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潮河：從中共煉獄死裡逃生的馬思聰——人類音樂史上最黑暗的音

送交者: chang le 2014年09月05日14:56:56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往亊微痕》2014-09-05 第1節 馬思聰愛中共 馬思聰（1912.5.7－1987.5.20），廣東海豐人。是中外聞名的音樂家，被譽為“中國小提琴第一人”，曾以《思鄉曲》牽動着無數海外赤子之心， 馬思聰的父親馬育杭同廣東的風雲人物陳炯明是總角之交，後來當上了廣東省的財政廳長，這才得以維持9個兒女的一大家的生活。馬思聰的父母都不懂音樂，但廣東的戲劇之鄉所獨有的地方戲劇音樂深深地影響着童年的馬思聰。1923年，11歲的馬思聰終於隨大哥來到法國學習音樂。1928年，16歲的馬思聰以優異成績，正式考入巴黎國立音樂學院提琴班，成為中國也是亞洲第一個考入這座高等學府的黃種人。1929年初，馬思聰因家境突變回國。1929.2.7回國途中在台北小提琴演奏，被譽為“音樂神童”。1930年，廣東省政府官費資助，馬思聰再次赴法留學，向畢能蓬（Binembaum）學作曲。1932年初，馬思聰回到中國，並同他的女弟子王慕理結婚。1932年他受聘於南京中央大學音樂系，直至1937年。 1937年秋，應聘為中山大學音樂教授、講授音樂史、樂理和聲學等課程。馬思聰應聘國立中山大學時，中國已進入全面抗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戰爭，他以音樂為武器投身到抗日救亡運動之中，譜寫了約20首抗戰歌曲，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其《自由的號角》傳播到全國許多地方。他於1937年創作的《思鄉曲》，被認為是中國20世紀的音樂經典之一。1940年，馬思聰教授去了重慶，他創辦一個國家級的中華交響樂團，任指揮，兼任協奏曲的小提琴獨奏家，他在重慶指揮獨奏過幾十個場次，蜚聲於大後方的中外愛樂者之間。 在馬思聰眼裡，音樂至上，人的官階高低的劃分在音樂面前沒有意義。在抗戰期間，蔣介石曾邀請馬思聰演奏小提琴。那時的人們還不了解小提琴演奏，以為像在劇院裡看平劇一樣隨意，可以邊聊天、吃着瓜子、邊欣賞演出。當馬先生看到台下的人一邊吃東西一邊說話，等着他的演奏時，他離場了。當時的教育部部長陳立夫非常着急，跑到後台勸馬思聰去演出，說蔣先生在等着呢。但是馬思聰就是不為所動。結果陳立夫不得不到蔣介石那裡告知原委。蔣立即下令讓大家停止吃東西和說話，安靜下來，然後馬先生才出來從容演奏。 1941年他飛到香港，用他的琴聲和樂曲，征服了香港熱情的聽眾。1946年他飛到上海，建立了上海音樂家協會。1946年11月，馬思聰到上海，與喬冠華、龔澎會面。然後又回廣州，到中山大學執教。 1948年夏天，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來到馬思聰的住所，以漢語拜訪馬思聰先生。大使直言不諱地說：中國要落在共產黨之手了，共產黨只要扭秧歌、打腰鼓，不要貝多芬、莫扎特；美國政府盛情邀請馬思聰先生到美國大學任教；五線譜是世界語言，希望能在美國聽到馬先生的琴聲。馬思聰謝絕。數日後，一位西裝革履的美國人來到馬家，遞上名片，他的名字是“Newton”（紐頓）。紐頓說，他受司徒雷登大使的委託，已為馬思聰先生聯繫好了在美國工作的大學，聘請他當音樂教授，此次來訪是請馬思聰定時間，以便他去預訂馬思聰和全家人飛往美國的機票。