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軍：中美合作所——重慶的另一種美國歷史

送交者: chang le 2014年09月13日06:58:45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華夏快遞 2014-09-13 [按：本文作者為旅美作家，女，重慶人。原文為英文，2011年2月載於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http://www.theatlantic.com，中譯者：George@tecn，譯文原載《譯言》yeeyan.org，本刊有刪節。文中提到的S即孫丹年，提到的她寫的那本書稿《探詢中美合作所》已經由陝西人民出版社更名為《中美合作所與太平洋戰爭》正式出版。] 1序曲 1987年夏天，我的未來老公Bob騎着自行車橫穿中國來重慶看我——在我印象中他是第一個騎車橫穿中國的美國人。作為一個還沒出嫁的女兒，我和父母住在一起，因為當時沒結婚的人沒法分到房子。我的父母40年代末都是地下黨員，二戰後的年月里積極地參加反美抗議活動。所以當一個老美扛着自行車爬了四層樓，走進我們家的單元門的時候，他們都驚呆了。那時候，在重慶這個內陸的山城，自行車和老外都很罕見。西方人才剛剛開始被謹慎地允許在中國大陸境內四處走動——前提是他們不違反這個國家那些經常看不見的各種規矩，也不到處追求我們純潔的姑娘們。 我的父母僅僅出於他們的好客傳統才暫時容忍了Bob在這裡待上一天（我告訴父母Bob是我的研究生院老師）。第二天，爸爸就再也沒法忍受他的不舒服，叫Bob走人。在下達逐客令之前，他建議Bob參觀一下坐落在重慶西邊歌樂山的中美合作所。 “什麼是中美合作所？”Bob問。他的問題讓我吃驚。從沒出過國的我以為每個美國人都知道什麼是SACO（“中美合作所”的英文縮寫），就像那時的每個中國人都知道“中美合作所”一樣。 我於是把那些從小學起就知道了的東西告訴Bob：中美合作所是個美國人辦的集中營，在四十年代折磨殺害中共地下黨員。它有兩處監獄，一處叫渣滓洞，另外一處叫白公館。中美合作所的美方負責人叫梅樂斯(MiltonMiles)，美國海軍軍官，中方負責人是戴笠，國民黨秘密特務機構（全稱是軍事統計局，簡稱軍統）的頭子。我父母和他們的地下黨同志們管戴笠叫“中國的希姆萊（納粹黨衛軍頭目）”。 Bob基本上不太關心政治，對我說的幾乎沒興趣。他對“美國人辦的集中營”這種說法不屑一顧，認為不過是些杜撰而已。Bob從麻省理工學院博士畢業，他在1987年來中國之前讀過些關於中美歷史的書，但從來沒聽說過這事。 儘管我並不想Bob去參觀中美合作所，而且不喜歡我父親試圖給一個美國人灌輸負罪感，Bob不屑一顧的態度還是讓我很惱火。“這個是真的。”我說。在中美合作所舊址上的博物館裡，我見過用英文標着“美國製造”的手銬，還有照片上戴着那些手銬的屍體。我這麼說並不是出於什麼意識形態的原因（實際上八十年代初我就因為些不同看法和文字在政治上惹過一些麻煩），但是歷史就是歷史，至少我是這麼想的。Bob只聳聳肩，不相信也不想爭辯。 後來回想起來，Bob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反駁大陸版中美合作所歷史的人，儘管他這樣做僅僅是出於直覺（以及一點美國人的偏見）。他後來推測說，如果真有那麼聳人聽聞的、美國在中國辦的集中營，無孔不入的美國記者們一定不會放過這樣一個能獲普利策獎的報道機會，而那樣的話，中美合作所在美國就應該變得眾人皆知才對。 下面這些在中國是人人皆知的事情：1949年11月27日，在政權交替之際，在重慶的渣滓洞和白公館這兩座步行距離不遠的監獄裡，發生了一場大屠殺。那天遇難的有超過200人。在白公館，處決是分批進行的，直到晚上都還沒怎麼結束，也就是那時還活着的二十個獄友在一個同情他們的看守的幫助下逃走了。在渣滓洞，獄方用機槍打死了140多名犯人，把汽油澆在屍體上焚燒。有幾個人在火海和混亂中逃生。