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89年后陆陆续续从中国走了不少像李敦白这样的曾经的共产追随梦想者。我就见到一位，在路透社的告别晚会上。与他娶的漂亮的年轻中国妻子的兴奋不同， 这位则表现得非常消沉，其间不住地摇头叹息地表示了对中共幻想的最终破灭。

奔赴延安的美国人谈回美后生活

本文摘自：《书摘，李敦白口述、徐秀丽撰写，原题为：《李敦白：热爱中国的美国人》

我是一个美国人，今年九十二岁。我热爱自己的美国人民。同时，我在中国生活了三十五年，并且，从1946年到1980年回国为止，我参加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和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我是一个“热爱中国的美国人”。

1977年底获释后，很长一段时间感觉迷迷糊糊，医生给我打维生素B12，有些作用，但主要还是靠工作，沉下心来工作，也就慢慢恢复了。这是“工作疗法”。出狱后我没有回广播事业局，我到了新华社。基本工作一样，改改稿子，上点新闻学的课，翻译一些大文章，还有就是给领导做顾问，出些点子。

自从我到延安之后，一直到第二次出狱，从来没有想过要回美国，我想我会终老中国，把我的热情，我的才情，我的深情毫无保留地献给中国，没想到，1980年初我就回美国定居了。

是回去的时候了

从1945年来中国，到1980年回美国，中间整整隔了三十五年。多少岁月过去，多少人事变幻，我在中国有过贡献，受过迫害，出来了，解放了，应该可以安享晚年，而我在美国什么都没有。他乡已成故乡，故乡却早变他乡，怎么又动了归去的念头呢？这其中有几重原因。

首先是我对当时金钱至上的现实不能适应。与社会隔离了十年，出狱之后，我没有多少变化，社会却已大变，我们已经不能相互适应。我的思想比较僵化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这个社会显然染上了我早年深恶痛绝的病态。

最早的惊讶，来自辅导别人学习竟然要收钱。我们家老二正在学世界语，有个朋友是世界语专家，他有时晚上来家里辅导孩子学习。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要钱，把我吓一跳，我以前辅导过多少人学英语，从来没有收钱的事，如果要钱，别人准把你当神经病。真是不可思议。后来我发现，这是普遍的现象，什么事都要钱。

1978年春节，又发生了一件事。宾馆进了一批高档酒供应外国专家，却被服务人员偷偷卖掉，这要放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卖一瓶都不可能。我们单位的副局长兼党委书记就因为收了人家一只鸡几条鱼被撤职，送到乡下去了。非常严格。

还有这么一件事对我刺激很大。当时的商业部长王磊多次到丰泽园饭庄吃饭，招待亲朋好友，消费款只付一个零头。这件事，现在看来也许不算什么，但在当时却非同寻常，我本人把这种行为视作贪污。丰泽园饭庄的一位年轻厨师给中纪委写信反映这一情况，中纪委通报批评王磊，表扬年轻厨师，《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发表通讯《敢于向特权挑战的人》，将此事公之于众，点名批评了王部长，并配发社论《改革者，鼓起你的勇气！》。文章见报当天，王磊即向中纪委作了书面检查，承认错误，愿意补足少付钱款，还请求党纪处分。这是一件及时端正党风的好事，但公开批评部长的做法引起了《中国青年报》主管部门团中央以及商业部的上级部门国务院某些领导的不满，最后甚至惊动了邓小平，报社和记者均受到压力。听说王部长原已提出辞职，最后不了了之。

“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这样一件事。1980年1月21日，这个日子我至今记得很清楚，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传达邓小平的指示，说有些问题，如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以后报纸上不允许讨论，报纸就是宣传党的政策。我当时在新华社，还能看一些文件，看完这个文件，我就对玉琳说，看来我们该走了。 很快，3月17日，我们就离开了中国。

我后来常回忆思考这段历史，觉得自己不一定对。我也听中国的朋友讲，不讨论姓社姓资对改革开放起了保护作用，应当肯定。不过，我认为“不争论”即使在当时可以理解，时至今日，无论如何不应该再坚持了。

历史在这里拐了一个弯，它的理想、目标、途径都与我年轻时代所追求的不一样了；在这个拐弯处，我选择了回到我的出发点，而不再像前几次那样顺流而下。

我对新时代产生了深刻的疏离感，不过，有一件事不曾改变，也不会改变。从斯坦福大学受训开始，我就无比热爱中国，想在沟通中美两国关系方面有所贡献，也就是聂荣臻司令员在张家口对我说的“架桥”。我大半辈子都在中国做这个桥梁工程师，现在看来我在这边已经无能为力，那就试试到另一边，继续架设这座桥梁。

