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复兴记》主题节选本之五《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后后》（作者：茅民）第9章。

刘少奇、邓小平等 被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打倒的领导人，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中普遍被红卫兵、造反派揪斗，遭受苦难。到1967年下半年，全国夺权已经基本完成，这些被打倒的或靠边站的领导干部 不再受到面对面的斗争，他们或者被隔离在家 继续接受审查，或者住进了医院、京西宾馆这样的造反派不能冲击的地方。此后几年中，刘少奇、陶铸、彭德怀、贺龙等人 先后因病辞世。

刘少奇病重

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中 曾被中南海造反组织批斗，此后在中南海的家里 被隔离审查，没有再被批斗。开始时，他的妻子和孩子们 与他住在中南海的一个院子里，但他住南院，家属住北院（南、北院之间有一堵墙）不允许与刘少奇相见。1967年9月13日，刘少奇的孩子们被赶出中南海，王光美被捕入狱，刘少奇成了孤身一人。他的精神受到打击，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有时彻夜不能眠。他看来神志恍惚。他的手臂在战争年代受过伤，加上批斗会上的扭打，旧伤复发，为穿一件衣服要折腾一个多小时。他的右腿在受批斗时受伤，到中南海饭厅 去吃饭，短短的30米距离，要走50分钟，前后跟着的看守战士 也不敢上去扶他一把。后来实在走不动，就由工作人员 把饭打回来，但去打饭的人被骂为“保皇兵”，不太愿意为他去打饭了。刘少奇知道后，让她们一次多打些饭，分几顿吃。他的身体日见虚弱，手颤抖得不听使唤，饭送不到嘴里，弄得满脸满身都是。他身体消瘦，看来十分虚弱。

刘少奇原来就患有糖尿病、冠心病、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等病。被打倒后的一年多中，他的血压升高、糖尿病加重。他看病的问题，由北京医院负责。周恩来、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给北京医院下达一条原则：刘少奇需要看病时，经他的警卫人员 与北京医院总值班室联系，由医院的医生、护士出诊；药品仍由中南海保健药房供给（注：这儿的药都是好药，有外面买不到的进口药）。   那段时间 每次看病的病历，大部分由董长城医生 执笔书写。1968年2月，中央警卫团（即8341部队）中南海门诊部成立，并接管了刘少奇的医疗任务、病历。他们得到的指示是：“刘少奇如果生病，叫你们去看病，你们就去，还要认真给他治病。”门诊部两名负责人之一、主持日常工作的顾英奇（原北京医院主治医师）委派助理军医李留壮、护士马小先两人，负责平时到刘少奇家巡诊；门诊部的其他医生、护士需要时 到刘少奇家出诊。这些医务人员 每次出诊都做认真的检查、治疗，并详细记录病历。后来，这些病历都存入档案，保存了下来。
根据病历记载，1968年4月 刘少奇出现新的病情：语言减少，有时糊涂，尿失禁，手抖，碎步（即步子变小）。为了查明病因，门诊部 请北京医院神经内科主任 王新德 会诊。王主任认定：这是脑供血不足引起的病态，但未肯定脑部有局灶性病变。6月，针对刘少奇血压增高、血糖波动等问题 组织了会诊，调整了治疗药物；因胆固醇摄入过高对他不利，把他原先每天吃六个鸡蛋改为每天两个；要求厨师做菜 要少些猪肉，多些牛羊肉、豆制品、蔬菜等。采购人员和厨师都很配合，都认真做到了。这段时间，刘少奇还是照常下地活动，在卫士或护士的搀扶下散步，一直到他重病卧床不起时为止。给刘少奇做饭的师傅马文全 曾患痢疾，被隔离治疗，另换一名师傅做饭；同时把厨房、餐厅、餐具都做了消毒。

1968年6月初，刘少奇受凉感冒，虽是小病，但疗效却差。从7月6日起 病情转重，9日发烧、咳嗽加重，肺部罗音增多。医生初步诊断为肺炎，并让护士马小先 住在他家 进行护理。门诊部将刘少奇的病情上报。汪东兴向顾英奇 传达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要千方百计地给他治病。”根据这一指示，门诊部请北京、上海的著名专家会诊，并请陶桓乐、黄宛两教授、中南海门诊部医生顾英奇、董长城 都住在刘少奇家里。因没有足够的床铺，顾英奇、董长城睡在地板上。同时，四名护士日夜值班，进行护理。就此组成医疗组。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卞志强（也是中南海门诊部负责人之一），几乎每天都来了解情况，要求尽力救治。7月12日，刘少奇 痰咳不出，有气道阻塞的危险。专家会诊后提出，必要时需要做气管切开。这需要先请示。上报后，汪东兴很快来到 传达了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如果病情需要，即同意医生的决定。”门诊部随即请来耳鼻喉科、麻醉科专家 住到刘少奇家，准备需要时 及时做气管切开手术。至7月22日，肺炎基本受到控制，但刘少奇的“脑软化”日益严重，意识没有恢复。他虽然也是夜里睡觉，白天醒来后 睁着眼睛、头左右转动，但看来已没有什么思维活动，不能说话，认知力丧失，熟人也不认识（医学上叫“醒觉昏迷”）。从此一直卧床不起，吃饭靠护士喂，大小便不能自主，靠护士照顾。   经X线胸片、痰培养证实，刘少奇患的肺炎是“杆菌性”肺炎。肺炎杆菌的毒力较强，耐药，较难控制，对老年人常常是致命的。
10月9日，刘少奇突然不能进食，头向左转、眼向左凝视，诊断为脑供血不足、脑干有弥漫性小软化灶。11日，开始鼻饲，每日总热量保持在1500千卡——1700千卡。这样，到1969年初，刘少奇的体重增加，面色红润，枕部的头发开始变黑，但他的意识、认知力、语言、记忆功能仍然丧失。护士们按护理规程，按时按摩、翻身、擦澡、清洁被褥，使刘少奇没有发生过褥疮。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护理医生拍了刘少奇在“家庭病房”的照片。照片上，刘少奇眼睛明亮，注视着景物，房内窗明几净，床单雪白，器物整齐。   据病历记载，刘少奇的肺炎反复发作：1968年5次，1969年2次。其间，刘少奇多次病危，经抢救、治疗后 均转危为安。刘少奇的胳膊、臀部，由于打针 被扎烂了，护土记录上写着：“全身没有一条好血管。”刘少奇常伸开十指乱抓，一旦抓住东西 就死死不放。医护人员找来两个塑料瓶，让他捏在手里。在这段时期，专家会诊共有40次，其中23次是在1968年7月。参加会诊的专家包括：上海的董承琅、北京的吴洁、陶桓乐、王叔咸、李邦琦、黄宛、王新德、薛善一、吴家瑞、姜世杰等。中南海门诊部参加医疗工作的有：卞志强、董长城、张林、牛福康、李留壮、马小先。参加特护的有：北京医院的曹兵（瑞英）、纪秀云，警卫团的韩世泉（男）、三○一医院的董洁秋、卿喜珍等。治疗刘少奇所用的药品，都是由中南海保健药房供应的，绝大部分为进口药，尤其是所用的抗生素，大部分是当时国内临床医院所没有的。

