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如此。918事变后，蒋中正以3分剿共7分备战为中心的安内攘外大略是胜利大前提。
因为在匪区共识网发此文，也已经是最好了。
蒋在上海主动用御林军对倭开战，是保险的中策。冒险的上策 上海不主动开战，但在黄河
以南布重兵。此风险在于倭军集中兵力迅速突破黄河线，沿平汉线直接占了武汉，则中国
完全处于被动。

中日战争的历史逻辑（下）：与萧功秦商榷
時間：2015-01-19 23:39 訂閱《明鏡郵報》 《安卓電子書App》

平 心而论，淞沪会战在决策和指挥过程中的确有萧文指出的诸多错误和失误，但从总体上否定淞沪会战，我认为是错误的。其理由如下：第一，上海方向当时并非像萧 文所说，不是日本的战略目标，早在1937年7月29日《日军参谋本部决定：中央统帅部对华作战计划》中的第一条，就明确写道：“一、作战方针击溃平津地 区的中国军队，设法使该地区安定下来。作战地区，大概限定于独流镇之线以北。根据情况，以一部分兵力，在青岛及上海附近作战”；第二，会战中，日本向上海 不断增兵，并非出于“面子”，而是暴露出日本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惯用的侵华基本策略：以战迫和，武力逼降。即用军事手段蚕食中国一部分领土和主权之后，即迫 使中方通过和平谈判承认既定事实，然后再通过军事手段进一步蚕食，一步步迫使中国在日本局部军事行动及和平谈判的交替运作中丧失国土和主权，或最终向日本 投降。这是日本“征服”中国这样的弱国采用的基本方法，其最大的战略价值，就在于实施这样的步骤不需要全面的军事行动，不需要投入大量的军事力量即可让中 国屈服。然而，实施这样策略的根本前提就是，一旦中方实行局部的军事抵抗，便坚决打击之，就地全力扑灭之　，让中国军队死了抵抗的信心。最坏的情况是中方 坚不屈服，转为全面军事抵抗，那样惟一的良策是速战速决，坚决而全面扑灭这种抵抗，迫使中国投降；否则，速决战一旦失败转为持久战，大量日本军队将被中国 战场死死拖住，这对日本而言是最坏的局面，也是它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因此，关键就在于对中方无论是局部还是全面抵抗的第一打击，是否严厉，是否彻底，是 否能打得对方再也不敢还手，从而乖乖回到谈判桌上。为此，早在1936年9月15日日本参谋本部制定的《对华时局政策》中规定：“万一在华北发生有损帝国 军队威信之事，中国驻屯军应断然予以惩罚”且“我军行动应神速机智，以最短的时间予以闪电打击，以最低限度之要求，就地解决问题。”因此，日本不断向上海 增兵，正是实施这种“政策”；第三，虽然在军事上淞沪会战没有实现蒋介石和陈诚预定的战略目标，即迫使日军“由北向南”的进攻路径变为“由东向西”，反而 丢失了京沪杭地区，导致南京失陷，但仍有其超出自身的重大政治意义和战略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其一，几乎将日本的主要作战部队全部吸引到中国战场或 华东战场，但日军并没有达到速战速决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战略目标，从此日本百万军队陷入中日持久的全面战争之中，致使日本“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提前到 来；其二，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果断迁都，坚持抗战，断绝了中国政府内主和派“和平救国”和“曲线救国”的退路，使日本诱降中国政府的企图落空；其三，淞沪会 战是在蒋介石自己的“地盘”上，用自己的“嫡系”部队和日军拼搏，这是蒋向各路“诸侯”率先垂范自己的抗战决心和实际行动，以消除各路地方派系军事力量的 重重顾虑、敦促他们团结一致投入抗战的“断腕”之举，这一点对迅速形成举国抗战的政治军事局面，意义尤其重大。要知道，利用中国地方军事派系“占地盘、保 实力”的“软肋”，大肆培植亲日、惧日、降日的地方傀儡政治势力，正是日本蚕食中国领土和主权、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重要政治手段；其四，在国际上一举改变 了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面对日本和列强的淫威逆来顺受、忍让屈辱的软弱形象，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军威，迅速提升了中国在二战中的国际地位；其五，也是最重要的 一点：打出了二战爆发前亚洲战场的“开局”，这样的开局是日本最不愿意看到的，由于中国战场的牵制，致使日本无法投入更多的兵力配合德国“北进”和“南 进”，从而一开始就埋下了日本注定失败的种子。尽管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惨重的代价，然而反过来看，没有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形成和国际反法西斯 力量的支持，中国以一国之力战胜日本侵略，是不可想像的。

