餓死100多萬老百姓的“信陽事件”之前因後果

--- 那些一直辯解毛剎窿年代餓死人不多，看看一個地區就餓死一百多萬的真實記錄。

2014-09-10 編輯： 西安食神會

“信陽事件”指的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發生在河南省信陽地區的餓死一百多萬人的慘痛事件。這是共和國初期，由於“反右派”“大躍進”“公社化”釀成的一場人為的大災難。這個事件是中國三年（1959～1961）大饑荒（因為其慘烈的程度而被《世界吉尼斯記錄大全》列為世界上最大規模的饑荒）的縮影。

                

1980年筆者在《河南日報》任記者站長時，曾寫過一篇《“信陽事件”應當重審》的建議文章。交總編輯何風德同志，並陳述了意見。何總編說，1950年代以來的大量冤假錯案雖已平反改正，但這個“事件”上面沒有說法，可能還是個“禁區”，不宜公開發表，先登內參看看反應。內參刊發後許久沒有任何反應。何總編告訴我，這件事領導上無一人置可否，看來時機不成熟，不要再提此事了。

 

如今時間又過了28年，“信陽事件”已過去快半個世紀了。然而，今天同50歲以下的人談起“信陽事件”，他們卻像聽天書一樣，驚詫不已，認為是“天方夜譚”。而隨着時光的流逝，那段悲慘歷史的親歷者，多數已經離開了人世，他們記憶中那些珍貴的資料，隨着他們的逝去已永遠消失了。再過十年八載，這一代人越走越多，消失的記憶也就越來越多。幾千萬生命換來的血淚斑斑的教訓，可能就會被後人遺忘了。基於此，在28年之後，錯想重提總結研究“信陽事件”這個建議，使後人永遠牢記那段悲慘而沉重的歷史。

 

一、“信陽事件”的成因和發展過程

 

位於豫南的信陽地區，歷史上素有“魚米之鄉”“豫南糧倉”之稱。信陽地區1956至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9年“人禍”加天災造成嚴重減產確是事實，最後落實的糧食總產量是30億斤。按當年農業人口800萬（實為780萬）計算，扣除種子、飼料，人均占有口糧還在300斤以上。再兼由於前三年風調雨順收成好，社、隊和群眾都還有些家底，比歷史上一般災年的情況還要好一些。那麼，糧食到哪裡去了？為什麼會發生餓死一百多萬人的大悲劇呢？本文以個人的親歷新聞，概述“信陽事件”的全過程，以印證上述觀點。

 

信陽地區在“反右”之前，急躁冒進，強迫命令之風就已颳起，農民意見很大。“肅反”中違法亂紀，傷害人較多，知識分子和幹部有些意見。凡是反映真實情況，講了真話的人，幾乎都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全區大約劃了一萬多個“右派”。

 

信陽地區不僅劃的“右派”多，對“右派”的懲罰也特別嚴酷。有數以千計的“右派”在絕境中喪生，拋骨荒野；更多的人妻離子散，家破身殘。以信陽地委改造“右派”的重點場所萬勝山林為例，在200多名“右派”中，餓死、打死、折磨死、自殺的有一半之多。原地區糧食局幹部李雪白不堪忍受侮辱、飢餓、毒打，深夜跑到附近河邊，在一顆樹上吊死。林場辦公室主任賈文明宣布他“思想反動，拒絕改造”，指使打手就地挖了一個兩米深的坑，將其屍體推下，打手們將幾十斤、上百斤重的大石頭砸向坑中。李雪白的屍體瞬間化為一攤肉漿。他是萬勝山林場自殺的第一個“右派”。1959年冬，一個風雪交加、氣溫約在零下10度的夜晚，林場基建大隊長徐蘭宇命令“右派”們連夜從山上扛木料下山，規定每人要往返三趟（約50多公里山路），完不成者批鬥、免餐（第二天不准吃飯）。這一夜滑入山溝摔死、凍死、投水自殺的有17人之多。

 

“反右”之後，立即出現了兩個嚴重後果：一是實事求是作風蕩然無存；二是領導者的“權威”大大加強，幹部們時時處處，小心翼翼看領導臉色說話做事，違反科學、蠻幹之風驟起，違法亂紀現象繼續發展。

