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胡适虽然点出了斯矮子的苏俄是可怕的侵略势力，但是文中没看到
中国如何对应斯矮子与黄俄毛共策略，找原文也须时间。
对强倭，胡适策略，低调，不轻易开战拖时间，开战后，则苦撑待变。
对强俄，不知有无弃外蒙保中原的念头，但以当时论，猜没有劝蒋公弃外蒙保中原的汉奸念头。
这场辩论前，斯矮子还没有全面动员支持在东北林小匪的匪军，3个月后，斯矮子全面动员，
9个月后，林小匪在斯矮子全面支持下发动东北大战。
智效民：1948年的争论与胡适对苏联的认识过程
发布时间:2010-01-20 18:31 作者:智效民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1170次
1948年，正当国共两党在大陆上进行最后决战的时候，学术界爆发了一场“如何看待国际形势，如何对待苏联”的争论。胡适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已经成为一支“很可怕的侵略势力”。他的这一判断，一方面与当时苏联的所作所为有关，另一方面则来自个人的亲身经历。事实上，早在1925年徐志摩与张奚若在《晨报副刊》发动“苏俄问题大讨论”的时候，胡适对苏联还是充满理解与同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识的深入，他发现这个极权制度不仅束缚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压制了自由民主的追求，还把国际政治纳入斯大林的策略之下，从而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如何接受历史教训，防止德国、日本侵略势力复活，是整个世界最关心、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遗憾的是，由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国际社会已经分裂为“两个世界”。与此同时，经历了八年抗战并且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不仅没有迎来一个和平民主的新局面，反而是陷入内战的深渊。这一切，都与奉行极权主义的苏联有关。1948年年初，当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毛泽东语）的时候，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写了一篇文章为苏联辩护。为此，胡适以公开信的方式作了回应，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看待世界形势、如何看待苏联的争论。这场争论对于进一步研究胡适的思想、了解当时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和近代中国的命运，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这场争论涉及到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因此时至今日，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对这场争论还很少有人研究[①]。
一、从胡适的一封迭信说起
去年夏天，收藏界的一位朋友给我看了胡适的一封迭信。这封信是写给王世杰（字雪艇）的。信的全文如下——
雪艇吾兄：
前几天看了鲠生兄的一篇文字，我很感觉奇怪，故写了一封信，现由独立时论社发给五十多家报馆发表。
此文是为一般读者写的，不是对鲠生说的。此文下半竟好像是“胡适之哀告苏俄”了！（对牛弹琴！）
我把此文寄给老兄，也很盼望着老兄的指示。
老实说，我近两三年来很有点“反俄”。
将来我还想写一篇文字讲“对日和约”的问题。我曾向老兄说过，我不赞成我们坚持否决权。老兄说的理由，还不能叫我心服。
匆匆敬祝 双安
弟胡适敬上
卅七，一，廿三下午[②]
查胡适当天日记，有“写信给周鲠生、王雪艇”[③]的记录。日记虽然简单，但是写给周鲠生的那封公开信[④]却非常重要。该信不仅表达了胡适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也道出了他对中国命运的无比担忧。
三天后，即1948年1月26日，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接胡适之一信，示我以彼对国际形势之论文，意在驳斥周鲠生所发表之文字。适之自此将开始其‘反苏’之论战。”[⑤]
周鲠生（1889-1971），湖南长沙人。他17岁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其间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回国，在汉口参与创办《民国日报》；1913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博士学位；后来又进入法国巴黎大学深造，获法国国家法学博士学位。1921年回国后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翌年秋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1926年赴广州参加北伐，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东南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随后与李四光、王世杰创办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教务长；1939年赴美国讲学，1945年回国后担任武汉大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等职，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中去世。
胡适把反驳周鲠生的事告诉王世杰，可能基于两个原因：第一，当时王世杰是外交部长，正在处理对日和约等问题，而周鲠生和胡适的文章，都涉及到这件事；第二，王世杰曾是《现代评论》的主要发起人和撰稿人，又是国立武汉大学第一任校长，与胡、周二人关系密切。周鲠生在学校事务上遇到麻烦，要与王世杰商量；蒋介石想请胡适担任考试院院长、国府委员，甚至竞选总统，也要通过王世杰去做工作。
比如王世杰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二月九日日记中写道：
晚间周鲠生来谈武汉大学风潮事。予意为防止学校风纪日趋恶劣起见，应决心整顿，开除若干学生。鲠生亦不反对。
适之托傅孟真转复蒋先生，谓彼不入政府则能为政府之一助力；并谓此次改组政府仍应多就国民党党内人才设法。彼反对宋子文，主张以孙哲生为院长。[⑥]
不久王世杰到北平见到胡适，他在二月二十日的日记写道：
昨晚与胡适之长谈。彼不愿接受蒋先生之邀约，拒绝担任考试院院长，亦不愿任未来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予以其用意在保持独立地位以便随时为政府助，故未强劝。[⑦]
对此，胡适在1948年3月30日日记中也有记载：
下午三点，王雪艇传来蒋主席的话，使我感觉百分不安。
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
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
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
但我实无此勇气！[⑧]
第二天，胡适就此事向周鲠生征求意见，并与王、周二人长谈三个多小时。为此他在日记中写道：
八点，约周鲠生来谈，把昨天的话告诉他。请他替我想想。
午后与雪艇、鲠生谈了三点多钟。我不敢接受，因为我真没有自信心。
晚上八点一刻，雪艇来讨回信，我接受了。此是一个很伟大的意思，只可惜我没有多大自信力。故我说：第一，请他考虑更适当的人选。第二，如有困难，如有阻力，请他立即取消：“他对我完全没有诺言的责任。”[⑨]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胡适与王世杰、周鲠生确实是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二、周鲠生的基本观点
既然如此，为什么胡适会说：“看了鲠生兄的一篇文字，我很感觉奇怪”，并写公开信反驳他呢？
这篇文字的标题是〈历史要重演吗？〉，发表在民国三十七（1948）年二月十九日的《中央周刊》上。该文首先回顾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历史教训。文章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民主国家为防止军国主义复活，与德国签订了凡尔赛和约。但是条约刚刚成立，国际舆论便开始同情起德国来：一方面，大家认为和约的条款太苛刻，不公平，甚至根本无法实行；另一方面，基于经济利益和政治均势的考虑，一些国家不是切实地执行和约，而是“以抑制盟邦、扶持敌国为国策”。这就使德国获得经济军事复兴的机会。等到希特勒上台以后，“新德意志军国主义的基础早已奠定”，但是“保守主义的西欧政治家尚不省悟欧洲新威胁出现的可怕”，而是时时刻刻想利用德国抵制苏联，结果是终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民主国家多年来对德政策的矛盾和错误，在这里暴露无遗。
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该文尖锐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两年多，而主要的对德对日两和约到现在还没有订成。表面上很多的时光消磨于外长会议关于召开和会起草和约之程序问题的争论，骨子里则是列强对德对日政策的分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文章认为这是由于“人们以为今后欧洲的危险，在于苏联之向外发展的野心；……于是他们认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利益，不在极端削弱德国而在扶持民主的德意志复兴。”
接下来作者又分析了战后的亚洲形势。文章说：人们普遍认为，二战结束后美国元帅麦克阿瑟管理日本是成功的，大家对日本政治经济的发展相当满意，但是对中国的现状却非常失望。美国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本来想把中国当成稳定亚洲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在战争胜利之后，中国却陷入了经济危机和内战漩涡。于是人们“怀疑在最近的将来，是否能期待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民主的中国出现。是否能靠中国作远东安定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民主国家，为防止苏联向外政策活跃于远东”，便自然想到了“战前他们曾经倚重过，而战败后仍认为值得扶持的日本。”
基于上述分析，作者提出这“是不是又要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对德政策之覆辙呢？”
在这篇文章中，周鲠生还谈到德国在第一次次世界大战后不到二十年时间就成为一支可怕的侵略势力，英美两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样，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爆发后，两国的保守主义人士基于“牵制苏联”的考虑，宁肯“牺牲中国领土主权亦在所不惜”。没想到苏联在1939年与德国实现妥协，1941年又与日本签订条约，从而使这三个国家几乎形成联合阵线，这也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
文章最后指出：联合国的根本任务是防止侵略势力的复活。为此，不但要解除德日两国的武装，还要“彻底消灭他们的文化上政治上及经济上一切可以助长侵略势力的因素”。至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对立局面，则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⑩]
三、胡适不同意周鲠生的看法
胡适看到周鲠生的文章后，感到非常惊讶，没有想到“我们两个老朋友对国际局势的观察竟相隔离如此之远” ，[11]所以他立刻写了一篇文章。该文的标题是：〈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给周鲠生先生的一封信〉，并“由独立时论社发给五十多家报馆发表”，与周进行辩论。
在第一个问题里，胡适根据和约谈判的进程，对西方民主国家有如下三个判断：
一、民主国家并没有放弃防止德日侵略势力复活的根本政策。
二、因为德日侵略势力根本不可能复活，所以不存在西方国家扶持两国抵制苏联的问题。
三、所谓“防止德日复兴”，应该是防止两国武装与侵略势力的复活，而不是剥夺两国人民享受和平幸福生活的权利。因此，让他们保留一部分工业，使他们可以养活自己，是应该的。
在第二个问题中，胡适针对周鲠生所谓“在联合国列强中间尚没有真正像战前德意志、日本那样好战的侵略势力”的判断，简略地谈了自己对苏联的认识过程。
他写道：我是一个深信和平主义的人，知道中苏两国有世界上最长的共同边界，因此我向来对苏联抱着很大的热望，希望它能“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价”的程度。事实上，我认为无论是1918年苏俄和德国签订〈布雷斯特李托乌斯克和约〉，[12]还是1939年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都可以说是‘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价’的表示”。然而，1939年9月以后发生的波兰被瓜分、芬兰被侵略等事件，使我对苏联开始产生怀疑。即使如此，我还是不愿意从坏的方面去想它。因此直到1941年年底，我还在美国政治学会年会上说：“我梦想中苏两国的边界，能依照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边界的好榜样，不用一个士兵防守”。后来，这句话还被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和周鲠生等人引用。但是到二战结束前后，“雅尔塔秘密协议的消息，中苏条约的逼订，整个东三省的被拆洗，——这许多事件逼人而来。铁幕笼罩住了外蒙古、北朝鲜、旅顺、大连。我们且不谈中欧与巴尔干。单看我们中国这两三年之中从苏联手里吃的亏，受的侵害，——老兄，我不能不承认这一大堆冷酷的事实，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不能不说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胡适最后指出：几年前我们曾亲眼看到西方民主社会对苏联是那样真诚，那样友好；但如今它却成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这“真是苏俄自己的绝大不幸，自己的绝大损失了。”[13]
