給線更是漫長。6月，內戰全面爆發，在關鍵的東北一役中，國軍一敗塗地，對他們來說實在是“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 毛澤東曾說過：“取得東北，則華北華中即有了依靠，我黨地位將為之一變。”因為在三十年代，中共雖也有自己的根據地、政權和軍隊，但都散布於國民黨統治區內的偏遠落後地區，相互間難以照應，極易被“圍剿”。但東北則由日本人苦心經營幾十年，有雄厚的工業基礎，還背靠蘇聯老大哥。得到東北後，共產黨政權才第一次徹底擺脫了原本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的“流寇”性質，真正具有了獨立國家性質。它與國民黨政府的關係，也不再是以前的“匪”與“官”，而是兩個完全平起平坐的政權了。 抗日戰爭剛結束時，國民黨政府雖領導全國取得抗戰勝利，聲望達到頂點;但沒意識到，人民對其忍耐力，也已到達極限。抗戰時期，國民黨政府(以及陳寅恪、胡適等知識分子)自知中國這樣落後的農業國，是不可能單獨戰勝日本這樣的先進工業國的。所以只能採取一切非常手段，儘量拖延時間，待歐洲戰事結束，美蘇盟軍移兵遠東後，才能將日軍趕出中國。為了實現這一計劃，除了“以空間換時間”外，國民黨還不得不“以黨運換國運”，採取一些殺雞取卵性質的政策，包括擴大田賦徵收、濫發紙幣、強征壯丁等。 王鼎鈞就曾在流亡途中，親眼目睹國民黨幹部在押送壯丁時，把他們用繩子捆起來，連成一串，路上缺食少穿，“生了病也沒有醫藥，一旦輕病拖成重病，只有就地活埋。”國民黨認為，自己做這一切，完全是為了國家和民族。占據了這個道德制高點後，便一味地要求人民絕對服從，要求他們無條件為國家犧牲，自己則難以約束官吏的腐敗和瀆職，遂將人民的生命任意揮霍。 八年抗戰“太大太久，透支太多太濫，只有等人民大眾遺忘”，直到被政府虧欠的那一代人“死亡或是得了老年痴呆症”，才能再舉干戈。所以對國民黨政府來說，失去東北和華北後，可行的辦法其實不是立即收復失地，而是像東晉或南宋一樣，先“修養生息，與民更始”，待站穩腳跟後，再徐圖後計。但蔣中正偏偏是那種堅信“王業不偏安，漢賊不兩立”的領袖，不願意當晉元帝、宋高宗;毛潤之更是雄才偉略，一眼便看出國民黨表面雖強大，但致命弱點卻在政權合法性透支，是一隻跟腳未穩的“紙老虎”，便不顧蘇聯和黨內的反對聲音“繼續革命”。王鼎鈞總結道，不管哪個國家“在三十年內不可有兩次戰爭，國民黨的悲哀，就在八年抗戰之後，接着又打三年內戰，前債既未忘記，由幹部到群眾都不讓你再透支下去，當然要捉襟見肘，終至破產。”最終如推翻多米諾骨牌般一敗再敗，遂失去整個大陸，倉皇逃至台灣。 最初，日本投降的消息傳到二十二中時，流亡學生們砍下竹竿，灌上桐油製成火把遊行慶祝。一個鄉紳站在戲台上高喊：“抗戰勝利了!政府不要老百姓納糧了!”大戰過後，黔黎們只想恢復原本的生活秩序。和同學們一樣，王鼎鈞此時也是歸鄉心切，但一個傳教士卻從家鄉帶回了他父親的口信，一個噩耗：山東老家已成為內戰危險的戰場，“你絕對、絕對不能回家。”在轉徙四省後，王鼎鈞發現自己仍註定是“家庭安放在棋盤空曠之處的一枚棋子”。江河湍湃，奔流絕谷，他這枚孤零零的棋子，不知道還會被卷往何方。 原標題為：留史為黔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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