 

乘“反右”勝利的東風，信陽地區的“大躍進”迅速掀起了高潮，出現了許多神話般的“奇蹟”。其中造假最早，影響最大，風靡全國，吹到印度的（岈山公社代表應邀到印度介紹“大躍進”的成果和經驗），便是信陽地委的重點遂平縣嵖岈山公社。這個社1958年夏首先放了一個畝產小麥3200斤的“大衛星”，接着，鄰縣西平放出小麥畝產7320斤的“特大衛星”。在省、地委的表揚鼓勵下，岈山辦起了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編者註：1958年春，信陽地區的遂平縣岈山把幾個高級社聯合成一體。當時取名叫集體農莊，學蘇聯的，實行領導、計劃、分配、財務四統一。不久，毛主席講到：“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就取名為人民公社，岈山就成了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到8月份，全地區實現了公社化。——引自《“信陽事件”——一個地委副書記的回憶》，張樹藩著，《百年潮》1999年第12期。）

 

從此，信陽地區左風越刮越猛，假話越說越玄，造假越造越離奇，強迫命令瞎指揮也越搞越驚人。有些地方深翻土地要求達到五尺、八尺、一丈二，密植要求每畝下種一百、二百、三百斤，調集幾十萬勞力上山砍樹劈柴煉鋼鐵，砸鍋賣鐵製農具投入小土爐中放“衛星”。信陽縣雞公山公社水稻畝產48925.7斤，息縣南瓜畝產202735斤，商城縣日產鐵29074.6噸，上蔡縣一頭母豬一次生下64只小豬仔，配種模範李桂英養的騾子竟然生下了小騾駒……這個時期全區上下，城鎮農村，土爐遍地，黑煙蔽日，紅旗招展，鑼鼓喧天。幹部們挖空心思造“奇蹟”，放“衛星”，送喜報。千方百計強迫群眾搞那些荒唐可笑、勞民傷財的無效勞動和破壞性勞動。

 

經過一年多的瞎指揮、胡折騰，加上局部地方的水旱災，1959年糧食產量比上年減產一半。這些“奇蹟”“衛星”全是自欺欺人的假貨，上自省委，下至社、隊的幹部們人人心中明白，但卻沒有一個人說破。有點不願說，有點不敢說。同寓言故事《皇帝的新裝》中的情景頗為相似。胡折騰造成了大減產，信陽地委9個常委中除副書記、專員張樹藩外，其餘一致認為形勢大好：“‘大躍進’創出‘大奇蹟’，大災年奪得大豐收。”幹部群眾中誰稍有懷疑，就被指責為“搖頭派”“算賬派”而遭到批判鬥爭。

 

當年秋後在省委召開的三次幹部會議上，信陽地區各縣上報的產量竟高達350億斤，張樹藩憂心如焚，又不敢批評，只是一再要求各縣、市一定要冷靜，要實事求是，上報數字才逐次下降為250億斤，150億斤。地委書記路憲文對張樹藩的“潑冷水”大為惱火，在大會上指責張為“右傾機會主義”，自己定了個單位數，讓工作人員按總畝數推算產量，得出結果出乎他的意料，只有80億斤。張樹藩還是不同意，當即被停止工作，接受批判。最後，地委決定上報72億斤。這樣，省委就按72億斤總產下達了徵購任務。徵購中不擇手段，強迫命令，又批又打，入庫16.8億斤後，就進行不下去了。因為，全年實際產量只有30億斤（這是落實的數字），交徵購糧16.8億斤後，只剩下13.2億斤，農業人口每人全年占有糧食只有160斤，扣除種子、飼料，人均口糧只有100斤。夏糧已吃了幾個月，所以徵購未完成，許多社、隊就沒有糧食了。在完全斷糧之前公共食堂的伙食情況，下面這個順口溜，形象地描繪了當時飢餓的狀況：

 

清早的饃二兩重，下邊有個萬人洞；晌午的飯一勺半，只見葉子不見米麵；黑了的湯照月亮，不喝吧，餓得慌，喝了吧，尿床上，娘打一巴掌，跑到大街上，哭爹叫娘到處藏。

 