四、胡适早年对苏俄的看法
胡适与周鲠生的这次争论，让人想起早在1925年10月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的时候，就和张奚若发起一场“仇俄友俄大讨论”。这次论战是由北大教授陈启修的一篇文章引起的。陈文的题目是〈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为此，张奚若首先写下〈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作为响应。张奚若在文章中说，他之所以反对苏俄，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国家仅仅吸取了我们的资财，桎梏我们的手足，苏俄竟然收买了我们的良心，腐蚀了我们的灵魂；帝国主义只想愚弄我们的官僚和军人，苏俄竟然愚弄我们的青年和学者；欧战后，帝国主义的国家还唱尊重我们地土主权的口头禅，苏俄竟然羌无原故地占据了我们的外蒙古（他们的中国朋友还要替他们解释说应该占据）；帝国主义的国家仅暗中帮助我们的吴佩孚张作霖（，）苏俄竟明目张胆的在广东做我们的高级军官和外交官！”写到这里，张奚若无比愤怒地责问：苏俄“以自私自利的本心，用强暴恶劣的手段，在这个毫无自卫力的国家里横行无忌，‘如入无人之境’，还要说他不是我们的敌人！我倒要问问不是敌人是甚么？”[14]
张奚若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主编过《政治学报》，他和徐志摩都是胡适的好朋友。当时他刚从海外留学归来，就应邀成为《晨报副刊》的主要撰稿人。徐志摩说他“是一位有名的炮手”，是一个“硬人”，从这篇文章亦可见其一斑。该文发表后，参加论战的人很多，其中包括梁启超、丁文江、陶孟和、张慰慈、钱端升、李璜、常燕生、陈翰笙、江绍原、刘侃元、张荣福、胡石青等知识界名流。争论到最后，居然发生所谓“北京群众”火烧晨报馆事件。为此，胡适曾给陈独秀写过一封信，强调大家应该懂得“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的“争自由的唯一原理”，从而营造一种容忍异己的社会氛围。否则，“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壁垒森严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15]尽管如此，当时胡适并没有参与这次大讨论。
胡适为什么没有参加这次讨论呢？直到第二年，胡适赴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委员会会议路过苏联时，才在写给张慰慈的信中透露中了其中缘由。
张慰慈既是胡适的好朋友，又是著名政治学家，因此胡适连续给他写了三封信谈到苏联问题。在第一封信中，胡适简单谈了自己初到苏联的感受。他说：中国的“新政客”除了不研究问题、不延揽人才外，还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没有理想，没有理想主义。[16]
在第二封信中，胡适说他到苏联已经三天，在参观中很受感动。他表示：“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正因为这样，他还发出如下的感慨：“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此外他还说：苏俄虽然是个独裁国家，但是从教育统计来看，他们是在用力办教育的。如果按照这个趋势认真做下去，这种独裁专制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17]
在第三封信中，胡适继续对张慰慈说：“我这两天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觉得我前日信上所说的话不为过当。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凡试验与浅尝不同。试验必须有一个假定的计划（理想）作方针，还要想出种种方法来使这个计划可以见于实施。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此外，他还谈到一年前没有参加“仇俄友俄大讨论”的理由。他写道：
去年许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讨论，我所以迟疑甚久，始终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我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我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甚是恨事。但我所见已足使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大政治试验。我们的朋友们，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与制度的朋友们，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试验正与我们试作白话诗，或美国试验委员会制与经理制的城市政府有同样的正当。这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
至于这个试验的成绩如何，这个问题须有事实上的答案，决不可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还有许多不可避免的困难，也应该撇开；如革命的时期，如一九二一年的大灾，皆不能不撇开。一九二二年以来的成绩是应该研究的。我这回如不能回到俄国，将来回国之后，很想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来作一较长期的考察。
总之，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们的“武断”也是不好的。……[18]
五、“向西去”改变了胡适的看法
胡适在莫斯科仅仅停留三天，便经过欧洲大陆到达英国。会议结束以后，他曾在西欧逗留数月。在此期间，他给徐志摩写过两封信，谈了出国以后的一些感想。
在第一封信，胡适对徐志摩说：这次出国，有许多反省的时间，使他一方面感到沮丧，一方面感到兴奋。沮丧的是：回国九年来，既不知道干了些什么，也不知道成绩何在，就连办了一年多的《努力》以及“几个朋友谈了几个月的反赤化”，也觉得“浅薄无聊”。兴奋的是：他在莫斯科呆了三天，却感到那里的人“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于是他觉得“我们应该发愤振作一番，鼓起一点精神来担当大事，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点事，方才可以对得住我们现在的地位。”此外，他还谈到不应该学英国人的懒散和敷衍，应该学习德国和日本的奋发有为。[19]
在第二封信中，胡适与徐志摩进一步讨论了苏俄问题。他把徐志摩对苏俄“这种政治试验”的质疑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苏俄的乌托邦理想“在学理上有无充分的根据，在事实上有无实现的可能？”
第二，他们的方法对不对？
第三，这种办法有无普遍性？
第四，“难道就没有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路径不成？”
关于第一点，胡适根据自己对苏联的了解，向徐志摩介绍说：“他们根本上就不承认你心里所谓‘学理’，这却也不是蛮劲。”对于苏联的这种态度和看法，胡适是深表同情的。他说：“本来周公制礼未必就恰合周婆的脾胃，我们也就不应该拿周公的学理来压服周婆。平心说来，这个世界上有几个制度是‘在学理上有充分的根据’的？”至于事实上的可能，那应该由事实来说话，“我们不能单靠我们的成见就武断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不能有伟大的生产力。”
关于第二点和第四点，胡适认为这是方法问题，他觉得“难道就没有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路径不成？”完全是一种“孩子气”的问话，但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并不像小孩子想象得那么简单。至于第三点，胡适认为只要肯干并且能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得通，都有普遍性。此外他还在信中讨论了“赤化”问题，并介绍了苏联的教育情况。[20]
这两封信分别是1926年8月和10月写的，可见直到去了英国，胡适对苏联的看法也没有改变。
1926年年底，胡适启程前往美国。阔别将近十年再次踏上这片土地之后，胡适的最大感受有两点：一是汽车工业的高速发展，二是社会和时代给美国人民带来的福祉。关于前者，他发现1927年全世界汽车生产量是2750万辆，而美国的汽车拥有量已经达到2233万辆，占世界生产量的80%以上。1926年，美国每六个人中有一辆汽车，到1927年平均每五个人就有一辆。[21]至于后者，他以在纽约参加的“两周讨论会”为例，说当时有六位客人参加辩论，其中一位身穿晚礼服的劳工代表一开口就让他感到诧异：“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好的最伟大的时代”。接下来，这位代表用12分钟时间描述了美国在科学、工业、美术、音乐、建筑上的进步，以及教育的普及、幸福的增加。胡适听了以后，“忍不住对自己说道：这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向来被压迫的社会分子能站在大庭广众之中歌颂他的时代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22]有了上述感受，胡适在《漫游的感想》中，专门辟出“往西去！”一节，来介绍这方面的情况。他说：
我在莫斯科住了三天，见着一些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他们很劝我在俄国多考察一些时。我因为要赶到英国去开会，所以不能久留。那时冯玉祥将军在莫斯科郊外避暑，我听说他很崇拜苏俄，常常绘画列宁的肖像。我对他的秘书刘伯坚诸君说：我很盼望冯先生从俄国向西去看看。即使不能看美国，至少也应该看看德国。
我的老朋友李大钊先生在他被捕之前一两月曾对北京朋友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但他说这话时，我早已到了美国了。
我希望冯玉祥先生带了他的朋友往西去看看德国、美国，李大钊先生却希望我不要往西去。要明白此中的意义，且听我再说一件有趣味的故事。[23]
紧接着，胡适讲了这个有趣的故事。他说他从美国归来路过日本的时候，曾经拜访过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福田德三博士。此人刚从欧洲回来，思想主张便有所变化。胡适问他为什么不到美国看看，他说“美国我不敢去，我怕到了美国会把我的学说完全推翻了。”这话对胡适的刺激很大，因此他感慨地说：“世间的大问题决不是一两个抽象名词（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所能完全包括的。最要紧的是事实。现今许多朋友只高谈主义，不肯看看事实”，同样是一种迷信。[24]
从这里，可以看出胡适到达美国以后，已经清楚地看到，在两种不同的“社会革命”或曰“社会实验”之间，存在着天壤差别。何况，他在三天走马观花的参观中，根本不可能看到苏联的“庐山真面目”。
顺便说一句，1946年冯玉祥到美国考察，不知他抵达美国后是否有类似胡适的感受，但是当他1948年乘坐苏联轮船“胜利号”回国经过苏联境内的黑海时，却因为轮船突然起火而遇难。在这个事件背后，有没有某种阴谋，还是一个有待探究的历史之谜。
六、周鲠生等人对胡适公开信的反应
话说回来。胡适致周鲠生的信公开发表后，周鲠生虽然忙于处理学生罢课等事务，但还是很快写了回信。他首先表示，自己一篇平淡的时论，能“引出你这一篇哄动全国的大文章，致令国人对于国际局势问题大加注意，这真可谓抛砖引玉，一种意外的收获了。”随后，他从八个方面对自己的观点做了解释。
一、几十年的历史教训，让他深感德、日是本性难移的侵略民族，应该严密防范。
二、他深信人类不能再遭受世界大战的浩劫，因此当务之急是“决不可增加战争空气”。
三、“万一世界大战终不可免，也要避免中国首先作战场”。为此，我们对苏联应该是能忍则忍，千万不要在国内造成紧张的反苏空气。
四、苏联虽然是当今世界上最可怕的势力，但它并不像德、日那样好战和蛮干，“只要世界民主阵线坚强，或者不必撕破脸皮，它会知道悬崖勒马”的。
五、苏联向外扩张，主要是用政治的方法，而不是依靠战争。民主国家对付它的威胁和侵略，也应该用政治方法来解决。
六、美国复兴德、日的倾向，包括其陆军部长最近的讲演，确实令人担忧。
七、“苏联的共产主义固属过激，美国资本主义也到了顶点。为人类前途着想，希望世界上能有机会培养出来第三个势力，如现今英国所行的社会主义，以作一个缓冲。”
八、如果国际局势再恶化下去，甚至发生战祸，世界问题将更加复杂。
在回信的最后周鲠生还表示，他和胡适对国际局势的观察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希望对方能够谅解他多年来一贯提倡世界和平的苦心[25]。
不久，河南大学校长、著名学者姚从吾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谈到自己对这次争论的意见。他说：“今天在书琴兄那里，我又看到 先生给周先生的信稿，很觉有诚恳纠正的必要。倘由此对‘甚么是侵略的势力？’与‘苏俄是不是一个新的可怕的侵略势力？’也像科学与玄学之争那样，引起一场热烈的辩论，也许可以明是非，定犹豫，正人心，从此确定我们现阶段的国是。”此外，他还代表十万中原青年和数千万中原民众，请求胡适像写〈说儒〉那样再作两篇文章，“题目就是 先生所提到的〈什么是不自由〉，或〈什么是不民主〉（或者也就叫作‘说自由’与‘说民主’）。”其用意有三：“一是表明我们对现代世界文明主流（这是没有东西之分的）的了解与认识；一是拿我们的这种了解与认识，换取代表现代世界文明主流的人士的真正合作与同情；一是让新俄帝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不甘受他们挂羊头卖狗肉的假自由与假民主的欺骗。”在这封信的最后，姚先生非常恳切地写道：“国是不定，则是非不明，人心不正，邪说诐辞不止，也就没有独立的学术之可言。学生昼夜焦思，认为这一点异常重要，敬请 先生抽出些时间，给我一个明白的指示！”[26]
