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親歷中國外交政策的歷史轉折

送交者: chang le 2014年10月02日13:00:50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人物》2014-10-03 丁東 現在反思，由於對時代特徵判斷錯誤，從上世紀50年代起，我們就和那些抓住機遇的國家背道而馳。人家着眼經濟建設，大力發展生產力；我們重視繼續革命，不斷發動各種政治運動。人家千方百計開展對外經濟文化交流；我們搞反對“西化”和防止和平演變，堅持閉關自守。人家要搞緩和；我們強調備戰。其結果是：人家迅速發展，進入新的文明階段；我們落後倒退，喪失了一次最有利的發展機遇。時間雖然只有30年，但要彌補起來，恐怕就得百十年。 ———————— 1950年，我跟隨張聞天調到外交部。從此，與外交工作結下了不解之緣。我前30年的工作單位是外交部，後30年在社科院和國務院國際問題研究中心。因此可以說，我經歷了中國外交政策轉變的全過程。 毛澤東為何讓張聞天搞外交 本來，我跟張聞天奉調到外交部是要組建中國駐聯合國代表團，準備去聯合國工作的。當時，蘇聯為了支持新中國取代國民黨在聯合國的席位，向當時正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提出，建議中方立即成立一個代表團，同時蘇聯也在聯合國採取抵制行動，表示不開除國民黨代表，蘇聯就不出席安理會會議。得到這個消息後，劉少奇、周恩來等人商定，派章漢夫為團長出席聯合國會議。結果這個意見被毛澤東否決了，毛澤東提出改派張聞天為團長。於是，在沒有通知張聞天，更沒有徵求他意見的情況下，就先對外公布了。張聞天是從廣播和報紙上才知道有這麼回事，趕快向劉少奇建議改派別人。當然，這只能是白提，於是他就“挈婦將雛”、帶着我來北京上任了。張聞天不願去聯合國是因為他喜歡做地方工作，我還記得他在回北京的列車上對我說的一句話：“準備從頭來，鑽研國際問題和外交。” 由於成立聯合國代表團是斯大林和毛澤東的決定，所以調人和經費都很容易解決。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裡，就組成了一個中國外交史上空前絕後的高規格代表團。但是沒過多久，朝鮮戰爭爆發了。美國利用蘇聯缺席不能行使否決權的機會，操縱安理會通過了決議，組成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反對北朝鮮對南朝鮮的“侵略”。為了避免再上當，蘇聯又重新回到仍然由國民黨政府代表占着中國席位的安理會。 對於我們代表團來說，朝鮮戰爭的一個直接後果就是聯合國去不成了。從戰爭一開始，張聞天就看到了這一點，因此很快放鬆了原來立足於迅速出國的準備工作，轉為大抓練兵，組織大家學習外交業務和研究國際問題，為外交部培訓幹部。 既然短期內去聯合國已經不可能，代表團窩着這麼一堆幹部，也確實挺浪費的。不知是周恩來還是張聞天的意見，1951年3月經中央批准，解散代表團，所有幹部另行分配。當時，周恩來找到張聞天，提出中央有兩個工作由他挑選：一個是去國際活動指導委員會工作，另一個是接替因病辭職的王稼祥去蘇聯當大使。這表明，毛主席已決定張聞天只能從事授權有限的外交工作，而不能做他嚮往的國內經濟建設和地方工作了。張聞天認為，既然要做外交工作，最好還是到外交第一線去，所以就選擇了去蘇聯。我想，他大概知道毛澤東和劉少奇對他有些厭煩，特別是不喜歡他經常提不同意見。選擇去蘇聯，也許是為了離他們遠點兒。 張聞天出使蘇聯批判個人崇拜 1951年4月，我同他們夫婦二人同乘一架飛機去了莫斯科。張聞天當大使以後，把研究工作擺到了使館工作的首要位置。他安排我做了中國駐外使館的第一個研究室主任，一干就是4年多。 