1958年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斷糧停伙，群眾開始逃荒，餓死人事件相繼發生。

 

雖然出現了斷糧停伙，農民外逃，餓死人等嚴重問題，雖然人民（包括省、地、縣、社許多領導幹部）對這一切心知肚明，就是沒有人敢講真話。在廬山會議精神“鼓舞”下，省、地委又把交不出糧食定性為“階級鬥爭”在糧食問題上的反映，在全區掀起了“反右派”鬥爭，先後又有一萬多人受到批鬥，有3300多名黨員幹部受到處分。在巨大的政治壓力下，社隊幹部不得不把種子、飼料和剩下的一點口糧作為“餘糧”交了徵購。就這樣仍未完成徵購任務。糧食上交了，食堂停伙了，谷糠、薯藤、野菜、樹皮、草根吃光了，農民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眾當作“階級敵人”和“流竄犯”對待，到處設卡攔截，當年冬季共攔截收容46萬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餓死在收容站內。有的人餓急了，偷殺吃了牲畜，被發現了一律按破壞生產定罪。全區逮捕2000多人，其中有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餓死在獄中的。同時，地委還責令郵局對發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受到了殘酷批鬥和處理。

 

同時，1958年開始的“公社化”剝奪了農民的一切，不僅土地、牲畜、農具等生產資料被剝奪了，連維持生命的口糧，也掌握在公社手中，種什麼莊稼，下多少種子，一天吃幾兩糧食，都由公社幹部定。公社和食堂，把農民牢牢地束縛在本村的土地上，使之失去了包括外出謀生，逃荒活命在內的一切自由。

 

農民在失去這一切時，也喪失了生產積極性。“大躍進”開始後，糧食連年大減產（信陽已如前述。資料顯示，全國糧食產量1959年比1958年減少15%，1960年比1959年又再減少15.6%），就是例證。把大減產說成大豐收，又來個反瞞產、高徵購，擠光了農民活命的口糧和農業再生產的種子。可憐的百姓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逃不出去，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餓死床頭，倒斃路邊。

 

下面摘引幾個黨委文件中記述農民被餓死的慘狀。1960年12月17日光山縣委《關於“民主補課運動”的初步體會的報告》中稱：“這是全縣幾十萬人民從未有的一次大慘禍”，“死亡人數25萬，死絕的戶數就有5647戶。城郊公社高店大隊吳圍子小隊120人中，餓死72人，占總人口的60%，16戶死絕。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隊被打死、餓死1503人，占總人口的62.6%。”當時的光山縣“房倒屋塌家徒四壁，一貧如洗、人人戴孝，戶戶哭聲”。

 

此外還有一種死亡：1959年11月到1960年7月，信陽地區在“反瞞產”追逼糧食中，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於獄中；拘留10720人，有667人死於拘留所中，死因不明。為活命外逃被攔截收容的45萬多人中，有多少人死於收容所中，無從得知。類似事例很多，但無法統計出總體狀況。

 

上述幾例，可以窺見大饑荒和違法亂紀的慘烈程度。公安部徐子榮副部長是信陽確山人，他在調查中，也曾多次流淚。鐵的事實表明“大躍進”“公社化”是釀成“信陽事件”大慘劇的直接原因，其源頭就是“反右派”鬥爭。

 

二、“信陽事件”的曝光、定性、發展變化和處理結果

 

1959年9月底，徵購未完成，群眾口糧、牲口飼料、來年的種子都被用光了。此時，張樹藩已被停止工作，接受批鬥。大會批、小會斗連續進行了兩個多月。這個時期正是餓死人情況最嚴重的時期。農民大量餓死，實在瞞不住了，省、地委統一定的調子是浮腫病、傳染病死的，不准說是餓死的。張樹藩在被批鬥、被軟禁中聽到了一些餓死人的情況，他憂心如焚，想不出辦法。當時地委仍未採取措施，始終不敢承認人是餓死的。全區統一的口徑都說是瘟疫傳染死的。直至十一二月份，在大量餓死人的情況下，地委才向省委寫報告要了糧食。（張樹藩去世前，給信陽地委書記李中央寄了一份材料，作為他給信陽地委的忠告。後來，這個材料被作為他的回憶錄，摘要發表在《百年潮》1998年第6期上。）