不久，青年党主席曾琦给胡适来信说：“近于病中获读我 兄伟论，义正辞严，令人神为之旺。弟先后曾发表两次谈话，以示响应……”。[27]其中一篇谈话的内容，下面将要涉及到。
七、谁在胡说？
随后，胡适的一个晚辈徐大春也来信说，《观察》周刊最近有一篇文章，“讲到你和周老伯的对于国际形势的看法，是北平朝阳学院教授钱克新写的，题为〈评国际现势的一种论调〉”[28]。钱文共五个部分，刊登于《观察》第四卷第二期，原题是〈评对国际现势的一种论调〉（比徐大春的信多了一个“对”字）。作者认为，美国参加二战不是为了消灭极权政治，恢复民主自由，而是要扩大资本主义力量。如今美国“黄金霸权”和海上霸主的地位已经确立，美苏对立的局面也已形成。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为了不要“自乱外交步骤，……弄乱我们的视线”，需要对胡适的观点进行反驳。在文章最后，作者还表达了两点担忧：“一个是美苏战争，另一个是美苏妥协。”他说美苏战争“是一个人类自杀的悲剧”，但他所谓美苏妥协的危害，则让人不知所云。[29]这正如徐大春有信中所说，这篇文章“不大高明”。
该文好像出自一位专家之手，还比较注重说理。相比之下，另外一篇文章则完全是强词夺理甚至是骂街了。
这篇文章发表于《群众》周刊第二卷第六期，作者怀湘，可能是个笔名，标题是《胡适的胡说》。文章写道：
一向戴着“学者”面具的胡适，近来却连这最后的面具也自动撕破了。这是难怪的，因为“卒子”已经过了河，就不能不更加替主人“拼命”。最近他发表了给周鲠生先生的一封信，题名为〈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替他的“西方民主国家”作辩护，说它们“并没有放弃防止德日侵略势力复活的根本原则”，说它们也没有重行武装德日，“扶持德日两国来抵制苏联”；他的第二个“问题”呢，便是宣传“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而且“比德国、日本还更可怕”。这和美国垣街的出品，正是一模一样，丝毫不差，胡适博士不过是把他的主子的话拿来重说一遍罢了。这样，他既替他的“西方国家”的大老板作了辩护，又勇敢地攻击了苏联。胡适博士一定会得到他的美国老板的大大嘉奖了吧。为了这个，他就连那平日靠它吃饭的什么“实验主义”、“科学方法”的起码的形式逻辑，都不要了。既然“西方国家决不要扶持德日两国来抵制苏联”，就可见“苏俄”决不是什么“可怕的侵略势力”。如果“苏俄已变成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那末，“西方国家”为什么又“决不要扶持德日两国来抵制苏联”呢？这不但是逻辑上自相矛盾，而且更是不合事实。事实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分明在扶持德日，但那不是为了抵制什么苏联的“侵略”，而是为了侵略苏联，侵略全世界。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亏得胡适还好意思替他的老板洗刷？
他的这两个“意见”像是自相矛盾，但照他的本意，无非是“抵制苏联”是没有什么不对的，因为苏联“已变成了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了。其目的只是要替美国扶植德日反动势力掩饰，又替美国反苏强调其根据而已。[30]
接下来作者问道：“胡适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篇胡说，为什么撕下他的‘学术独立’的假面具，不惜露出他的买办文人的本相来呢？他为什么越来越不象样，当了‘过河卒子’，就连一切看家本领、金字招牌全行扔掉，替他的‘西方国家’大老板作出这样露骨而笨拙的宣传呢？”
为了回答这一系列问题，作者列举了胡适一系列“罪状”：拜见过溥仪，称他“皇上”；参加了段祺瑞抵制孙中山的“善后会议”；和“丁文江之类勾搭过孙传芳”；办《努力周报》时说过“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抗日战争前主张“中国要等五十年才能抗日”；抗战中跑到国外，发表“中国抗战决不能寄托希望于土匪式的游击队”等言论；抗战后回到国内，宣扬“理未易明，善未易察”的论调，“企图模糊青年”们“反独裁反内战”的斗志。在此基础上作者厉声斥责道：胡适“不过是盗窃‘五四文化’之名，窃取‘五四’文化运动之果，成就了他的投机的‘学者’的称号罢了。”他的“信口胡说，越来越不成话，是一点也不足为奇的。”[31]
《群众》周刊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份理论刊物。该刊于1937年10月在南京筹办，不久在汉口创刊，1938年迁至重庆，1945年迁至上海，1947年1月30日迁至香港，1949年10月停刊。这篇文章是在香港发表的。
八、《中央周刊》组织专题论战
1948年2月29日，《中央周刊》刊登周鲠生、胡适等人的文章和访谈，并组织了一组“关于周鲠生与胡适之的论战”的文章。参加论战的11人来自北平、南京、武汉等地，其作者和标题如下——
曾琦：〈事实证明苏联威胁和平〉
王聿修：〈苏联为甚么是侵略势力〉
刘厚庵：〈我们能够和苏联谈和平吗？〉
周酉村：〈不同情美国扶持日本，希望苏联放弃侵略企图〉
陈雪屏：〈我同意胡适的意见〉
龚予琴：〈我赞成周先生的看法〉
李大德：〈同意周鲠生看法，胡适之有“恐苏病”〉
胡格非：〈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谢钧祖：〈外交上无道义可言，是非应该由双方负责〉
刘静文：〈周胡两先生看法不同各有疑虑〉
胡焕庸：〈历史是否重演，关键系于苏联〉
据《中央周刊》统计，这11人中有7人支持胡适，2人支持周鲠生，2人持折衷态度。在支持胡适的7人中，青年党主席曾琦是带病接受《中央日报》记者采访的。这就是他在致胡适信中所谓“弟先后曾发表两次谈话，以示响应”中的一篇。他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究竟谁愿从事战争，不能仅凭口头议论，必须根据事实。胡适之先生认为苏联已变成一很可怕之侵略势力，完全正确。”接下来他列举了苏联扩张侵略的十条事实，表示“吾人对苏联均看不出丝毫和平之意愿”。[32]
学者王聿修的文章发表于1948年2月20日《中央日报》，他拿苏联与法西斯德国相比，认为“二者全是集权的独裁，二者全是重视集体，轻视个人；二者全否认基本人权与自由，以强制的方式管理人民。”因此他觉得胡适把苏联看成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恐怕可以代表许许多多的自由分子”的意见。[33]
报人刘厚庵从多方面对苏联和德、意、日进行比较，并指出苏联的险恶之处，对人们认识斯大林政权的本质很有帮助：第一，德、意、日侵略只靠武力，而苏联除了武力外还有宣传攻势，它可以“使人目迷五色，因而消灭其战志。”第二，德、意、日的侵略，都以正面姿态出现，因此能使被侵略国产生同仇敌忾之心。但是苏联则利用第五纵队，以民族主义的面目出现，不容易被人们识破。另外从历史上看，沙皇的专制统治已经到了极端，“故苏联之侵略一旦成功，受侵略者将永无重见天日之机会。”[34]
国际问题专家周酉村非常忙碌，因此记者“曾经访他三次，但均不得晤”；即便是这次采访，他也正在紧张的工作之中。当记者问及周鲠生和胡适之争时他指出：尽管周鲠生先生的看法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见，但是要想不让历史重演，既要尊重事实，又要是非分明。他还说，苏联不仅在联合国滥用表决权，将东欧置于“铁幕”之下，还阻挠中国政府军队依照条约收复东北，迟迟不交还旅顺大连……，因此胡适的判断是正确的。最后他表示“决不能同情于美国的过分扶持日本，亦望苏联放弃武力侵略企图”。[35]
时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的陈雪屏以普通读者的身份表示：胡适的看法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一经发为文字，便立即引起广大的共鸣”。[36]
在胡适的支持者中，地理学家胡焕庸说：二战前夕，苏联瓜分波兰，进攻芬兰，吞并波罗的海三国，这不是侵略是什么？二战期间，中苏两国本来是并肩作战的盟友，但是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却攫取了旅顺、大连以及中长铁路的特权，这不是侵略是什么？二战以后，苏联在我国东北和北韩、东欧“扩张的猛烈，较历史上任何的侵略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不是侵略又是什么？此外他还指出，历史上的侵略国家都崇尚武力，但苏联却有一套更巧妙的方式和政策。[37]
相比之下，周鲠生的支持者则显得势单力薄，论说无力。国际问题专家龚琴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苏联虽然表现得很不好，有剑拔弩张的样子，但苏联是同样需要和平的”。他认为，苏联在强大以后才会侵略。现在的苏联虽然“大”，却并不“强”，因此它“绝不会贸然又发动一次战争，以自招更沉重的打击。”何况，苏联还在骂“战争贩子”呢。因此龚先生认为周鲠生的见解是正确的。[38]
另一位国际问题专家李大德说：西方民主国家扶持德日的复兴，纵容法西斯残余势力的复活，是举世皆知的事实。胡适先生抹煞这一点，为民主国家辩护，“我认为是太武断”了。至于胡适说苏联是当前世界上最可怕的侵略势力，他觉得这是胡适有“恐苏病”。他强调：苏联的社会制度不需要殖民市场，它在战前战后的政策，“也看不出有侵略的色彩”。[39]
至于那些持折衷态度的人，就更谈不出什么内容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讨论中，《中央周刊》还发表一篇《苏京广播驳斥胡适曾琦言论》的通讯，从中可以看出这场争论已经引起苏联官方的注意。为了解苏联当局对于这场争论的看法，现将全文照录如下。
莫斯科电台17日广播基盘诺夫评论，痛斥美帝国走狗胡适、曾琦之流为美帝国主义者世界扩张政策辩护，并诽谤中国人民伟大友人苏联等无耻行为，原文略称：中国社会人士反对美国扶持日本法西斯，并揭露美帝国主义者已违背自己以前担负的义务，改变自己对日德和约的态度，正在把这些国家变成为反苏的根据地，这种正义的呼声是不适合于美帝国主义者胃口的，因此他便动员他的走狗如胡适之流为美国对日政策辩护，胡适企图将造成国际紧张局势的责任，推到苏联身上，又企图证明美国的全部政策没有超过波茨坦宣言的范围，并且卑鄙无耻的把中国人民的伟大友人苏联与法西（斯）德日并列，为了向自己的主子美国献媚，所谓中国青年党领袖曾琦也慌忙起来替美国辩护，可是中国人民并不如胡适和曾琦所想象那样容易受欺骗，战后美帝国主义企图将中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苏联成了他们实行这种计划的强大障碍，中国人民知道与自己的伟大邻邦——苏联保持密切的友好是保持自己独立和中国领土完整的保证，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们才如此咆哮的企图诽谤中国人民的伟大友人苏联，中国社会人士知道他早就替美帝效劳（，）在整个战时他都住在美国完全脱离了人民的抗日战争，与其说他是中国人，倒不如说他是美国人，他在中国文化界早已完全丧失了威信，他在日本投降后，充当北大校长，与执行部的美国军官建立密切的联系，对美国兵在北平屠杀中国苦力强奸他的女学生不但没有表示任何抗议反而竭力压制因美军强奸北大女生兽行而激起中国人民的义愤。曾琦是中国臭名卓著的汉奸，他在抗战期间，他替日本效劳，后来又转到蒋介石那里替美国服务，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曾琦诽谤苏联的无耻造谣，一定遭到破产，因为中国人民老早就知道苏联是他们忠实诚挚的友人。[40]
九、胡适发表《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国》
这次争论以后，胡适与周鲠生一起出席了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即“行宪国大”）。如前所述，在此期间王世杰向胡适转达蒋介石想让胡适当总统候选人，自己出任行政院长的意思。胡适拿不定主意，便与周鲠生商量。这说明“胡周之争”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随后，周鲠生又多次邀请胡适赴武汉讲学，胡终于在10月初成行。这一年，胡适公开演讲的一大主题是自由主义，这显然与他对苏联政体的认识以及国内的形势有关。1948年年底，由于政权易手，胡适被迫在北大校庆前夕离开北平飞往南京。为此，他曾经泣不成声。
1949年4月，胡适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作序，认为陈独秀的“最后思想——特别是他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沈（沉）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他指出，早在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以后，陈独秀就明确表示：“现在德俄两国的国社主义（纳粹主义）及格别乌（G.P.U.按即秘密政治警察）政治，是现代的宗教法庭。此时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社主义与格别乌政治。”陈还说：“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在这篇很长的序言中，胡适还介绍说：陈独秀认为“史大林一切的罪恶，那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一九一七年）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正因为如此，陈独秀强调斯大林的出现，与苏联反民主的独裁制度有关。不承认这一点，就会陷入“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41]
1950年1月2日，曾琦与一位名叫刘东岩的人拜访正在美国的胡适，在谈到郭沫若时，曾琦说他见过郭沫若写的诗歌《斯太林万岁》，并说当年郭为了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曾肉麻地吹捧过他，因此是个“无行文人”。胡适记录这段谈话后，在日记中说：“可见沫若是惯做阿谀文字的。”[42]从这个小插曲中，也可以看出胡适对苏联的认识以及对斯大林的态度。