萧文说：“要特别强调的是，人类的理性在判断事物时，经常容易犯错误。人的理性 能力是非常有限的，有时很难面对问题的复杂性，比如日本在七七事变后，其实并不准备发动一场全面战争，……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与陈诚却误判了日本 人……”言下之意，中国政府继续响应日本的和谈要求，争取几年的和平时间进行抗战准备，才是理性的选择。然而，历史中人们的思考方式和行为方式，是在当时 独特的历史情境进行的，而不是根据几十年后学者在书斋里对有关史料的条分缕析中进行的，而当时的历史情境究竟是什么，没有置身其中的亲身感受，是无法真正 了解的。既然不了解当时的情境，却充当事后诸葛亮苛责于前人，便是不折不扣的“站着说话不腰痛”。试想，面对日军在七七事变当月就占领平津的危急情势，尽 管有不同的声音，但作为中国政府的首脑和掌控数百万军队的最高军事统帅，蒋介石能没有压力吗？而“再争取五年的和平准备时间”，只是学者们在书斋中对史料 进行线性思考得出的结论，而历史的现实，是综合多方面的因素的，要复杂得多。对七七事变后复杂的历史局面，只举出其中两方面的因素，“五年和平论”恐怕就 站不住脚了。其一，蒋介石如果把持中国数百万军队而仍不回应日军的猖狂挑战，那么他的“委员长”长宝座会不会被群情激昂的中国老百姓掀翻？国民党政府的合 法性，还能再维系五年吗？其二，就当时的国际环境而言，希特勒发动二战的准备已经箭在弦上，轴心国联盟已趋形成，一旦日本和德意联手在亚洲展开“北进”或 “南进”攻势，必然急需从中国本土攫取大量的战略资源，那时日本还会恪守和谈条约吗？它难道不会故伎重演吗？中国还会有“五年”的“和平准备时间”吗？

对强者一向逆来顺受的弱者，一旦有所反抗，强者必然施出十倍的淫威力图“一屁股”将其“坐死”。然而，只要这“一屁股”“坐”不死弱者，而弱者则玩命般地和其死缠烂打，强者“招数”用尽之时，也是他的软肋和命门暴露之时。中日战争，就是遵循这样的角力逻辑。