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

1968年10月13日，中共八届十二中全 会在北京举行。第八届中央委员共有97人中，除去世的10人，尚有87人，但仅有40人（不足半数）参加这次会议，其他人没有被通知参加会议。开会时，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了10人为中央委员，出席者才过了半数。   另外有74人 被扩大参加这次会议，他们是：中央文革碰头会议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各大军区的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的负责人。

在全会的开幕式上，毛泽东宣布了全会的议事日程，一共三项：一、讨论和决定“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及办法；二、讨论《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三、进行专案审查，特别是对刘少奇专案的审查。他接着说：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文化大革命究竟要不要搞？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要搞到底，还是不搞到底？大家议一议。他说：过去我们南征北战，那种战争好打，因为面前的敌人很清楚。这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那种战争要困难得多，问题是犯了思想错误的同敌我矛盾的，混合在一起，一时还搞不清楚，只好一个省一个省地解决。这场文化大革命要搞到底。什么叫搞到底？就是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各项任务，都要彻底完成。把这些任务都搞完，估计要搞三年时间。也就是说，到明年夏季就估计差不多了。

林彪在全会上，一共讲了两次话。他的这两次讲话，都没有讲话稿，也没有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讨论，他还是按照自己的老习惯，事前只准备一个提纲，然后在会议上即兴讲演。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最大最大，损失是最小最小最小。”他还说，我们国家的面积相当于整个欧洲，我们一片红就等于欧洲一片红。他又谈到 世界文明史上几次文化革命运动：第一次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古典文化发展，影响了人类文明上千年；第二次是十四、十五世纪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产生了资产阶级文明，使欧洲进入了繁荣时代。他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其伟大的历史意义，要远远超过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产生、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   林彪讲话时，毛泽东频频点头，并不断劝林彪休息一下再讲。看来，他很欣赏林彪的讲话。

全会讨论了刘少奇专案组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这个报告认定，刘少奇在1925年、1927年、1929年 曾三次“叛变革命，投降敌人，充当内奸、工贼”。全会通过了这个审查报告，并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在表决通过这个审查报告时，只有一个人 拒不举手表示同意，她是中央委员陈少敏。会议休息时，康生问她 为什么不举手？她说：“这是我的权利！”   江青曾经要以“美国特务”的罪名，把王光美判处死刑。但毛泽东说：“王光美纵然是特务，也要留活的证据。在延安我就不赞成杀王宝味。要刀下留人。”以后，周恩来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传达了毛泽东这个指示。王光美得以幸存下来。

会议又批判“二月逆流”，批了十多天。在全会的闭幕式上，毛泽东说：“有些同志对‘二月逆流’这件事情不大了解，经过十多天的时间，就比较了解了。在这个会议上，先由犯过错误的同志说明他们的问题，然后大家对他们有些质问，他们再说明问题。这样经过几次反复，大家就都比较清楚了。这件事情嘛，要说小，就不那么小，是件大事。要说那么十分了不起，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有意见要说，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有些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在背后议论的。在这个世界上面，总是有左、中、右。通通是左派，我就不赞成。‘九大’代表，‘二月逆流’的同志们如果不参加，我看就是个缺点。对于党内的一些老同志，要一批、二保、三看。‘清理阶级队伍’，要注意一个‘准’字，不要搞‘逼、供、信’那一套。对于学术权威，注意不要做得太过分，冯友兰、翦伯赞可能还有某种用处。批是要批的，但保还是要保。对邓（注：指邓小平），有人说开除党籍，我有一点保留，他和刘（注：指刘少奇）还是有区别的。”

珍宝岛边境冲突、领导人被疏散离开北京

1969年3月2日、15日、17日，中苏在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 三次发生了武装冲突。珍宝岛上本无居民，但苏联军队从1947年开始 在岛上巡逻。从1967年开始，中国军队 也上岛巡逻。此后，中苏双方巡逻军队 时有冲突。1969年初，冲突加剧，从对骂 到推搡 到棍棒打斗。苏军士兵人高马大，也横蛮，经常打伤、打残中国军人。   为此，毛泽东、林彪主持召开了 两次政治局紧急会议。会议一致决定：对苏军的挑衅 给予坚决回击，并作了具体部署。据此，军委办事组向沈阳、北京、新疆三个军区发了电报，要求他们在中苏边界 特别是东段边界 作好以军事斗争 配合外交斗争的准备，但规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先出手，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开枪；如对方开枪，我方出现伤亡的情况下，才可以开枪自卫；但无论采取何种自卫措施，都要严格控制在我方的境内。电报要求边防部队：在政治上有利的情况下，事先多设想几种情况，拟订好行动方案，力争做到 不斗则已、斗则必胜。   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在收到军委电报后，成立了边防斗争指挥所，并立即调集兵力。

3月2日，中方一个巡逻组 在珍宝岛上 遇到苏联部队的拦截。中方巡逻组，随即向后撤退。苏军以战斗队形展开，想包围中方巡逻组。这时，我方第二支巡逻组赶到现场。苏方的一个上尉，指挥苏军开枪，一下子打死、打伤中方边防人员六人。中方开枪还击。苏方出动了装甲车，射击中方人员。中方的支援部队也赶到。双方打了约一个小时，苏军撤走。   苏军共伤亡60余人，一些装甲车、指挥车、卡车被击毁。中方死17人，重伤11人，轻伤24人。   苏方这次吃了亏，于是调来大批坦克、装甲车、火炮，准备大打。中方为了对付苏军的坦克，调集炮兵、高射炮、反坦克部队，在附近地区集结。