在我看來，張聞天是個具有世界眼光的人，對國際問題不但熟悉，而且有許多獨到見解和高明看法。我們當時寫的關於朝鮮停戰和談問題的調研報告，為駐蘇使館研究室來了個開門紅。因為張聞天本來就不同意金日成的南下統一，也不同意我們後來的抗美援朝。在他和中央多數人的意見遭否決後，他就一直密切注視着朝鮮問題的發展，希望戰爭早日停下來，使我們能夠集中力量搞建設。 當時，我們的調研報告在國內引起最大轟動的，是對蘇聯反對個人崇拜的研究。按照俄文的原意，“КУЛТЛИЧНОСТЪ”譯成“個人迷信”更合適些，可我們一開始就譯成了個人崇拜，後來在國內引起了一些混亂。如毛澤東說，個人崇拜有正確、錯誤之分。胡喬木說，個人崇拜是馬克思的原話，含義與個人迷信不同。這都與當年的翻譯不夠準確有關係。如果一開始就翻譯成個人迷信，也就不會出現這些爭論了。蘇聯自從斯大林死後，報刊就開始批判個人崇拜，並且逐步升級，後來還點到了斯大林的名。 使館研究室在張聞天的指導下，一直跟蹤形勢發展，不斷寫調研報告報回國內，有些還由張聞天直送中央辦公廳和中宣部。1954年，先後送回了14份反映批判個人崇拜的材料。這些報告在國內引起巨大反響，毛澤東還將其中3份批給中央委員和許多高幹閱讀。 要不要當頭——毛周之間的分歧 新中國成立後，由於在外交上採取“一邊倒”的政策，對資本主義世界閉關自守，因此，在國際上是比較孤立的。 朝鮮戰爭不但大大提高了我們在世界革命中的威望，而且也成為國際上公認的一支重要軍事力量。1954年日內瓦會議，被後人描述為新中國第一次走上國際舞台。當時，我們組織了一個180多人的大代表團，人數遠超美、英、法，被外國記者稱作“人海戰術”。其實，按工作量來說，一半人都用不了。除了國內的大隊人馬外，還從就近的使館抽調了一批人。我和李匯川、施谷、周硯等就是從駐蘇使館調去的。按周總理當時的說法，多去些人是為了練兵。 在日內瓦會議休會期間，我寫了《評英國的所謂亞洲洛迦諾計劃》，認為亞洲洛迦諾計劃是想在亞洲維持現狀。具體說來，就是在越南劃界而治，讓柬埔寨和老撾保持中立，共產主義國家不得越過現有疆界向外擴張，美國等西方國家也放棄過去那種把共產主義“推回去”的戰略。這表明西方國家要求兩大陣營互不越界、和平共處，只搞經濟競賽。我的這一分析，正合乎多數中央領導特別是周恩來會前的設想和希望。所以當張聞天把這個調研報告拿給周恩來時，他非常高興，給予了高度評價。周恩來的想法是，要利用這次會議的一切機會，為中國創造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以有利於經濟建設。後來國際形勢的發展，證明周恩來的判斷是正確的，合乎國家的最高利益。但這卻不完全合乎毛澤東要“頂住美帝國主義的大肚子”、搞世界革命、要當頭的願望。因此，毛澤東批評外交上在解決印度支那問題後，沒有及時突出台灣問題，是一大失誤。後來，台灣問題也確實突出了，給美國來了個“絞索政策”，就是我們即使有可能，也不收回金門、馬祖，為的是把台灣拴在那裡，可以讓我們隨時敲打。 “波匈事件”後外交政策更加向“左” 1955年1月8日，劉曉接替張聞天任駐蘇大使。1月19日，張聞天回國，到外交部任副部長。我也於3月初回到北京，做張聞天的聯絡員，在外交部一干就是5年。 1956年夏，我參加了一些中共“八大”的準備工作。本來，我只是跟張聞天去北戴河，為他起草《論和平共處》的發言稿。但由於近水樓台，“八大”的整個準備工作我也了解一些，不光可以看到發給張聞天的文件，還有機會參加討論。看了頭幾稿的政治報告，我的一個感覺是，內容偏重於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改造勝利的經驗，顯得有點兒驕傲，似乎是在把各兄弟黨的代表請來辦訓練班，聽我們上課。心想，這種做法對外對內影響是不會好的。