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借小事震怒，周恩來嚇破膽交權。除了此前被剝奪的軍權，周先交出統管政務院、計委、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的政府黨組幹事會書記，再交出外事權之外的所有權力。毛的主要整治對象變為劉少奇。劉當然也心驚膽戰，但其主要職務是中共中央書記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主管中共中央具體部署（類似於後來的鄧小平的總書記）並且有時代理毛主持書記處會議和政治局會議，沒有毛的黨中央工作分散主義的指責，也不好冒然提出辭職。毛對劉猜忌深重，已起殺心，讓高崗調查劉過去在瀋陽被捕的情況。這個定罪思路發展到文革中把劉定為大叛徒。

在毛的支持下，高崗挑動在1953年6月至8月的中共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借新稅制風波狠批政務院政務委員、財長兼華北局第一書記薄一波。這不但打擊周，也打擊劉，因為薄是劉派中第二號干將，僅次於彭真。毛不參加會議，但派人聽會，每日聽取詳細匯報。

高7月中旬在領導小組擴大會上作了"批薄射劉"的長篇發言。高指責薄一波，在農村經濟政策上抵制黨中央和毛主席歷來主張的"由個體逐步地向着集體方向發展"的方針，認為互助合作運動是一種"空想"。把薄一波的主張說成是，把農村經濟的發展實際上指望於富農經濟的發展。然後，高開始指桑罵槐地影射劉少奇，把劉少奇說過的土地改革以後，黨在農村的主要任務是發展農業生產，現在農村障礙農民積極性的主要思想顧慮是害怕"冒尖"，害怕說有剝削，因此要向農民宣傳長期保護富農經濟的新民主主義的經濟政策。至於黨員發展成富農怎麼辦？現在這個問題提得早了。在新民主主義社會，共產黨員也可以僱工。東北地區有十萬八萬黨員發展成富農也不可怕？將來到社會主義，他們願意跟着走，那自然好；不願跟着走，可以開除出去等等，加到薄一波的頭上。

毛澤東8月12日到會講話，作政治性結論。他再次嚴厲批評了"公私一律平等"，說新稅製發展下去，勢必離開馬克思列寧主義，離開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向資本主義發展。"薄一波的錯誤，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它有利於資本主義，不利於社會主義和半社會主義，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關於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實行合作化的問題，二中全會已有決議，但是相當多的同志不注意。薄一波的《加強黨在農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是違反黨的決議的。他強調：為了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必須在中央、大區和省市這三級黨政軍民領導機關中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傾向，即反對資產階級思想；必須實行集體領導，反對分散主義。他還特別點明，3月10日中央關於加強對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就是為了避免政府各部門脫離黨中央領導的危險。全國很多人是靠無政府狀態吃飯。薄一波就是這樣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評他是完全必要的。

1952年年底開始，毛考慮黨中央是否設副主席或總書記，並且為了偷懶和攬功諉過，考慮將中央領導班子分為一線、二線，自己退居二線。此外，還考慮是否學蘇聯，設立部長會議。

高崗想藉此把自己在財經會議上的政治勝利兌現為官職提升。財經會議結束不久，高崗為升任黨中央第一副主席或部長會議主席積極活動。他對人說，毛主席打算讓劉少奇搞"議會"（人大常委會），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由他（高崗）來搞政治局。他又說，他去毛主席那裡，毛問他誰當部長會議主席合適，他寫了一個"林"字（意即林彪），但毛給他寫了一個"高"字（意即高崗）。

高獲得的支持已有東北、華東代表人物饒漱石、西北代表人物習仲勛，對劉少奇的勢力範圍華北不抱希望，接下來就是遊說中南和西南代表人物等。他南下遊說中南局第一書記林彪，獲得支持。他遊說過去在東北私交很好的陳云："多搞幾個副主席，你也搞一個，我也搞一個。"陳雲同意了。鄧小平回憶說：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劉少奇同志。我明確表示態度，說劉少奇同志是好的，改變這樣一種歷史形成的地位不適當。

1953年12月，毛準備去外地休假，依照先例，在他休假期間的書記處會議和政治局會議由劉少奇主持。但是毛藉此在書記處擴大會議（擴大到高崗、彭德懷、彭真）搞了一次針對劉的官意測試，問道我休假時書記處會議和政治局會議是否由少奇主持？劉知趣地推辭：還是由書記處同志輪流主持為好。有幾人表示還是由少奇主持，高崗堅持說："輪流吧，搞輪流好。"見此官意，陳雲和鄧小平向毛舉報高的遊說。

1953年1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反手一巴掌，把高饒定罪為另一個司令部。然後去杭州度假70多天，把高饒扔給劉少奇等撕咬。