三，“安内攘外”逻辑

萧 文一再强调，七七事变之后，中国军队“没有最低限度的准备”，就匆匆主动投入了全面抗战。然而其文又同时指出：“而中国国民政府则由于实力不足以与日本直 接对抗，只能采取‘内敛的国防政策’，以退让以求稳定，避免战争，并秘密发展国防力量。”所谓“内敛的国防政策”和“秘密的发展国防力量”说明了两点：第 一，至少从“九一八”之后，国民党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方针，似乎没有任何“虚骄的民族主义”成分在内，而其主要倾向则是“内敛”、“避战”；第二，从 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南京国民政府就开始进行抗战的准备工作，尤其在军事方面，否则，“秘密地发展国防力量”就无从谈起，因而，在“秘密发展国防力 量”达六七年之后，竟然对日作战还“没有最低限度的准备”，是根本说不过去的。实际上，在淞沪会战中，国民政府对日作战的“最低限度的准备”是有的，然而 这种准备极不严肃，极不认真，是淞沪之战中国军队遭受巨创的重要原因之一。这里举两个例子。其一，国民政府最先投入淞沪会战的两个王牌师87、88师是德 国顾问训练出来的样板师，全制式德国武器装备，可视为萧文中“秘密发展国防力量”中的一支劲旅。然而，8月14日，负责指挥进攻日军的第88师264旅旅 长黄梅兴阵亡，为开战以来中国军队牺牲最高级别之军官。其旅伤亡1000余人，连排军官几乎损失大半。此次为中国军队第一次军种（空军、海军、陆军）和诸 兵种（步兵、炮兵、坦克）大规模协同作战，协同效果很差：步兵逼坦克冲锋又不予以掩护，结果坦克被日军全部击毁；步兵失去坦克掩护后攻坚伤亡惨重，甚至出 现一个营部队挤在一条街内被日军堵住街口全部击毙的悲剧。陈诚回顾上海围攻未胜的教训，认为“以5师之众，对数千敌陆战队实行攻击，竟未能奏效，实在是当 时部署种种不当的缘故”。史说回忆，“步兵与炮兵、战车协同作战的训练从来没做过”。德式装备精锐师组建起来了，然而又不认真训练，结果损失惨重，败得十 分难看；其二，淞沪会战尾声中国军队全线撤退时，本来计划撤到吴福线、锡澄线、乍嘉线和海嘉线一带依托原有坚固国防工事，作持久抵抗，但当部队进入工事 后，才发现混凝土用手可以捏碎，机枪射口大如门窗，各个碉堡间无交通壕连接，修建的300多个机枪掩体有一半不可用等等，甚至闹出了部队要进入工事一找不 到预备钥匙二没有工事图纸的惊天大笑话，国民政府首都南京于是门户大开，日后的南京保卫战遂毫无意义。瞧，国防工事早就修筑好了，能说没有战争准备吗？但 原先“坚固”的工事为何如此稀松？有人对此负责吗？

实质上，九一八事变以后，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对抗日并非没有准备， 而是在全力以赴地时刻准备着，不过其准备抗战的重心，不是放在如何着重在军事上对抗日军的侵略，而是放在“安内”上。在蒋介石看来，“安内”才是抗战准备 的第一要务。请看，1931年11月30日，蒋在任命顾维钧署理外交部长的训词中说：“攘外必先安内，一统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一统而能取胜于外 者。”1932年12月14日，在《修明内政与整饬吏治》演说中说：“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抗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之媒”，“攘外定要先安内”。 1934年7月，在庐山对军官训练团所作的题为《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讲演中强调：“安内是攘外的唯一前提和必要的准备工作，现在御侮救国、复兴民族惟 一要道，就是先求国内的和平、安定、统一、集中。”国民政府的“第一责任”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责任”是“抗日来攘外”。

那么，蒋 介石“安内”的对象是什么呢？1932年12月14日，蒋介石在《修明内政与整饬吏治》演说中讲：“我们要想攘外，必先安内。要求安内，必须看到我们内部 最大的不安是在什么地方。第一，就是我们内部的政见不一致；第二，就是赤匪的纷扰。”1933年9月17日，在《爱民的精义与教民的宗旨》中提到安内的对 象，“第一是赤匪，第二就是一般反抗中央的军阀。”关于“赤匪”，当然是指中共领导下的红军。其时，中共拥有十几块根据地和30多万红军。至于“内部的政 见不一致”，主要指国民党核心层的派系斗争。而“反抗中央的军阀”，是指国民政府军队序列中那些占有地盘、拥兵自重的地方实力派。当然，经过1930年的 中原大战，大军阀不存在了，但各地如两广、西南诸省、山东、山西等地实力派军阀依然把持一方，国民政府政令不畅，影响十分有限。