我每看一遍，就向張聞天叨咕一次。有時也向李克農等熟悉的領導同志和個別參與起草文件的秀才談這個話題。後來，聽張聞天說，在8月10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他講了這個意見。有些人也有同感，所以最後決定推倒重來。回到北京後，張聞天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負責組織修改報告的國際部分。他傳達了同陳伯達、章漢夫、喬冠華去周總理那裡商談的情況，然後就布置喬冠華、浦山和我着手修改。實際上，是完全另起爐灶了。 1956年“波匈事件”後，毛主席趁勢逼赫魯曉夫作檢討，迫使他在10月30日發表了關於社會主義國家關係的政府宣言。對此，毛主席決定要立即表態，發表一個政府聲明，讓張聞天、王稼祥、劉寧一等組織起草。於是，他們到外交部會議室坐鎮，找來喬冠華、熊復、王力、姚溱和我擬稿。喬冠華領着大家到另一房間，先商量內容後分工，由王、姚和我各寫一段。寫好後交給等在那裡的張聞天他們。他們沒有多大改動，隨即打印報送主席和總理，第二天就正式發表了。事後得知，毛主席主持政治局會議時作了重大修改：一是公開提出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也要嚴格遵守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二是狠批大國沙文主義。這些內容是我們既沒想到、也不敢那麼尖銳地提出來的。所以，大家都感到，跟不上主席的思想。例如，對“波匈事件”的處理，我和大家一樣，對毛主席的決定完全擁護。但有一點卻不怎麼理解，就是為什麼先是堅決反對蘇聯干涉波蘭，而沒過多久又堅決支持蘇聯出兵鎮壓匈牙利。不過，無論如何，“波匈事件”的處理，使中國在蘇聯以至整個社會主義陣營的地位得到極大提高。但同時也有點兒好事變壞事的意味，導致我國內外政策更加向“左”，後來的反右派、大躍進、反修防修、中蘇關係破裂等都與此有很大關係。 埋首業務應付各種“運動” 從我回到外交部，各種運動幾乎就沒斷過，而且環環相扣，一場運動沒完又開始了另一場運動。有時，還出現大運動套小運動，弄得人眼花繚亂。對於這些運動，張聞天一直抱着消極應付的態度，因此也從來沒有要求我積極參加過，更沒有給我布置過什麼任務。這為我創造了很有利的條件，可以做個逍遙派，能不參加就不參加，非參加不可的時候也是隨大流，做做樣子。因為自從參加了延安整風搶救運動以後，我對各種政治思想運動就沒多大興趣了。 這倒不是事後諸葛亮，實際上，就整個思想來說，我還是圍着毛澤東的個人崇拜打轉轉。對一些運動，理智上還是擁護的，以為是革命的需要；但感情上，對於總是整人有點兒反感。在這種情緒下，我就埋頭業務，一天到晚忙於看材料和寫東西，對運動想得不多，既不反對，也很少參加。無論是肅反還是反右派，我都做了旁觀者，從來也沒有當過積極分子。 陳毅的粗獷與張聞天的嚴謹 1958年2月，陳毅代替周恩來兼任外交部長。在外交部召開的務虛會上，陳毅號召大家給部領導提意見，特別強調，周總理委託他要大家對其過去的工作進行批評。十多天后，在陳毅的一再要求下，張聞天有準備地對總理的領導在充分肯定後提了3點意見，即：對具體事務和技術性工作抓得多，對形勢政策研究不夠；黨組會開得少；同部內各級幹部聯繫接觸少。章漢夫和姬鵬飛等人也提了類似的意見。後來，不知什麼原因，陳毅把話題一轉，批起了張聞天。並且從延安整風講起，第一次公開講出了毛澤東對張聞天“狹、高、空、怯、私”的指責。由於從來沒聽說過，包括我在內的很多人都感到很吃驚。接着，大家對張聞天提了一些意見。直到張聞天被迫做出4點檢討後，事情才告結束。 據我個人的觀察，陳毅和張聞天的作風大不相同。張聞天始終保持着知識分子和文化人的氣質，他的工作態度非常嚴謹。陳毅則是將軍（元帥）加詩人，作風顯得粗獷豪放。