3月15日一早，苏军在十多辆装甲车的掩护下，登上珍宝岛。中方在岛上 有一个排的步兵 守在工事里。8时，苏军发起进攻。中方部队 一直等对方的装甲车 离我军阵地只有几十米时 才用火箭筒还击（注：若距离更远，当时的火箭筒 打不穿敌车的装甲），一下子打掉了苏军的两辆装甲车。中方炮兵开火，将苏军步兵压制在岛中央。10时，苏军出动十几辆坦克、装甲车，又一次发起进攻。中国士兵带着火箭筒 冲到很近的距离，击毁了苏军一辆T-62坦克，其乘员弃车逃走。到了中午，苏军又派了几十辆坦克、装甲车，以及数百名步兵，进攻中方守岛部队。中方边防队、增援部队 顽强抵抗了两个小时，最后在炮兵的支援下 打退了苏军的进攻。这天的战斗，前后持续九个小时，结果苏军伤亡140人，包括 列·弗拉基米罗维奇上校（当天战斗指挥官、边防总队长）被击毙；坦克、装甲车13辆被毁伤；中方死12人，伤27人。战后，中方控制了全岛。

3月17日，苏方为了夺回 被击毁的T-62坦克（注：这种坦克 在当时是最先进的），再次向中方攻击，但未能将辆坦克拉回。21日，苏方派出爆破组，试图炸毁坦克，但又被击退。之后，苏军用炮火 把坦克附近的冰层炸破，使坦克沉入了江底。4月，中方派出海军潜水员，力图将这辆坦克打捞出来。在争夺坦克的近一个月时间里，苏军火炮不断轰击，中方牺牲了数十人。最后，坦克被中方打捞出来，并运到北京，作为战利品 陈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8月，中国在岛上修建了营房，派驻1至4名官兵 常年驻守。

在整个珍宝岛冲突中，中国边防军毙伤苏军230余人（苏联公布的数字为死58人，伤94人），毁伤坦克、装甲车辆19辆（苏联公布为17辆），中国边防军伤亡92人。珍宝岛战斗中的战斗英雄孙玉国，成为中共第九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在大会上汇报战斗经过。当他汇报时，毛泽东几次站起来，带头鼓掌。他说：“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作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8月，苏军在中苏西部边界，即新疆的铁列克提，对中方实行报复性打击。

珍宝岛冲突后，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元帅等军方强硬派主张：动用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 紧急约见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就这一打算 摸美国的底。第二天一早，基辛格到白宫 向尼克松总统报告。尼克松认为：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应设法将苏联意图 尽早通知中国。但通知中国很难，因为中美没有外交关系。最后决定 让一家不显眼的报纸 把这个消息捅出去。8月28日，一家小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一则消息，标题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文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这则消息立即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

中国对于这则消息非常重视。毛泽东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后说:“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不久，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很快进入“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大批工厂向交通闭塞的山区转移，实行“山、散、洞”配置，各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防空洞。

在苏联政府内部，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等一批人 主张与中国对话。柯西金让邮电部门打来电话，说要与周恩来总理通电话。但是，中方的女接线员随即说“我们和修正主义没有什么好谈的”，然后就挂断了电话。这样，苏联没能与中方直接对话。到了9月，柯西金要到越南的河内 参加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的葬礼，他得知周恩来也要参加这个葬礼，就打算 在河内能与周恩来面谈。   周恩来不想与之见面。为了避免同柯西金见面，周恩来提前去河内，并且在柯西金到达河内以前 就回到了北京。后来，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人商定：同意让柯西金在从越南返回苏联途中 在北京停留 与周恩来会晤。9月11日，柯西金与周恩来在北京机场会晤，并商定：近期内就中苏边界问题 举行副外长一级的会谈。

虽然两国总理进行了会晤，但局势仍然紧张。苏联继续在远东地区部署重兵，总兵力达到四十个师。中国方面也把精锐部队 从东南沿海 调往东北边境。林彪提出如何“三防”（注：指防空袭、防突袭、防核攻击）和“两打”（注：指打坦克、打飞机）的问题，并作出了相应部署。“防空袭”的办法是大挖防空洞，也就是毛泽东说的“深挖洞”，也可以“防核攻击”。   在“防突袭”方面，林彪提出人工“造山”。中国的北部地区多平原，有利于苏军机械化部队的运动。因此要找一些战略上的支撑点来进行固守，吸引对方的兵力，然后相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出于这个考虑，林彪提出：在“三北”地区（华北、东北、西北），特别是在华北地区，进行人工造山。人工堆建起来的山头内部，修建坚固的防御工事，各个山头之间的炮火可以相互支援，形成火力网。林彪多次出外看地形，并先后选择了天津、保定、石家庄、郑州等地，作为造山的试点，以形成对北京防卫的支撑。对于华北西面的防御，林彪认为 山西的太行山 可以利用，于是亲自去看地形。他带着叶群来到北京西郊机场，由空军司令吴法宪等将领陪同，飞临平型关、大同、张家口。

1969年国庆节前夕，林彪到西郊机场“转车”（注：转车，就是乘汽车到处转转，这是他的习惯，特别在他发“怕水”的毛病时，转车能缓解病情），看到飞机一排排的停在那里，很担心 苏联突然袭击时 这些飞机会被全毁。回来后，他向毛泽东提出要采取措施，防止苏联利用我们的节日进行突然袭击。毛泽东同意他的看法。然后，林彪要秘书把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阎仲川等几个人找到他的住地毛家湾，说：“今天我找你们来，是想谈一下战备的问题。这个仗看来是八成打不起来，但是要作八成可能打起来的准备。明天就是国庆节，说不定在人们欢欢乐乐的时候，战争就开始打响了。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是星期天，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时候也是星期天。如果敌人乘我们过节，来个突然袭击怎么办？苏联在蒙古的空军基地，离北京只有几百公里，飞机不要一个小时就到了。如果用导弹打，更是只要几分钟。我刚才到了西郊机场转了一下，看到一排排的飞机还停在跑道上，没有一点应付意外情况的准备。这不行，也很危险，一旦遭到空袭，就会被全部打掉。要立即采取措施，改变这种情况。”接着，他命令：“第一、北京附近几个机场的飞机，除了留下作战值班的飞机以外，其余的一律在今天夜间转场到外地。第二、在机场跑道上设置障碍，防止敌人进行空降和机降。第三、留在机场值班的工作人员，立即配发武器，准备打敌人的伞兵。另外，节日的其它战备也要抓好。这个问题，我已经向毛主席报告和请求过，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同意要空军连夜疏散飞机。这样，你们研究一下，回去进行部署。至于国庆招待会，我已经同周总理商量了，你们就不要参加了。”黄永胜等人回到军委办事组，一晚没有睡觉，到了下半夜，全部落实了 飞机转场和其它措施。