这一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胡适认为该事件进一步印证了他对苏联的看法。为此，他在七八月间用英文写了一篇长文——《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国》，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文章开头写道：“在本文里面，我打算研讨在中国能看得出的斯大林征服世界的有雄图——从试验阶段，修改阶段，经过许多成功和失败，一直到长期失败后面获得胜利的地步。这个故事，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四九年，亘延二十五年，而结束于近日……”[43]
文章问世后，台湾《中央日报》分三天转载译文，著名作家聂华苓也翻译了这篇文章，刊登于台湾《自由中国》杂志，可见当时该文在岛内影响甚大。但是时至今日，这篇文章在大陆却鲜为人知，就连最近出版的《胡适全集》也没有收录。我注意到，1967年尼克松访问台湾时，曾向胡适纪念馆索取《外交季刊》刊登该文章的抽印本。该馆根据胡夫人江冬秀的提议，将这篇长文与胡适接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记者采访时的谈话纪录以及他1957年在联合国总部的演讲组合起来，出版了中英文对照本，书名仍然定为《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国》。著名学者毛子水为该书作序时指出：“胡适之先生于民国三十九年十月在美国‘外交季刊’所发表的‘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国’一文，以忧时忧国的心情，写阴谋诡计的事实。四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胡先生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演说，义正词严，博得当世明智人士的赞誉。他在四十年一月对答‘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周刊的访问，尤能利用自己的声望，以替国家说话。这些文章和议论，都可做学人报国的模范。”[44]
另外，毛先生还在《自由中国》第三卷第九期发表长文介绍胡适的这篇文章。他首先提出：“历史的知识，是构成人类文化重要的质素。一个民族有较准确的历史知识，这个民族的文化便较高。”紧接着他写道：“这是一段惨痛的历史，但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我们虽然有不忍卒读的心情，但我们又不能不仔仔细细的一读。著者是在写斯大林策略的失败、转变、和胜利，是在写斯大林阴谋诡计的表演。这篇文字，非特国民党人读了可以得前车之鉴，就是共产党人读了亦可以知道苏俄的狡诈……。至对于普通一般人，则在史学上这是火候纯青的珍品，在教育上这亦是头一等有用的文章。我们恐怕有许多人还没有机会得读，所以略述原文的大意，并摘译数段，使大家得窥一斑。间有穿插，真所谓‘佛头着粪’。”[45]
《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国》写好后，胡适曾给挚友傅斯年夫妇写了一信，谈到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说：夏间发愤写了一篇长文，主旨是要人知道“中国的崩溃”有两大转折点，一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二是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欺骗了罗斯福，从而“抢得满洲、朝鲜，……决定了整个中国的命运”和亚洲的命运。他还说：“此文费时甚久，费力甚多。”[46]在此之前，胡适还在写给沈怡的信中说：“所谓大国领袖，所谓大政治家，都不免古人所谓‘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47]后来，他又在公开场合多次批评西方民主国家在二战前后的政策失误。其中最大的失误莫过于在雅尔塔会议上对斯大林的迁就和纵容。
胡适的文章问世后，他的二儿子胡思杜在大陆发表批判父亲的文章。傅斯年认为此事与胡适这篇文章有关，胡适的秘书胡颂平则认为：“这是大陆上中共政权‘清算胡适思想’的序幕。”[48]
十、简单的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梳理，似可作如下结论：
第一，作为一位学者，胡适在政治问题上处于“比较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认为学术是一切事物的根本，再加上个人兴趣所致，他希望能够把全部精力用在学术研究方面。另一方面，基于现实的需要，他又不得不为政治问题付出许多时间和精力。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19年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1922年关于“好政府”的讨论，1929年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讨论，1933年关于“民主与专制”的讨论，1948年关于“世界形势”的讨论等等。这说明胡适不是一个纯粹的书斋式学者。他那强烈的社会关怀是中西文化的结晶，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榜样。
第二，胡适是一个实验主义者。他把实验主义的方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所谓小心求证，就是要独立思考，注重实验证据。这是他处理一切问题的基点，对苏联的认识也不例外。
第三，从国际关系来看，近代中国的命运与其近邻日本、苏联有密切关系。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后，奉行极权主义的苏联对中国的走向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个问题上，胡适的思想和认识是一笔丰富的历史遗产，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近代中国命运的重要角度。
注释：
[①] 据我所知，台湾大学已故教授张忠栋先生曾在《胡适五论》（台北，稻香出版社，2005年）中研究过这个问题。
[②] 参见附图。
[③]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册7，页704。
[④] 参见《胡适来信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册下，页310-314。
[⑤]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册6，页164。
[⑥]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册6，页21-22。
[⑦]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册6，页31-32
[⑧]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册7，页707。
[⑨]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册7，页707。
[⑩] 周鲠生，〈历史要重演吗？〉，《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国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页12-13。
[11] 《胡适来往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册下，页310。
[12]又译为《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简称《布列斯特和约》。
[13] 《胡适来往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册下，页310-314。
[14] 张奚若，〈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晨报副刊》第1286号（民国十四年十月八日）。
[15] 《胡适来往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册上，页358-360。
[16] 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卷3，页49。
[17]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3，页50-51。
[18]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3，页50-51。
[19]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3，页52-54。
[20] 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3，页54-60。
[21]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卷4，页485注②；季羡林，《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3，页36。
[22] 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3，页41，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23] 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3，页41，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24] 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3，页42-43。
[25] 《胡适来往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册下，页316-318。
[26] 《胡适来往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册下，页338-339。
[27] 《胡适来往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册下，页344-345。
[28] 《胡适来往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册下，页347-348。
[29] 钱克新，〈评对国际现势的一种论调〉，《观察》，卷4，期2，页3-9。
[30] 《胡适来信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册下，页348-351。引文中的“垣街”，可能是“华尔街”的另一种译法。
[31]《胡适来信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册下，页348-351。
[32]〈曾琦同意胡适之看法——列举事实证明苏联威胁和平〉，《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国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页14-15。
[33] 〈王聿修论苏联为甚么是侵略势力〉，《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国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页15。
[34] 刘厚庵，〈我们能够和苏联谈和平吗？〉，《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国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页15-16。
[35] 〈不同情美国扶植日本 希望苏联放弃侵略企图〉，《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国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页16。
[36] 〈陈雪屏先生说：我同意胡适的意见〉，《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国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页16-17。
[37] 胡焕庸，〈历史是否重演 关键系于苏联〉，《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国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页18。
[38] 龚琴予，〈我赞成周先生的看法〉，《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国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页17。
[39] 李大德，〈同意周鲠生看法 胡适之有“恐苏病”〉，《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国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页17。
[40] 〈苏京广播驳斥胡适曾琦言论〉，《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国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页18。
[41]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73年），册6，页2084-2088。
[42]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卷8，页4-5。
[43] 胡适，《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台北：胡适纪念馆，民国六十三年），页1。
[44] 胡适，《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台北：胡适纪念馆，民国六十三年），〈序〉。