陳毅不拘細節，容易得到幹部和群眾的歡迎，但有時在外交場合就顯得不完全適應了。這裡舉兩個例子。一個是在1965年9月舉行的中外記者招待會上，陳毅提到：讓美國帝國主義、蘇聯修正主義、日本軍國主義、印度擴張主義一齊都來吧，趁我們這些老傢伙還在，乾脆打完了再建設。當時，這番話可是嚇了外國記者一跳。另一個是1962年關於老撾問題的日內瓦會議。一天，印度代表團團長、國防部長梅農來訪。梅農這位老兄有點兒瘸，拄了個拐棍。陳老總起身接待時，開玩笑說，大家在討論解除武裝，你怎麼還帶着“武器”（指拐棍）。梅農聽了翻譯，扭頭就走，怎麼解釋也消不了氣，弄得很尷尬。陳毅當部長，基本不管部里的日常工作，更不用說深入部里各單位檢查和指導工作了。在我的印象里，除兩次使節會議和一次務虛會議外，我幾乎沒有參加過陳毅專門召開的有關國際形勢和外交政策以及內部業務的研討會。一些重大問題，如炮打金門和中美會談，反而是周總理在直接抓。 我為張聞天輸送“反黨炮彈” 1959年的廬山會議本來跟我毫無關係，我也並不關心會議情況。只是作為辦公廳副主任和張聞天的助手，從發給外交部和張聞天本人的文件電報中挑出應當給他看的材料，送到廬山，每天一包。有時，也同他帶上山的政治秘書蕭揚通通電話，問問他們還需要什麼。有一次，我在電話中問蕭揚他們近來的情況，都幹些什麼？蕭揚說，張部長想在小組會上做個發言，不過還在猶豫。我隨口就說，一個小組會發言還有什麼猶豫的，也真是的，謹慎得過分了。還有一次，是蕭揚給我來信，裡面用了一句“高處不勝寒”。我想，廬山是避暑勝地，當然要涼快些，根本沒有想到其中有什麼含義。直到現在，我也沒問過他是否有通風報信的意思。然而，過後不久，這就成了我為張聞天送反黨炮彈，鼓勵張聞天做反黨發言的罪狀了。最終，把我定為外交部張聞天反黨集團的頭名成員。猶如晴天霹靂，一下子中斷了我的緊張工作和平靜生活，開始接受連續20年的煎熬。 “先把自己的事辦好” 現在回想起來，我跟張聞天做了10年外交工作，對他的外交思想，還是多少有些了解的。張聞天平反昭雪後，中央批准成立了張聞天文集編輯領導小組，組長是鄧力群，我也是成員之一。在一次會上，我曾提過一個看法，認為建國後，從思想上來說，有兩條外交路線，一條以毛主席為代表，另一條就是張聞天的思想。周總理在思想上接近張聞天，但實際執行的是毛澤東路線。 總的說來，張聞天的外交思想和主張可以概括為一句話：集中力量搞建設，“把自己的事情辦好”，外交工作完全為這個目的服務。因此，他提出“和平共處”作為外交政策的總方針，要努力促進國際形勢緩和，不要急着解放台灣，反對輸出革命，在外援上打腫臉充胖子。他主張遵守外交傳統和國際慣例，同更多的資本主義國家建交，開展對外貿易。他認為，毛的《新民主主義論》對戰後形勢，特別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估計有錯誤，應當支持亞非拉國家發展資本主義，反對干涉人家的內政。當然，張聞天的外交思想在某些問題上也起過一定作用。但整個說來，在重大問題上，他的想法都落空了。 改革開放後鄧小平外交政策的幾次調整 1978年以後，我國的外交政策有所調整。當時碰到的實際問題是經濟發展停滯不前，閉塞得實在不行了，必須得開放一點兒。抓經濟和對外開放是從華國鋒開始的，並不是鄧小平先提出來的。 1978年3月，外交部黨組給我做出了平反決定，我的問題終於得到解決。1979年8月張聞天追悼會後，我正式辦理手續，從外交部轉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 1979年11月，中方派出社科院代表團赴美，團長是宦鄉，團員除我以外，還有劉克明、李慎之、程明群、徐葵、薛謀洪等共10人。