10月15日，林彪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苏联的战略动向。会上，周恩来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就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可以疏散到外地。”据此，会议决定，北京地区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不论是否有问题，一律紧急疏散，包括已被打倒的领导人（如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靠边站的领导人（如朱德、陈云）。会后，林彪、周恩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当场表示：“我明天就离开北京，到武汉去。林彪同志也应当离开北京到苏州去。至于周恩来，留在北京主持工作，但是必须带领政治局一班人马，撤离到北京西山去。”   第二天上午，毛泽东正在吃早饭，江青来了，她要服务员拿碗筷，想跟毛泽东一起吃。可是，毛泽东说：“来不及了，我吃了饭就要走。你要吃另外再搞一点吧。”毛泽东这么一说，服务员就不敢动。江青很不高兴，回去了。毛泽东当天离开北京去了武汉。同一天，林彪到了苏州。10月17日，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的全体成员，也在周恩来的带领下 全部撤到了北京西山。几天之后，刘少奇被疏散到河南开封，邓小平到江西南昌，陶铸到安徽合肥。朱德等元帅也被疏散到南方各省。

林彪到苏州后的第二天，即10月17日，向他的秘书口授了“防备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的六条指示”：“一、要防备苏联以十月二十日开始谈判作烟幕，实行突然袭击，尤其是十九日和二十日应该特别注意；二、全军各部队特别是‘三北’地区的各军区，要立即将坦克、飞机、大炮等重型武器实行紧急疏散，对战备工事、重要目标要采取隐蔽措施；三、要保证通讯联络的畅通；四、加紧国防工业的生产，特别是要迅速抓紧布置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五、各军区立即组织精干的指挥班子，进入战时指挥位置；六、战略导弹部队要作好发射准备。”接着，他让秘书整理成记录稿，由叶群通过电话 传给在武汉的汪东兴，请汪东兴立即报告毛泽东；同时，由秘书将记录稿 传给在北京的黄永胜、军委办事组。在传给黄永胜之前，叶群要秘书加上了一句话：“以上六条，已经请汪东兴同志报毛主席，如毛主席另有指示，当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准。”后来，汪东兴给叶群来电话说：毛主席对林副主席的“六条”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黄永胜接到“六条指示”后，召集办事组成员作了传达，然后对阎仲川说：“你去传达吧。”阎仲川问：“怎么传达呢？”黄永胜说：“先用电话向各大军区首长传达。”阎仲川回到总参作战值班室后，拟了一个电话稿；他想：这是军委办事组转移到西山以后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从第一号编起，于是就要值班参谋将这个命令编为“第一号命令”。

10月19日，林彪把这个“六条指示”用电话记录的方式，以急件报告毛泽东。汪东兴将此急件 以传阅件的形式 分送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周恩来阅后批示：“请主席阅。”汪东兴亲自将传阅件 送到毛泽东住处。毛泽东看后，一脸不高兴，对汪东兴说：“烧掉。”还没等汪东兴反应过来，毛泽东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拿起传阅件的信封 又要烧。汪东兴赶紧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毛泽东听了，这才作罢。　　当天晚上，周恩来打电话问汪东兴：“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汪东兴回答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恩来惊诧地问：“烧了？”汪东兴解释说：“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恩来听到这里没有说话。　　林彪、黄永胜等人得知毛泽东烧了传阅件后，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

刘少奇辞世

按照紧急战备的疏散计划，刘少奇被疏散到河南省开封市。1969年10月17日晚，身患重病、身体不能活动的刘少奇，被用担架抬上飞机，送到开封。同机跟去的是：卫士长李太和、一名医生、两名护士。晚9点钟，飞机抵达。在开封机场接机的是：河南军区政委王新、解放军第155医院保卫处长张金贵、工作人员师振德。他们登上飞机，看到机舱里面躺着刘少奇，鼻子里插鼻饲管，护送人员正在给他换被子。他原来盖的是酱紫色的毛巾被（飞机中较暖和），这时换上粉红色的棉被（下飞机后较冷）。在换被子的时候，师振德他们发现 刘少奇没有穿衣服。刘少奇的担架被抬下飞机、然后被抬上车，送到开封市革委院内的一栋小楼里。

北京来的医务人员，向开封医疗组的刘医生、常文秀等三个护士，交代了刘少奇的病情、治疗、生活、饮食等方面的情况。开封医疗组的刘医生决定：仍按照北京的治疗方案治疗，另在输液时加抗菌素。鼻饲进去的是鸡蛋汤、鸡肉汤、豆浆、牛奶，每天五顿。刘少奇到开封后，没有说过一句话。护理人员过来，他眼睛瞅瞅就闭上，面容自然。护士天天给他洗脚、梳头，三、五天剪一次指甲。10月24日、31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等症状 两次发作，经随同前来的医护人员救治后脱险。  11月6日，从北京来的人 奉命回京，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全部移交给开封当地。10 日，刘少奇的病再次发作，连续高烧不退。当地的医务人员 参照上两次的办法 进行了救治。  

1969年11月12日凌晨1时许，刘少奇身体状况恶化，发生张口呼吸、嘴唇发紫等现象，吸氧后也不见改变。值班护士仍按原处方用药。到6点38分，发觉情况不妙，连忙叫其他医护人员速来抢救。6点42分医护人员到齐。三分钟后，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呼吸停止五分钟后，终止抢救。刘少奇终年71岁。

刘少奇去世后，第155医院的院长 向上级汇报、请示。回来后，他让师振德、曹文秀清洁遗体，洗澡、净面，然后照相。当夜，医院院长、李卫士长、老邢等人一起，将遗体送往火葬场。火化时，刘少奇的脸被一块大三角巾蒙着。在火葬申请单上，从北京赶来的专案组人员 冒用刘少奇儿子刘源的名字 为申请人；在死者姓名一栏 填上“刘卫黄”，这是刘少奇少年时用过的名字，外界很少人知道。骨灰被秘密存放在开封。