[45]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73年），册6，页2141-2142。
[46] 《胡适书信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册下，页1197。
[47] 《胡适书信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册下，页1196。
[48]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73年），册6，页2152。
征引文献：
1、 张忠栋，《胡适五论》（台北，稻香出版社，2005年）
2、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3、 《胡适来信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
4、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5、 《中央周刊》，卷10，期9
6、 《晨报副刊》第1286号
7、 《观察》，卷4，期2
8、 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9、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73年）
10、胡适，《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台北：胡适纪念馆，民国六十三年）
11、《胡适书信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006年4月初稿，
2009年2月修改，
2009年4月改定。
来源: 共识网选自作者博客 | 来源日期：0 | 责任编辑：admin
中国如何对应斯矮子与黄俄毛共策略，找原文也须时间。
对强倭，胡适策略，低调，不轻易开战拖时间，开战后，则苦撑待变。
对强俄，不知有无弃外蒙保中原的念头，但以当时论，猜没有劝蒋公弃外蒙保中原的汉奸念头。
这场辩论前，斯矮子还没有全面动员支持在东北林小匪的匪军，3个月后，斯矮子全面动员，
9个月后，林小匪在斯矮子全面支持下发动东北大战。
智效民：1948年的争论与胡适对苏联的认识过程
发布时间:2010-01-20 18:31 作者:智效民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1170次
1948年，正当国共两党在大陆上进行最后决战的时候，学术界爆发了一场“如何看待国际形势，如何对待苏联”的争论。胡适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已经成为一支“很可怕的侵略势力”。他的这一判断，一方面与当时苏联的所作所为有关，另一方面则来自个人的亲身经历。事实上，早在1925年徐志摩与张奚若在《晨报副刊》发动“苏俄问题大讨论”的时候，胡适对苏联还是充满理解与同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识的深入，他发现这个极权制度不仅束缚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压制了自由民主的追求，还把国际政治纳入斯大林的策略之下，从而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如何接受历史教训，防止德国、日本侵略势力复活，是整个世界最关心、最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遗憾的是，由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国际社会已经分裂为“两个世界”。与此同时，经历了八年抗战并且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不仅没有迎来一个和平民主的新局面，反而是陷入内战的深渊。这一切，都与奉行极权主义的苏联有关。1948年年初，当中国共产党在内战中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毛泽东语）的时候，武汉大学校长周鲠生写了一篇文章为苏联辩护。为此，胡适以公开信的方式作了回应，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如何看待世界形势、如何看待苏联的争论。这场争论对于进一步研究胡适的思想、了解当时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和近代中国的命运，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这场争论涉及到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因此时至今日，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对这场争论还很少有人研究[①]。
一、从胡适的一封迭信说起
去年夏天，收藏界的一位朋友给我看了胡适的一封迭信。这封信是写给王世杰（字雪艇）的。信的全文如下——
雪艇吾兄：
前几天看了鲠生兄的一篇文字，我很感觉奇怪，故写了一封信，现由独立时论社发给五十多家报馆发表。
此文是为一般读者写的，不是对鲠生说的。此文下半竟好像是“胡适之哀告苏俄”了！（对牛弹琴！）
我把此文寄给老兄，也很盼望着老兄的指示。
老实说，我近两三年来很有点“反俄”。
将来我还想写一篇文字讲“对日和约”的问题。我曾向老兄说过，我不赞成我们坚持否决权。老兄说的理由，还不能叫我心服。
匆匆敬祝 双安
弟胡适敬上
卅七，一，廿三下午[②]
查胡适当天日记，有“写信给周鲠生、王雪艇”[③]的记录。日记虽然简单，但是写给周鲠生的那封公开信[④]却非常重要。该信不仅表达了胡适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也道出了他对中国命运的无比担忧。
三天后，即1948年1月26日，王世杰在日记中写道：“接胡适之一信，示我以彼对国际形势之论文，意在驳斥周鲠生所发表之文字。适之自此将开始其‘反苏’之论战。”[⑤]
周鲠生（1889-1971），湖南长沙人。他17岁留学日本，入早稻田大学，其间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回国，在汉口参与创办《民国日报》；1913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博士学位；后来又进入法国巴黎大学深造，获法国国家法学博士学位。1921年回国后担任上海商务印书馆总编辑，翌年秋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1926年赴广州参加北伐，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任东南大学教授兼政治系主任；随后与李四光、王世杰创办武汉大学，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教务长；1939年赴美国讲学，1945年回国后担任武汉大学校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外交部顾问、外交学会副会长等职，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大革命中去世。
胡适把反驳周鲠生的事告诉王世杰，可能基于两个原因：第一，当时王世杰是外交部长，正在处理对日和约等问题，而周鲠生和胡适的文章，都涉及到这件事；第二，王世杰曾是《现代评论》的主要发起人和撰稿人，又是国立武汉大学第一任校长，与胡、周二人关系密切。周鲠生在学校事务上遇到麻烦，要与王世杰商量；蒋介石想请胡适担任考试院院长、国府委员，甚至竞选总统，也要通过王世杰去做工作。
比如王世杰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二月九日日记中写道：
晚间周鲠生来谈武汉大学风潮事。予意为防止学校风纪日趋恶劣起见，应决心整顿，开除若干学生。鲠生亦不反对。
适之托傅孟真转复蒋先生，谓彼不入政府则能为政府之一助力；并谓此次改组政府仍应多就国民党党内人才设法。彼反对宋子文，主张以孙哲生为院长。[⑥]
不久王世杰到北平见到胡适，他在二月二十日的日记写道：
昨晚与胡适之长谈。彼不愿接受蒋先生之邀约，拒绝担任考试院院长，亦不愿任未来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予以其用意在保持独立地位以便随时为政府助，故未强劝。[⑦]
对此，胡适在1948年3月30日日记中也有记载：
下午三点，王雪艇传来蒋主席的话，使我感觉百分不安。
蒋公意欲宣布他自己不竞选总统，而提我为总统候选人。他自己愿意做行政院长。
我承认这是一个很聪明，很伟大的见解，可以一新国内外的耳目。我也承认蒋公是很诚恳的。
他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
但我实无此勇气！[⑧]
第二天，胡适就此事向周鲠生征求意见，并与王、周二人长谈三个多小时。为此他在日记中写道：
八点，约周鲠生来谈，把昨天的话告诉他。请他替我想想。
午后与雪艇、鲠生谈了三点多钟。我不敢接受，因为我真没有自信心。
晚上八点一刻，雪艇来讨回信，我接受了。此是一个很伟大的意思，只可惜我没有多大自信力。故我说：第一，请他考虑更适当的人选。第二，如有困难，如有阻力，请他立即取消：“他对我完全没有诺言的责任。”[⑨]
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胡适与王世杰、周鲠生确实是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二、周鲠生的基本观点
既然如此，为什么胡适会说：“看了鲠生兄的一篇文字，我很感觉奇怪”，并写公开信反驳他呢？
这篇文字的标题是〈历史要重演吗？〉，发表在民国三十七（1948）年二月十九日的《中央周刊》上。该文首先回顾了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历史教训。文章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民主国家为防止军国主义复活，与德国签订了凡尔赛和约。但是条约刚刚成立，国际舆论便开始同情起德国来：一方面，大家认为和约的条款太苛刻，不公平，甚至根本无法实行；另一方面，基于经济利益和政治均势的考虑，一些国家不是切实地执行和约，而是“以抑制盟邦、扶持敌国为国策”。这就使德国获得经济军事复兴的机会。等到希特勒上台以后，“新德意志军国主义的基础早已奠定”，但是“保守主义的西欧政治家尚不省悟欧洲新威胁出现的可怕”，而是时时刻刻想利用德国抵制苏联，结果是终于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方民主国家多年来对德政策的矛盾和错误，在这里暴露无遗。
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该文尖锐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已经两年多，而主要的对德对日两和约到现在还没有订成。表面上很多的时光消磨于外长会议关于召开和会起草和约之程序问题的争论，骨子里则是列强对德对日政策的分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文章认为这是由于“人们以为今后欧洲的危险，在于苏联之向外发展的野心；……于是他们认为西方民主国家的利益，不在极端削弱德国而在扶持民主的德意志复兴。”
接下来作者又分析了战后的亚洲形势。文章说：人们普遍认为，二战结束后美国元帅麦克阿瑟管理日本是成功的，大家对日本政治经济的发展相当满意，但是对中国的现状却非常失望。美国有世界眼光的政治家本来想把中国当成稳定亚洲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在战争胜利之后，中国却陷入了经济危机和内战漩涡。于是人们“怀疑在最近的将来，是否能期待一个强有力的统一的民主的中国出现。是否能靠中国作远东安定的势力。”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民主国家，为防止苏联向外政策活跃于远东”，便自然想到了“战前他们曾经倚重过，而战败后仍认为值得扶持的日本。”
基于上述分析，作者提出这“是不是又要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对德政策之覆辙呢？”
在这篇文章中，周鲠生还谈到德国在第一次次世界大战后不到二十年时间就成为一支可怕的侵略势力，英美两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样，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爆发后，两国的保守主义人士基于“牵制苏联”的考虑，宁肯“牺牲中国领土主权亦在所不惜”。没想到苏联在1939年与德国实现妥协，1941年又与日本签订条约，从而使这三个国家几乎形成联合阵线，这也是一个严重的历史教训。
文章最后指出：联合国的根本任务是防止侵略势力的复活。为此，不但要解除德日两国的武装，还要“彻底消灭他们的文化上政治上及经济上一切可以助长侵略势力的因素”。至于“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对立局面，则可以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⑩]
三、胡适不同意周鲠生的看法
胡适看到周鲠生的文章后，感到非常惊讶，没有想到“我们两个老朋友对国际局势的观察竟相隔离如此之远” ，[11]所以他立刻写了一篇文章。该文的标题是：〈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给周鲠生先生的一封信〉，并“由独立时论社发给五十多家报馆发表”，与周进行辩论。
在第一个问题里，胡适根据和约谈判的进程，对西方民主国家有如下三个判断：
一、民主国家并没有放弃防止德日侵略势力复活的根本政策。
二、因为德日侵略势力根本不可能复活，所以不存在西方国家扶持两国抵制苏联的问题。
三、所谓“防止德日复兴”，应该是防止两国武装与侵略势力的复活，而不是剥夺两国人民享受和平幸福生活的权利。因此，让他们保留一部分工业，使他们可以养活自己，是应该的。
在第二个问题中，胡适针对周鲠生所谓“在联合国列强中间尚没有真正像战前德意志、日本那样好战的侵略势力”的判断，简略地谈了自己对苏联的认识过程。