幾天后，在大屠殺地點附近的山坡上，發現了一個填滿了屍體的坑，那些屍體的手腕上還戴着美國馬薩諸塞州Springfield生產的手銬。 這個填滿屍體的坑，還有兩處監獄，都在中美合作所的總部轄區。中美合作所是在1943年二戰期間根據一項由羅斯福總統和蔣介石委員長簽署的協議成立的。（直到我去了美國才知道，協議上宣稱的目的是打擊兩國的“共同敵人”，也就是日本。）關押的犯人中大多數是重慶的地下黨員。逃生的人裡面有一個叫羅廣斌的是我父母的熟人。大屠殺十二年之後的1961年，羅和一位合作者出版了一本非常轟動的小說《紅岩》，歌頌共產黨員在渣滓洞和白公館的英勇鬥爭。小說裡面的角色大多都是根據真實人物寫的。事實上，他們先發表了一本短一些的紀實作品《在烈火中永生》，然後才把這本書改寫並擴充成一本小說。 隨後，一股《紅岩》熱在很長時間裡席捲了新中國。在六七十年代，這本小說在對學校裡面的孩子進行“革命英雄主義教育”和反美教育上比任何一本教科書都成功。這是我在小學二年級時讀到的人生第一本小說。我所認識的每一個和我同樣年紀的人，一直到比我們小十歲的，都讀過這本書，有些人一直到今天仍然很喜歡。小說裡面有很多生動的嚴刑拷打場面，那些打手身後常有代表中美合作所的美國高參的影子晃動。有這樣高昂的英雄主義主題和緊張的地下鬥爭情節，我得承認這些故事對於年輕的頭腦來說的確很有吸引力。我那時候讀得很投入；直到現在回想起來，我才意識到那些語言多麼充滿政治鼓吹和煽情作用。 這部小說被改編成電影、歌劇和話劇，在觀眾中賺取了大量的眼淚。以紅岩為封面的日記本成了重慶最流行的東西。從1963年直到1970年代初，我媽和我姐用的所有日記本都用《紅岩》的封面作封面——一塊紅色的石頭上迎風挺立着一棵高大的松樹。（你可以在亞馬遜網上找到這本書的封面。有位作家朋友告訴我有英文版的《紅岩》，但我從沒讀過。） 在我童年時，小說裡面一位英雄在拒絕打手們的逼供時念的詩深深地打動過我。我還記得是這樣寫的： 任腳下響着沉重的鐵鐐， 任你把皮鞭舉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麼自白， 哪怕胸口對着帶血的刺刀！ 這首詩也出現在早些出版的紀實的那本書裡。書裡面說寫這首詩的是烈士陳然。二十年後，在八十年代，事實被揭露出來，原來這是小說作者“根據烈士的想法”寫的。陳然確有其人，但這首詩不是他寫的。儘管如此，據一位生活在重慶的歷史學者何蜀指出，直到2002年，這首詩在課本裡面和詩集中仍出現在“烈士陳然”的名下。 這部小說在毛時代的英雄主義文化中有着重要位置。書裡描寫的浪漫化了的英雄主義對於與新中國一同成長的年輕人有極大的和決定性的影響。如果說在1967到1968年發生的僅在重慶就死了上千人的紅衛兵、造反派武鬥中，那些在戰場英勇衝殺的青年男女會把自己看作像《紅岩》裡那樣的英雄人物，為了他們的崇高理想視死如歸，我一點都不會驚訝。好在我那個時候還年幼；否則我恐怕也會是那些武鬥者中間的一個。我們都是時代的產物，而我們都只有事後聰明。 2發展 《紅岩》出版之後的1963年，重慶開辦了一個“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美蔣罪行展覽館”，並立刻成為一個旅遊熱點。兩所監獄，白公館和渣滓洞，和那些配備了美國裝備的刑訊室，被作為“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的一部分展出。此外還有戴笠給梅樂斯建造的寓所。在寓所牆上的說明里，梅樂斯被描述成一個瘋狂反共的美國軍官。 熱心的參觀者們排着長隊來這裡尋找《紅岩》英雄們的蹤跡。烈士紀念碑被豎立起來。當我在七十年代上初中和高中時，每年的11月27日我們這些學生都要去掃墓。每次去我們都花一整天參觀展覽。 美國人的暴行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我們從來沒懷疑過其真實性。小說《紅岩》讓這指控廣為傳播，而這個展覽更是給它提供了鐵證。烈士們是真實人物（其中兩位，齊亮和王朴，是我父親的地下黨同志）；中美合作所和那些牢房是確實存在的地方。這還有什麼可懷疑的？ 