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胡雪岩》中陈道明饰演的晚年胡雪岩。

1883年，红顶商人胡雪岩终于走近了事业和生命的终点，总资产达2000万两（一说3000万两）白银的“阜康系”金融帝国，在李鸿章的“倒左先倒胡”的政治阴谋下轰然倒塌，而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上海道邵友濂扣发的50万两“西饷”。

具体的过程，是盛宣怀在李鸿章的授意下，指使上海道邵友濂将各地汇总的偿还“西征贷款”的协饷扣发20天，使得因生丝大战亏损严重的胡雪岩只好从自家的钱庄调拨现银还给汇丰银行，盛宣怀又四处散布胡雪岩周转不灵的消息，引发储户挤兑，直至破产歇业。

以上，是《红顶商人》乃至之后一系列的“商战”故事、“资本”启示给我们描述的胡雪岩之“死”，历史真相是这样吗？

假的。

先看扣发“西饷”的数目，竟然有两种说法，一个是高阳小说《红顶商人》里：

“邵友濂又说：‘雪翁，五十万银子，在你算不了一回事，万一期前催不齐，你先垫一垫，不过吃亏几天利息。’”

另一个则是岳晓东著《决策中的心理学》中《胡雪岩“圆世”之道》一节：

“此后，盛宣怀串通好外国银行向胡雪岩催款。由于事发突然，胡雪岩只好将他阜康银行各地钱庄的钱调来80万两银子，先补上这个窟窿。”

按照咱中国人的思维方式，50万、80万，虽然说法不一，可能是笔误，胡雪岩垫付了一笔巨款该是真的。

不幸的是，无论是认50万两的《红顶商人》、《货币战争3》，还是认80万两的《决策中的心理学》，这个数字，都没有史料支持，当年小说家借以发挥他想象力的原始记载，只有一条：

“上海道邵小村（邵友濂）观察，本有应缴西饷，靳不之予。光墉迫不可耐。风声四播，取存款者云集潮涌，支持不经日而肆闭。”（《异辞录》卷二）

数字何在？

不仅这个数字是编的，连这个事件是否存在，都需存疑。

小说里提到，邵友濂兴风作浪的原因是他的身份——“上海道”，负责各省汇来的“还贷”款项的汇总，具体流程就是，各省把应缴银两汇款给“上海道”，上海道再把全部款子转给胡雪岩，最终由胡雪岩还给汇丰银行。

看似合情合理，其实“神化”了胡雪岩在十里洋场的地位，当然，这种“神化”在晚清文人笔下已见端倪，如陈代卿在《慎节斋文存》中写道：

“左公欲借洋款，洋人不可。计无所出，商之胡（胡雪岩），胡曰：‘公第与借，某作保，合当允行。’果借得五百万金。洋人不听大帅言，而信胡一诺。左公愈信爱胡，倚之如左右手。”

话里话外的意思是胡雪岩的个人信用很管用，连陕甘总督左宗棠的政府信用都比不了，由此发散出去，自然是胡雪岩以个人身份为国借债，再由各省、海关还他了。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就在光绪三年（1877年），胡雪岩在商议多达500万两的西征借款时，甚至要和汇丰银行签订协议，如果他不能在三个月内取得盖好督抚大印的海关关票，要赔偿外商15万两白银。

之所以有这个周折，全因上海滩上来了一位名为许厚如的官员，以伊犁将军金顺的名义向外商贷款250万两，把一众洋商吊够了胃口，准备掏腰包时却发现许厚如给不出海关关票担保，大清朝廷对这项“地方债”也不予承认，活脱脱“李鬼”坑了“李逵”。

不过这个例子也说明，在举借外债的过程中，清朝封疆大吏的印把子当不了几文钱，只有朝廷认可、海关担保，洋行、银行才愿意拿出白花花的银子，至于胡雪岩的个人面子，恐怕只能算是一文不值。

另外，左宗棠在同治六年（1867年）所上《遵旨宽筹饷项以支危局折》中说：

“比饬臣军上海采办转运局委员、福建补用道胡光墉，试就上海洋商议借银一百二十万两，照江苏办过成案，由关税项下拨还。”

这段材料里有三个要点，其一是胡雪岩借款的身份是“楚军”上海采办转运局委员，即左宗棠派驻上海的后勤全权代表；其二是借洋债不是胡雪岩首创，只是沿袭江苏省过往成例；其三是本次外债还款明确由关税划拨。

清代上海“光绪二年月 萃泰 和记”五十两银锭一枚，重量：1831.1克，系浙江杭州“和记银号”解送胡雪岩上海转运局投收之饷银之一，是目前唯一发现胡雪岩为左宗棠“西征”筹集军费的相关银两，戴学文著《旧上海.夷场新》第49页附图原件。