他写道：我是一个深信和平主义的人，知道中苏两国有世界上最长的共同边界，因此我向来对苏联抱着很大的热望，希望它能“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价”的程度。事实上，我认为无论是1918年苏俄和德国签订〈布雷斯特李托乌斯克和约〉，[12]还是1939年两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都可以说是‘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价’的表示”。然而，1939年9月以后发生的波兰被瓜分、芬兰被侵略等事件，使我对苏联开始产生怀疑。即使如此，我还是不愿意从坏的方面去想它。因此直到1941年年底，我还在美国政治学会年会上说：“我梦想中苏两国的边界，能依照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的边界的好榜样，不用一个士兵防守”。后来，这句话还被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和周鲠生等人引用。但是到二战结束前后，“雅尔塔秘密协议的消息，中苏条约的逼订，整个东三省的被拆洗，——这许多事件逼人而来。铁幕笼罩住了外蒙古、北朝鲜、旅顺、大连。我们且不谈中欧与巴尔干。单看我们中国这两三年之中从苏联手里吃的亏，受的侵害，——老兄，我不能不承认这一大堆冷酷的事实，不能不抛弃我二十多年对‘新俄’的梦想，不能不说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胡适最后指出：几年前我们曾亲眼看到西方民主社会对苏联是那样真诚，那样友好；但如今它却成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这“真是苏俄自己的绝大不幸，自己的绝大损失了。”[13]
四、胡适早年对苏俄的看法
胡适与周鲠生的这次争论，让人想起早在1925年10月徐志摩主持《晨报副刊》的时候，就和张奚若发起一场“仇俄友俄大讨论”。这次论战是由北大教授陈启修的一篇文章引起的。陈文的题目是〈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为此，张奚若首先写下〈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作为响应。张奚若在文章中说，他之所以反对苏俄，是因为“帝国主义的国家仅仅吸取了我们的资财，桎梏我们的手足，苏俄竟然收买了我们的良心，腐蚀了我们的灵魂；帝国主义只想愚弄我们的官僚和军人，苏俄竟然愚弄我们的青年和学者；欧战后，帝国主义的国家还唱尊重我们地土主权的口头禅，苏俄竟然羌无原故地占据了我们的外蒙古（他们的中国朋友还要替他们解释说应该占据）；帝国主义的国家仅暗中帮助我们的吴佩孚张作霖（，）苏俄竟明目张胆的在广东做我们的高级军官和外交官！”写到这里，张奚若无比愤怒地责问：苏俄“以自私自利的本心，用强暴恶劣的手段，在这个毫无自卫力的国家里横行无忌，‘如入无人之境’，还要说他不是我们的敌人！我倒要问问不是敌人是甚么？”[14]
张奚若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主编过《政治学报》，他和徐志摩都是胡适的好朋友。当时他刚从海外留学归来，就应邀成为《晨报副刊》的主要撰稿人。徐志摩说他“是一位有名的炮手”，是一个“硬人”，从这篇文章亦可见其一斑。该文发表后，参加论战的人很多，其中包括梁启超、丁文江、陶孟和、张慰慈、钱端升、李璜、常燕生、陈翰笙、江绍原、刘侃元、张荣福、胡石青等知识界名流。争论到最后，居然发生所谓“北京群众”火烧晨报馆事件。为此，胡适曾给陈独秀写过一封信，强调大家应该懂得“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的“争自由的唯一原理”，从而营造一种容忍异己的社会氛围。否则，“这个社会要变成一个更残忍更壁垒森严的社会，我们爱自由争自由的人怕没有立足容身之地了。”[15]尽管如此，当时胡适并没有参与这次大讨论。
胡适为什么没有参加这次讨论呢？直到第二年，胡适赴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委员会会议路过苏联时，才在写给张慰慈的信中透露中了其中缘由。
张慰慈既是胡适的好朋友，又是著名政治学家，因此胡适连续给他写了三封信谈到苏联问题。在第一封信中，胡适简单谈了自己初到苏联的感受。他说：中国的“新政客”除了不研究问题、不延揽人才外，还有一个大毛病，就是没有理想，没有理想主义。[16]
在第二封信中，胡适说他到苏联已经三天，在参观中很受感动。他表示：“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正因为这样，他还发出如下的感慨：“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此外他还说：苏俄虽然是个独裁国家，但是从教育统计来看，他们是在用力办教育的。如果按照这个趋势认真做下去，这种独裁专制可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民治制度”。[17]
在第三封信中，胡适继续对张慰慈说：“我这两天读了一些关于苏俄的统计材料，觉得我前日信上所说的话不为过当。我是一个实验主义者，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试验，不能不表示佩服。凡试验与浅尝不同。试验必须有一个假定的计划（理想）作方针，还要想出种种方法来使这个计划可以见于实施。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此外，他还谈到一年前没有参加“仇俄友俄大讨论”的理由。他写道：
去年许多朋友要我加入“反赤化”的讨论，我所以迟疑甚久，始终不加入者，根本上只因我的实验主义不容我否认这种政治试验的正当，更不容我以耳为目，附和传统的见解与狭窄的成见。我这回不能久住俄国，不能细细观察调查，甚是恨事。但我所见已足使我心悦诚服地承认这是一个有理想，有计划，有方法的大政治试验。我们的朋友们，尤其是研究政治思想与制度的朋友们，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作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利，我们应该承认这种试验正与我们试作白话诗，或美国试验委员会制与经理制的城市政府有同样的正当。这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
至于这个试验的成绩如何，这个问题须有事实上的答案，决不可随便信任感情与成见。还有许多不可避免的困难，也应该撇开；如革命的时期，如一九二一年的大灾，皆不能不撇开。一九二二年以来的成绩是应该研究的。我这回如不能回到俄国，将来回国之后，很想组织一个俄国考察团，邀一班政治经济学者及教育家同来作一较长期的考察。
总之，许多少年人的“盲从”固然不好，然而许多学者们的“武断”也是不好的。……[18]
五、“向西去”改变了胡适的看法
胡适在莫斯科仅仅停留三天，便经过欧洲大陆到达英国。会议结束以后，他曾在西欧逗留数月。在此期间，他给徐志摩写过两封信，谈了出国以后的一些感想。
在第一封信，胡适对徐志摩说：这次出国，有许多反省的时间，使他一方面感到沮丧，一方面感到兴奋。沮丧的是：回国九年来，既不知道干了些什么，也不知道成绩何在，就连办了一年多的《努力》以及“几个朋友谈了几个月的反赤化”，也觉得“浅薄无聊”。兴奋的是：他在莫斯科呆了三天，却感到那里的人“真有一种‘认真’‘发愤有为’的气象。”于是他觉得“我们应该发愤振作一番，鼓起一点精神来担当大事，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点事，方才可以对得住我们现在的地位。”此外，他还谈到不应该学英国人的懒散和敷衍，应该学习德国和日本的奋发有为。[19]
在第二封信中，胡适与徐志摩进一步讨论了苏俄问题。他把徐志摩对苏俄“这种政治试验”的质疑归纳为四个方面：
第一，苏俄的乌托邦理想“在学理上有无充分的根据，在事实上有无实现的可能？”
第二，他们的方法对不对？
第三，这种办法有无普遍性？
第四，“难道就没有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路径不成？”
关于第一点，胡适根据自己对苏联的了解，向徐志摩介绍说：“他们根本上就不承认你心里所谓‘学理’，这却也不是蛮劲。”对于苏联的这种态度和看法，胡适是深表同情的。他说：“本来周公制礼未必就恰合周婆的脾胃，我们也就不应该拿周公的学理来压服周婆。平心说来，这个世界上有几个制度是‘在学理上有充分的根据’的？”至于事实上的可能，那应该由事实来说话，“我们不能单靠我们的成见就武断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不能有伟大的生产力。”
关于第二点和第四点，胡适认为这是方法问题，他觉得“难道就没有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路径不成？”完全是一种“孩子气”的问话，但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并不像小孩子想象得那么简单。至于第三点，胡适认为只要肯干并且能干，什么制度都可以行得通，都有普遍性。此外他还在信中讨论了“赤化”问题，并介绍了苏联的教育情况。[20]
这两封信分别是1926年8月和10月写的，可见直到去了英国，胡适对苏联的看法也没有改变。
1926年年底，胡适启程前往美国。阔别将近十年再次踏上这片土地之后，胡适的最大感受有两点：一是汽车工业的高速发展，二是社会和时代给美国人民带来的福祉。关于前者，他发现1927年全世界汽车生产量是2750万辆，而美国的汽车拥有量已经达到2233万辆，占世界生产量的80%以上。1926年，美国每六个人中有一辆汽车，到1927年平均每五个人就有一辆。[21]至于后者，他以在纽约参加的“两周讨论会”为例，说当时有六位客人参加辩论，其中一位身穿晚礼服的劳工代表一开口就让他感到诧异：“我们这个时代可以说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好的最伟大的时代”。接下来，这位代表用12分钟时间描述了美国在科学、工业、美术、音乐、建筑上的进步，以及教育的普及、幸福的增加。胡适听了以后，“忍不住对自己说道：这才是真正的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目的就是要做到向来被压迫的社会分子能站在大庭广众之中歌颂他的时代为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时代。”[22]有了上述感受，胡适在《漫游的感想》中，专门辟出“往西去！”一节，来介绍这方面的情况。他说：
我在莫斯科住了三天，见着一些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他们很劝我在俄国多考察一些时。我因为要赶到英国去开会，所以不能久留。那时冯玉祥将军在莫斯科郊外避暑，我听说他很崇拜苏俄，常常绘画列宁的肖像。我对他的秘书刘伯坚诸君说：我很盼望冯先生从俄国向西去看看。即使不能看美国，至少也应该看看德国。
我的老朋友李大钊先生在他被捕之前一两月曾对北京朋友说：“我们应该写信给适之，劝他仍旧从俄国回来，不要让他往西去打美国回来。”但他说这话时，我早已到了美国了。
我希望冯玉祥先生带了他的朋友往西去看看德国、美国，李大钊先生却希望我不要往西去。要明白此中的意义，且听我再说一件有趣味的故事。[23]
紧接着，胡适讲了这个有趣的故事。他说他从美国归来路过日本的时候，曾经拜访过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福田德三博士。此人刚从欧洲回来，思想主张便有所变化。胡适问他为什么不到美国看看，他说“美国我不敢去，我怕到了美国会把我的学说完全推翻了。”这话对胡适的刺激很大，因此他感慨地说：“世间的大问题决不是一两个抽象名词（如‘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等）所能完全包括的。最要紧的是事实。现今许多朋友只高谈主义，不肯看看事实”，同样是一种迷信。[24]
从这里，可以看出胡适到达美国以后，已经清楚地看到，在两种不同的“社会革命”或曰“社会实验”之间，存在着天壤差别。何况，他在三天走马观花的参观中，根本不可能看到苏联的“庐山真面目”。
顺便说一句，1946年冯玉祥到美国考察，不知他抵达美国后是否有类似胡适的感受，但是当他1948年乘坐苏联轮船“胜利号”回国经过苏联境内的黑海时，却因为轮船突然起火而遇难。在这个事件背后，有没有某种阴谋，还是一个有待探究的历史之谜。
六、周鲠生等人对胡适公开信的反应
话说回来。胡适致周鲠生的信公开发表后，周鲠生虽然忙于处理学生罢课等事务，但还是很快写了回信。他首先表示，自己一篇平淡的时论，能“引出你这一篇哄动全国的大文章，致令国人对于国际局势问题大加注意，这真可谓抛砖引玉，一种意外的收获了。”随后，他从八个方面对自己的观点做了解释。
一、几十年的历史教训，让他深感德、日是本性难移的侵略民族，应该严密防范。
二、他深信人类不能再遭受世界大战的浩劫，因此当务之急是“决不可增加战争空气”。
三、“万一世界大战终不可免，也要避免中国首先作战场”。为此，我们对苏联应该是能忍则忍，千万不要在国内造成紧张的反苏空气。
四、苏联虽然是当今世界上最可怕的势力，但它并不像德、日那样好战和蛮干，“只要世界民主阵线坚强，或者不必撕破脸皮，它会知道悬崖勒马”的。
五、苏联向外扩张，主要是用政治的方法，而不是依靠战争。民主国家对付它的威胁和侵略，也应该用政治方法来解决。
六、美国复兴德、日的倾向，包括其陆军部长最近的讲演，确实令人担忧。
七、“苏联的共产主义固属过激，美国资本主义也到了顶点。为人类前途着想，希望世界上能有机会培养出来第三个势力，如现今英国所行的社会主义，以作一个缓冲。”
八、如果国际局势再恶化下去，甚至发生战祸，世界问题将更加复杂。
在回信的最后周鲠生还表示，他和胡适对国际局势的观察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希望对方能够谅解他多年来一贯提倡世界和平的苦心[25]。
不久，河南大学校长、著名学者姚从吾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谈到自己对这次争论的意见。他说：“今天在书琴兄那里，我又看到 先生给周先生的信稿，很觉有诚恳纠正的必要。倘由此对‘甚么是侵略的势力？’与‘苏俄是不是一个新的可怕的侵略势力？’也像科学与玄学之争那样，引起一场热烈的辩论，也许可以明是非，定犹豫，正人心，从此确定我们现阶段的国是。”此外，他还代表十万中原青年和数千万中原民众，请求胡适像写〈说儒〉那样再作两篇文章，“题目就是 先生所提到的〈什么是不自由〉，或〈什么是不民主〉（或者也就叫作‘说自由’与‘说民主’）。”其用意有三：“一是表明我们对现代世界文明主流（这是没有东西之分的）的了解与认识；一是拿我们的这种了解与认识，换取代表现代世界文明主流的人士的真正合作与同情；一是让新俄帝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不甘受他们挂羊头卖狗肉的假自由与假民主的欺骗。”在这封信的最后，姚先生非常恳切地写道：“国是不定，则是非不明，人心不正，邪说诐辞不止，也就没有独立的学术之可言。学生昼夜焦思，认为这一点异常重要，敬请 先生抽出些时间，给我一个明白的指示！”[26]