蒋介石将 “安内”作为抗战准备的主要“国策”，当然有他的道理。第一，国内政治分裂，且“诸侯”割据，军阀混战，历来是招致外族入侵的祸根，这一点，中国两千多年 的皇权专制的历史已经提供了足够的惨痛的教训；第二，政治统一和政治分裂，是中国历代王朝更替期间反复、轮回出现的政治局面。而在政治分裂时期，各方处于 割据状态的政治力量为了争夺全国政权，通常是使用军事手段消灭所有的对手之后才能实现其政治目标。因此，各方政治力量的生存法则是：或者消灭所有的对手夺 取全国政权，实现政治统一，或者被其他对手所消灭。尤其那些没有能力消灭对手的地方军阀势力，地盘和军队就是他们生存的命根子。因此，在各方政治力量都将 其对手视为生死存亡的心腹大患时，反而会将外族侵略势力视为“第二敌人”，或者视为可以协助其铲除国内对手的借用力量，甚至视为共同对付国内政治对手的同 盟。而这一切，往往都被外族侵略势力视为可乘之机，即利用国内各方政治势力的矛盾和冲突对国内反侵略力量进行渗透、利用、分化、瓦解、离间、收买、各个击 破，从而达到侵略的目的。与此同时，由于国内各方政治力量往往将国内对手视为心腹大患，头号大敌，而将外族入侵势力视为“二号敌人”，可以利用的力量，甚 至暂时的同盟，所以在反侵略中不抵抗的有之，消极抵抗的有之，媚外、附外、盟外、甚至干脆降外的有之，因而导致国内整个反侵略战线处于四分五裂、内讧四 起、分崩离析甚至引狼入室的状态，最终亡国；第三，对于当时的中国而言，无论是实现富国强兵的长远国策，还是对付日本侵略者侵犯国土步步紧逼的救亡大计， 都必须在实现国内政治统一局面的前提下实施，才可能成功。

这就是蒋介石“先安内而后攘外”的道理所在。问题是，相对于日本侵华态势的压 力，国内分裂、内战的压力果然比前者大吗？我们不妨来看看，虽然国民政府北伐以后基本实现了全国表面上的政治统一，但国内政治分裂和割据、内战的因素对这 个政府努力实现的全国政治统一的目标，还构成了哪些威胁。

其一，中共的军事割据。中共是国民党的老对手了，是一股由现代政党领导的政治力 量，具有无穷的政治潜力和军事潜力，是国内和整个国民党政府用武力争夺全国政权的惟一政治军事力量，它的政治目标不是破坏国民政府领导下的政治统一局面， 而是取而代之实现新的政治统一。因此，中共委实是整个国民党政权的心腹大患。此患不除，蒋介石政府是无法全力以赴地对付日本人的；

其二， 国民党核心层的派系之争。国民党派系纠葛的公开化，始于孙中山去世后的领导权之争。随着国民党全国执政地位及“以党治国”体制的确立，无论谁夺取党内最高 权力，都意味着获得国家政治权力。而国民党的派系政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指欲同蒋介石竞争、追求最高“党权”的派系；另一类则是以蒋介石为核心而分立 竞争的派系。前一类派系主要活动于抗战爆发前，后一类派系更多地表现为抗战爆发后，随着蒋介石统治地位的不断巩固而争宠。（《汪精卫与国民党的派系纠葛 ——以宁粤对峙为中心的考察》）而宁粤对峙，正是发生在九一八事变之前的1931年初。1931年2月，蒋介石扣押胡汉民，此举引发反蒋各派在广州另组国 民政府，形成严重的宁粤对峙局面，双方一度剑拔弩张，几乎动用武力解决争端。经过和平会谈，尤其在九一八事变引发的抗战舆论的压力下蒋介石宣布下野，成立 以孙科为行政院长的新政府，广州国民政府宣告取消，双方实现和解。宁粤对峙折射了作为执政党的国民党内部的政治危机：之一，国民党虽然是现代政党，但又传 承了中国传统政治斗争的基因——它和中国王朝更替的过渡时期的政治集团有着同样的政治性质：这种政治集团内部的团结和统一，取决于一个能够摆平集团内部各 方政治派别之争的领袖人物；之二，蒋介石虽可勉强称为这样的领袖人物，但须有一个政治上的历练和树立威信过程。而在他党内的领袖地位尚不稳定的时侯，国民 党仍然存在着政治分裂和军事内讧的巨大变数。宁粤对峙事件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前后，说明面对日本侵华步骤的实施，蒋介石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仍处于摇摆状态，这 意味着国民党核心层内部的权力之争不仅可能引发党内的政治分裂和军事冲突，而且会导致国家的政治分裂和军事冲突，使中央政府对全国抗战的组织实施陷于崩 溃；之三，然而，国民党毕竟是现代政党，宁粤对峙的和平解决，说明了该党核心层“团结一致，共御外侮”的大局意识仍能跨越派系利益。当然，蒋介石被迫下 野，这是促成和谈的政治砝码。不过，蒋的暂时下野，反而更加证明了蒋作为国民党的领袖的不可或缺。随着蒋介石在党内地位的不断巩固，国民党内部大规模的分 裂和军事内讧的危机，已然化解。至于后来汪精卫从党的核心层分裂出去另立日本人的傀儡政府，则是另一回事了；