邓小平的情况

从1967年秋天到1969年秋天的两年中，邓小平被隔离在家里。开始时，他按照红卫兵的勒令，每天扫院子。后来成了习惯，他和他的妻子，无论刮风下雨、天寒地冻，每天都扫院子，扫得干干净净。在其余的时间里，邓小平在屋子里看书、看报、听广播，或者沉默静坐。有时候，造反派会来他家里，勒令他写一些其他人的材料。譬如，1967年11月初，卫生部的造反组织，勒令邓小平交待 他是如何重用卫生部长钱信忠的。邓小平为此写道：“钱信忠在二野的工作历史关系是很久的。我们，主要是我，对他是信任的。我和其他一些负责同志长期认为，他在主持卫生工作方面是较有能力的。他的外科手术在当时条件下是难得的。他的工作，特别是战场救护工作是努力的。所以我过去对他的总的看法是小毛病很多，但大的方面还好，对战争是有功绩的。钱信忠当卫生部长是总理提出来商量的，我是赞成的，对钱信忠任卫生部长一事，我同安子文（注：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没有什么密谋。”

1969年10月，由于苏联可能突袭中国，中央领导人被疏散到全国各地。邓小平被疏散到江西省 南昌市郊区的 新建县，在“新建拖拉机修配厂”劳动。他的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 与他同行。他到达之前，周恩来曾打电话 给江西省革委会，要求他们保证邓小平的人身安全。于是，省革委会副主任陈昌奉 来到该修配厂，对厂革委会主任罗朋 说：“中央决定把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邓小平放到江西劳动。省革委会决定把他安排在你们厂。具体任务有三项：一、确保安全，不是百分之九十九，而是百分之百的安全。邓小平不仅在国内有影响，而且在国外有影响。同时怕造反派揪斗他，怕坏人把他弄掉、弄死。如出现这种情况，那就要你的脑袋。总之，毛主席、党中央什么时候要邓小平这个人，我们就要完好地交出。二、车间的劳动由你们安排，每天三、四个小时。三、关于如何对待问题，中央对他未作什么决定。至于称呼，既不叫同志，也不叫名字，就叫一个姓，叫老邓。”最后，陈昌奉又说：“邓小平在此劳动，你们厂里工人知道就行了，不能告诉家属，要保密。”

邓小平到厂里之后，罗朋告诉他：“我在晋冀鲁豫军区工作过，曾是你的部下。”邓小平听了以后 点点头。邓小平问：“这个厂有没有红卫兵？”罗朋告诉他：“厂内老工人多，一心搞生产，没有红卫兵。你劳动的车间也是老工人多，他们都很守纪律，你在这个车间劳动可以放心。不要太累了，要多注意休息。”罗朋还说：“有间房子，原来是办公室，现在专门腾出来给你们用。劳动累了，或者不舒服时，就到房里休息休息。我的办公室就在对面，有什么事要与我们及时联系。”

邓小平劳动的第一天，车间主任陶端缙 分配邓小平 去清洗零件。邓小平点点头，卷起袖子，把要擦洗的零件泡在盆子里，一个一个清洗起来。但蹲久了，双腿麻木，身子直起来 都有困难。这种情景 被车间主任看见了，他对邓小平说：“尽管事先我不知道你有腿病，但老人家都不宜久蹲，我应该想到。换个活吧！”他扶邓小平坐到椅子上，商量道：“你以后锉锉零件吧。”邓小平说：“这个要得。五十年前我干过钳工（注：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干的是钳工）。累点也没关系，可以出出汗。”此后，邓小平就一直干钳工。卓琳也在同一个厂里，具体工作是拆线圈。每天早上8点，他俩离开家，走半个小时到工厂。邓小平站着锉零件，很少说话。卓琳坐着拆线圈，一边与工人师傅聊天。他们都是上半天劳动，中午就下班回家。

一天，有几个人在厂子周围转来转去，问工人：“听说邓小平在你们厂劳动？”工人回答：“不知道。”这位工人 把这一情况 告诉了罗朋。罗朋随即召集 厂保卫小组会议，说：“最近有些来历不明的人在打听邓小平的下落，要提高警惕。绝对保证邓小平的安全，这是总理的批示，要把它作为政治任务不折不扣地执行。”   不久后的一天，厂外突然来了几辆大汽车，车上站着造反派。领头的跳下车，说：“我们要见邓小平！”看门的老党员站在车前，说：“你们不能进！”领头的造反派说：“你算老几？邓小平是全国第二号走资派。你们还保他，你们的立场站到哪里去了？”这时，罗朋出来了，说：“保护邓小平的安全是周总理的指示；不准任何人揪斗邓小平是省革委会的明确规定。如果你们要揪斗邓小平，就拿出省革委会的证明信来。没有证明信，口说无凭，什么人来，我也不能交邓小平。我这是执行上级的指示，没有错！”造反派走了，去找县革委会一位副主任。这位副主任，带着人马，向修配厂奔来。他不顾门卫的阻拦，径直闯进了车间。车间陶主任，上前挡住他。罗朋赶来，说你应该先请示县革委会主任。这位副主任只得走了。后来，县委请示省里同意后，给这位副主任以纪律处分。

邓小平和家人的住处 是一幢小楼，原是南昌步兵学校的校长住的，人称“将军楼”。小楼在校园里的一个小坡上，红砖灰瓦，外观较陈旧。楼下是一个过厅，当中放着一张乒乓球桌。邓小平住在二楼的前房，附一间卫生间。楼里没有暖气、热水。想洗澡的时候，邓小平先在楼下把洗澡水烧好，再一桶一桶提到楼上的卫生间去。后来，省委老干部黄知真 得知此事，就安排邓小平一家人 每个周末 到省委招待所 洗个热水澡。不久，邓小平把大儿子邓朴方 接来一起住。   当时邓朴方已瘫痪。他是在两年前瘫痪的，当时他是北京大学的学生，被造反派关在三楼的一间房里。他趁人不备，从窗口跳了下来，摔断了腿，被送往北大校医院抢救。卓琳赶去医院，看到儿子的一条腿折了、下半身瘫痪了。当着儿子的面 她没有哭，但一出病房 眼泪就止不住地流。此后不久，她就随邓小平到南昌来了。在南昌，她收到她妹妹的信，说胖子（邓朴方的小名）已经被送到福利院去了，十几个人住在一个大病房里，很挤。邓小平、卓琳很着急。邓小平就给毛泽东写了封信，说：既然他的病 医院已经不能治疗，已送到福利院去了，那么我们希望把他接到身边来。毛泽东同意了。邓朴方的小姑 坐火车 把他送到新建县来了。   邓小平在这栋小楼里 共住了约两年。