毛為什麼在整治劉和周的大好形勢下拋棄賣力並有功的打手高饒呢？大概有兩個原因。首先是整治劉和周，支持者不夠。

高為了反劉，提出蘇區黨（或軍隊和根據地黨）和白區黨的對立。實際上，到延安整風為止，中共的正確或錯誤路線和派別主要是蘇共說了算。陳獨秀執行蘇共協助國民黨的指示，但國民黨反蘇反共，陳就成為替罪羊，犯了右傾錯誤。瞿秋白和周恩來執行蘇共城市兵變的指示，但失敗了就是替罪羊，犯了左傾錯誤。瞿周去蘇聯，臨時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犯了更大的左傾錯誤。毛1938年獲得蘇共支持，成為中共最高領袖。1940年代搞延安整風，是要全黨信仰毛一貫偉光正，絕對服從毛。對於黨的幹部，以歷史上對毛的態度劃分路線和派別。支持毛的是核心毛派（井岡山和中央蘇區的擁毛派，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擴大到沒有反對過毛的劉少奇派（以華北地下黨為主）、紅二方面軍部分幹部和高崗派（陝北紅軍和根據地幹部）。反對過毛的分為兩派：一個是王明派（教條主義派），另一個是經驗主義派（周恩來等）。就派系實力來說，經驗主義派最強，人多資格老。毛派弱很多，而且其中劉少奇派幹部文化水平等素質比蘇區幹部高。王明派人很少。周恩來等經驗主義派，在延安整風中已被打斷了脊梁骨，在大會上長篇檢查求饒。劉少奇派是延安整風中的打手。

毛當然想對劉和周痛下殺手，以絕後患，或者先幹掉一個。那就要大清洗經驗主義派和劉少奇派或大清洗其中一派，需要除了劉少奇派之外的毛派同仇敵愾或與另一派合夥。可是書記處擴大會議中只有高崗一人反劉，會後經驗主義派陳雲向毛舉報高，反對整劉而希望整高；核心毛派鄧小平也向毛舉報高，反對整劉和周而希望整高。一葉落而知秋，權術大師毛覺察到整劉和周的支持者太少。

拋棄高饒的第二個原因是高嘴巴太大，把毛跟他說的私房話泄漏出去，讓毛覺得被動。

毛只是想讓高饒做替罪羊，以後再起用，特別是再整劉和周時。沒想到高自殺了，讓毛非常憤怒，覺得奴才可惡，這點委屈都受不了。

1954年2月6日─10日的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批判高崗。會後，副總理李富春兼任計委主席。1954年9月第一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憲法》，成立國務院後，計委改為國務院組成部門。

4月鄧小平取代饒漱石任中組部長，併兼任中共中央秘書長。1955年4月的中共七屆五中全會上，鄧小平與林彪增補為政治局委員（補任弼時、高崗之缺）。

1956年9月28日中共八屆一中全會，選出政治局常委：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總書記鄧小平（1958年5月25日的八屆五中全會增選林彪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選出中央書記處書記：鄧小平、彭真（政治局委員）、王稼祥、譚震林、譚政、黃克誠、李雪峰；候補書記：劉瀾濤、楊尚昆、胡喬木。

毛澤東規定，中央書記處與政治局平級，大政方針在政治局，具體部署在書記處。鄧小平取代劉少奇而獲得黨政軍工作具體部署權，劉少奇保留了代理毛澤東主持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和政治局會議的權力。

1958年6月10日中共八屆四中全會結束後，中共中央發出通知，決定成立5個中共中央小組：財經小組（組長是中央副主席陳雲）、政法小組（組長是政治局委員董必武）、外事小組（組長是中央副主席周恩來）、科學小組（組長是中央委員聶榮臻）及文教小組（組長是中央委員陸定一），這些小組直屬於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向他們直接做報告。這些小組是議事協調機構。這些小組取代了1953年2月分工的政府工作六個方面歸口負責：計劃、政法、財經、外交、文教、其他。

1953年至1958年的中共黨政軍高層權力體制演變，逐步倒退到1949年中共建政前戰爭年代的譖主之下的黨機器一元化領導：譖主毛澤東之下是議事機構書記處/政治局常委會及政治局，其下1956年設立議事協調機構中央書記處，其下是黨政各方面歸口機構或負責人/1958年開始的歸口議事協調機構——多個中央小組等，其下是黨政軍各部門。這個體制延續到文革開始。

文革發生的因果鏈條大部分已經較為清楚：

（1）文革發生，是因為1962年1月11日開始的七千人大會（中共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劉少奇29日代表中央作報告時脫稿對前幾年的施政潰敗造成大饑荒開炮3小時，引發許多代表反映，還有話要說，迫使毛次日勉強承認犯了大錯。會議延期至2月7日，大多數與會縣以上幹部在小組會中爭先發言，贊同劉的批判，發泄不滿。