其三，国民政府中地方实力派 占据地盘，政治上自成一体，军事上拥兵自重，财政上把持一方，中央政府政令军令因此不畅。尽管中原大战后的地方实力派们已不敢和中央政府公然对抗，但千万 不要小看这个“自成一体，拥兵自重”，“把持一方”，抗战一旦打起来，如果地方军队都以保护“地盘”和“军事实力”为第一要义，那么中央政府对全国军队 “统一调度统一指挥”的战略部署就要落空，还有多少军队真正去打仗？在这个问题上最典型的例子恐怕要算张学良、宋哲元和韩复榘了。

萧文说 张学良持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但九一八事变中东北军为什么不战而退，至今仍是一个悬案。目前由蒋介石向其下达不抵抗命令的说法已经不能成立，而张本人在 其晚年也多次公开表示不抵抗命令是他自己下达的。理由是什么呢？《炎黄春秋》2004年第一期刊登了曾景忠《张学良自述：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一文，其中 披露：“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悖，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 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 悖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怎能为我负这个责任呢？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 央政府。’”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在记录张学良的口述历史时，张也反复强调：“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 悖，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悖，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 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有想到日本人敢那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 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当时果真是张学良对日本侵占整个东四省的意图没有看透吗？据张学良自传体著作《杂忆随感漫录》回忆：“约在十点卅分 许，来人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荣参谋长请我说话，有紧急事项，我立刻辞蓝公使归返。荣对我说：有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日本附属地 的日本驻军亦集结活动。我嘱切戒我军勿乱动，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林总领事处接洽交涉……天晓之后，除报告政 府请示外，我派员向日本北平使馆矢野代办交涉，彼答以不知其详。”如果事变之初张学良接到报告后对关东军的意图判断不明，认为仍是一般性的挑衅，但几天以 后日军侵占整个东北的意图已经十分清楚时，张学良又是什么态度呢？9月22日，张学良得悉日军有向哈尔滨推进之势，致电东省特区长官公署转护路军司令部 说：“顷闻日军有向哈埠推进之讯，如果属实，仰相机应付。维彼不向我军压迫，我应力持镇定；万一有向我军施行压迫之动作，该部应即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 退避，以保安全。”（《张学良全集》，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版，第497页）。此电虽无“不抵抗”之词，但内容与“不抵抗”并无二致。12月21日， 日军分三路进攻辽西重镇锦州，张学良仍无坚决抵抗打算。同日，他致电第一军司令于学忠，电称：“近当日本进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 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张学良文集》，第556页。）25日，南京国民政府电令张学良“应尽力之所能及，积极抵抗”。在此情况下，东北军曾 与日军有所交手，但仍于1932年1月2日放弃锦州，退入关内。可见，当时张学良并非没有看清日军侵占整个东北的意图，这个意图在日军的军事行动中已经相 当清楚了，但张就是不抵抗，直至违抗中央政府的命令。东北易帜后，张学良仍是“东北王”，在政治、军事、财政上仍保留了相当的独立性，中央政府甚至调动不 了东北军的一兵一卒。中原大战后，中央政府又让张学良经营华北。如此，张学良不抵抗的真实动机看来只能这样解释：怯战和保存实力。