从此岸到彼岸

一说回去，回去的问题就摆到了眼前。首先，我的护照已经在赴延安途中丢失。我把护照放在一个小布包里，把布包拴在马鞍上，不知它失落在晋西北的哪一个角落。在中国这么些年，从来没有回美国的念头，我甚至从来没有想过家，所以也一直没把这当回事。我去了秀水街的美国大使馆，签证领事塔斯克说，按照规定，我得问你一些问题。他问我，来中国之前，是否跟美国政府发生过法律上的问题？我说有。他问什么问题？我说跟你们伍德柯克大使参加同一个工会，被抓住坐过牢——伍德柯克大使当过汽车工会主席。他又问到护照。他问你原来的美国护照呢？我答丢了。他再问你是否做了认真的努力寻找？还没等我回答，他自己“扑哧”一声笑了。大使馆发电报给美国国务院，请示是否可以给我发护照，领事给我看了回电，说某某人既然没有犯下足以导致其丧失美国公民身份的错误，可以给其发护照。

虽然离开了三十五年，回去之后倒没有多少不适应，没有受到“文化冲击”，这要归功于我一直从事宣传翻译工作，一直读美国的报刊，所以对美国的情况并不陌生。美国人一般也没有把我当作“逆子”看待，他们最关心、最感兴趣的是，我是怎么活过来的。一个人被单独监禁十六年，还能正常，对他们来说不可思议。不久前，《华盛顿邮报》还约请我写文章，谈我被单独监禁的情况，目的是为了推动废除美国的单独监禁制度。从1981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不断地在公司、大学做讲演，听众一直关心我的个人经历，对中国的兴趣则随时间而转移，现在最关心的是怎样在中国投资，知识产权能否得到保护，还有人权问题。

我一生被“特务”、“间谍”的阴影缠绕。1979年我刚回美国时，住在纽约我姐姐家里，有一个同乡记者，他跟情报部门很熟，对我说，你们说话小心点，FBI窃听你们的电话。我说，你告诉他们，如果有什么地方没有听明白，让他们告诉我，我给他们重复一遍。我才不管它窃听不窃听。

我讲一个更大的笑话。我们现在冬天在阿里桑那度过，我在那里参加了一个小型的午餐会，里面的人一般都很右，有大公司的一把手，有情报机关的二把手、三把手，都退休了，大家在那里避寒。我发现这些人，至少有部分人，认为我本来是他们的人。因为我是随美军去的中国，后来又在中国长期坐牢，他们以为我一定是美国特务。前不久，其中有一个人突然给我打电话，说他刚从华盛顿回来，参加OSS的一个纪念会，说“我们谈到你的经历，我们都很尊敬你”。我说你们尊敬我什么？ 他说我们吃一次午餐吧。那就一起吃饭，他说：我们都很佩服你，在中国干了这么久。我说，我告诉你，我从来不是OSS，也不是CIA。他说：我们知道，我们知道，你是单干。他不相信。既然说服不了他，只好随他去。玉琳开玩笑说，那好，你跟他们要十六年的工资吧。

说远了。总之，精神方面或者说文化冲击方面的问题可以忽略不计，真正严重的问题是谋生。我二十四岁离开美国，此前除了上学，就是从事劳工运动，从来没有“工作”过；在中国，我和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一样，是个彻头彻尾的“单位人”，什么都由组织管，坐牢就更把一切交给国家了。想不到的是，从五十九岁开始，我得为自己的生计操心。

你们最需要的是：我！

有一次，我到旧金山讲演，听众里面有一个人，是电脑天地的老板，这家公司当时销售电脑排名世界第一位，老板是位亿万富翁。他向我作了自我介绍，我们也相互留了联系方式。过后我也就忘了，不可能跟一位亿万富翁打什么交道。不想，一年之后，大概是1983年8月，他打电话来了，说中国电子工业部的一个代表团将访问他的公司，他没有中文翻译，当地只有一个日本人做中文翻译，不过，由这个日本人翻译，他又觉得不放心。他想请我做翻译和顾问，就几天。好，没问题。

回美国之后，我给一些公司老板做过咨询，但我从来不会要钱，我姐夫骂我笨蛋，说他们要利用你的知识赚大钱。我觉得，人家找你坐下来谈谈，怎么能要钱呢？就像一个骑惯自行车的人突然改骑平板车不会拐弯那样，我就是不会开口谈钱。这一次，我说要钱给你们看，跟老板说每天五百美元，这对我是个大数字，实际上并不多。老板说没问题，我就去了。

会谈在旧金山一家大酒店举行，中国代表团和美国公司要员相对而坐。中方共十一人，团长是电子工业部的副部长李瑞，二把手是王震的儿子王之。一开始，双方先介绍己方成员，介绍完毕，老板对我说，你跟他们说你的中文名字。我有点犹豫，因为当时我在中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不知道他们会怎么看。没想到，我一说我的中文名字叫李敦白，李瑞马上站起来，绕过桌子，走到我身边，给了我一个拥抱。他说，这次到美国，如果别的什么事都没有办成，仅仅认识了这个人，那也够意思了。他还说，1946年在张家口的时候他就听说过我，当时他在附近的农村，很想认识我，但没有机会。