不久，青年党主席曾琦给胡适来信说：“近于病中获读我 兄伟论，义正辞严，令人神为之旺。弟先后曾发表两次谈话，以示响应……”。[27]其中一篇谈话的内容，下面将要涉及到。
七、谁在胡说？
随后，胡适的一个晚辈徐大春也来信说，《观察》周刊最近有一篇文章，“讲到你和周老伯的对于国际形势的看法，是北平朝阳学院教授钱克新写的，题为〈评国际现势的一种论调〉”[28]。钱文共五个部分，刊登于《观察》第四卷第二期，原题是〈评对国际现势的一种论调〉（比徐大春的信多了一个“对”字）。作者认为，美国参加二战不是为了消灭极权政治，恢复民主自由，而是要扩大资本主义力量。如今美国“黄金霸权”和海上霸主的地位已经确立，美苏对立的局面也已形成。在这种国际形势下，为了不要“自乱外交步骤，……弄乱我们的视线”，需要对胡适的观点进行反驳。在文章最后，作者还表达了两点担忧：“一个是美苏战争，另一个是美苏妥协。”他说美苏战争“是一个人类自杀的悲剧”，但他所谓美苏妥协的危害，则让人不知所云。[29]这正如徐大春有信中所说，这篇文章“不大高明”。
该文好像出自一位专家之手，还比较注重说理。相比之下，另外一篇文章则完全是强词夺理甚至是骂街了。
这篇文章发表于《群众》周刊第二卷第六期，作者怀湘，可能是个笔名，标题是《胡适的胡说》。文章写道：
一向戴着“学者”面具的胡适，近来却连这最后的面具也自动撕破了。这是难怪的，因为“卒子”已经过了河，就不能不更加替主人“拼命”。最近他发表了给周鲠生先生的一封信，题名为〈国际形势里的两个问题〉。他的第一个问题是替他的“西方民主国家”作辩护，说它们“并没有放弃防止德日侵略势力复活的根本原则”，说它们也没有重行武装德日，“扶持德日两国来抵制苏联”；他的第二个“问题”呢，便是宣传“苏俄已变成了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而且“比德国、日本还更可怕”。这和美国垣街的出品，正是一模一样，丝毫不差，胡适博士不过是把他的主子的话拿来重说一遍罢了。这样，他既替他的“西方国家”的大老板作了辩护，又勇敢地攻击了苏联。胡适博士一定会得到他的美国老板的大大嘉奖了吧。为了这个，他就连那平日靠它吃饭的什么“实验主义”、“科学方法”的起码的形式逻辑，都不要了。既然“西方国家决不要扶持德日两国来抵制苏联”，就可见“苏俄”决不是什么“可怕的侵略势力”。如果“苏俄已变成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那末，“西方国家”为什么又“决不要扶持德日两国来抵制苏联”呢？这不但是逻辑上自相矛盾，而且更是不合事实。事实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分明在扶持德日，但那不是为了抵制什么苏联的“侵略”，而是为了侵略苏联，侵略全世界。这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事情。亏得胡适还好意思替他的老板洗刷？
他的这两个“意见”像是自相矛盾，但照他的本意，无非是“抵制苏联”是没有什么不对的，因为苏联“已变成了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了。其目的只是要替美国扶植德日反动势力掩饰，又替美国反苏强调其根据而已。[30]
接下来作者问道：“胡适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篇胡说，为什么撕下他的‘学术独立’的假面具，不惜露出他的买办文人的本相来呢？他为什么越来越不象样，当了‘过河卒子’，就连一切看家本领、金字招牌全行扔掉，替他的‘西方国家’大老板作出这样露骨而笨拙的宣传呢？”
为了回答这一系列问题，作者列举了胡适一系列“罪状”：拜见过溥仪，称他“皇上”；参加了段祺瑞抵制孙中山的“善后会议”；和“丁文江之类勾搭过孙传芳”；办《努力周报》时说过“现在中国已没有很大的国际侵略的危险了”；抗日战争前主张“中国要等五十年才能抗日”；抗战中跑到国外，发表“中国抗战决不能寄托希望于土匪式的游击队”等言论；抗战后回到国内，宣扬“理未易明，善未易察”的论调，“企图模糊青年”们“反独裁反内战”的斗志。在此基础上作者厉声斥责道：胡适“不过是盗窃‘五四文化’之名，窃取‘五四’文化运动之果，成就了他的投机的‘学者’的称号罢了。”他的“信口胡说，越来越不成话，是一点也不足为奇的。”[31]
《群众》周刊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份理论刊物。该刊于1937年10月在南京筹办，不久在汉口创刊，1938年迁至重庆，1945年迁至上海，1947年1月30日迁至香港，1949年10月停刊。这篇文章是在香港发表的。
八、《中央周刊》组织专题论战
1948年2月29日，《中央周刊》刊登周鲠生、胡适等人的文章和访谈，并组织了一组“关于周鲠生与胡适之的论战”的文章。参加论战的11人来自北平、南京、武汉等地，其作者和标题如下——
曾琦：〈事实证明苏联威胁和平〉
王聿修：〈苏联为甚么是侵略势力〉
刘厚庵：〈我们能够和苏联谈和平吗？〉
周酉村：〈不同情美国扶持日本，希望苏联放弃侵略企图〉
陈雪屏：〈我同意胡适的意见〉
龚予琴：〈我赞成周先生的看法〉
李大德：〈同意周鲠生看法，胡适之有“恐苏病”〉
胡格非：〈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谢钧祖：〈外交上无道义可言，是非应该由双方负责〉
刘静文：〈周胡两先生看法不同各有疑虑〉
胡焕庸：〈历史是否重演，关键系于苏联〉
据《中央周刊》统计，这11人中有7人支持胡适，2人支持周鲠生，2人持折衷态度。在支持胡适的7人中，青年党主席曾琦是带病接受《中央日报》记者采访的。这就是他在致胡适信中所谓“弟先后曾发表两次谈话，以示响应”中的一篇。他在接受采访时指出：“究竟谁愿从事战争，不能仅凭口头议论，必须根据事实。胡适之先生认为苏联已变成一很可怕之侵略势力，完全正确。”接下来他列举了苏联扩张侵略的十条事实，表示“吾人对苏联均看不出丝毫和平之意愿”。[32]
学者王聿修的文章发表于1948年2月20日《中央日报》，他拿苏联与法西斯德国相比，认为“二者全是集权的独裁，二者全是重视集体，轻视个人；二者全否认基本人权与自由，以强制的方式管理人民。”因此他觉得胡适把苏联看成一个可怕的侵略势力，“恐怕可以代表许许多多的自由分子”的意见。[33]
报人刘厚庵从多方面对苏联和德、意、日进行比较，并指出苏联的险恶之处，对人们认识斯大林政权的本质很有帮助：第一，德、意、日侵略只靠武力，而苏联除了武力外还有宣传攻势，它可以“使人目迷五色，因而消灭其战志。”第二，德、意、日的侵略，都以正面姿态出现，因此能使被侵略国产生同仇敌忾之心。但是苏联则利用第五纵队，以民族主义的面目出现，不容易被人们识破。另外从历史上看，沙皇的专制统治已经到了极端，“故苏联之侵略一旦成功，受侵略者将永无重见天日之机会。”[34]
国际问题专家周酉村非常忙碌，因此记者“曾经访他三次，但均不得晤”；即便是这次采访，他也正在紧张的工作之中。当记者问及周鲠生和胡适之争时他指出：尽管周鲠生先生的看法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意见，但是要想不让历史重演，既要尊重事实，又要是非分明。他还说，苏联不仅在联合国滥用表决权，将东欧置于“铁幕”之下，还阻挠中国政府军队依照条约收复东北，迟迟不交还旅顺大连……，因此胡适的判断是正确的。最后他表示“决不能同情于美国的过分扶持日本，亦望苏联放弃武力侵略企图”。[35]
时任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的陈雪屏以普通读者的身份表示：胡适的看法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一经发为文字，便立即引起广大的共鸣”。[36]
在胡适的支持者中，地理学家胡焕庸说：二战前夕，苏联瓜分波兰，进攻芬兰，吞并波罗的海三国，这不是侵略是什么？二战期间，中苏两国本来是并肩作战的盟友，但是在雅尔塔会议上，苏联却攫取了旅顺、大连以及中长铁路的特权，这不是侵略是什么？二战以后，苏联在我国东北和北韩、东欧“扩张的猛烈，较历史上任何的侵略国家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不是侵略又是什么？此外他还指出，历史上的侵略国家都崇尚武力，但苏联却有一套更巧妙的方式和政策。[37]
相比之下，周鲠生的支持者则显得势单力薄，论说无力。国际问题专家龚琴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苏联虽然表现得很不好，有剑拔弩张的样子，但苏联是同样需要和平的”。他认为，苏联在强大以后才会侵略。现在的苏联虽然“大”，却并不“强”，因此它“绝不会贸然又发动一次战争，以自招更沉重的打击。”何况，苏联还在骂“战争贩子”呢。因此龚先生认为周鲠生的见解是正确的。[38]
另一位国际问题专家李大德说：西方民主国家扶持德日的复兴，纵容法西斯残余势力的复活，是举世皆知的事实。胡适先生抹煞这一点，为民主国家辩护，“我认为是太武断”了。至于胡适说苏联是当前世界上最可怕的侵略势力，他觉得这是胡适有“恐苏病”。他强调：苏联的社会制度不需要殖民市场，它在战前战后的政策，“也看不出有侵略的色彩”。[39]
至于那些持折衷态度的人，就更谈不出什么内容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讨论中，《中央周刊》还发表一篇《苏京广播驳斥胡适曾琦言论》的通讯，从中可以看出这场争论已经引起苏联官方的注意。为了解苏联当局对于这场争论的看法，现将全文照录如下。
莫斯科电台17日广播基盘诺夫评论，痛斥美帝国走狗胡适、曾琦之流为美帝国主义者世界扩张政策辩护，并诽谤中国人民伟大友人苏联等无耻行为，原文略称：中国社会人士反对美国扶持日本法西斯，并揭露美帝国主义者已违背自己以前担负的义务，改变自己对日德和约的态度，正在把这些国家变成为反苏的根据地，这种正义的呼声是不适合于美帝国主义者胃口的，因此他便动员他的走狗如胡适之流为美国对日政策辩护，胡适企图将造成国际紧张局势的责任，推到苏联身上，又企图证明美国的全部政策没有超过波茨坦宣言的范围，并且卑鄙无耻的把中国人民的伟大友人苏联与法西（斯）德日并列，为了向自己的主子美国献媚，所谓中国青年党领袖曾琦也慌忙起来替美国辩护，可是中国人民并不如胡适和曾琦所想象那样容易受欺骗，战后美帝国主义企图将中国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苏联成了他们实行这种计划的强大障碍，中国人民知道与自己的伟大邻邦——苏联保持密切的友好是保持自己独立和中国领土完整的保证，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们才如此咆哮的企图诽谤中国人民的伟大友人苏联，中国社会人士知道他早就替美帝效劳（，）在整个战时他都住在美国完全脱离了人民的抗日战争，与其说他是中国人，倒不如说他是美国人，他在中国文化界早已完全丧失了威信，他在日本投降后，充当北大校长，与执行部的美国军官建立密切的联系，对美国兵在北平屠杀中国苦力强奸他的女学生不但没有表示任何抗议反而竭力压制因美军强奸北大女生兽行而激起中国人民的义愤。曾琦是中国臭名卓著的汉奸，他在抗战期间，他替日本效劳，后来又转到蒋介石那里替美国服务，美帝国主义走狗胡适曾琦诽谤苏联的无耻造谣，一定遭到破产，因为中国人民老早就知道苏联是他们忠实诚挚的友人。[40]
九、胡适发表《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国》
这次争论以后，胡适与周鲠生一起出席了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即“行宪国大”）。如前所述，在此期间王世杰向胡适转达蒋介石想让胡适当总统候选人，自己出任行政院长的意思。胡适拿不定主意，便与周鲠生商量。这说明“胡周之争”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友谊。随后，周鲠生又多次邀请胡适赴武汉讲学，胡终于在10月初成行。这一年，胡适公开演讲的一大主题是自由主义，这显然与他对苏联政体的认识以及国内的形势有关。1948年年底，由于政权易手，胡适被迫在北大校庆前夕离开北平飞往南京。为此，他曾经泣不成声。
1949年4月，胡适为《陈独秀的最后见解》作序，认为陈独秀的“最后思想——特别是他对于民主自由的见解，是他‘沈（沉）思熟虑了六七年’的结论，很值得我们大家仔细想想。”他指出，早在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以后，陈独秀就明确表示：“现在德俄两国的国社主义（纳粹主义）及格别乌（G.P.U.按即秘密政治警察）政治，是现代的宗教法庭。此时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社主义与格别乌政治。”陈还说：“此次若是德俄胜利了，人类将更加黑暗至少半个世纪。若胜利属于英、法、美，保持了资产阶级民主，然后才有道路走向大众的民主。”在这篇很长的序言中，胡适还介绍说：陈独秀认为“史大林一切的罪恶，那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自（一九一七年）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正因为如此，陈独秀强调斯大林的出现，与苏联反民主的独裁制度有关。不承认这一点，就会陷入“迷信个人轻视制度的偏见”。[41]
1950年1月2日，曾琦与一位名叫刘东岩的人拜访正在美国的胡适，在谈到郭沫若时，曾琦说他见过郭沫若写的诗歌《斯太林万岁》，并说当年郭为了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曾肉麻地吹捧过他，因此是个“无行文人”。胡适记录这段谈话后，在日记中说：“可见沫若是惯做阿谀文字的。”[42]从这个小插曲中，也可以看出胡适对苏联的认识以及对斯大林的态度。
这一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胡适认为该事件进一步印证了他对苏联的看法。为此，他在七八月间用英文写了一篇长文——《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国》，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文章开头写道：“在本文里面，我打算研讨在中国能看得出的斯大林征服世界的有雄图——从试验阶段，修改阶段，经过许多成功和失败，一直到长期失败后面获得胜利的地步。这个故事，从一九二四年到一九四九年，亘延二十五年，而结束于近日……”[43]