此前，彭真（會議報告起草委員會執行召集人、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鄧小平說他是副總書記）、劉少奇派二號人物）1月18日在報告起草委員會會議上斗膽要求起草班子找一找毛的錯誤並寫進去。他解釋說：我們的錯誤，首先是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的同志，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三五年過渡、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我們對毛主席不是花崗岩，也是水成岩。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瑪峰也是泰山，拿走幾噸土，還是那麼高。現在黨內有一種傾向，不敢提意見，不敢檢討錯誤，一檢討就垮台。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錯誤不檢討，將給我們黨留下惡劣影響。省、市要不要把責任擔起來？擔起來對下面沒有好處，得不到教訓。從毛主席直到支部書記，各有各的帳。書記處最大錯誤是沒有調查研究。
鄧小平中間插話，介紹了背景：大會之前，毛提議將近年來各種文件資料匯總、分析一下，看看哪裡有問題。於是劉、鄧等領導人商量後，安排陳伯達牽頭做了兩件事：一個是將此前數年毛的講話匯集了一套，劉、鄧召集一線領導人分析後，認為沒有問題；一個是將中央那幾年的文件、通知匯集了一套，分析後認為問題不少。正因為有這樣的背景，因此大會報告起草的稿子，沒有提到毛澤東的錯誤。但毛說：你們的報告，把我寫成聖人，聖人是沒有的，缺點錯誤都有，只是占多少的問題。不怕講我的缺點，革命不是陳獨秀、王明搞的，是我和大家一起搞的。

在1月30日的講話中，毛勉強承認犯了大錯：去年6月12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志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志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這是毛譖主生涯中唯一一次承認犯了大錯。譖主認大錯是危險的，可能失去獨裁的合格性依據。這比世襲君主脆弱，世襲君主可以發罪己詔，認大錯也不能動搖其獨裁的世襲依據。

毛為了保住其獨裁權力，必須反攻倒算。毛澤東和江青在文革初期說：“七千人大會憋了一口氣，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這口氣。”文革第一撥被打倒的中央高官就是彭真打頭的彭陸（定一）羅（瑞卿）楊（尚昆）反黨集團，最大目標就是劉少奇。

（2）毛澤東勉強承認犯了大錯，是因為大饑荒餓死了幾千萬人，導致七千人大會上的批判和不滿聲浪。

（3）大饑荒餓死幾千萬人，是因為毛髮動了荒唐至極禍國殃民的大躍進。

（4）大躍進搞得起來而且搞到餓死幾千萬人，是因為政治經濟等全面的極權制度和毛的國際共運最高領袖夢想。

對於國家和社會各方面的控制上，毛通過中共結合中國的中央集權制傳統和蘇聯的極權制度建立了古今中外最極端的極權制度，可以相比的只有學習中共的紅色高棉極權制度。

在產權方面，通過農業和手工業合作化以及工商業的沒收和公私合營等掠奪運動，控制所有產業。在分配方面，在消費品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按等級分配，差距懸殊，從最高層的窮奢極欲到農民的受盡掠奪。在這兩個經濟方面，不但是學習蘇聯，而且是繼承了中國傳統的皇室和官僚系統獨大和掠奪富裕平民，特別是繼承了蒙元和太平天國的軍事共產主義。

中共是蘇聯養大的小兄弟，建立了蘇聯的衛星國。到了1956年蘇共非斯大林化，毛極為不滿，因為妨礙了對自己的個人崇拜，並且擔憂出現非毛澤東化，起了背叛蘇聯主子之心。另一方面，覺得自己是比蘇聯人口多很多的國家之主，資歷、經驗和能力遠勝蘇共領袖，足以取而代之擔當國際共運最高領袖，唯一不足就是國家經濟遠不如蘇聯。

1957年蘇聯提出與資本主義國家和平競爭而在15年經濟趕超美國，毛提出15年趕超英國。1958年提出“十五年超英，二十年趕美”。超英年頭說法，數月內接連縮短，縮短到兩三年。超英趕美都是幌子，趕上蘇聯是真目標，為的就是當上國際共運最高領袖。

文革開始後，周恩來取代劉少奇成為政治局會議的代理主持人。中央書記處以及其下各中央小組癱瘓後撤銷。取代中央書記處的是中央文革小組，由第一副組長江青掌控。中央文革成員基本上來自宣傳部門，沒有經濟等方面實務能力，因此由中央文革成員和部分副總理、軍委副主席合開碰頭會，由周恩來召集和主持，具有前中央書記處職能。國務院、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的歸口負責人是副總理或國務院的組。

1969年4月28日中共九屆一中全會選出政治局常委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林彪、常委陳伯達、周恩來、康生

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林彪、葉群、葉劍英、劉伯承、江青、朱德、許世友、陳伯達、陳錫聯、李先念、李作鵬、吳法憲、張春橋、邱會作、周恩來、姚文元、康生、黃永勝、董必武、謝富治；候補委員：紀登奎、李雪峰、李德生、汪東興

同時撤銷中央文革，政治局兼有前中央書記處職能。周恩來仍然是會議代理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