再看宋 哲元。1933年，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在长城抗战中奋勇杀敌，宋哲元也成就一代抗日名将。1935年6月，迫于日本的压力，《何梅协定》签订，蒋系中央军 关麟征、黄杰等部撤出平津地区。在日本人的操控施压下，具有半独立性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二十九军坐镇平津地区。宋哲元一身兼任二十九军军长、冀 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等三项要职，冀察两省与平津两市一切政务、军务，统归宋哲元一人节制。宋氏政权对中央政府取得一定的独立性后，宋哲 元的“地盘意识”开始膨胀，他利用地方财政收入及截留中央收入的关税、盐税、统税、铁路交通税等钱财，以准备抗战为名，以各种名目扩军，并通过种种理由和 方式向国外购买军火。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其部下已有4个步兵师、一个骑兵师、两个保安旅、一个独立旅、一个特务旅，共五师四旅的兵力。然而，当七 七事变爆发后，宋哲元却数次违背中央政府抵抗日军命令，私下和日方谈判求和，企望以对日妥协继续维持自己在华北的“半独立”王国。比如7月9日，蒋介石采 取积极军事反击的决心已定，在迅速调兵遣将的同时，于庐山牯岭海寒寺致电宋哲元，告已调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部两个师、庞炳勋部及高桂滋部开赴保定、 石家庄一线助战。并警告宋哲元放弃固执、幼稚的幻想，尽快从沉醉的迷梦中醒来，速到保定指挥战事，严令“守土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相应付。 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技，务须不丧失丝毫主权为原则。”（《蒋介石年谱》）然而，宋哲元却不顾中央数次电令命其去保定相机指挥对日抵抗，却与邓哲熙等 幕僚于7月11日化装赶到了天津，和日本人谈判求和，并于12日匆忙对外发表谈话：“此次卢沟桥事件发生，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为 不幸中之大幸。……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数，殊非尽为吾人所能意料。”（《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 争亲历记》，第5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7月13日，蒋介石再次致电宋哲元，严明而又措辞强硬地指出“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中正已决心 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与个人之人格……此次胜败，全在兄与中央共同一致，无论和战，万勿单独进行。不稍予敌方以各个击破之隙， 则最后胜算必为我方所操。请兄坚持到底，处处固守，时时严防，毫无退让余地。今日对倭之事，唯能团结内部，激励军心，绝对与中央一致，勿受敌欺则胜矣。” （《七七事变与平津作战》，载《抗日战史》，第五章，台湾“国防部”史政局编）对此指令，宋哲元不屑一顾，来了个反其道而行之。竟下令自14日起北宁铁路 正常运行，取消北平戒严，严禁二十九军与日军摩擦，并释放双方交战中被俘的数十名日军官兵。直到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演讲、国民政府并于同日紧 急拨发300万发子弹与大批武器装备运往二十九军，命令孙连仲统率的第二十六军、商震第三十二军、庞炳勋第四十军及国民党中央嫡系李默庵第十师、关麟征第 二十五师、刘勘第八十三师等部队立即开拔，沿平汉、津浦路北上，火速推进至保定与石家庄一线布防，协同二十九军与日军决一死战时，宋哲元仍于18日偕张自 忠初次会见了新上任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回归后当即对人表示：“谈得很好，和平解决已无问题。”（《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 第5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出版。）7月19日，宋哲元回到北平后，擅自下令拆除北平城内各通衢路口准备巷战的防御工事，将关闭数日的各道城门全 部打开，放弃一切警戒，命令各部搁置备战计划，向城外增兵的军队立即撤退，电请已火速北上的中央军孙连仲、万福麟、庞炳勋等部停止前进，将主战甚力的冯治 安师与主和的赵登禹师换防，以为日军做出“求和”的榜样。令宋哲元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时候，日本驻朝鲜的第二十师团近万人已悄然开抵唐山、天津，并在塘沽 卸下10万吨军火。日本关东军三个旅团，已相继秘密调入华北，21日抵达丰台，完成了围攻平津的军事战略部署。另外日军8个师团约16万人正日夜兼程沿不 同路线向平津扑来。直到7月25日日军攻击廊坊、26日廊坊沦陷，宋哲元的和平幻想彻底破灭，才转为对日抵抗。所幸的是，宋哲元最终没有在错误的道路上走 下去，悬崖勒马，继续抗日，保住了自己的民族气节。