陶铸辞世

1968年8月，在中南海内，一群人闯进陶铸住房内，把他押去开批斗会。陶铸的双手被反剪，脑袋被使劲往下按；但陶铸拼命把头昂起来，随即被一阵拳打脚踢，额头上顿时鼓起几个肿包。这场批斗会 持续了三个小时。9月底，陶铸头晕、想呕吐。医生看后，给了点药。

1969年3月，医生发现：陶铸右上腹，有一个馒头大的包块，遂将他送进302医院。入院后检查，发现他患了胆囊癌，需要立即动手术。陶铸被转到301医院外科 动手术。手术以后，陶铸身体有好转。不久，病情再度恶化。9月下旬，癌细胞扩散，医生说已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只有用止痛剂、麻醉药来减轻痛苦。

10月，中央实施紧急战备的疏散计划。汪东兴对陶铸夫人曾志 说：“可能爆发战争，北京要紧急疏散，陶铸要疏散到安徽合肥。你怎么办，自己决定，随陶铸去也可以，但是去了以后不准与外界通讯，不准与任何人来往；不随他、就去广东插队劳动，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陶铸到合肥后，每月发给他100元生活费（注：约是当时大学毕业生工资的两倍），生活自理。”曾志将汪东兴的话 告知陶铸。陶铸沉思良久，然后表示：“你不要陪同，我自己去合肥。”陶铸临行前，把自己写的《赠曾志》七律一首 赠给与他共同生活了四十余年的夫人：“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陶铸到达合肥后，住进西郊的一个解放军医院，受到特级护理。10月下旬，陶铸的病情恶化。他不能起床，不能吃饭，不解大便。医院给陶铸作了一次检查。检查表明，陶铸的病情已非常严重：肠子粘连，成为完全性肠梗阻。得到上边批准后，决定给陶铸施行手术。但手术没能解决肠梗阻。手术后，陶铸处于肝昏迷状态。1969年11月30日，陶铸告别了人世，享年61岁。医护人员打开陶铸从北京随身带来的那个大箱子，里面几乎都是书，衣物只有几件：米黄色的衬衣、丝棉衣、呢制服。他们称这些衣服为“老衣”，一件一件给他穿上，然后盖上一床白布床单，抬上救护车，去火葬场火化了。

彭德怀辞世

彭德怀生命的最后几年，是在解放军总医院（注：即301医院）南楼第14病区度过的。该病区坐落在外科楼的第四层西南角，是一个“高干”（注：即高级干部）病区，主要收治 相当于副军级以上 有问题的军队及地方领导人。彭德怀的病号为145号。

1973年4月12日晚，彭德怀因便血十余天，且越来越严重，被监护人员搀扶着 走进医生办公室。初诊意见是直肠癌。18日，医院正式向中央专案组汇报：“145号”必须尽快手术，否则有生命危险。专案组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批示：“彭德怀同志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手术不要受到影响，一定要做好。”26日，医院为彭德怀做直肠癌手术，术中发现癌症已转移，随即切除肿瘤，并在左下腹造人工肛门。

此时，杨汉勤医生被调来第14病区 担任住院医生。科室领导告诉他：145号就是庐山上“跌下马来”的彭德怀。科室领导、专案组人员，都对他强调：你是一名医生，任务就是治疗病人；对彭德怀的治疗，该怎么治就怎么治，该用什么药就用什么药，有问题按级请示报告；医护人员进屋查房，不得擅自和他谈话，不应回答与诊疗无关的问题；除有关医务人员及专案组人员外，任何人不得进入该病房；病房里有看守人员24小时昼夜值班，非医疗需要，不让他出病房；要注意保密。   杨汉勤接班后，认真地听了交班医生的介绍，又仔细地研究了彭德怀住院以来的病历。然后，他来到彭德怀的病房。这间房 有十余平方米，门窗紧闭着。房间里除了几本《毛泽东选集》及几张过时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外，显得空旷。彭德怀穿着一件旧的黑薄棉衣，脚上蹬着棉布鞋，未穿袜子。他面色铁青，呆呆地坐在椅子上，双手插在袖筒里，目光呆滞。彭德怀见来了个新医生，就指着床头病历卡片说：“我不叫这个‘145号’，我是庐山上那个彭德怀！”没有人搭腔。

杨汉勤医生分管六、七个病人，其中也有受到冲击的将帅，但都比较安静；只有彭德怀的病房里，有时会响起他的吼声。杨医生看到：彭德怀 有时独自流泪，有时仰天长叹，有时念叨着旧事，念叨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的名字。杨医生曾听到彭德怀说：“说假话，搞浮夸吃香；说实话，讲真话有罪。世上哪有这样的道理？”“说我怀有什么阴谋，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有目的……都不对。但我是有准备的，准备什么呢？准备开除党籍，准备和老婆离婚，准备杀头！”“你说我像猛张飞，既有其粗，亦有其细……可是因我的一封信，几段发言，你这么大的火气？是不是‘万岁’听得多了？……我不喊你‘万岁’，我祝你健康，长命百岁！”“我彭德怀有错，可也有功，功一面，错一面，总可以吧？但不能说我革命一面，反革命一面！……否定我彭德怀事小，否定历史，否定事实，否定真理，否定党的原则事大！”“我从来不怕死，我可以毁灭自己，但决不出卖自己。”