紐頓的結局和司徒雷登一樣，在被馬思聰拒絕。 1949年4月，在香港地下黨的安排下，不願去台灣的馬思聰與金仲華、歐陽予倩等100多位“愛國人士”一起從香港乘船經煙臺抵達北平。7月，馬思聰被選為全國音協副主席。9月，作為全國文聯代表，馬思聰出席第一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任籌備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組顧問。10月1日，出席天安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典”，馬思聰譜就《歡喜組曲》。12月18日，馬思聰隨周恩來出訪蘇聯歸來，即被政務院任命為中央音樂學院院長，時年37歲。此後，馬思聰是中南海常客。國家領導人宴請國賓，常請馬思聰即席演奏。 1952年，馬思聰“隔牆聽音”，錄取15歲的林耀基進入中央音樂學院少年班學習。兩年後，錄取13歲的盛中國進校，並親自點派兩人赴蘇聯深造。1955年，馬思聰赴波蘭，擔任第五屆國際肖邦鋼琴比賽評委。中國派出的選手傅聰同行。十多天相處，馬思聰給予傅聰“改進意見”。國際比賽眾星璀璨，傅聰脫穎而出，奪得最高的“馬茹卡舞曲獎”。1958年，馬思聰任柴可夫斯基鋼琴和小提琴國際比賽評委，攜弟子劉詩昆到莫斯科。賽前，馬思聰對劉詩昆說：手指觸鍵要更短促、更有力，“錘子擊鐘後不立刻離開就把音捂死了，音會發悶”。在比賽中，劉詩昆獲得第二名。 第2節 中共卻不愛馬思聰 然而，馬思聰也漸感困惑。 上海音樂學院的年輕學子，撰文對某交響作品進行探討，被打成“反黨右派小集團”，押送至北大荒勞改；並號召對賀綠汀展開“深刻揭發和尖銳批判”。隨着一個又一個的運動，音樂界寬鬆自由的氛圍，漸被橫掃殆盡。馬思聰自己也受到批判：引導學生只專不紅，要把中央音樂學院辦成巴黎音樂學院。“拔白旗”的文字中甚至出現了這樣字眼：馬思聰演奏舒伯特的《聖母頌》，是將聽眾引入教堂，引到神像腳下。 從1966年的春天開始，中國遭受了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劫難，知識分子首當其衝。5月底，被“革命口號”煽動起來的中央音樂學院的青年學生們，給他們的院長貼出了大字報。一夜之間，馬思聰成了“資產階級反動權威”、“修正主義分子”。往日熱鬧的馬宅也冷清了下來，學生再也不上門學小提琴。一學生神色慌張地來到馬思聰院長家中，他說：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學習小提琴是迷戀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生活方式，他不能再跟老師學琴了。6月，馬思聰受到大學生高呼着口號的狂暴圍攻：打倒資產階級反動權威馬思聰，打倒吸血鬼馬思聰。學生們給馬思聰一大捆書寫好的大字報，命令他張貼在家中，認真閱讀，觸及靈魂。馬思聰目瞪口呆，一動不動，一切似在惡夢之中。在朋友和家人的勸告下，馬思聰發表聲明，表示堅決支持“文化大革命”，願意接受廣大“革命師生”的批判。 6月中旬，文化部系統的藝術院校的“黑線人物”5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郊區的“社會主義學院”的校園內，住進了“牛棚”。馬思聰是他們中的一員。在軍管人員的監督下，他們被迫每天學習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文件，書寫批判自己和揭發同榻朋友的“反黨言行”。