然而，韩复榘就没有宋哲元的“运气”了。中原大战前因弃冯（玉祥）投蒋，韩复榘被蒋介 石倚重，在中原大战中又为蒋立下战功。同年9月，韩复榘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府主席。此后，便开始经营山东，排挤蒋在山东的势力。由此韩复榘使山东省成为了强 有力的自治区域，弱化了国民政府中央对山东省的统治。西安事变，韩通电支持张学良、杨虎城逼蒋抗日，韩蒋矛盾加深。1937年7月抗战爆发，10月韩复榘 出任第3集团军总司令兼第5战区副司令长官。韩复榘自感是蒋介石舍弃的棋子，因此当日军推进到山东时，韩复榘面对日军的咄咄逼近，为了给自己的嫡系部队保 留实力，几乎是不战而退，主动放弃了黄河泰山的天险，几日之内便弃守了原本预计可守数周的黄河防线。1938年1月11日，韩复榘在到开封出席军事会议时 遭到逮捕，随后被押往汉口收监。同月24日，韩复榘被以违反命令擅自撤退的罪名，由蒋介石下命令处决。蒋介石杀韩固然有排除异已的因素，但韩的悲剧，最终 归因他的“割据意识”导致的对日不抵抗。

可见，蒋介石将“安内攘外”作为抗战的准备工作中心，对于当时作为中国惟一的合法政府而言，具有 相当大的正当性，也就是说，这部分正当性来自于对民族利益的考虑。然而，“安内攘外”的基本政策还有相当大的非正当性，这些非正当性则来自于执政党和执政 者的政治私利，即将统治集团的政治私利凌驾于民族利益之上。下面不妨看看这些“政治私利”表现在哪些方面。

其一，在中国皇权专制时代，举 凡在国家政治分裂期间用武力消灭所有政治对手从而实现国家政治统一的政治集团，都无一例外地将其政治私利摆在第一位，然后才谈得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因 此，国民党和中共之间争夺全国政权的军事斗争，双方同样是把自己的政治私利摆在第一位，即具有同样的政治目标：独霸全部国家权力。然而，中国抗战前夕，取 得全国政权的国民党对以武装割据方式与之争夺全国政权的中共实施军事围剿，其性质和中国皇权时代各方政治集团武力争夺政权的性质又有重大的时代区别。在皇 权时代，国家分裂时期各方政治集团武力对决之后由最终胜出的一方夺取全部国家政权，是国家由分裂走向统一的惟一历史路径；但从辛亥革命以后，由建立现代民 主宪政政体以和平方式结束国家的政治分裂局面，实现国家的政治统一，已经成为可能的历史路径。因此，在人类现代政治文明大潮滚滚向前的二十世纪，国共两党 仍用武力争夺全国政权，实在是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倒退。在这个意义上，国民党用武力消灭共产党，并以此作为抗战准备的中心政策，实在含有将一党私利置于民族 利益之上的成分。尤其是中共作为现代政党提出国共合作以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联合方式共御外侮时，国民党政权仍然坚持内战，则其一党私利的表现则更加分明 了。当然，对中共而言，在提出抗日民族统一阵线及进行该党自主独立的抗日斗争方式时，也决非全部从民族利益考虑，而丝毫没有一党私利的考虑。也就是说，当 中共领导的政治军事力量暂时放弃争夺政权的政治目标，转向以反抗侵略、民族解放为目标，并的确成为抗日战争中一支重要力量时，再继续剿共，则是将一党私利 置于民族利益之上了。当然，蒋介石在全面抗战前夕终于结束了内战，实现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这是将一党私利置于民族利益之下，尽管有被逼的成分，但仍然 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在抗战中，国共两党为各自政治利益，时有置大敌不顾而“对掐”的举动，则是亲痛仇快的蠢事，历史是不会原谅的。至于主要责任在谁，责 任谁大谁小，双方各执一词，情形极为复杂，本文不加分析；

其二，在国民党核心层内的权力斗争上，蒋介石的确有相当强烈的领袖欲望，即权力 欲望，而为了满足权力私欲而不择手段，对蒋而言则是家常便饭。因此，在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和政治分裂问题上，蒋介石是负有重要责任的。不过，在外敌入侵、 国家面临危亡的关头，蒋尚能进退有据，拿捏分寸，顾全大局。因此，在抗战中国民党尚能团结统一，一致对外，蒋仍功不可没。