1967年初，《紅岩》出版的若干年後，小說的主要作者羅廣斌跳樓自殺了。這發生在文革的高潮時期，我那時十一歲，聽着父母的一個朋友描述自殺現場的慘狀，震驚不已（不過至今仍有人懷疑羅是被謀殺的）。我那時太小，沒法理解一個英雄在熬過了敵人監獄裡的嚴刑拷打和大屠殺之後活了下來，在自己一方勝利以後怎麼還會去自殺。 Bob在1987年沒有去參觀中美合作所。一年以後我們結婚了。中國在飛快地變化着，我父母對於美國人的看法也在變化。我們的婚姻在當時是一件偶然個例，但它能夠發生卻是歷史條件決定的：這是在中美關係好轉以後才發生的。隨着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國人心目中的美國人形象也從兇狠的紙老虎變成某種珍稀動物，最後變成和我們一樣的有血有肉的人。 我父親接納Bob作他女婿的條件是“讓我女兒遠離政治”，而這Bob欣然接受了。那正是我們的幸福時刻，我們從沒去問他說的是中國政治還是美國政治。那一刻我們反正哪個政治都不關心。 我們婚禮上的一位客人是金叔叔，我父母的一位老朋友，我年輕時的偶像。1948年金叔叔曾經被作為地下黨抓起來關進渣滓洞，和羅廣斌（《紅岩》的作者）關在一間牢房裡。幸運的是，幾個月後金叔叔被他有錢的地主家庭保了出來，倖免於1949年11月27日發生的大屠殺。 在我們的婚禮上，金叔叔又提議Bob參觀中美合作所。他反覆地說：“你一定得看看那些手銬，美國造的！”Bob很不爽，可他還是微笑着說了些禮貌而又毫無意義、反正金叔叔也聽不懂的英文。私下裡，他向我抱怨道：“幹嘛每個人都要我去看中美合作所？” Bob想要做的是騎着他的自行車沿着五十年代修建的川藏公路去西藏。這是他頭一年就已經想要做的了。但他的雄心壯志又一次被我的強烈反對挫敗了：那段路太艱苦，騎自行車去太危險。 1988年夏天，我跟隨Bob去了波士頓，在那裡安了家，生了孩子，拿到了博士學位，開始為一家軟件公司工作。忙碌的生活讓我自顧不暇，根本用不着Bob的提醒，我就已經足夠地“遠離政治”了。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十三年後的一天，雙子塔（紐約世貿中心，911）轟然倒下。 對我來說，中國網民們對美國人得到了一個教訓而歡呼雀躍，標誌着抽象仇恨的回歸。我感到困擾：我們那一代扔掉的，新一代又撿了起來。我說“抽象”是因為，我確信，如果一位美國遊客和那些年輕中國人中間的任何一個在私下裡相遇，這個年輕人會和任何其他人一樣友好。 我對科學技術的熱情減弱了。2002年春天，我請了一個無薪假，和Bob以及我們的小女兒回到重慶。在我離開的13年裡，這只是我第二次回家。我被這樣的一種願望驅使着：重溫孩童和年輕時的故地，理解我的過去。 我父親又提議我們去中美合作所，但這次他的口氣和1987年說這話時完全兩樣。“他們把那兒擴建了，還豎了很大的雕塑。非常壯觀。”我76歲的老父親快活地說着，就像在說着一個主題遊樂園。往日的歷史積怨無影無蹤。 於是我們就去了。重慶的變化已經讓人頭暈目眩，儘管如此，我對“烈士墓”的新形象還是缺乏思想準備。 埋葬着幾百名四十年代大屠殺遇難者的烈士墓本身看起來依舊眼熟，而這到此為止。周圍的一切全都變了。在我的記憶中，本來有蒼松翠柏掩映的一排石階，給這裡帶來莊嚴肅穆的氣氛，而這現在被肆無忌憚的大規模庸俗商業氣氛所取代。一個巨大的褐色群雕——擺着典型宣傳姿勢的革命英雄們——豎立在一排寬得沒邊的水泥台階上面。這裡起了新的名字叫“紅岩魂廣場”。給人的感覺就像有人把死者包裝起來在仿高檔商場裡出售。 一些小學生們把他們的紅領巾扔進烈士墓的圍欄里，向死者致敬。可是周圍無處不在的商業氛圍讓這動作顯得有些滑稽。我沒想到這麼政治化的地方也可以是一個賺錢的好工具。但是很顯然，利益的誘惑能讓人變得具有意想不到的創造性。曾經是中美合作所訓練場的大展廳，現在叫作“歌樂山革命紀念館”，向遊客出售昂貴的門票（我不記得在我上學的時候曾經買過門票）。我估計遊客來源並不是問題。我聽說，每年都有分配給學校和單位去完成的參觀定額，而展覽者也在全國進行巡展和煽情的表演。參觀者很多，我分辨不出他們來這裡是為了娛樂，受教育，還是僅僅應付了事。