參會的都是著名學者如斯卡拉皮諾、奧克森伯格、鮑大可等，以及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和國務院官員共39人，討論的主題是蘇聯問題。我們從美國開完會回來，覺得聯美反蘇的“一條線”外交戰略不太對頭，於是就寫了一篇報告，交了上去。胡耀邦、鄧小平看沒看不知道。我們的觀點是，和美國要拉開一定距離，調整和蘇聯的關係，並試圖影響鄧小平的看法。因為“文革”結束以後，鄧小平一直講戰爭不可避免，只能推遲。一開始說推遲5年總可以吧，爭取推遲10年。後來，慢慢延長到20年。等到說推遲20年以後，他自己也犯嘀咕，20年以後就會打仗嗎？但他對“一條線”戰略很堅持，一下子轉過來不大容易。 鄧小平當時要干兩件事。一件是讓胡喬木組織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叫《毛主席關於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是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重大貢獻》，1977年11月1日以《人民日報》編輯部名義發表。這個文章講蘇修怎麼壞，戰爭危險來自蘇聯，對全世界和平威脅最大的就是蘇修。這篇文章證明從鄧小平到胡喬木再到鄧力群，都要堅決反修。第二件事是成立中央國際問題寫作小組，組長是胡喬木，副組長是宦鄉，我算是一個組員。當時的任務是要寫一本書，意思是講蘇聯怎麼變修的，但是這篇文章一直寫不出來，因為如果批判蘇聯，就等於批判我們自己，況且我們在某些方面比蘇聯還嚴重一點。從這兩件事可以看出鄧小平的態度，一個是大戰不可避免，一個是堅持反蘇修。 1979年2月的對越戰爭，發生在鄧小平去美國訪問以後。因為打越南必須跟美國合作，要得到美國的認可，所以鄧小平去見他們。那個時候，美國人搞外交比我們老練，他並沒有答應支持你，但實際上是默許的。這樣，鄧小平回來就“教訓”越南，實際上是打給蘇聯看的。當時，他主張對蘇聯態度要強硬一點兒。 7月17號，在第五次駐外使節會議上，胡耀邦發言，認為“蘇修是世界戰爭重要策源地，蘇修亡我之心不死”這種觀點值得研究，蘇聯究竟是不是修正主義的問題值得考慮。7月18號，鄧小平又發表講話，來了個大翻盤，看樣子是針對胡耀邦的。他說：“戰爭危機確確實實越來越逼近了，戰爭要來只能來自蘇聯，所以我們還是要堅持一條線的戰略思想，美國起碼是間接同盟軍，所以還是要立足於早打、大打。”那個時候，三中全會已經開過了，鄧小平還是這種觀點。 越南戰爭打完後，鄧小平到處看，看來看去，提出兩大問題，一個是無論如何要發展經濟，我們太落後了，老百姓太窮了。鄧小平講得很悲壯，說現在我們的農民一個人一年平均一兩百塊錢，全國能吃飽飯的人不多；另一個，外國發展速度快得驚人。 我覺得，1980年前後，我參與宦鄉和李一氓的上書這件事，有特別的意義，很值得進一步說說。先談宦鄉的建議。通過學術交流和研究，宦鄉對我們現行的外交政策產生疑問，認為已經到了必須進行較大調整的時候了。經過多次醞釀，宦鄉提出，以他個人的名義寫一個關於調整外交政策的建議，上書中央。這是1980年春夏的事。商定後，就請原總參二部的張靜怡執筆，他也很快寫出來了。宦鄉和我們幾個人一看，覺得不太成熟，於是命我加以改寫，最後寫成一篇《關於建議同美國拉開距離和調整對蘇關係的報告》。我們的意見是，國際形勢正在趨向緩和，蘇聯也不一定有“亡我之心不死”的意思，且蘇美對峙仍舊。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適當拉開一點同美國的距離，改變一下對蘇聯的僵硬態度，使雙方競相有求於我，我國力量雖小，但可以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使大三角關係向更加有利於我們的方向發展。這篇報告經宦鄉修改後直接上報中央，據說得到了中央的重視。 