其三，北伐前 后，蒋介石对各路地方军阀的基本方针，是“收服”，而不是彻底“征服”或干脆消灭。因此，这些地方实力派仍能保留自己的地盘、军队和财政，也时时能为了地 盘、军事实力和财政而和蒋介石的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叫板甚至开打。因此，在国民党政权的党、政、军序列的各个派系中，的确存在着与蒋亲疏远近的关系，尤其军 队派系，被划分为蒋的“嫡系”和“非嫡系”，蒋的“中央军”和地方实力派军队。而蒋“厚此而薄彼”，处处提防“地方实力派”坐大而和他分庭抗礼，也确是事 实。然而，在长期的经营中，蒋也有他的两难之处：如果不建立起自己的嫡系部队，并使之具有相当的实力，则可能被地方实力派吃掉，因此，为了自保，他必须 “厚此而薄彼”；然而，正是由于他的“厚此薄彼”，并处处防范、打击地方实力派的“坐大”，又引起地方实力派们强烈的不满和反抗，从而使整个国民党政府军 队内部产生了极强的离心力。大敌当前，如何化解这种离心力，淞沪会战就是蒋作出的表率，这显然是最有效的方法。在整个抗战过程中，虽然蒋仍时有“厚此薄 彼”之举，但整体而言，在中央军作出表率、化解军队内部派系矛盾和对中央的离心力方面，蒋做得还是不错的，在军队如何摆脱“军阀化”增进“国家化”方面， 是有值得借鉴之处的。

综上所述，我以为，“外战”未打，“内战”先行，以致抗战准备中的“安内”第一，“攘外”第二，才是抗战中最深刻、 也是最令人痛心的教训。这条教训直至今天，我们都没有深刻反省，认真记取。国家分裂时期各方政治力量以武力消灭对方，直至夺取全国政权，固然是重新实现政 治统一的历史路径，但由此实现的国家政治统一则毫无例外地成为专制政体，因为以暴力夺取政权的政治统治者必然以暴力维系政权，实现统一，而这种以强权和暴 力维系的专制制度，则是导致下一轮分裂和内战的渊薮。这就是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留给抗日战争的历史遗产。所幸的是，国内各种政治力量（投降日本的汉奸 政权除外）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总算携起手来，共同抗敌，这也是中国抗日战争所具有的时代意义。遗憾的是，抗战胜利，内战接踵而来，前进着的历史仿佛又踏 着原路倒转回来。总之，只有各方政治力量在遵守同一部宪法的前提下和平地竞争执政地位，并由国家的全体选民来定夺，才能最终消除以武力争夺政权并导致专制 政体以及统一和分裂反复轮回的历史基因。直到那时，当我们再次面对外侮时，才不必要“攘外必先安内”，才可能“万众一心共筑抗战长城”。

最 后要说的是：萧功秦先生此文是针对当前国内的确存在的“虚骄的民族主义”思潮，试图从历史上中日战争中那些同样类型的“虚骄的民族主义”引发的历史教训， 来引起反思和警惕，防止眼下过激的民族主义再起祸端。我以为，两个时代的“民族主义”没有可比性，因而以前者反思、告诫后者，是不恰当的。理由上文已详 述。而对于日本而言，当年其经过半个多世纪举国经营的“大陆政策”，是日本整个民族的一个根本的历史错误。我相信，日本已从这个巨大的不可原谅的历史错误 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它不会重犯这个错误。原因当然不仅仅是它在二战中惨败，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更重要的则是，在全球资本主义殖民地民族独立的浪潮 中，以主权国家为标志的现代民族国家体制，已经在所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中相继建立，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已建立并逐步完善。在这种情况下，仍以武力侵 占别国领土的方式扩大本国经济发展的生存空间，已经被历史所淘汰。而各国资本对国际市场的占有和竞争，也逐步摆脱了诉诸武力对外扩张和建立殖民地的原始方 式。相反，这种占有和竞争越来越依赖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而今天的日本，正是认准了这条道路。因此，把当今的日本依然看作明治维新至二战时期的日本，正是 当今中国过激民族主义的“虚骄”之处，而把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与今天国内的“民族主义”混为一谈，也同样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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