 

1960年2月路憲文找張樹藩談話說，從今天起你可以工作了。對於把張劃為“右傾”連續批鬥幾十次，一字不提。張樹藩想，只要能恢復工作就好。恰在這時，國務院內務部郭處長來信陽淮濱縣檢查救災工作。張向郭處長反映了餓死人的情況。郭問餓死有多少人？張說，我已經4個月沒有工作了，全區情況不了解，估計有20到30萬人。郭處長感到問題嚴重，兩天后就回了北京。後來聽說，郭回京後向內務部領導作了匯報，內務部領導向國務院秘書長習仲勛作了匯報，習仲勛向中央紀委書記董必武作了匯報。董老迅速派兩位處長（李堅、李正海）來信陽調查。調查期間，省、地委多次設置障礙，掩蓋真相。兩位處長排除困難，衝破阻力，逐縣逐社艱難工作了3個月，基本查清了問題，他們查出的數字是餓死105萬人以上，比張樹藩估計的多好幾倍（如果不是張樹藩被批鬥之前自己做主發放700萬斤救濟糧，如果不是他恢復工作後，及時向郭處長反映了餓死人的情況，信陽地區餓死的人數還要多）。

 

在信陽地區的民間記憶中，“信陽事件”和大饑荒被叫做“過糧食關”。這有兩種含義：在“反瞞產”中被打死、逼死和死於監獄、拘留所中的基層幹部，沒有闖過“糧食關”；被餓死、被吃掉的老百姓，沒有闖過“糧食關”。闖過“糧食關”的幹部群眾衷心感謝李先念、張樹藩等好領導，特別痛恨吳芝圃、路憲文等歷史罪人。從史料記述的一件往事中，可以看出同樣是黨的高級領導幹部的李先念、吳芝圃二人，黨性原則和個人品質懸殊是多麼巨大。1960年，全國面臨嚴重的糧食危機，許多地區都出現了餓死人現象。6月份，李先念到信陽地區調查，他不僅目睹了許多村莊房倒屋塌，屍骨遍地，人人戴孝，戶戶哭聲等慘相，也聽到許多關於幹部嚴重違法亂紀的情況。他心情沉痛，曾多次落淚。隨後，他到了鄭州，向省委匯報時，吳芝圃仍然滔滔不絕地講河南工作如何如何好。李先念聽得不耐煩了，直截了當地說：“算了吧，不要再說了，你講的不是真實情況。”大約在此前後，中紀委的調查報告，也送到了中央。“信陽事件”的蓋子，終於揭開了。

 

“信陽事件”曝光後，毛澤東在中紀委寫給黨中央的報告中批示：“信陽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復辟，是民主革命不徹底，需組織力量進行民主革命補課。”於是，中央從中直機關和國務院各部委抽調得力幹部452名，河南省委從省直機關和外地市抽調骨幹1844名開赴信陽。河南省委決定改組信陽地委領導班子，原地委常委9人中，只留張樹藩和紀委書記邱進敏二人，其餘7人撤職審查。宣布逮捕路憲文和8個縣的縣委書記。新地委組成後，又從地直各部門挑選骨幹1483人，組成了近3800人的“民主革命補課運動”大軍，開赴各縣市，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奪取了各縣、市和公社，以及縣直各部門的領導權。這場聲勢浩大的行動，同“文化大革命”中的上海“一月風暴”頗為相似。

 

“民主革命補課運動”初期，繼全面奪權之後，接着是清理階級隊伍。在省委和新地委的領導下，將原信陽地區各級領導幹部和不脫產的社隊幹部以及公共食堂的會計、司務長統統集中起來（每縣少者幾千，多者上萬，總數達20萬人）。從部隊、機關、學校、廠礦騰出大量房舍，關押這些“反革命”。名稱叫“特訓班”（關押職務高和問題大的）和“集訓班”（關押問題較小的），人們稱為“集中營”。兩種班都按敵我矛盾對待。“集中營”四周放有流動哨，門前架有機關槍，不准家屬探視。對這些人進行嚴格審查後，將分別按殺、關、管的辦法處理。既然有成千上萬的“反革命分子”，當然就有更多的“反革命家屬”，在全區範圍內一度出現了“反右派”時那種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的緊張局面。因為有殺、關、管的政策，氣氛比那時更恐怖。