（為了省錢，我父母拒絕和我們一起進來；他們在外面的大廣場上溜達，就好像重複着他們的晨練。） 展出的內容如果有變化，那也不明顯，除了裝潢得更精緻了。我的確注意到牆上的一個介紹說到美國在中美合作所的代表梅樂斯“除了收集日本情報軍事情報之外，主要是積極扶植和加強蔣介石政府的特務勢力”。我不記得這段話之前是不是就在那裡，或者反映了對歷史的微妙修正。在我孩童和年輕時無數次的參觀里，我從沒有過中美合作所做過任何有關抗日的事情的印象。 Bob是第一次到這裡，一邊看着展覽，面對普通人可以對同類做出這樣的事情，充滿一個人不得不面對這樣的事實的時候所產生的恐怖和厭惡。他也很難過，很多使用的東西的確是美國的，而這些碰巧是美國製造的東西竟會如此強烈地影響中國人對美國的態度。但Bob從未相信有任何美國人員捲入了這些事裡。 在展廳外的另一處展覽地點，一組整面牆尺寸的繪畫讓我停住腳步。嚴刑拷打被以一種宗教主題的形式描繪出來。一時間我仿佛置身於一所天主教堂里。於是烈士們現在必須在兩個互不相容的領域裡擔當角色，而任何一個都不曾是他們預料之中的：宗教和商業。 我曾聽說博物館的館長是所有這些商業開發背後的決策者。他有幾本書在這裡出售。出於好奇，我買了一本題為“中美合作所集中營史實研究與保護利用”的書，出版於2001年9月。原來中美合作所還是被貼着“集中營”的標籤。 我沒想到，幾年後，為了探尋中美合作所的真相，我會如此下決心要親自見到那位館長，以至於得實施一個小計謀，還拉上我的一個無辜的美國朋友作幫手。 3謎團 911之後的兩年裡，我在一個哈姆雷特式的問題上反覆躊躇，“辭職，還是不辭？”我最終選擇了前者，辭卻了我的高科技工作，心懷愧疚地成為一個靠老公生活的作家。 開始嚴肅的寫作後（文革是我那時的主題），我更頻繁地瀏覽互聯網。2005年初的一天，我偶然看到一個英文網頁，上面的內容讓我佇步。 作者是一個為他父親深感驕傲的兒子，他父親是一位曾在中美合作所服役過的美國海軍軍官。這篇文章表達了對梅樂斯和戴笠的崇敬，追憶了他父親在進行“對日軍的游擊戰”時的勇敢事跡。這個網頁也鏈接到其他一些中美合作所有關人員的網站，在那些網站上我讀到同樣自豪的表述。 那時，我對大洋兩岸在信息上的差異已經習以為常了。但是這兩個無法調和的中美合作所的形象還是讓我感到一種切身的困擾。無論是這些中美合作所成員的後人，還是我這樣的中國人，是否都沒有看到事情的全貌？ 就像人的口味一樣，人很難否定從小就習慣了的觀念。不管怎樣，我開始研究，開始主要是想依靠英文資料尋找中美合作所涉足渣滓洞和白公館兩所監獄的證據。我遍尋圖書館目錄和互聯網，閱讀所有我能看到的有關中美合作所的信息。在我讀過的書裡面，有三本特別值得一提。我不會在這裡詳細介紹每一本，只講和本文特別相關的一些事。（梅樂斯厚達600多頁的回憶錄，《另一種戰爭：二戰期間美國海軍與中國人的在華聯合游擊武裝罕為人知的歷史》，Doubleday出版社1967年出版） 梅樂斯是一名美國海軍中將，中美合作所的美方負責人。在回憶錄里，他並不掩飾對中共的憎惡。這本書給我的印象是，如果依着他的想法，他不會介意把中共跟他的日本敵人同樣對待。這本書聲稱“中美合作所的人員沒有被指派去參與反共行動，也沒有裝備被用來對付共產黨，除了在幾次已經報告過的共產黨自己進攻我們的中國部隊的事件之外”。我懷疑這個說法的真實性，但梅樂斯倒可能的確相信這點。我發現他對戴笠無條件的信任顯得很天真。但這本書的確給了我這樣的印象，就是梅樂斯對設在他的“快活谷”（歌樂山）總部的監獄像是真不知情。這讓人困惑。重慶一位中美合作所研究者最近告訴我，梅樂斯的書在大陸看不到，也沒有發行過中譯本，不過她倒是讀到過一本台灣出版的譯文。通過那本譯作，她對梅樂斯的印象是“他是位盡職盡責的優秀海軍軍官。”（《美國十字軍在中國，1938-1945》，作者邁克爾?沙勒，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79年出版） 這是在重慶的中美合作所展覽館裡引用過的唯一一本外國書（不確定從什麼時候開始；總之不會早於1979年——註：該書中譯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於1982年），顯然是因其對展覽有利的言論。