8月3日上午，一輛貼有“黑幫專用”標語的卡車，把馬思聰等10多位中央音樂學院的“黑幫”押回了學院，接受“紅衛兵小將”們面對面的批判。馬思聰回憶說：“剛進大門，就看見一大堆人，把我們從卡車上推下來。我還沒來得及站穩腳跟，就不知道誰把一桶漿糊扣在我頭上，另一些人就往我身上貼大字報，還給我戴了紙做的高帽子，上面寫着‘牛鬼蛇神’。脖子上掛了一個牌子，上面寫着‘馬思聰是資產階級反動派的代理人’。不多久，又在後面添了一塊小牌，上面寫着‘吸血鬼’。然後，他們給我們每人一個銅臉盆──‘喪鐘’，讓我們敲。在(中央音樂學員黨委書記)趙楓的高帽上，寫着‘黑幫頭子’幾個字。還給他穿上肥大的羊皮襖。給黑幫和反動學術權威反穿羊皮襖，這也是紅衛兵的創舉。這是侮辱知識分子是‘披着羊皮的狼’。北京的8月，天氣酷熱，氣溫起碼在攝氏38度以上。老專家身上披着羊皮襖，顯然是一種酷刑和折磨。這些圍攻我們的人就如同瘋子一樣，他們趕着我們在全院遊街，高呼口號，一路上他們連推帶搡，還往我們身上吐口水。”學生們讓馬思聰手拿一隻破搪瓷盆和一根木棍，邊敲邊走，說這是“敲響了資產階級的喪鐘”。在任何時候，只要紅衛兵“高興”，就可以命令馬思聰們低頭，叫他們在地上爬行。昔日學院的一排琴房，此刻成了關押“黑幫”的“牛棚”。馬思聰每天早上6時起床，學習、勞動、寫檢查，還要被迫唱着承認自己有罪的歌。小將們可以隨心所欲第讓馬思聰等人遭殃，輕則挨罵，重則挨打。 馬思聰還被紅衛兵用有釘子的鞋子，被強迫吃草，被逼着喝過痰盂水……音樂學院黨委書記趙楓回憶說：“夏天，（造反派）叫我們在校園裡拔草。我跟馬思聰在一起拔草。一個造反派(瓦工)對馬思聰吼叫：‘你還配拔草！你是匹馬，只能吃草！’說完，真的當場強逼馬思聰吃草。馬思聰苦苦哀求也沒用，被逼着吃了草！還有一次，我見到一些紅衛兵拿着尖刀威脅馬思聰說：‘你要老實交代問題！要不，我就拿刀捅了你！’”馬思聰的女兒馬瑞雪1985年2月20日接受中國新聞社記者採訪的時候回顧說：“那時，爸爸被抓走，剃光了頭髮，臉上塗了墨，全身貼滿了大字報，被打得遍體鱗傷，身心遭到極大摧殘。作為一個有高度自尊心的知識分子，實在忍受不了這種人格上的侮辱……”馬家原來的廚師賈俊山，看到老院長被折磨得死去活來，常常冒着危險，送吃送用。看到老院長想不開，還百般勸慰。 馬思聰在中央音樂學院遭受非人折磨的同時，“造反派”又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他的夫人和孩子。8月14日晚，“造反派”湧進馬思聰的家貼大字報，把寫有打倒馬思聰的大標語，貼滿門窗和圍牆，大門口只留下一個一米高的（狗）洞口。第二天又批鬥馬思聰的夫人，並且責令馬思聰夫人王慕理，每天打掃街道，每天寫一份揭發馬思聰的罪行材料，“如不老實，死路一條”。馬夫人王慕理被迫鑽進雞舍躲避，還被紅衛兵從雞舍里搜出來進行批鬥。在這種情況下，王慕理和女兒馬瑞雪在賈俊山的幫助下，倉促離開北京南下，想暫時避一避，等運動結束再回來。她們先來到南京，投靠王慕理的妹妹王志理；兒子馬如龍逃到廣州，依託舅父王友剛(牙科醫師)為生。中央音樂學院的“造反派”聞訊後到南京追查，她們又被迫逃到上海、廣州。在廣州，一再被“紅衛兵”追查的王慕理感到十分恐怖，覺得這次的運動沒有結束的跡象，繼而又從賈俊山那裡得知馬思聰有自殺的可能，再這樣下去一家人性命難保，危急之中產生了到香港暫避的念頭，就委託她的哥哥王友剛幫她想辦法。這年9月底，王慕理、馬瑞雪偷偷返回北京，想見馬思聰一面。由於那時“黑幫”都不准回家，沒有成功，只通過賈俊山了解了一些情況，便匆匆回到廣州。王慕理通過兩個弟弟的關係，找到了一位粵劇演員和她的丈夫(一家機械廠的工人)，他們很同情馬思聰的處境，便自告奮勇，為馬思聰全家出走做了準備。 