文章问世后，台湾《中央日报》分三天转载译文，著名作家聂华苓也翻译了这篇文章，刊登于台湾《自由中国》杂志，可见当时该文在岛内影响甚大。但是时至今日，这篇文章在大陆却鲜为人知，就连最近出版的《胡适全集》也没有收录。我注意到，1967年尼克松访问台湾时，曾向胡适纪念馆索取《外交季刊》刊登该文章的抽印本。该馆根据胡夫人江冬秀的提议，将这篇长文与胡适接受《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记者采访时的谈话纪录以及他1957年在联合国总部的演讲组合起来，出版了中英文对照本，书名仍然定为《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国》。著名学者毛子水为该书作序时指出：“胡适之先生于民国三十九年十月在美国‘外交季刊’所发表的‘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国’一文，以忧时忧国的心情，写阴谋诡计的事实。四十六年九月二十六日胡先生代表中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的演说，义正词严，博得当世明智人士的赞誉。他在四十年一月对答‘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导’周刊的访问，尤能利用自己的声望，以替国家说话。这些文章和议论，都可做学人报国的模范。”[44]
另外，毛先生还在《自由中国》第三卷第九期发表长文介绍胡适的这篇文章。他首先提出：“历史的知识，是构成人类文化重要的质素。一个民族有较准确的历史知识，这个民族的文化便较高。”紧接着他写道：“这是一段惨痛的历史，但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我们虽然有不忍卒读的心情，但我们又不能不仔仔细细的一读。著者是在写斯大林策略的失败、转变、和胜利，是在写斯大林阴谋诡计的表演。这篇文字，非特国民党人读了可以得前车之鉴，就是共产党人读了亦可以知道苏俄的狡诈……。至对于普通一般人，则在史学上这是火候纯青的珍品，在教育上这亦是头一等有用的文章。我们恐怕有许多人还没有机会得读，所以略述原文的大意，并摘译数段，使大家得窥一斑。间有穿插，真所谓‘佛头着粪’。”[45]
《史大林策略下的中国》写好后，胡适曾给挚友傅斯年夫妇写了一信，谈到自己的一些想法。他说：夏间发愤写了一篇长文，主旨是要人知道“中国的崩溃”有两大转折点，一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二是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欺骗了罗斯福，从而“抢得满洲、朝鲜，……决定了整个中国的命运”和亚洲的命运。他还说：“此文费时甚久，费力甚多。”[46]在此之前，胡适还在写给沈怡的信中说：“所谓大国领袖，所谓大政治家，都不免古人所谓‘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47]后来，他又在公开场合多次批评西方民主国家在二战前后的政策失误。其中最大的失误莫过于在雅尔塔会议上对斯大林的迁就和纵容。
胡适的文章问世后，他的二儿子胡思杜在大陆发表批判父亲的文章。傅斯年认为此事与胡适这篇文章有关，胡适的秘书胡颂平则认为：“这是大陆上中共政权‘清算胡适思想’的序幕。”[48]
十、简单的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梳理，似可作如下结论：
第一，作为一位学者，胡适在政治问题上处于“比较矛盾”的境地。一方面，他认为学术是一切事物的根本，再加上个人兴趣所致，他希望能够把全部精力用在学术研究方面。另一方面，基于现实的需要，他又不得不为政治问题付出许多时间和精力。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19年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讨论，1922年关于“好政府”的讨论，1929年关于“人权与约法”的讨论，1933年关于“民主与专制”的讨论，1948年关于“世界形势”的讨论等等。这说明胡适不是一个纯粹的书斋式学者。他那强烈的社会关怀是中西文化的结晶，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榜样。
第二，胡适是一个实验主义者。他把实验主义的方法概括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所谓小心求证，就是要独立思考，注重实验证据。这是他处理一切问题的基点，对苏联的认识也不例外。
第三，从国际关系来看，近代中国的命运与其近邻日本、苏联有密切关系。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后，奉行极权主义的苏联对中国的走向起了重要作用。在这个问题上，胡适的思想和认识是一笔丰富的历史遗产，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读近代中国命运的重要角度。
注释：
[①] 据我所知，台湾大学已故教授张忠栋先生曾在《胡适五论》（台北，稻香出版社，2005年）中研究过这个问题。
[②] 参见附图。
[③]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册7，页704。
[④] 参见《胡适来信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册下，页310-314。
[⑤]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册6，页164。
[⑥]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册6，页21-22。
[⑦]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册6，页31-32
[⑧]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册7，页707。
[⑨]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册7，页707。
[⑩] 周鲠生，〈历史要重演吗？〉，《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国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页12-13。
[11] 《胡适来往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册下，页310。
[12]又译为《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简称《布列斯特和约》。
[13] 《胡适来往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册下，页310-314。
[14] 张奚若，〈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晨报副刊》第1286号（民国十四年十月八日）。
[15] 《胡适来往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册上，页358-360。
[16] 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卷3，页49。
[17]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3，页50-51。
[18]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3，页50-51。
[19]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3，页52-54。
[20] 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3，页54-60。
[21]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卷4，页485注②；季羡林，《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3，页36。
[22] 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3，页41，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23] 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3，页41，着重号为原文所加。
[24] 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卷3，页42-43。
[25] 《胡适来往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册下，页316-318。
[26] 《胡适来往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册下，页338-339。
[27] 《胡适来往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册下，页344-345。
[28] 《胡适来往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册下，页347-348。
[29] 钱克新，〈评对国际现势的一种论调〉，《观察》，卷4，期2，页3-9。
[30] 《胡适来信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册下，页348-351。引文中的“垣街”，可能是“华尔街”的另一种译法。
[31]《胡适来信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册下，页348-351。
[32]〈曾琦同意胡适之看法——列举事实证明苏联威胁和平〉，《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国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页14-15。
[33] 〈王聿修论苏联为甚么是侵略势力〉，《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国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页15。
[34] 刘厚庵，〈我们能够和苏联谈和平吗？〉，《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国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页15-16。
[35] 〈不同情美国扶植日本 希望苏联放弃侵略企图〉，《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国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页16。
[36] 〈陈雪屏先生说：我同意胡适的意见〉，《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国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页16-17。
[37] 胡焕庸，〈历史是否重演 关键系于苏联〉，《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国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页18。
[38] 龚琴予，〈我赞成周先生的看法〉，《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国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页17。
[39] 李大德，〈同意周鲠生看法 胡适之有“恐苏病”〉，《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国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页17。
[40] 〈苏京广播驳斥胡适曾琦言论〉，《中央周刊》，卷10，期9（民国三十七年二月十九日），页18。
[41]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73年），册6，页2084-2088。
[42]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卷8，页4-5。
[43] 胡适，《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台北：胡适纪念馆，民国六十三年），页1。
[44] 胡适，《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台北：胡适纪念馆，民国六十三年），〈序〉。
[45]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73年），册6，页2141-2142。
[46] 《胡适书信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册下，页1197。
[47] 《胡适书信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册下，页1196。
[48]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73年），册6，页2152。
征引文献：
1、 张忠栋，《胡适五论》（台北，稻香出版社，2005年）
2、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3、 《胡适来信书信选》（香港：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
4、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
5、 《中央周刊》，卷10，期9
6、 《晨报副刊》第1286号
7、 《观察》，卷4，期2
8、 季羡林主编，《胡适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9、 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民国73年）
10、胡适，《史达林策略下的中国》（台北：胡适纪念馆，民国六十三年）
11、《胡适书信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2006年4月初稿，
2009年2月修改，
2009年4月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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