彭德怀体内的癌肿已侵犯到肩部，因此肩膀肿得厉害，也很痛。医院拟进行放射治疗。在取得专案组 以及他的大侄女彭梅魁 同意后，开始对彭德怀实施放射治疗。医生查房时问他：“肩膀和腰部的疼痛减轻些了吧？你要坚持放疗。”他回答说：“我顶得住。肩是压不垮的，腰杆子是直的。为什么迟迟不给我定案？我彭德怀有什么罪？我这样死，死不瞑目！”有时，他怒火中烧，对看守战士大声说：“我要憋死了！我不在这里坐以待毙！快放我出去吧！”“我要见毛主席，不然你们也把我开除出党吧！拉出去枪决好了！好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说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后来，癌症已扩散到肺、脑等部位，他痛得用牙咬破被子、床单，然后将它们扔在地上。护士只得一次次更换床单、为他更衣、擦澡。他把输液针拔掉，看守战士阻止他，他喊道：“我不用毛泽东的药！”给他喂食物，他把食物打落在地，喊道：“我不吃毛泽东的饭！”他时而消沉烦躁，时而呆呆地凝视思索，时而暗自垂泪，时而又破口大骂。医生、护士安慰他：“情绪不要过于激动，思想不要考虑太多，以免影响身体。”他两眼盯着专案人员、看守战士手里的笔记本，把声音提得更高，说：“你们记吧！就说我有意见，有气。要是把我现在的一切反映到中央，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我真不知道该怎样感谢你们才是！”夜深时，他曾在梦中大喊：“消灭敌人！冲啊！同志们……”接着是很长一阵咳嗽。   彭德怀全身疼得越来越厉害。他骂道：“妈个×，疼得受不了，干脆死了算了。”经常到半夜12点多 还睡不着，护士就按医嘱给他吃一片止疼药、两片安眠药。  早饭后，他会拉稀，护士送来樟脑汀 喝下。

1974年9月2日上午，彭德怀病房里 来了两个专案组人员。两人看着躺在床上、身体瘦小、面容干黑的彭德怀说：“我们今天来向你传达叶副主席指示，问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彭德怀舌头僵硬，讲话已很困难，他断断续续地说：“毛主席发展了马列主义……周总理，我们相处三十多年，他是我们党内最能掌握和运用毛主席思想策略的，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一定能胜利。……我自己犯有很多错误，但我不搞阴谋诡计，在这点上我是清白的。……我们的国防建设，战略防御设施不完备，国防工业和科研跟不上，这是我最担心的。只要我们有计划，有准备，敌人的物质力量是可以战胜的。……已经审查我八年了，现在还没有做结论。”

11月初的一个晚上，医生来查房，彭德怀的背 痛得厉害，张着嘴呻吟道：“为什么今天这样疼，疼得厉害，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好。”剧烈的疼痛造成全身抽搐，他烦躁不安，脉搏加快，呼吸急促，口唇发绀。医务人员全力抢救，但终因他全身多个器官衰竭 而进入半昏迷状态。11月4日，医院征得专案组及他侄女的同意，给他做气管切开术，以维持最后的生命。他不能说话了。他常常侧过头去，眼泪流在枕头上。他那瘀肿的布满着血丝的眼睛，总是睁开着。咕噜咕噜的声音，从他胸腔 经气管套筒 传出来。

11月29日是彭德怀生命的最后一天。当医护人员给他吸了痰，他突然用那枯瘦如柴的右手在空中比划着，张着嘴“啊、啊”地想叫喊。睁大眼睛看着这个世界。然后，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76岁。护士按常规 为他作最后一次擦洗、更衣，用一条白床单罩在遗体上。
彭德怀辞世时，头脑仍是清醒的，但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为他送行。彭德怀有过几次婚姻，但结局都不好。1918年，18岁的他 与青梅竹马的周瑞莲 订婚，但不久他即离家投军，去寻找“穷人的道理”。两年后，周瑞莲的父亲因债务被逼死，她为反抗卖身抵债 而跳崖身亡。   1921年，当他看到一名年仅13岁的青楼歌女张素娥 因为坚持“卖艺不卖身”而遭受毒打时，当即与朋友们一起凑了170块大洋 给她赎了身。她见彭德怀没有相好的，表示情愿服侍他一辈子。但彭德怀给她买了船票，送她回家了。   1922年，24岁的湘军军官彭德怀，在亲友撮合下 娶了一个不满12周岁（冒充14岁）的货郎之女刘细妹，他给她改名刘坤模，让她放足，还教她读书写字。1928 年，彭德怀发动平江起义时，让她回家，答应革命胜利后去接她。此后，刘坤模漂泊辗转，与彭德怀失去了联系，后来在汉口 另嫁他人，生有一女。1937年，她从报上得知 彭德怀已经是八路军副总司令，便修书一封，上写“平型关彭德怀收”。这封信，竟然被彭德怀收到了。他把她接到延安。她告诉他：自己已另婚 并育有一女。两人没能破镜重圆，彭德怀对她说：“这不能怪我，也不能怪你。”刘坤模后来又嫁给了陕甘宁边区银行的一名处长。   此后，彭德怀还有过几次情感风波，但都未成正果。其中一位是外国人，事情发生在延安。彭德怀对这位洋妞说：“我是打仗的，随时都要上前线，且准备牺牲，战争是长期的和非常残酷的，所以我们不能相爱。”可对方听了，越发觉得老彭英雄，说：“我爱你！为你，我不怕任何危险！”老彭竟回答说：“你爱我，我很感激，可我不爱你呀。”   1938年，彭德怀在延安娶了20岁的北师大学生浦安修。婚后无子女，但感情尚好。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打倒后，浦安修要跟党走、而与彭德怀各走各的道。史学家翦伯赞来劝，但没有用。最后彭德怀拿来一个梨，切开了，问浦修安 要不要分着吃（注：“分梨”与“分离”同音），浦修安犹豫再三，还是拿起梨子，几口吃完，捂面而去。正式的离婚手续没有办过，但她此后一次也没有来看过彭德怀。文革中，北师大揪斗彭德怀，把浦安修也抓来陪斗，彭德怀喊道：“我和她早就分离了，她是无辜的！”但浦安修还是受了皮肉之苦，差点自杀。彭德怀住院，直到辞世，她一次也没有来过。
彭德怀在世时，一直与朱德关系深厚，两位老总 常在一起下象棋。同样是吃子，朱老总是先用自己的子 将对方的子扫开，再拣出棋盘，把战利品排成一溜。而彭老总吃子的模样 挺吓人：把自己的棋子砰然砸在对方棋子上面，然后从下面弹出来。彭老总经常悔棋，他一悔棋，朱老总就抓住他手腕，圆睁眼睛叫道：“不能赖棋，放下！”彭老总则梗着脖子说：“你是偷吃，不算。”朱老总会说：“吃你的子，还要发表声明吗？战术不行就不行嘛，悔棋算啥子。”警卫员们 都看着这两位老元帅笑。