1949年以後，中共以馬思聰的《思鄉曲》向台灣廣播，爭取民心，馬思聰的《思鄉曲》便走紅起來。1966年11月28日，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台灣和海外僑胞廣播開始曲，停止播放《思鄉曲》，改為陝北信天遊民歌《東方紅》。馬思聰頓時陷入萬念俱灰的境地。1966年11月，馬思聰以肝病復發為由，向看守人員請假，回家休息一周，獲得批准。此時，馬家的四合院已搬進了4、5戶人家，馬思聰只得一人住在一間潮濕的偏房裡。 1966年11月底，王慕理讓馬瑞雪“潛回”北京，在賈俊山的幫助下，見到滿頭灰發的憔悴父親，把“準備”到香港避風養病的計劃和盤托出，馬思聰即刻拒絕。馬思聰回答：他一生坦蕩，無愧於世，不走此路。經過兩個多小時的爭執，女兒改換說法，先回廣州市，再到南海縣，休息養病，觀望形勢。身心處於極度疲憊和失望中的馬思聰，終於同意了。 馬思聰在廚師賈俊山和其私人針灸醫生倪景山的資助下，馬氏父女化裝離開北京，來到廣州，住在郊區丹灶的親戚家。當時的廣州、深圳等地，暗中存在着到香港的“偷渡線”，一些“蛇頭”為謀取暴利進行“偷渡”。此時，馬思聰的“失蹤”引起了中央音樂學院“紅衛兵”的重視，向公安部門報了案，並在馬思聰的親友中查找。廣州的文化大革命形勢也越來越緊張，馬思聰的安全難以保證。擺在馬思聰面前的只有兩條路，一是被揪回北京繼續受批鬥，其後果不是被打死就是像作家老舍一樣自殺；另一條路是偷渡香港，遠離內地混亂局勢，但萬一被抓住則性命難保，而偷渡成功則全家安全，馬思聰進行了激烈的思想拔河。為了保全性命，為了躲避文化大革命的災難，馬思聰最終作出一生中最為痛苦的決定。1967年1月15日夜，馬思聰以5萬港幣的代價，攜帶着他那把至愛的小提琴，與妻子、子女，登上廣州新港漁輪修配廠的002號電動船，悄然出海，往香港方向駛去。這次偷渡的組織者為廣州一街道服務站的工人何天爵和原“002號”拖船的司機何炳權，船是他們偷出來的，乘坐者共5戶13人。航行中，馬思聰把胸前掛的毛像章摘下來扔進黑黑的大海。眼下，他的惟一的財富就是那把陳舊不堪的小提琴。這是出自16世紀意大利著名小提琴工匠斯特拉地瓦利（1644－1737）之手的稀世珍品。美國小提琴大師梅紐因手中所持是一把斯氏小提琴，據說價值五萬美金。由於幾十年前一位名叫哈廷伯的七十多歲的俄國小提琴家的轉讓，馬思聰有幸也得到一把斯氏小提琴。從此，無論馬思聰走到哪裡，手中總是拿着這把彌足珍貴的名琴。在出走時，他拋棄了一切，卻緊緊抱着這把幾百年前的小提琴。 1月16日晨，拖船在香港九龍大嶼山靠岸。小心謹慎的馬思聰，上岸之後便與“狗頭”分道揚鑣。他不願讓“狗頭”知道他去九龍，更不願讓“狗頭”知道他躲在九龍什麼地方。他生怕“狗頭”走漏風聲。馬思聰一家，躲進了岸邊一個潮濕而又陰冷的岩洞。直到“狗頭”帶領乘客們上車遠去，馬思聰這才悄然出去打電話。撥通了九龍的電話，卻沒有人接。馬思聰只好回到那長滿青苔的岩洞。出走時赤手空拳，沒有帶一片餅乾、一塊麵包，身邊又沒有一張港幣。一夜驚恐交加，一天饑寒交迫，馬思聰一家非常狼狽。實在飢餓難熬，向當地人賒了一塊麵包，把早飯、中飯、晚飯“三合一”……總算在傍晚時分，打通了電話。在濃重的夜色之中，汽車來了。馬思聰一家上車的時候，已經顧不得拍去衣褲上的泥漿了。1967年1月17日，香港報紙便刊登了“002”號小艇的照片，報上披露，這是廣州新洲漁輪修配廠的電動拖船－－因為小艇上釘着“新洲漁輪修配廠”銅質銘牌。所幸，記者們還不知道偷渡者為何許人，沒有披露姓名，沒有提及中國的大音樂家。馬思聰就意識到這裡絕非可以久留之地。 第3節 適彼樂土 馬思聰與親戚商定：香港也並非久留之地，只有去投靠在1948年已定居美國的九弟馬思宏，憑着自己的提琴來養活一家。