與此同時，也是1980年前後，李一氓在中聯部組織專門班子，研究有關當時國際形勢和對外關係中六個重大問題，寫成一組《討論稿》報送中央。在這些《討論稿》中，有幾個是影響到我們國家戰略決策的重大問題。一個是關於戰爭與和平的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全國工作的重點已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但對國際形勢的估量還是老看法。李一氓主持寫的報告則提出，國際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戰爭不但有可能避免，而且在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都打不起來。為此，政治局專門討論了中聯部上報的《討論稿》，並請李一氓列席。在談到和戰問題時，大家一時轉不過彎來。鄧小平就說：“你這個李一氓，帝國主義分明還存在，戰爭怎麼能避免？”但是這個問題的提出終究引起了領導的重視和思考。 李一氓提出的另一個《討論稿》，是不同意所謂“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認為這種立論沒有根據，不成其為“理論”。不但導致在國際共運中完全孤立，而且脫離了多數發展中國家，因此建議不要再提這個“理論”。後來，他向我轉達，中央當時就接受了這個意見，決定此後的中央文件和中央領導同志的正式講話，不再提“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但先不正式向下傳達，學術界仍可爭鳴。這一建議非常重要，為後來改變聯美反蘇的“一條線”戰略和“以蘇劃線”的做法，做了思想準備。 後來，鄧小平和“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脫鈎了，胡喬木也和這一理論脫鈎了。1982年，在準備“十二大”報告的時候，李慎之參加了國際形勢部分的起草。李慎之問胡喬木：“討論國際問題要不要談三個世界理論？”胡喬木的原話是：“那些都是胡說八道。”所以“十二大”以後，中央文件、中央講話基本上就不再提三個世界理論了。 後來，鄧小平的看法逐漸變化了。1984年，他在接見外賓的時候就講，我們對戰爭的看法有一點兒變化。後來在軍委座談會上又講了一下，說過去毛主席老講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打倒“四人幫”以後，我們又講了好幾年。現在看來，應該有新的判斷。他強調：“現在我們應該真正冷靜地做出新的判斷。首先就是我們自己能夠安心地搞建設，把我們的重點轉到建設上來。沒有這個判斷，一天誠惶誠恐的，怎麼還能夠安心搞建設？更不可能搞全面改革，也不能確定我們建軍的原則和方向。我們既然看準了這一點，就犯不着花更多的錢用於國防開支。要騰出更多的錢來搞建設，可以下這個決心。”1985年3月，在同日本客人的談話中，鄧小平講到，世界上最大的問題是兩個，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發展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發展問題是南北問題。而核心問題是發展問題。發展問題主要是南方的發展。南方發展起來北方才有餘地，才有市場。實際上，和平問題就是蘇聯和美國問題，發展問題就是指第三世界的發展。這樣，思想就得到了解放。“帝國主義論”過時了嗎？ 1989年後，情況又發生了逆轉，輿論界不但批評和平與發展時代的提法，而且從上到下相當普遍地批評說，以前對和平與發展問題講得太多了。