贺龙辞世

贺龙、薛明是在1967年初 被送到北京西山一个独立住宅 隔离居住的。贺龙对薛明说：“我没想到把我看成这样的人。……别人不了解我，难道他周恩来还不了解我？看来周恩来的处境也很困难了。……我在旧社会见过各种人，碰到过各种主义，选择来选择去，最后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从此以后，我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共产主义。两把菜刀闹革命、北伐、南昌起义、湘鄂西、陕甘宁、晋西北，谁不知道我贺龙？毛主席不是还赞扬过我吗？我要回去，找他们算账。”但他是被隔离在此，并不能自由外出。   贺龙心情很坏。一天，贺龙用手杖敲着一张报纸上的林彪头像，愤怒地说：“你这个卑鄙的家伙，为什么不准我革命？你这个家伙，心虚得很，怕别人攥着你的把柄！”“党内出了奸臣，这个奸臣就是你。”又转身对薛明说：“江青也是个整人的家伙。你看报纸上那一套都是他们搞的。他们是要把老同志都搞光，搞得毛主席身边没有人了，他们好大换班！”在谈到康生时，贺龙说：“这个人老奸巨猾，做尽了坏事。”这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正进行夺权，报纸发表一篇篇社论 欢呼夺权成功、革命委员会成立。贺龙说：“他们夺谁的权？这些老干部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是有功的嘛！是为无产阶级掌权嘛！都叫他们给夺走了！……现在搞成这个样子，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他又说：“我几十年拼死战斗，一辈子戎马生涯，在生死关头，在最困难的时刻，都跟着党，从没有二心，我本来就是在共产党最背时的时候参加党的，所以，无论多么背时我都不怕。”   贺龙患有糖尿病，经常会口渴，但他和薛明 每天只得到一壶饮用水。水不够用，他们只好在下雨天，把水盆、脸盆甚至水杯都拿到门前去接雨水。一次雨下得大些，贺龙、薛明抬着盛满雨水的盆子往回走，脚下一滑，贺龙摔倒了，扭伤了腰，接下来的18天内不能活动，大便也解不出。薛明用备用氧气袋上的橡皮管，给贺龙灌肠，总算使贺龙的便秘有了缓解。

1967年9月，政治局碰头会作出决定：成立“贺龙专案组” 对贺龙立案审查，由康生负责。康生说：“贺龙的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二变’的问题。” 他说：第一个“变”，是贺龙在1966年搞“二月兵变”；第二个“变”是贺龙在历史上有“叛变未遂”。   这后者的起因 是原国民党官员的一个子女 于1967年2月给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贺龙在1933年与国民党特务熊贡卿（注：他是贺龙的早年友好）接头，商谈叛变事宜。   其实，蒋介石派熊贡卿 劝降贺龙，倒是确有其事，当时的湘鄂西中央分局 曾给中央一个报告，说：“去年12月蒋介石曾派一代表熊贡卿来游说贺龙同志，企图收编，熊先派梁素佛来，贺龙同志首先即发觉和暴露来人之阴谋，认为是侮辱，提到中央分局。我们为要得到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及四方面军之破坏工作的消息，遂允熊来。据熊说蒋已派四个人（有两个是浙江人）到四方面军去，中央苏区亦建立多年工作，此等人均做上层收买工作。我们乃将熊事公开，举行群众审判枪毙之。”   然而，康生指点专案组：要设法搞清贺龙与熊贡卿“议妥”的具体内容是什么，要解决既已“议妥”为何又杀熊贡卿的问题。于是，专案组把贺龙过去的一些下属、家乡的亲友关押，刑讯逼供。有一位将军受刑不过，最后按专案人员的口授，写下了贺龙与熊贡卿“议妥”的叛变条文。几天之后，贺龙当年的又一个老部下 也被屈打成招，证明贺龙杀熊贡卿是被迫的，是红3军广大指战员强烈抵制的结果。  

在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 他不保贺龙了。于是，专案组提出：对贺龙搞“面对面的斗争”。但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认为：贺龙的“脾气大”，改为“背靠背”，于是列出了一个问题单子，让贺龙书面回答。这个问题单子到了贺龙手里后，贺龙狠狠地把单子往桌子上一摔，吼道：“真是活见鬼！哪里有这种事。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白日撞见鬼了！”一连几天，他怒火中烧，吸烟很多，在屋里走来走去。他打开笔记本，写了好几个“冤枉”。

天气转凉后，贺龙盼着周恩来派人来接他，这是周恩来答应过的。但是，日子一天天过去，不见有人来。贺龙对薛明说：“总理没有派人来，说明总理已无能为力了。党内斗争这么复杂，可能总理也相当困难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全国都搞成这个样子，难道他不知道？我现在理解总理当时同我谈话时的心情和他所说的一些话了。他也不得已啊！我们当时住在他家里，林彪、江青那些人会不攻他？”贺龙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坏，疲乏、心慌、头昏、脉搏极不规律，睡眠不好。他本来就患有高血压、糖尿病。薛明给中央办公厅写信，请求治疗。此后，来了一名医生 定期给贺龙开些药。贺龙曾被送进医院，住过几天院。

1969年5月上旬，贺龙连续摔倒七次，这是糖尿病 病情恶化的征兆。薛明多次要求给他检查血糖、尿糖，但始终没有得到同意。5月24日晚，贺龙又摔倒了。醒过来后，听见窗外的哨兵在唱《洪湖水浪打浪》（注：这是一首描述贺龙领导的洪湖革命根据地人民生活的一部电影的主题歌，在人民中流传很广）。贺龙对薛明说：“谁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谁在人民面前犯了罪，人民也绝不会饶恕。”   6月8日下午，贺龙血压降低，上腹部剧烈疼痛。驻地的工作人员、医生向上级报告。四小时后，来了两个专科医生，他们将贺龙的尿样送去化验。他们又给贺龙输了高渗葡萄糖。当日午夜，医生向上级打电话 要求送贺龙进医院抢救。9日晨5时许，专案组人员、三○一医院的医生、护士来到贺龙住处。他们做了检查后，向医院请示。7时许，医院答复说：“可以送来。”贺龙说：“我没有昏迷，我不能去住院，那个医院不是我住的地方！”但医生坚持要送去住院。贺龙问薛明：“我去住院，你呢？”薛明说：“我当然跟你一起去！”上午9时 贺龙入院，10时半 开始治疗。10时55分，贺龙的血压下降到70／40。11时半，主治医生提出组织有经验的专家会诊、抢救。下午1时半，专家会诊开始进行。两小时后，贺龙辞世，终年7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