 

“信陽事件”其實是全國性的事件，信陽只不過曝光較早，作為典型而已。就是信陽的“民主革命補課運動”開始不久，河北省各地區，全國許多地區，都曝光了餓死人事件，河南、安徽、山東、甘肅等省都餓死幾百萬人，四川省餓死近1000萬人（《回憶四川“肖、李、廖”案件》序言，《炎黃春秋》2004年第1期）。李先念、廖魯言、徐子榮、陶鑄、王任重等高官來信陽調查後，也都弄清了“信陽事件”發生的真正原因，對原來的定性、政策、做法，自有其看法和應對策略。更重要的是“民主革命補課運動”緊張進行了一段後，基本上查明了信陽地區幹部的問題：一是在“大躍進”“公社化”“反瞞產”中大搞“五風”（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強迫命令風），嚴重違法亂紀，非法拘禁、毆打幹部群眾，把被批鬥者打傷、打殘、甚至打死。光山縣委書記馬龍山，將縣委副書記張福洪活活打死只是一例； 1960年10月5日，信陽地委監委的一份報告中稱：光山縣委副書記劉文彩到槐店公社主持“反瞞產”，連續拷打40多個農民，打死4人。斛山公社一個黨委黨員親自拷打農民92人，打死4人。二是弄虛作假，製造假典型，施放假“衛星”，下級欺騙上級，上級糊弄下級，瞎指揮，胡折騰（如深翻、密植、砸鍋毀鋤煉鋼，砍樹劈柴煉鐵等）。上述兩方面的問題，是在左傾錯誤路線和高壓態勢（各種帽子、棍子）下形成並迅速發展起來的。三是個人品質問題。有少數幹部貪污挪用公私財物，多吃多占，姦污婦女（他們對地主、富家的女人，往往以“階級鬥爭”威脅施暴，對農民的妻女，用二斤糧票、幾個饅頭就可以到手）。

 

歷經幾個月的深挖細查，由中央、省、地區近三級4000名幹部組成的民主革命補課大軍，沒有查出國民黨殘餘，沒有查出真正的反革命；最重要的是全國許多地方都爆出了同類問題，促使最高領導放棄了“反革命復辟”的定性和殺、關、管政策。

 

三、“信陽事件”造成的嚴重後果

 

作為“反右派”“大躍進”“信陽事件”的受害者、親歷者，筆者對這一系列左傾錯誤至今記憶猶新，有較深的體會。這些錯誤造成了智力資源嚴重損失、社會主義法制和社會主義民主以及黨的優良傳統作風遭到嚴重損壞等後果。單從“信陽事件”來說，還至少造成了四個惡果。

 

一、“階級鬥爭”“法寶”的泛濫。在這一系列運動中，“階級鬥爭”這個“法寶”，顯示了巨大的“威力”，不論遇到什麼阻力困難，“階級鬥爭”一抓就靈。比如，農民不願入社，一抓就入了；農民對深翻、密植，砸鍋毀鋤煉鐵有牴觸，一抓就順從了；對那些假“衛星”有懷疑的幹部，把“搖頭派”“算賬派”帽子一舉又解決了；把農民的口糧擠光了，“反瞞產”已經停下了，適逢廬山上發生了“階級鬥爭”，彭、黃、張、周被定位“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省、地委跟得緊，行動快，又把“反瞞產”定位為“階級鬥爭”在糧食問題上的反映，大抓“小彭德懷”，全區又批鬥了一萬多人，社隊幹部只好把種子、飼料都作為“餘糧”交了出來；公共食堂斷炊了，草根樹皮吃光了，為活命外出逃荒的農民被作為“階級敵人”和“流竄犯”收容關押起來，又打死餓死了不少……

 