就在這時，陳雲發表了《帝國主義本性沒有改變》的談話，認為列寧論帝國主義的五大特點沒有過時。“那種認為列寧的帝國主義論已經過時的觀點，是完全錯誤的，非常有害的。這個問題，到了大呼特呼的時候了。”他找胡啟立問：“帝國主義的五大特徵你知道嗎？”胡啟立說不上來。他說：“帝國主義五大特點沒改變，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沒有過時，現在有些人說過時了。”鄧力群於是奉命組織批判會，組織北京理論界、思想界的人搞座談會批我。 1990年2月，我收到一個用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名義發來的開會通知，要我3月5日去中南海西樓會議室出席一個由鄧力群主持的座談會，討論關於帝國主義論和時代問題。我一看，來者不善，肯定是要挨批了。然而，經過“文化大革命”，我已經不再逆來順受、只知按上面的要求作檢討，而是要儘量實話實說了。於是，就以給主持人寫信的形式寫了一篇答辯，堅決捍衛自己的觀點。會上，會議主席鄧力群要我首先發言。我一看與會者多是北京思想理論界的領導人和知名學者，如何東昌、吳冷西、熊復以及徐達深、浦山、王懷寧等，就說我是來聽取批評的，還是讓別的同志先講吧。鄧力群說：“那就先讀一下你的答辯吧。”我只能同意，算是做了個書面發言。隨後，大家開始討論。發言者主要是擁護陳雲對帝國主義看得准、提得及時，對時代問題倒講得不多，更沒人點我的名，同以前的那種批判會大不相同。會議開了半天宣布休會。 第二次會於3月16日舉行，我因出席全國政協會議，沒能參加。不久，又接到3月28日開會的通知，同時附來一份《論我們所處的時代》的約15000字的長文，是浦山、王懷寧根據頭兩次討論和領導意見，將原來的提綱擴展而成的。因第二次會我沒有參加，鄧力群特意通知我，對這篇文章寫出書面意見。我遵照他的指示寫了一個文字材料，進行了不客氣的反批評。第三次會仍然是各說各的，內容主要是談當時的國際形勢，很少涉及時代問題，既無指名批評，也無激烈爭論。會議開得沒什麼生氣，但還是決定繼續進行。第四次會大約是4月上旬，我因有外事活動又沒能參加，只好向與會的徐達深了解情況。據他說，會開到後來，吳冷西作了一個發言，認為和平與發展問題是鄧小平提出的，他雖然沒和時代連起來，但一公開批判就很難分清了，就會造成誤會，所以還是以不批判為好。這個意見，大家都表示同意。最後，鄧力群就宣布，這個會不再開了。關於時代問題的這次高規格討論，就這樣不了了之。 爭論這個問題以後，有人就問鄧小平，提出現在是和平發展時代對不對？鄧小平的態度含含糊糊，一度有些動搖，說：“現在講和平發展太多了一點，以後少講一點。”後來經過幾年的討論，支持和平發展時代提法的人更多了。1997年，在北京召開了國際關係理論研討會，會議總結指出，“多數學者認為，應該承認現在的時代是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因此，到了90年代下半期以後，再沒有大爭論，從中央領導到理論界基本上沒有太大分歧了。 全球化：改變不了就加入它 我當時的結論很明確，鄧小平理論是在和平與發展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十二大”提出獨立自主，不結盟。以前，“一邊倒”是結盟的，“一條線”也是結盟的，“十二大”就基本上轉過來了，講獨立自主，講不結盟，不和任何大國結伴走。到了“十三大”，提到和平發展是時代主題，到十四大、十五大時叫時代特徵，這就明確了。與此同時，我們逐步放棄了國際主義的提法。“十二大”的提法是，我們外交政策是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結合。“十三大”不提國際主義了，“十四大”、“十五大”也不提了。