當時中美兩國沒有外交關係，政治上處於敵對狀況，而馬思聰又沒有任何證件，只得通過一個朋友同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取得了聯繫。1967年1月17日晚上，馬思聰托親友找到了跟馬家有點瓜葛的、美國駐香港總領事館的南希（Nancy）小姐。當南希小姐把消息轉告美國駐香港領事，領事先生擔心九龍那個自稱是馬思聰的先生，會不會是一位“馬扁”？因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從未探聽到馬思聰前來香港的消息。美國領事挑選了一位酷愛音樂的館員，去面晤那位中國音樂家。那個中國人操着純正的法語，也能用英語對話，表明他的文化修養不錯。美國館員吐露了對音樂的偏愛。那中國人打開了琴匣，拿出那把油漆斑駁的舊琴，輕輕地奏出了舒伯特的《聖母頌》。那琴聲纏綿悱惻，溫柔動人，一聽便知面前的演奏者是第一流的提琴手。趁着中國人拉琴之際，閃光燈亮了，那位館員拍了照片，說是留作紀念，其實為的是連夜沖洗，讓領事館的特工專家作出最後的判別。一曲奏畢，這位美國人忽然用流利的漢語問：“馬先生，你知道李永剛嗎？”“哦，我認識他。”對於這個生僻的名字，馬思聰馬上作出反應，說道，“他是我在南京中央大學教書時的同事，現在他在香港？”“不，不。他在台北任教。”那位館員又問道，“請問，馬先生知道紐頓這個人？”“知道，當年美國駐廣州的新聞處處長。”雖然沒有規定什麼“接頭暗語”，憑着剛才的兩句問話，那位館員對於馬思聰的真實身份，已經確信無疑了。夜深時，他改口用粵語向馬思聰道別，馬思聰也操着流利的粵語祝他晚安。就在馬思聰進入夢鄉之際，美國駐香港領事館已向華盛頓發去密電，報告中國音樂家馬思聰要求前往美國…… 18日，一場關於馬思聰的談判，正在幕後激烈地進行着……香港屬英國管轄。手中沒有任何護照的馬思聰一家，要想從香港前往美國，必須徵得英國當局的許可。美國領事向香港政府提出了引渡馬思聰一家的要求。香港有關方面獲知馬思聰在九龍，立即責怪香港警察局的無能，居然對這樣重要的情報毫無所知。香港當局建議美國領事，雙方為引渡馬思聰一家進行具體談判。香港當局認為，在引渡之前，必須由港方對馬思聰一家進行必要的審查、盤問，而且還要全面檢查身體，以便判定他們從中國大陸出走時是否帶有傳染病菌……只有履行了這些查驗手續之後，港英當局才能給馬思聰一家發放證件。然後，再與美國領事具體磋商引渡的條件、途徑。按照港英當局的安排，光是各種審查與體格的檢查，起碼要花費一段時間。美國領事擔心夜長夢多，希望儘早從香港政府手中得到馬思聰一家。可是，香港畢竟由英國人所管治，大權在香港英國當局手中，美國領事不得不聽命於它。不知道是英美磋商走漏了消息，也不知道是美國故意把消息捅給新聞界，總之，在馬思聰到達九龍的第三天晚上，香港新聞界獲知了這一爆炸性新聞。於是乎，1967年1月19日，香港幾十家中英文報紙，都在頭版頭條位置，以粗黑的鉛字刊登醒目標題《中國著名音樂家馬思聰逃抵香港》。幾乎每一家報紙，都開列了馬思聰的頭銜：“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音樂家協會副主席，全國人大代表，中央音樂學院院長。”不少報紙重新刊登了“002”號小艇照片，說馬思聰於4天前與妻子、女兒、兒子一起乘這艘小艇潛往香港…… 事情急轉直下。正當馬思聰一家閱報後呆着木雞時，門口響起了汽車的喇叭聲。兩部漂亮的轎車停在門口。進門的是南希小姐和兩位已經來過的美國領事館館員。馬思聰一家鑽進了轎車。轎車直奔溫莎大廈。一位坐在沙發上的美國官員一見到馬思聰一家，立即站了起來，伸出了長着棕色汗毛的粗壯的手，用一口字正腔圓的普通話說道：“歡迎，馬先生！”