谈判是王之做的翻译。李瑞提了一个建议，电子工业部和电脑天地合作，在中国各大城市开设电脑销售机构。老板没有任何反应。当天晚上，老板宴请各地分公司的经理，也请我去了。他问我，你觉得今天下午的谈判怎么样。我说，我认为，这是在浪费你的钱，也是在浪费我的时间。他问为什么，我说，中国部长提出了非常积极的建议，我认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机会，但是你没有半点反应。他惊讶，建议，什么建议？我就把李瑞的建议重复了一遍，他马上说，你立即给中国部长打电话，说我明天早上就会有积极的回应。结果，第二天就签了合同。

原来他没有听懂王之的翻译。有一种翻译，每一个词都翻译出来了，而总的意思却没有出来。我长期在中国，听得懂王之的翻译，而且压根没意识到老板会听不懂。这叫作习焉不察吧。

谈判完成，要回纽约了。老板问我，要实现这个合同，我最需要的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说：我！老板说好好，我让我的国际总裁跟你谈具体条件。我想这下子玉琳会满意了，我终于敢开口说了。我要了年薪十万，外加工作经费，签了终身合同，职位是公司的副董事长。不久，我们全家搬到加州，从此再无钱的忧虑。

李敦白有限公司

1985年我们离开了电脑天地。离开公司之前，玉琳给中国办了件大好事。公司积压了大量电脑，她建议赠送给中国一部分，后来落实了三个单位：北京九十六中学、残联下属的康华公司以及上海的一个学校，各赠送一百二十台电脑和一百二十台打印机，并开设培训班，教给他们电脑操作和维修技术，为中国电脑行业的发展作出了贡 献。

离开电脑天地后，我们加入了一个顾问公司，承担中国分公司业务，介绍投资公司到中国，干了一年半。1989年，我们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李敦白有限公司”，为中美经济来往提供中介服务，把美国资本介绍到中国投资，同时为中国公司提供美国市场和合作方的情况。

中国开放市场初期，中外情况隔膜，互信不足，问题很多。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有两个美国公司与中国签了四十亿美元的合同，连方毅副总理都签字批准了。中方合作者委托我们查一下这两个公司的情况。这在美国很容易，只要查它的交税记录就可以了。一查，好嘛，一个公司全部职员只有一个人，就是它的董事长，另一个比它大一倍，董事长之外还有个秘书。完全没有交税记录，因为压根没赚过钱。

所以，跨国生意很容易上当受骗。根本问题是你得了解跟你打交道的人。在美国企业界，天天讲三C，就是character，品质,competence，能力，connection，关系。第一个就是品质，如果这个人是个骗子，你跟他谈什么！你得查他以前是不是守信誉，讲道理。在美国，查一个公司的历史记录还比较容易，只要打电话委托一个律师事务所，很快能查清楚，中国不一样，你只能依靠朋友，通过一个可靠的朋友，请他介绍他信任的朋友，所以 connection特别重要。但也正因为如此，说容易也很容易。我们很重视客户的选择，做咨询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失败的案例，除非相关公司因自身的原因出了问题。

1993年，在做公司的同时，我又应聘到我的母校北卡大学教书，历史系，而且是正教授，讲中国历史和中国哲学。有一年还被评为最受学生欢迎的教授。当时中国学生只有从台湾来的，没有大陆学生，他们反映，对大陆的情况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1997年，我从北卡大学辞职，搬到西雅图定居，但还经常到北卡大学做讲座，同时在华盛顿大学等处讲课，讲演社也仍安排我的讲演。现在已经不做公司了，虽然还以个人身份给一些老朋友做咨询，但基本上进入颐养天年、反刍人生的阶段。

文化大革命期间，李敦白表现得非常激进。1967年他成为有约70名成员的白求恩-延安造反团头目，并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掌权。同年4月8日《人民日报》发 表了他的文章《中国文化大革命打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航道》。4月10日，他作为外国人代表在清华大学批斗王光美。他还批斗了当时居住在北京的一些其他外国 人，包括马海德（George Hatem）。

1967年9月，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和很多外国人所住的友谊宾馆出现针对李敦白的大字报，将他划为“五一六分子”。

1968年2月, 李敦白和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许多成员如爱泼斯坦暨丘茉莉夫妇等被逮捕。他的妻子王玉琳则被派往五七干校。

1973年在押的外国人基本都被释放，但李敦白仍然被视为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分子继续关押。1977年11月他才被释放并平反。

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1921年8月14日－），美国学者，1944年—1979年期间曾長居在中国，是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曾在延安工作，得以近距离观察中共领导人^[1]。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因先后牵涉苏联间谍案和“白求恩-延安造反团”而两次入狱。1993年出版了The Man Who Stayed Behind一书。另外 《我在毛澤東身邊的一萬個日子》.《红幕后的洋人: 李敦白回忆录》. ---维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