全世界的共產黨，包括朝鮮，都放棄國際主義了。 後來，我連續發表了若干篇文章，就是講對國際形勢的根本判斷不能輕易變動，認清以後要堅持，不能一有風吹草動就動搖。我堅信，和平發展時代還會持續下去，半個世紀以後還可以繼續。我講了和平發展具備的三大條件：一是人變得更聰明了，包括大國領袖普遍沒有打仗的思想了；二是資本主義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市場化已經不是某一個國家的問題，需要全世界共同調節；三是全球一體化。在這種情況下，主流當然是和平，和平背景下發展才會越來越快。我在文章里說，鄧小平的貢獻是打破了2000年的停滯狀態，使中國20多年的進步超過了中國過去的2000年。 外交的變化，對國內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起了非常大的作用。1985年出現了全球化這個名詞。我們從80年代後半期開始積極參加到全球化裡面。我們正好在這個時候參加進去，占了大便宜。特別是參加世貿組織以後，是我們大發展的時候。在我看來，80年代並不是生產有多大的發展，而是生產關係的解放。真正大發展是從90年代開始的，就是這二十多年。 1990年代初，鄧小平說，在聯合國要提出改變舊的政治經濟秩序的建議，要準備一個提案，推動改革。他說，舊的體制對我們不利，對發達國家有利。後來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就召開了懷柔會議，我在懷柔會議上提了一個反對意見。我說，我們現在的任務是繼續參加聯合國的活動。因為“二戰”以後的格局變得相當有利於窮國，一是宣布解放殖民地，一些國家獨立了；二是在經濟上照顧窮國，照顧發展中國家，照顧第三世界國家。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穩定第三世界的金融機構，關貿總協定好多都是照顧第三世界國家的，既然三大經濟組織都是有利於第三世界的，我們就要趕快參加進去，先享受起來，別總想着去改變，而且我們還沒有這個實力去改變。 和平發展之路必須堅持下去 我曾經在《張聞天文集》的會議上說，解放以後在外交政策、對外關繫上，有兩條路線，一條是張聞天，一條是毛澤東。周恩來思想上傾向張聞天路線，但是執行的是毛澤東的路線。在好多問題上，張聞天與毛澤東都有區別，比如張聞天不主張“一邊倒”，主張外交部不是搞世界革命的。他說：“革命不能輸出，外交部是代表政府和人家政府打交道，不能去搞革命，挖人家牆角。”張聞天是按照國際法和國際慣例辦事的。當時，東南亞這些國家為什麼和我們斷絕了外交關係？因為你干涉人家內政了。你自己不讓別人干涉你的內政，你卻干涉人家內政，憑什麼？毛主席是翻雲覆雨的，他一會兒搞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一會兒自己就推翻了，導致後來我們根本不敢提和平共處，不能出現“和平”兩字，就只能說打仗了。毛主席把外交搞壞了，他那條路線總想搞世界革命，即使餓死人，他也不在乎。 現在反思，由於對時代特徵判斷錯誤，從上世紀50年代起，我們就和那些抓住機遇的國家背道而馳。人家着眼經濟建設，大力發展生產力；我們重視繼續革命，不斷發動各種政治運動。人家千方百計開展對外經濟文化交流；我們搞反對“西化”和防止和平演變，堅持閉關自守。人家要搞緩和；我們強調備戰。其結果是：人家迅速發展，進入新的文明階段；我們落後倒退，喪失了一次最有利的發展機遇。時間雖然只有30年，但要彌補起來，恐怕就得百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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