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期间，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由此催生出了红卫兵组织。红卫兵是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全国性的以大、中青年学生为主的群众性组织。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中的一群中学生在圆明园聚会，决定成立秘密的学生组织——红卫兵。他们声称自己是保卫毛主席的“红色卫兵”，毛主席是他们的“红司令”。这一天成为红卫兵的诞生日。6月2日，清华附中贴出了署名为“红卫兵”的大字报，红卫兵组织第一次公开亮相。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不点名地指责刘少奇，明确地提出党中央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毛泽东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这标志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随后，在8月18日至11月26日期间，毛泽东连续八次接见红卫兵。“打鬼借用钟馗”﹐红卫兵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批判﹑斗争﹑夺权的话语及行动权力，红卫兵运动进入高潮。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红卫兵组织由于成员在政治、社会和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差异和分歧，出现了不同的派别：1、老红卫兵，那些在1966年8月18日以前，即毛泽东接见之前成立的红卫兵称自己为“老红卫兵”，意在标榜自己是队伍纯洁的、受到毛泽东亲自支持的、红卫兵运动的创始者，并以此与后来成立的红卫兵，特别是家庭出身混杂的造反派红卫兵相区别，显著特征是多由干部子弟组成，宣扬“血统论”；2、保守派，1966年8月18日公开报导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以后，千千万万学生起而仿效老红卫兵的榜样，保守派多由出身较好的，即所谓“红五类”人员组成，依靠和维护文化大革命最初一两个月的基层和地方领导；3、造反派红卫兵最突出的特征是冲击党政领导和批判血统论。造反派红卫兵多出现于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以后，兴起于同年10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到1966年底，在大多数城市，造反派已经发展为学生中的多数派，取代老红卫兵成为红卫兵运动的主流派别；4、极左派，出现于1967年至1968年，造反派形成强大的政治势力以后，它是最激进的一翼对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和探索，出现了一些标新立异的观点，号称“新思潮”。新思潮逐渐发展，超越了一般的造反派，形成了具有新的思想和政治特征的流派，当时被称为“极左派”。这一思潮的基本倾向是在总体上批判和否定中国的基本政治和社会制度。这样的观点不仅根本违背传统的指导性意识形态，也越出了以中央文革小组为代表的党内极左派划定的思想界限。因此，他们大多没有来得及发展成可观的政治派别，就被镇压了。

造反派红卫兵的领袖和核心人物多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受过打击、排斥或者自认为政治境遇不佳的学生，大致是具有这样两种经历的人。一是在运动的最初两个月，被领导运动的党委或工作组批判、冷落，特别是被当作“反革命”、“右派”、“假左派、真右派”的学生。这些学生被批判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后来成为造反派红卫兵著名领袖的，多曾经冒犯党委和工作组的领导权威，他们或者批评学校领导的某些方针政策，或者认为党委、工作组的领导人有政治问题，他们受宣传媒介的影响，常常崇尚群众的自发性，主张比工作组更激进的作法，如清华大学的学生蒯大富。同样被工作组批评，但是他们的处境与老红卫兵迥然不同。老红卫兵被认为是不听指挥的左派。而他们则被认为是“假左派、真右派”、“反党分子”。这些敢于向党委和工作组挑战的学生，一般有“好”的家庭出身背景。此外，也有一些学生因为“白专”、“思想反动”被批判，或者因为“思想落后”、出身问题、表现不积极而受冷落。二是另一类学生加入造反派是因为受到血统论的歧视和压抑，或者仅仅因为反对血统论。在北京多数中学，造反派起源于对老红卫兵血统论的反抗。在其他地区，如上海、广州，批判血统论也是中学生造反派的最主要的活动之一。在毛泽东发动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这些学生得到平反，他们组成造反派，攻击那些曾经伤害过他们，压制过他们的党委、工作组、老红卫兵或保守派。在他们的带动下，群众运动的锋芒真正指向了党内当权派。

1968年，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开展，以青年学生为主力的红卫兵基本上都被分配到农村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尽管各学校以大联合的“红卫兵团”正式代替了文革前的共青团组织，但作为造反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红卫兵运动则是彻底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