作者被尊稱為“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我在2002年參觀這個展覽館時拍了一張該引文的照片。後來我買到了這本書的英文原版，在題為“中美合作所：反革命在行動”（註：中譯本為“中美合作所！反革命勢力蠢蠢而動”）的一章里，找到了展覽館引文的英文原文，摘錄如下： “在戰時中國政治和軍事極不穩定的情況下，帶政治色彩的中美合作所人員在影響中國兩個敵對派系的當前政策和未來的前途方面起了關鍵性的作用。中美合作所直接捲入中國，心甘情願地幫助實行秘密的軍事綱領，並致力於摧毀革命運動。這一切使它對中美關係發揮了很不相稱的巨大影響……中美合作所的基本方針是幫助國民黨準備內戰。” 這一章引用了中美合作所的一些行動來支持上述指控。有一處它引用一個資料來源指責“梅樂斯親自參與了戴笠進行的大規模審訊，政治犯們在這些審訊後被活埋”，但是沒有給出這件事發生的時間地點。同一章的末尾也有一個間接的指控，稱1974年“中國媒體登載了聳人聽聞的報道，說在重慶附近的中美合作所‘快樂谷’總部所在地發掘出曾備受摧殘的人體遺骸”。這裡指的遺骸一定是我小時候從照片中看到過的，因為1974年並沒有新的發掘。那一年我高中畢業。 這本書在大陸有中文版。近些年裡，幾位讀過這本書的中國研究者撰文批評展覽館誤導公眾，斷章取義地引用上面那段話，因為那本書明確地講到它所批評的很多事情都是梅樂斯的個人作為，不符合美國當時的政策。（《間諜王：戴笠與中國特工》，作者魏斐德，2003年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這本厚達600頁的學術著作全是關於戴笠的，他是國民黨軍統頭子，也是中美合作所的中方負責人。這本書所包含的信息是我所讀過的中美合作所歷史中最全面的。它詳盡地引用了各種資料來源，明確顯示中美合作所的美國海軍人員既幫助打擊日軍，也訓練戴笠的秘密警察來清除共產黨。因此我從這本書中得到的中美合作所的形象是一個混合體；它既不是我們中國人想的那麼邪惡，也不像那些美國海軍人員和他們的後代認為的那樣光輝。 但我還是沒看到美國人參與重慶的兩所監獄的證據。 我所看到的另一些美國人的個人敘述中，也有證據顯示中美合作所涉足了中國內戰。比如我前面提到過的海軍軍官兒子在網站上就這樣說過：“應中美合作所的中方國民黨領導人戴笠將軍的請求，我父親在中國多留下了六個月，直到1946年3月，培訓中國國民黨軍隊，準備應付他們和中共即將到來的衝突。” 到2005年末，我從讀到過的資料中確定了兩個事實：第一，所有在中美合作所工作的美國海軍人員在1946年中就已經離開中國，也就是說他們不可能參與了1949年11月27日發生的大屠殺；第二，在中美合作所正式撤銷之後，美國人將他們的武器裝備留給了他們的中國同事，也就是國民黨的特工們，而特工們繼續使用這些裝備以及他們在中美合作所受到過的培訓來對付共產黨。也就是說，美國人間接捲入了對共產黨人的殺害。 但還有沒解決的問題。還不清楚的是，國民黨在1947～49年內戰期間是否繼續使用了“中美合作所”這個名字。如果是這樣，那麼“中美合作所集中營”這個標籤就摻雜了真實和謊言，成了那種有效並且較難揭穿的宣傳。帶着這個問題，在2006年中去成都時，我問金叔叔他是否知道，他1948年被關在渣滓洞監獄的時候，那個監獄是否屬於中美合作所？他說不，他是在解放後的50年代初才第一次聽到“中美合作所”這個叫法。他關在渣滓洞時，獄方把這所監獄叫做“訓育所”。 對我來說更重要的一個問題是，在中美合作所存在的1943至1946年間，美國人有沒有捲入在渣滓洞和白公館監獄裡發生的酷刑和殺戮。兩所監獄都建在中美合作所總部的區域內，距離他們的訓練和居住區只有步行距離。在那裡生活工作了三年，怎麼可能沒有任何美國人注意到那兩所監獄？合乎邏輯的解釋似乎只能是他們可能在掩蓋他們的介入。鑑於美軍虐待伊拉克戰俘事件在2004年的曝光，這個問題更顯得緊迫。但我犯了個錯誤，就是在調查中僅僅關注了英文資料。