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夫吴淦 与 西雅图抗议运动-反信息霸权-[6182bytes|2015-06-29]
反抗商业霸权与专制信息霸权-另类媒体是民主制度行的必要-[0bytes|2015-06-29]

屠夫吴淦 与 西雅图抗议运动
发帖者：反信息霸权 (时间：2015-06-29 07:48:59)

自从传统媒体式微之后，媒体并没有建立更多的专业频道，当中国成为第二大经济体时，媒体还停留在宣传的阶段，对外还在讲中国的故事，但如果别的国家不想听呢？媒体如何宣传自己的政策呢？是至上而下，还是信息公开透明后，提高公民的素质，让公民了解到法律的局限性，并且大家来共同促进法律的“公平、正义”，促进媒体、受众、行政机构的相互信任，使得揭短、闹剧不再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媒体与法院系统要想逐渐实现法律基本的“公平、正义”时，则需要媒体长期平实的报道。一些人就利用“行为艺术”扮演了一个类媒体的效果，吴淦在法院门口扮演了这个角色

一般来讲法院诉讼程序一般都比较庸长，处理的程序常常不透明，而且民众对此了解的程度基本上为零，只要是遇到问题，很多人在法院首先想到的就是走后门，而媒体法制节目的制作也偏向于有趣、奇异，让民众需要体验到法律面前如何实现人人平等，法官也会因为受到媒体的现场直播，而变得更加谨慎，并且开始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下有效实现“公平、正义”。

如果法院系统逐渐透过传媒，经常现场直播或者录播法院对于一些案件的审理过程，把中国现在法院审案的程序进行普及，让民众了解到其中的问题，并且法官也要意识到提高专业素质的必要。

有法可依，依法办事的宣传中媒体经常会采用故事报道的方式进行，或者有亮点的案件才会采用纪录片的方式进行，民众需要非常平和的了解整体案件进行的过程与程序透明。

美国媒体在普法的过程中首先会告诉民众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美国人通过法律频道让民众逐步了解，富人聘请好的律师并不是案情反转的关键因素，而是好律师会使得更多的案件细节会被讨论，然后控方的证据不足的前提下，才会使得案情反转，否则再好的律师也没有太大的作用。

1994年前美式橄榄球运动员辛普森(O.J. Simpson)杀妻一案成为当时美国最为轰动的事件。此案当时的审理一波三折，当时1995年10月3日，辛普森案裁决即将宣布之时，整个美国一时陷入停顿。克林顿总统推开了军机国务；前国务卿贝克推迟了演讲；华尔街股市交易清淡；长途电话线路寂静无声。数千名警察全副武装，如临大敌，遍布洛杉矶市街头巷尾。CNN统计数字表明，大约有1亿4千万美国人收看或收听了“世纪审判”的最后裁决。

当今社会，随着商业媒体大肆其道以及过度扩张，传播民主不断遭到破坏，传播民主赤字不断上升，社会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的声音在主流商业媒体的面前无法得到充分的表达。为了改变传播民主赤字的现状，一股挑战主流商业媒体权利并代表普通民众发声的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开始兴起。

1999年爆发的西雅图抗议运动不仅是全球“反全球化运动”的一次重大胜利，同时也将另类媒体存在的现实和活跃的身影拉进了世界人民的视线之中。

1999年11月，世界贸易组织第3届部长会议在西雅图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反贫穷激进分子、环保人士、女权主义者、人权与和平主义者以及支持第三世界发展的组织成员约5万人，齐聚西雅图，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反WTO的社会运动。在运动过程中，抗议人群与警察在西雅图爆发了全面的冲突。

同时，世界各地的媒体也聚焦西雅图，但是主流媒体只是狭隘地关注警察和抗议者的冲突，而很少探讨冲突背后的社会根源，甚至很多当地媒体拒绝报道关于抗议活动的新闻。于是，运动激进分子成立了一个名为独立媒体中心（Independent Media Cent）的网络媒体组织，约有400名志愿者运用他们自己手中的手机和数字摄像机记录下了抗议活动的过程，并将他们的作品上传到独立媒体中心的临时网站，使得世界各地都能够观看到关于游行示威的报道。