说句题外话，中国海关当时由外国雇员主导管理，远比传统财政部门高效、廉洁，也让关税成为清政府最重要、最稳定的收入，用它偿还或者担保外债，信用才有保障。

此次借款的程序和还款办法是：

“先将广东、福建、湖北、江海关、浙江‘同治六年七月份起十二月份止六个月，应协甘饷银数，咨行闽海各关监督出印票，督抚加印，向洋商借银一百二十万两，迅将印票发交胡光墉，会同江苏苏松太道应宝时，与洋商交割’，其中闽海关代借24万两、粤海关代借24万两、浙海关42万两、江海关18万两、江汉关12万两。‘在本年七、八、九、十、十一、十二等月，在各关关税项下拨还洋商。’各省藩司则按月拨交各关应还款额。”（马陵合：《甲午前中国外债抵押问题初探》）

简而言之，第一次西征借款，由各海关出印票、各省督抚盖大印交洋商处抵押，再对各海关确定承担额度定期还贷，事后再由各省藩司（地方财政）转账给各个对口海关补漏，还款过程不仅没上海道什么事儿，连胡雪岩也就是个经手人罢了。

此次借款之后，胡雪岩还为左宗棠经办了5次洋债，程序上差别不大，不过，第二次到第五次“西征借款”，还款的财务项目均改为“应协甘饷”，也只是清廷户部账面上的调整，实质操作与第一次并无不同。

真正的变化，出在第六次“西征借款”，光绪七年（1881年）左宗棠在《西饷支绌筹借洋款接济折》中述及：

“兹幸胡光墉偕同德国泰来行伙福克及英国汇丰行伙勘密伦先后来见，据称：‘业经向汇丰银行议定，听其招股，借库平足色宝银四百万两，作六年还清，周年九厘七毫五丝行息。其息银六个月一付，分六年十二期付清。其本银则先两年停还，至第三、四、五、六等年每年还银一百万两。还本减息，仍作四年完结，如期由上海采运局经手交还。如上海无银，应准其向户部如期兑取。

臣窃以此次借用洋款，不须海关出票，各省督抚经手，可免周折，事体尚无不合。”

看文言文说金融话题实在难受，翻译一下，就是此次借款额为400万两库平银，年息9.75%，6个月付息一次，借款本金至第3年后每年定额还款100万两，对应减少利息，本息于6年内还清。

还款经手人为上海采运局（即“楚军”上海采办转运局），贷款担保人为大清朝户部（到期未还款，可凭陕甘总督印票支取），与之前5次借款的根本区别就是不再以海关关税为担保，还款资金来源仍为指定的各省藩司和各海关。

具体的还款资金流向，我们可参考同治七年（1868年）浙江巡抚马新贻的上奏：

“甘饷银……应解银十四万两……应还洋税银七万两，其余应还洋商借款七万两，业于藩库按数拨发交阜康银号兑交，转解上海运转局投收。”

阜康银号是胡雪岩的买卖，承接了浙江藩库向“楚军”上海采办转运局的银两汇兑，后者的“领导”又是委员胡雪岩，其中的“应还洋商借款”自然直入胡雪岩手中还账，与上海道（正式名称是苏松太道）邵友濂有什么关系？

我们假设《异辞录》里记录邵友濂“坑”胡雪岩之事为真，也不会是《红顶商人》、《货币战争3》里的桥段，而只可能是以其兼任的“江海关道”身份，扣发了一部分应还的银两，且不说他任职的两江，总督大人正是胡雪岩的恩主左宗棠。

只说第六次西征借款在1883年的还款额度，应还本金不过100万两，就算6家海关均分，也没有“江海关”一家拿出50万两的道理，更何况还款的省关远不止6家，小说家言的荒诞不经可见一斑。

综上所述，无论邵友濂的“阴谋”是有还是无，都不可能成为胡雪岩商业大厦的最后一根稻草。

至于什么盛宣怀“扣发”胡雪岩向左宗棠求援电报的说法，就纯属无根据的编造了，因为就在胡雪岩破产的前夕，左、胡二人还见过面、亲切交谈过。

光绪九年（1883年）九月二十三日《申报》报道：

“昨晨九点钟时，胡雪岩方伯诣侯相座船禀见，叙谈良久，礼意有加。侯相即于十点钟登岸拜客……于粮台局拜胡雪岩方伯聚谈片刻。”

此时，胡雪岩的生丝投机已见败势，距离“阜康”系的全盘破产，也不过1个月左右的时间，而当银根紧缩，破产将近之时，胡雪岩没有请两江总督施压催款，反而长时间滞留宁波，无疑也从侧面证明了又一个“阴谋论”的不靠谱。

综合三篇文章的辩诬，我们可以确认一点，胡雪岩的破产并不是某个人、某个集团“权斗”阴谋的牺牲品，尽管国人往往特别喜欢如此理解一个官商的“落马”，但编出来的终究只能叫“小说”，不能妄称“历史”。

当我们只爱喝“鸡汤”，却失去了探究真相的勇气时，胡雪岩其实是“死”在我们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