我當時不知道，中國學者早在1988年就解決了我的問題，而他們至今還在努力讓人們了解他們的發現。 4探索 沒人敢出版S花了近20年心血完成的十六萬字的新書《探詢中美合作所》，這讓她很沮喪。 她聯繫過的出版商一開始都表現出強烈的興趣。然後她的書稿要麼在內部審查中被否掉了，要麼在通過了第一次審查並被送到上級部門審查後，消失得如同“泥牛入海”一般。 S此前曾經出版過三本書。她之前的一位出版商聽說《探詢中美合作所》這本書很興奮。這個出版商問：“這本書寫的是關於中美合作所抗日的事情，還是殺害共產黨？”S告訴他是前者。“那我馬上就能賣5000本！”出版商說。可考慮過審查過程的麻煩之後，他不情願地放棄了，把她推薦給了另一位出版商。這位出版商也同樣地感興趣，走得更進一步，把書稿交上去審查。那是在大約一年前。S最近打電話詢問，回答是：“沒有消息。”她從其他出版商那裡得到的同樣是拒絕，沒有任何解釋。 我最近讀到她書稿的一個節選，從她的個人經歷開始。她是一位勤奮的作家，寫的東西很有可讀性。拒絕她的原因可能是宣傳機構還沒準備好讓公眾看到中美合作所的形象發生如此戲劇化的改變，儘管在學術圈子裡這些結論是早已經被接受的了。我說“宣傳機構”，是因為這些機構的官僚們定下來的規矩通常比起中央政府的政策更僵硬。俗話說，“皇帝不急太監急。” 和“中美合作所集中營”這個形象截然相反的文章已經在各種雜誌上面陸續發表了三十年了。我所知道的最早一篇發表於1988年秋季刊的《美國研究》，一份由北京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行的季刊，作者鄧又平發表了一篇題為《簡析“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的文章。鄧又平是1956年出生的重慶人，1978至1991年是“中美合作所美蔣罪行展覽館”的工作人員。他的工作讓他得以接觸到未對公眾開放的舊監獄檔案，因此有堅實的數據支持他的論點。 鄧的文章確定，在1943年4月至1946年5月的中美合作所時期，白公館並未被用作監獄。它本是一個軍閥的別墅；1939年戴笠把它改成他的秘密警察（軍統）下的一個看守所。在1943年春中美合作所成立時，為了安置美國人，戴笠把白公館改為了招待所，稱為“中美合作第三招待所”。1946年底，中美合作所關閉之後，它才又重新被用作監獄。 儘管鄧對渣滓洞的歷史沒有講得這麼清楚，他提供了一份1939至1949年間在兩所監獄中遇難的政治犯的長長的名單，以及他們的關押時間。這些囚犯們被關押的時間要麼在1943年之前（不到20名），要麼在1946年7月之後（幾百名）。1943年4月到1946年5月中美合作所活動期間，這些人都沒有關押在那裡。鄧的文章已經完全洗清了中美合作所“集中營”的惡名。 2008年末，我通過歷史學者何蜀得知鄧的文章。何蜀也引用過鄧的文章。我在2009年2月聯絡到鄧又平，在重慶市區的三峽博物館他現在的辦公室見到他。他告訴我說，一位美國參觀者曾問他：“對中美合作所的這些指控有什麼根據？” 鄧為他未提及中美合作所對抗日作出的貢獻感到遺憾：“如果我那時寫了這些，我的文章可能沒法發表。”鄧的文字其實很具顛覆性，但那篇文章並沒產生很大影響。原因之一當然是那份刊物狹窄的學術讀者圈子，之二可能是公眾對那種分析的接受程度。1988年對於這種文章似乎還為時過早，它甚至沒有引起鄧的同事們太多注意。1990年進入中美合作所展覽館的S曾是鄧的同事之一，她目前的研究已經比鄧的深入很多。昨天我和她通過電話交談；她依稀記得在90年代初讀到過鄧的文章，但不太記得內容。“大概因為我是個感性的人，”她說。她那時的想法和現在不一樣。 S是重慶本地人。她第一次參觀中美合作所展覽館是在1963年，她12歲的時候。那時她上四年級，老師帶全班同學去參觀。“我參觀後寫了篇作文，文字充滿了激情。”在書的前言中她這樣回憶到，“不只是我，很多人像我一樣被深深感動了。”這樣的第一印象持續了27年。1990年，作為一名藝術學校的教師在西藏工作了8年之後，她回到家鄉工作，成為“歌樂山革命紀念館”（就是之前的“中美合作所美蔣罪行展覽館”）的一名工作人員。她十分高興。