他们既是街头抗议的示威者，也是事件的记录者，并参与整个新闻报道的编辑过程，从而用自己的方式提供了关于抗议活动的另一种声音：自由贸易组织其实并不是公平交易，尤其对发展中国家尤其不公平。

在西雅图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之后，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也自发地涌上街头举行抗议活动。由于各方的努力，西雅图国际会议最终未就多国投资协定达成协议。而因此次西雅图运动而闻名于世的独立媒介中心也将另类媒体存在的现实和活跃的身影拉进了世界人民的视线之中。

“西雅图战役”之后，“独立媒体中心”等各种跨国公民网络迅速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全球各地民众更积极地联合起来，自由发布新闻与言论、自由研讨、自由地联合起来从事抗争活动。

如果说媒体曾经在实现西方政治民主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力量，那么时至今日，媒介自身反而成为了威胁民主持续发展的梦魇。

麦克切斯尼将媒体视为一种“反民主”的力量。其原因首先在于媒体的商业化以及不断兼并的浪潮导致了公共领域的缺失。在西方社会，作为企业，媒体以盈利作为首要目标，因此无法保证主流媒体能够代表多元利益并提供民主对话的空间。一方面本应作为“政治守门人”、“民主卫道士”的媒体放弃了自己的职责，对政府的失职听之任之，甚至与其同流合污，成为政治腐败和社会文化的毁灭者，变成民主的掘墓人。另一方面，企业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往往逃避真正有思想的政治议题，纷纷走向娱乐化的道路。这种趋势无助于公民参政，也无助于建立参与性的公共领域，反而将导致自私自利、消费主义的“去政治化”文化的产生①。

同时，媒介巨头不断的扩张与合并导致了权利的集中。整个社会的公共传播渠道几乎被大媒介帝国主宰，而帝国繁密、复杂的触角几乎伸向全球各个领域，从而可能使名义上“多数统治的原则”蜕变成实际上的“少数统治原则”，造成自由民主向极权政治退化。媒体由少数人控制，民众的声音尤其是社会上的边缘人物和弱势群体无法在媒体中得到充分表达。媒体规模越大，公司就越富有、影响力就越大，那么参与民主的前景就越是黯淡。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改变民主赤字的现状，一股挑战主流商业媒体的话语霸权、力图实现传播民主并代表普通民众发声的另类媒体(Alternative Media)开始兴起。

另类媒体常常从政治意义上被定义为激进媒体。John Downing在其著述中，就着重强调另类媒体在挑战业已确立了的权力联盟方面扮演的角色。这样的媒体的最大特点是具有抵抗性，一方面不理会大众媒体的日程，另一方面需要大众媒体作为反抗之源，至少是差异之源。⑤因而，另类/激进媒体可以使普通公众在政治上赋权，使得非主流群体更有能力表达他们的观点和意见，并通过集体行动唤起人们的政治意识，从而改变社会。在西雅图抗议运动中另类媒体就扮演了政治赋权角色和反信息霸权角色。

1999年的西雅图抗议运动不仅仅阻止了一纸协约的签订，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场运动推动了全世界各地民众对“全球化之恶”的抵制和对全球公共事务的干预和参与。普通人不再是被动的旁观者和承受者，而是可以用自己的力量向权力发出挑战的参与者。而为其赋权的则是以独立新闻中心为首的另类媒体。

当主流表达渠道受阻时，通过另类媒体，他们成功地表达了支持全球正义和媒介民主化运动的声音，挑战了主流媒体对于反全球化运动及激进分子的传统报道框架，创造了激进分子自己的文化框架。当他们的声音传到世界各地，来自不同地方的反全球化者通过网络行动起来，发展出他们自己的集体认同，并在共同的利益诉求中团结起来，最终达成了他们共同的行动目标。

作为当下一种修正主流商业媒体弊端的机制，另类媒体在自治传播实践中彰显出一种积极的、进步的反抗力量。在它们为主流媒体冷落的边缘群体、弱势群体等提供传播途径的范围内，另类媒体通过使传媒系统多元化，一方面增强了传媒系统的民主化，另一方面，又通过媒体民主化来推进整个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另类媒体的存在对于民主制度是一种捍卫，另类媒体的存在是民主制度正常运行的一个必要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