他自我介紹說是美國駐香港領事。領事先生滿面春風，向馬思聰宣布：“馬先生，馬太太，略備一桌薄酒，為你們洗塵、壓驚。午宴之後，我們就一起上飛機場。” “上飛機場？飛到哪裡？”馬思聰連忙問道。美國領事放慢了講話的節奏，把每一個字都清楚地送進馬思聰的耳朵里：“飛往華盛頓！”馬思聰一下子愣住了！在午宴上，美國領事一邊熟練地用象牙筷為馬思聰添菜，一邊談笑風生。三杯下肚，他說出了“幕後新聞”：自從今天上午香港各報一片譁然之後，他給香港政府方面掛了電話，詢問總督先生是否已經看過今天的報紙？他說，這下子，談判該結束了吧？如果讓馬思聰繼續留在九龍，已經無法保證馬思聰的安全，必須立即離港赴美。至於各種審查、體格檢查，可以在美國補辦…… 1月19日下午，馬思聰全家再次乘坐美國領事館的轎車，駛進啟德機場。美國領事和馬思聰一家4口登上了飛往華盛頓的飛機，坐在了頭等艙位，21日抵達美國。 1967年4月12日美國國務院公布，北京中央音樂學院院長馬思聰逃出中國大陸，來此避難。馬思聰同夫人及兩個孩子，一起被批准避難。 第4節 人類音樂史上最黑暗的音符 此後不久，馬思聰在紐約公開露面，在寓所舉行記者招待會，發表了題為《我為什麼逃離中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可怕真相》的講話：“我是音樂家。我珍惜恬靜、和平的生活，需要適宜工作的環境。況且我作為一個中國人，非常熱愛和尊敬自己的祖國和人民。當然，我個人所遭受的一切不幸和中國當前發生的悲劇比起來，全是微不足道的。‘文化大革命’在毀滅中國的知識分子。去年夏秋所發生的事件，使我完全陷入了絕望，並迫使我和我的家屬成了逃亡者，成了漂流四方的‘飢餓的幽靈’。如果說我的行為在某種意義上有什麼越軌的地方的話，那就是我從中國逃跑了……”馬思聰列舉所遭受的各種凌辱，包括每天早晚被強迫集體唱《牛鬼蛇神隊隊歌》。這首“歌”的歌詞有兩段是：“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的敵人/我有罪，我該死。我有罪，我該死。/人民應該把我砸爛砸碎。我是牛鬼蛇神/要向人民低頭認罪/我有罪，我改造。我有罪，我改造/不老實交代死路一條，死路一條。”1966年8月，北京許多紅衛兵從各自校門口逼迫揪出來“反動學術權威”和“黑五類”站成一排，大聲唱《牛鬼蛇神隊隊歌》。誰要是唱不好，紅衛兵立即一頓皮帶劈頭蓋臉抽上去，直打的“反動學術權威”和“黑五類”唱好這首歌為止。 音樂界對此評論：“這是音樂史上最黑暗的一串音符，音符在顫抖，人類在哭泣，在哭泣與顫抖中，音樂的暗傷形成了。” 那些中國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才出一個的國寶級的人物，慘遭迫害。世界上發生過無數戰爭和殺戮，但一個國家，對自己本民族的文化精英，用這種殘酷的手段加以迫害，而且迫害死亡的人數如此之多，是世所罕見的。像馬思聰這樣的音樂天才，在自己深愛的國家，受到自己嘔心瀝血培養出來的學生如此凌辱，他選擇全家出逃，是在生命和死亡之間作出的必然選擇。如果當年馬思聰沒有逃亡或逃亡失敗，他們一家的命運定是不堪設想。在文革瘋狂歲月中被迫害致死或自殺的人，不計其數，單是馬思聰的音樂界同行，便有著名指揮家黎國荃、上海音樂學院的指揮系主任楊嘉仁夫婦（1966年9月6日，楊嘉仁和夫人、上海音樂學院附中副校長程卓如，開煤氣自殺）、鋼琴系主任李翠貞（1966年9月9日開煤氣自殺）、管弦系主任陳又新、民族音樂理論系主任沈知白（1968年自殺）、年僅30歲的青年著名女鋼琴家、多次在國際大賽中獲獎的顧聖嬰（1969.1.31和她54歲的母親、28歲的弟弟，留下三人簽名的一紙遺書，開煤氣全家自殺），和被中共公開槍決的上海交響樂團指揮陸洪恩等。