在新工作開始的最初兩三個月裡，她用大部分閒暇時間探尋了這個略微超過兩平方公里大小的“文物保護區”的每個角落。 有一陣子她“依然沉浸在小學四年級第一次來這裡參觀時的感知氛圍中”，有些驚嘆那種純真的感覺仍在。她那時39歲，不再年輕，經歷坎坷。從小她就對自己“出身不好”很敏感，總是生活在屈辱中。她的父親是大教育家陶行知的一位忠實弟子，努力踐行陶先生的“生活教育”哲學。然而在1957年S還不到6歲的時侯，他的父親，一位中文教授，被打為“右派”。他被停掉薪水，最終在三年饑荒中餓死，丟下他的妻子艱難地撫養大他們的兩個女兒。 文革中斷了S的中學學習。隨後的10年裡她在農村的一個生產隊勞動。動盪結束後的1978年，她通過了全國考試進入大學，學習她父親曾經教授的中國文學。畢業後，她選擇去西藏工作8年。 到展覽館工作後，她的敏感很快就受到館長分配下來的沉悶的日常宣傳工作的考驗。最初，她對英雄們從童年起的崇敬，和她敬業的態度，讓她無暇懷疑。她是位出色的作者，在館長的指示下寫了很多展覽文字，甚至演出腳本。一開始她深信她所寫的東西。逐漸地，她在行文中的一絲言不由衷開始令她困擾。她感到一種內在壓力，但無法說出哪裡出了錯。她有時感到不解，在與日本和德國進行着殘酷戰爭的期間，美國人為什麼還要派數以千計的軍事專家來“鎮壓進步的中國人”。在她看來這不合邏輯。她想解開這個謎，但不知如何下手。 一天，她在朋友家看到一本書，是蔣介石的政治顧問陳布雷的自傳。她翻着書頁，一處出現的中美合作所的名字吸引住了她。她讀到一樁軼事。書中寫到，1944年，陳布雷從上海唐生明那裡得到可靠情報，日本正將其所有尚存能夠作戰的戰艦組成一個新的大艦隊。這個艦隊正在琉球群島附近集結，準備對美國海軍發起一次致命的突襲，重演珍珠港和雷伊泰灣事件。 “重慶”（中國的戰時政府）立刻把情報送到中美合作所。美國海軍證實了情報，搶先發起了攻擊。這次戰役擊毀了將近100艘日本軍艦，給日本海軍一個重創。 “送到中美合作所”這句話觸動了S的神經。為什麼把情報送到中美合作所，一個集中營？而且要“立刻”？中美合作所到底是做什麼的？於是，一個長期曲折的研究過程開始了，她必須從分配給她的繁忙的宣傳工作中擠出時間來作。 現在，將近二十年過去了，S準備公布她的研究成果。她的書將會反駁她幫助完成的展覽館宣傳中的一大部分。這本書將描述一個截然不同的中美合作所，不僅和兩所監獄沒有牽連，而且對抗日作出了卓著貢獻。 問題是，中國公眾準備好接受中美合作所的這個新形象麼？ 5修正 L擔任中美合作所展覽館館長已經25年了。他出版了很多本關於中美合作所、紅岩，還有兩所監獄的書。最終在2009年2月見到他之前，我讀過的他的書全都強烈譴責中美合作所“集中營”，即使他很清楚那些出自他自己工作人員們的相反的研究結果。 2008年，我忍不住想見L，聽聽他這一方的說辭，並當面問他怎麼看那些相反的研究結果。我問一位重慶的朋友知不知道如何找到L。朋友說，“找他幹嘛？他不會說實話。”其他人告訴我不可能見到他，“他可是個大忙人！” 2009年2月我又回到重慶。我小時候的一個朋友認識L的一個親戚，認為能幫我約個時間見到L。他對自己的關係很有信心。第二天，他打電話來抱歉，L徑直拒絕了。 幾天后，一位美國作家朋友麗薩?布萊克曼(她出版了一本很棒的驚悚小說，故事背景設在中國）來重慶，我們一起去了紅岩村。這個展覽館與中美合作所相距十來里，不在一起但有關聯。L也是這個展覽館的館長，並且他主要在這裡辦公。 下午參觀完準備離開時，我和麗薩經過了通往L辦公室的小路。我決定試試運氣。想到L可能比較在乎他的國際聲譽並可能更願意見外國人，我就拉着麗薩和我一起，簡單地和她說了我的打算。麗薩很夠交情地答應了。一路上我們被攔住了三次，先被一位掃地的婦女，然後一位男士，最後是L的秘書。每次都被問到有沒有預約，每次我都回答“有”。最後我們來到院子裡的一幢二層小樓，秘書讓我們在下面等候，她上去請示她的老闆。如我所願，兩分鐘後我們被帶了進去。（我這麼利用麗薩，要再次向她道歉。不過她的外國人面孔顯然起了作用。） L身材強壯，略微發福，大約50多歲，穿一件藍色夾克和牛仔褲。他坐在一把紅木椅子上，兩位年輕漂亮的女服務員在邊上服侍。 他把一支煙放到嘴邊，一位女服務員給他點燃。