這一時期，處處有“階級鬥爭”，事事有“階級鬥爭”，“衛星”上有“階級鬥爭”，“筷子頭上”有“階級鬥爭”，“階級鬥爭”帽子滿天飛，“階級鬥爭”棒子到處打，比當年堂&＃8226;吉訶德大戰風車還要愚蠢荒唐！從“反右派”到“大躍進”慘敗的幾年間，在河南，在信陽，“階級鬥爭”不僅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而且年年斗，月月斗，幾乎是天天斗：吳芝圃鬥垮了潘復生，路憲文鬥倒了張樹藩，馬龍山鬥垮了縣長陳耀齋，使他當了二十二年“右派”，斗死了縣委副書記張福洪，把他定位“化變質分子”，開除黨籍。斗的結果是河南省非常死亡數八百萬人（一說六百萬），把“豫南糧倉”的一百多萬老百姓送上了“西天”。

 

二、農業生產元氣大傷。農業勞動力數量和能力銳減。1961年5月22日，信陽地委上報給河南省委的《關於由“民主革命補課運動”全面轉向反“五風”運動的情況報告》中可見相關情況：“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以來，全區糧食減產37.2%，林業破壞70%，牲畜減少20%多，家畜家禽減少60%以上，荒蕪土地246萬畝，倒塌房屋116.5萬間，摧毀村莊10470個，農具家具損失70%以上。”以致二、三十年後，信陽還是全國著名的貧困地區，是國務院的扶貧重點。

 

三、森林資源大受破壞。信陽地處大別、桐柏山區，是長江、淮河兩大水系的分水嶺，亞熱帶向暖溫帶的過渡帶，南北方熱冷氣流的交綏區，雨量充沛，土質肥沃，植物品種特多，山區森林茂密，林副產品非常豐富。林產資源是全省最好的。“大辦鋼鐵”中，砍樹劈柴做煉鐵的燃料。全區組織80萬勞動力上山砍樹。砍樹中還有不少“新發明”，用斧砍鋸拉速度慢，有人在樹根部鑿上碗口粗的洞，填上炸藥引爆，參天大樹轟然倒下，工效提高多少倍。領導視為“發明創造”，大家表揚，全面推廣。幾個月時間，山區和平原上的古樹和成材林木幾乎被砍光。其中一小部分運下山投入小土爐中化為煙塵，絕大部分腐爛在山上。森林資源的破壞，不僅損失了多少萬立方米木材和大量林副產品，生態環境改變造成的損失，更是難以計算。一位林業工程師說，信陽的森林，再過一百年也恢復不起來。

 

四、破壞黨的威信。“信陽事件”曝光後，有些人總想起把責任往自然災害上推，說什麼信陽連續三年水旱災害。這是謊言。信陽1956～1958年都是好年景。1958年天公作美，全年風調雨順，總產達到60億斤。1959年氣象記錄總降水量為948毫米，大於1953年836毫米，1961年862毫米，1966年637毫米，1976年733毫米，1978年701毫米。只是時間分布不均，夏秋都有部分社、隊嚴重減產，最後落實的全年總產量為30億斤，比1958年減少一半。即便如此，農民人均口糧仍在300斤以上。“信陽事件”主因不是天災，而是“人禍”。從全國看：“據國內一批著名的氣象學家編制的《全國各地歷年旱澇登記資料表》記載，1959年1961年屬正常年景。它甚至比公認的風調雨順的1957和1958年，更為接近旱澇相當或不旱不澇的正常年景。”所以，把全國性大饑荒的成因和隨後“三年困難時期”的責任，推給“老天爺”（自然災害）沒有根據；推給“老大哥”（蘇聯）亦難令人信服。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上“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之說，並不過分。許多地方，“人禍”的因素不是七分，而是更多。信陽就是如此。信陽與其他省區的大饑荒有一個不同點，當時全國缺糧，而信陽地區國庫中還有存糧11億斤。張樹藩同志病危遺言中，有一段振聾發聵、催人淚下的話：

 

……當時信陽地區餓死那麼多人，並非沒有糧食，所屬大小糧庫都是滿滿的。但群眾寧可餓死，也沒有搶過一個糧庫。這證明與共產黨血肉相連的人民，多麼聽話，多麼遵紀守法，多麼相信黨。而我們某些領導幹部，實在是愧對人民啊！

張樹藩同志的遺言，我們所有黨員幹部都應當深思。

來源：《領導者》雜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