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才明白，难怪彪形大汉把我从学校里撵了出来，原来我们的教室成了临时的“犯人”羁押所，“监管重地，闲人勿近”。

在选拔的积极分子里，我们村只有一个。就是我在《志和正传》一文提到的，大家叫他青盖盖的郝志夏（化名）。

第二天下午还得去参加大会。我是一个软心肠的人，软心肠是没出息的代名词，对于打人的场面，实在不想去看。况且，我很惦念老庄沟的草坡，中午我已经割了满满一攀，要不是开会，还能再割一攀（背篼装满了，再把柴草叠加上去，用绳子捆在背篼上，是割柴草的专用词）。今天下午不去，也许会让邻村的人割走，真有点可惜。但是，在割草和参加运动之间，孰轻孰重，我还是能掂量出分量的。

在去叶家佛堂的路上，我心里七上八下：伍乡长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我相信，老师也多次在课堂上讲过。

在学校里看电影时，主片上演前，都要先放映一段纪录片。银幕上，一群穿着漂亮的花衣服，头上包着丝巾的苏联集体农庄妇女，坐在马车上，嘻嘻哈哈去城里游逛。那份高兴、闲适和幸福，简直让我们羡慕得要死。

一天，家住县委的一位同学，拿来了一份《人民画报》，有一页的主题就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一位集体农庄的主席，油头粉面，身穿笔挺的西装，坐在办公桌旁办公，宽大光亮的办公桌上还放着一部电话机。“呀！这哪儿是农民？比我们的国家干部还阔气。”女同学首先发出赞叹。同学们里三层外三层的把画报围得水泄不通。过后，争相传阅，无不慨叹：“我们要像这样就好了。”

但是，经过昨天的整社运动，我想：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不知道过着全人类最幸福生活的苏联人民，当年是不是和我们现在一样，有过激烈地整社运动？

会场里依然很热，昨天的教育，使大家规矩多了，主持人一吼，人们便自觉迅速地坐到了会场。我猜想，大家的心里会和我想的差不了多少：不知道今天倒霉的是谁。

“郝志发，你上来。”主持人叶德清说。

郝志发是我们村农业社的社长，也许这一叫，他马上意识到今天要打郝家沟的人。他怕自己一去参加会议，挨了打的人，肯定会把仇恨记在自己身上，以后不好面对：“有啥事，你们研究决定就是了，我没意见。”

“郝志发！你上来！”叶支书突然提高了嗓门，在座的无不震惊。

“球唉！给你说了，有啥事你们研究，我没意见。”郝志发也来了气，大声回敬。

“你上来不上来！还把你没办法了，积极分子！给我揪上来！”

积极分子得到指令，一拥而上把他抓到了台前。这时，伍乡长慢悠悠地从学校门口迈了出来。

郝志发的身体被人牢牢控制住面向大家，他转过头来大声质问伍乡长：“为啥要抓我？我当社长当错了？”

“嗯，你当得好啊！你们村的社员不都拥护你嘛。”伍乡长不屑地挖苦道，“社员同志们！毛主席和党中央，带领我们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可是，个别干部，从小团体的利益出发，不顾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有粮食不积极卖给国家，而是私分给社员，在社员那里买好，迎合一部分落后群众的自私观念。要是每个农业社，都像郝志发那样做事，那么，国家干部为人民服务不吃饭？工人造机器不吃饭？解放军保卫国家安全不吃饭？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搞不搞？郝志发这个坏家伙……”

“伍乡长，我冤枉啊！今年二三月里，大家真的是没有吃的了。共产党不能饿死人啦！”

“住嘴！你向乡上汇报了吗？乡上批准了吗？你们是哪一国的人？还要不要党和政府的领导？你冤枉，你在社员面前买好，我们倒成了臭虫，谁冤枉？”伍乡长说完，向积极分子翘了一下下巴。

惨剧又上演了。打人的听嗵声和挨打者的惨叫声交织在一起，代替了昔日的经声佛号，在叶家佛堂的上空久久回荡。

突然，人群里“啊”了一声，坐在后面的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见女人们个个低下了头，大姑娘人人羞红了脸，我急忙伸长脖子，原来郝志发的裤子被打掉了。那时人们都穷，穿的是大腰裤，把裤子一提，折住后往下一戳一卷，裤子就不会掉下去。郝志发万万没有想到，今天挨打的是他，就连郝家沟的人谁也没有想到，也就没个准备。以至于挨了打，还丢了丑。

但是，积极分子却不管那么多，继续他们的“积极表现”。郝志发只得提着裤子夹紧臂膀，尽量护着自己的两肋：“冤枉！冤枉！我冤枉呀！”

郝家沟的社员们都深深低下了脑袋，他们知道社长是在为他们挨打，但是谁也没有办法。

“你还在喊冤，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走资本主义的道路，你还冤枉？总有叫你知道不冤枉的时候！给我往死里斗！”

他被乡亲们同样抬了回去，正因为他喊冤，挨得不比杜XX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