他的秘書端來茶。我和L用中文交談，麗薩在旁邊傾聽。聽說我們是對中美合作所感興趣的作家，他從身後的書架上抽出他的新書，慷慨地送了我們每人一本。我掃了一眼書名：《解密紅岩檔案》。 接下來的話讓我頗為意外。我問L關於中美合作所與兩所監獄之間的關係。他說：“沒有關係。過去搞混了。我們在重現歷史的本來面目。”我頓了一下。官方歷史就這樣不聲不響地改頭換面了？我想問他關於之前發表過的無數和剛才說的相反的文字，但實在不好意思當面這樣問。我於是問：“怎麼搞混的，有意還是無意的？”他也頓了一下，然後說：“無意的。”我等着，但沒有下文。 後來我翻閱了他的新書，出版於2008年11月。這本書基本上是些通俗故事，收錄了小說《紅岩》的相關歷史人物的軼事。沒有什麼新內容，就是些我在別處讀到過的。但在標題為“揭秘中美合作所”一章里，的確提到“中美合作所和軍統集中營無關。”就是說，349頁的書裡，就這樣一句話。 應該說，這是一個進步，但我還是高興不起來。一句話，輕鬆地翻轉了歷史，沒有解釋，也沒有道歉，更別提對過去的宣傳文字和組織那些虛假展覽有任何愧疚。 大概這是為什麼L的書能夠出版，並高票當選為重慶的“城市形象宣傳大使”——薄書記在一次隆重的儀式上授予他這個稱號。在總數870萬張選票中，L名列第三，位於圍棋國手古力和鋼琴家李雲迪之後。宣傳文字中沒有說他們各自得到多少張選票。只說了L的功績：“二十多年裡，他帶着‘紅岩魂’展覽走遍全國383個城市，在308次巡迴中總共演出了上千場‘紅岩魂’，感動了560萬觀眾的心。” 當然，報道不會提任何虛假展覽。我聽圈裡人說，比如一張“中美合作所狼犬舍”的黑白照片是在一個現今的犬舍拍的；“烈士的草帽”是從武漢買的；“烈士的床單”商標是近年的；有些“烈士的詩”是杜撰的……這並不妨礙這些展覽在商業上的成功，聽說僅僅在北京的門票收入就超過千萬人民幣。 這就解釋了上面提到的那篇報道結尾的一句奇文：“我們的確看到了這樣一種奇特又激動人心的景象：無數當代中國人用金錢為紅岩精神投下了誠摯的贊成票。” 見到L的一周前，我去了中美合作所展覽館。S在門口等我。我最近通過一位共同的朋友結識了她。她已不在展覽館工作，但還住在附近。 在大門口，我意外地發現這裡不再賣票了——門票現在免費發放，參觀者自願領取。“這些門票只是為了進行統計，”S說。她向我解釋，從2008年起中央政府要求公共展覽館免費對參觀者開放。“那之前我們是‘全國自籌經費模範展覽館’，”S揶揄道。她對展覽館的商業計劃很不以為然。 七年間第二次去那裡，我能夠看到變化，雖然展覽內容常常自相矛盾。牆上的一段英文說明對中美合作所完全是正面評價：“對中國取得抗戰勝利作出很大貢獻”——沒有任何負面信息；另外一面牆上依舊是中文的譴責：“‘中美合作所’是美蔣特務鎮壓和屠殺中國人民的司令部和大本營。” 在梅樂斯的住所，展覽內容和七年前看起來沒什麼兩樣，仍然充斥着對所謂的中美合作所罪行的控訴。我開始拍照，一位館員上前制止。“這些是要換掉的，”她說，“我們就是還沒有來得及。” 從白公館出來，S和我商量下面去哪兒。這時一位熱心的過路人插話進來給我們建議。 “渣滓洞！去看渣滓洞！我就去那兒，”這位四十出頭的男人對我們說。我聽出他的重慶口音，於是問他以前有沒有來過。 “沒有。第一次。”他解釋說他小時候很調皮，他的學校每年都組織去參觀，他每次都找藉口逃掉，因為聽說人人都得站在墓前低頭默哀，他不喜歡。 “那為什麼你現在要來？” “這麼有名的地方！畢竟還是要來看一下。重慶誰沒聽說過渣滓洞和白公館，中美合作所的監獄？” “為什麼說那是中美合作所的監獄？”我試探着問。 “《紅岩》裡寫的！你沒讀過《紅岩》？” “那是本小說，虛構的。” “可那是歷史小說，根據歷史事實寫的！”那人提高了嗓門，“我告訴你，渣滓洞和白公館絕對是中美合作所的監獄！”他把“絕對”兩個字說得很重。 這時，一直在旁邊饒有興趣地看着我們對話的S催我走。 “他們不會相信的，至少現在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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