這些死難者沒有統戰價值，自然得不到像馬思聰這般的風光厚待。 馬思聰由於逃往美國，被當時的公安部定性為叛國投敵。公安部的《關於馬思聰投敵案請示報告》，經康生、謝富治批示，當時的中央文革小組和公安部將這個案子作為要案，於1967年5月成立了馬思聰專案組即“002號專案組”，全面調查馬思聰出走經過，株連親友數十人。他們當中，後來有的被判刑，有的被迫害致死，上演了一出株連的人間悲劇。馬思聰的大哥馬思齊在他逃跑後被懷疑知情不報，警方抄家時發現失業又患腦瘤的馬思齊家裡經濟拮据，一家人都是用廢報紙當草紙擦屁股，這還了得！“文革”期間的報紙，天天印着毛主席語錄，經常還有毛澤東像，於是馬思齊一家6人有5人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夫妻雙雙被判管制，馬思齊當時已70多歲，在監獄裡干很重的活；大女兒馬迪華原來就患有嚴重的心臟病，被抓後慘死於上海公安局拘留所，死時30歲；第二個兒子馬宇亮被判12年徒刑；小兒子馬宇明判8年刑；唯一倖免的是長子馬宇中，遠在新疆阿拉爾建設兵團，處於“002號專案組”的視野之外，沒有沾上用報紙擦屁股的“現行反革命”大罪。二哥馬思武，原是上海外國語學院出國培訓部的法語教授，被指協助馬思聰“叛國投敵”，受到殘酷批鬥，於1968年7月11日跳樓自殺，終年63歲；跟他在中國住了30年的法國籍妻子其後離開中國，兩年後1976年在法國憂鬱而死； 馬思聰的大妹是上海音樂學院的教授，當時突然被隔離審訊，關在學校地下室，不許和任何人接觸，天天寫交代，一關就是一年多，而馬逃離的事是在其妹被放回家後才知道的。馬思聰太太王慕理的兄弟也沒有一個逃過中共的迫害。她的大哥王恆嘗了8年的牢獄之苦；三弟王友剛和妻子何瓊均被判入獄5年。馬之庸當年30多歲，在廣播電台工作，不知情的她也遭到隔離審查，被調到麻袋場工作，直到1979年才調回原單位。就是馬思聰的家庭醫生倪景山和家廚賈俊山亦被指協助馬思聰逃亡，前者被判勞改8年，妻子因此患上精神病，後者被扣4年，弄至身體傷殘，出獄後幾年便身故。 第5節 拒絕中共邀請 不再踏足大陸 痛苦的親身經歷和血跡斑斑的親友遭遇，馬思聰對中共政權無疑心存恐懼，所以即使他在1984年底已得到平反，恢復名譽，他仍遲遲沒有歸國。文革後，中共又好言請馬思聰回國。他回拒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親自召喚，寧願在異國獨吟《思鄉曲》，也不做返國之想。事實證明，馬思聰看透中共，清醒自持。後來連胡耀邦本人都自身難保，因同情呼喚民主的學生被逼下台，蒙羞受辱，氣病而亡。而跟馬思聰一起逃亡的馬思聰太太王慕理，在1987年5月20日馬思聰因心臟病發去世後，又活了13年才逝世，在此期間，她沒有返回過大陸。 馬思聰一生的作品，可謂創作頗豐：小提琴獨奏曲16首；小提琴協奏曲2首；芭蕾舞劇2出；歌劇1出；鋼琴曲7首；管弦樂7首；合唱曲2首；獨唱曲2首。而他之所以能不間斷的創作出這些音樂精品，與他在文革中能幸運的逃離大陸密不可分。流亡異鄉美國之際，馬思聰約每五年去台演游一次，在中華民國台灣，馬思聰獲得了中華民族的真愛。 背井離鄉無疑是痛苦的，然而音樂不朽，馬思聰亦不朽矣。2007年12月14日，馬思聰異國辭世20年後骨灰歸葬中國廣州，同日《馬思聰全集》在廣州藝博院舉行首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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