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复兴记》主题节选本之五《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后后》（作者：茅民）第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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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解放老干部

为二月逆流平反 

林彪出逃后，毛泽东为“二月逆流”平反。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一些负责人时，用手指着叶剑英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你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搞清楚。”周恩来插话说：“后来杨成武搞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也是树林彪的，李作鹏搞了一个讲话就更厉害了，简直不像话了。”毛泽东接着说：“问题搞清楚了，是林支持的，搞了一个什么‘五一六’，打倒一切。搞得这一些人不能够检讨到家，抬不起头来。八届十二中全会，陈毅尽往自己身上泼脏水，我说你不要讲了。杨勇是怎么一回事？廖汉生为什么要抓？杨勇这个事情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对我说过，事后又不承认。……人还是少杀一点好。我们对反革命不杀，保存起来对党有益，因为他们是活证据嘛。国民党抓刘少奇、审判刘少奇的人，抓陈伯达、审判陈伯达的人还活着，这些都是证据嘛。”   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对前来商谈工作的周恩来、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传达一下。”叶剑英赶到病床前，告知病危弥留的陈毅。然而，陈毅已经不省人事，几个小时后便与世长辞了。（注：陈毅最初因右下腹盲肠部位急疼，被301医院诊断为 阑尾炎亚急性发作，于1971年1月16日做切除阑尾的手术。但腹腔打开后，发现陈毅的阑尾是好的，真正的病因，是靠近肝曲外的结肠癌，并已有局部淋巴结转移，侵及附近肝脏。1972年1月6日，陈毅因结肠癌扩散辞世。）陈毅辞世后，按照周恩来与几位老帅商议的意见，出席追悼会的将会有周恩来、叶剑英、张春桥、李先念等人，由叶剑英致悼词。周恩来说：因天气太冷，江青、宋庆龄不参加。但江青表示可以参加。1月8日，周恩来在审查 悼词稿子时，加上了一句：“有功亦有过，但功大于过。”毛泽东删去了周恩来加上的这段文字，批示道：“功过的评论，不宜在追悼会上作。”1月10日中午，毛泽东突然决定 出席陈毅追悼会。他平时在住处只穿睡衣，这天他在睡衣外 罩上一件大衣，就冒着严寒 来到八宝山追悼会现场。他对张茜（陈毅夫人）流着泪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立了功劳的。”“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毛泽东又当众提到邓小平，说邓小平和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注：意指刘曾叛变，而邓无历史问题）。在场的周恩来 立即暗示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的话 传播出去。

邓小平复出

林彪出逃前后，邓小平正在 南昌市郊区的一个修配厂 劳动。他的儿子邓朴方也同住在那里。他发现1971年国庆节的报道中 没有了林彪，就对父亲说：可能林彪出事啦。但邓小平还是像往常一样 只听不语。邓小平这个人，平时说话很少。11月初，邓小平参加劳动的修配厂 通知他和卓琳 去工厂，听中央文件的传达。他俩像往日一样，换好胶鞋，拿着雨伞，到工厂去了。全厂职工，共八十余人，都坐在工厂食堂里，一排排地坐着。邓小平就近落座。厂长罗朋 招呼道：“老邓，你耳朵听不清楚，坐到前面来！”邓小平、卓琳移至第一排坐下。传达的中央文件，是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报，及其罪行材料。文件念了两个多小时；全场人 大气不出地 听了两个多小时。传达完后，宣布各车间讨论。在修理车间里，工人们讨论着，但邓小平一言未发。陶主任向罗朋建议，让老邓把文件拿回去自己看吧。就这样，邓小平带着文件回到家里。

不久之后，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前天，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而在叶群向我叙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间写的‘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毛泽东看了邓小平的信后，批示道：“请总理阅后，交汪主任印发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一）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二）他没有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三）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过，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周恩来看到毛泽东的批示后，当即指示汪东兴：立即照办，将毛泽东的批示连同邓小平的信 印制若干份，分送政治局各委员。周恩来又以中央的名义 通知江西省委，宣布立即解除 对邓小平的监督劳动，恢复其党组织生活，搞一些参观访问、调查研究形式的活动。他又批示 将邓小平原来的工作人员、秘书调回他的身边。

1972年12月17日晚，周恩来来到毛泽东住处，谈到关于老干部的问题。毛泽东在谈到谭震林时说：“还是个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次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要他们具体承办 让谭震林回来一事。他同时提出：邓小平同志一家 曾要求做点工作，请你们也考虑一下，主席曾提过几次。   随后，周恩来又把他们两人找来，面谈邓小平复出之事。几天后，纪登奎、汪东兴写出了 恢复邓小平副总理职务的建议信，报周恩来。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得到了同意。1973年2月，中共中央通知邓小平一家回北京。紧接着，毛泽东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会议上，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我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由此，邓小平被任命为副总理、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重新出来工作。

大批解放老干部

从1972年起，毛泽东先后在一批受打击的老干部或其家属的来信上 做出批示，解放了一批老干部。他同意 陈云、王稼祥进行经济和外事调查工作。他指示 对罗瑞卿、谭政、杨成武、李一氓、苏振华、林枫、叶飞、吴冷西、舒同、郭化若、李卓然、何长工、白坚、李克如、贺诚、许涤新、范长江、江一真、李一夫、柴沫、林铁、陈丕显、刘景范等人，或予以释放、或解放 恢复工作、或按照人民内部矛盾酌情安排。

当时，很多老干部年岁渐高，其中一些人陆续去世。第一机械工业部 部长陈正人，于1972年4月5日上午 突感胸部不适，便去北京医院看病。经检查发现 他的冠状动脉供血不足，病情严重，应立即住院。但按规定，北京医院不能为高级干部 进行保健医疗，因此他不能在那里住院，只得回家。当晚，他在家中 心绞痛发作，大叫一声后 失语。急救车赶到、送进医院抢救，但第二天凌晨 即去世。 4月16日，内务部部长曾山 心脏病突然发作，当夜便去世了。陈毅（1972年1月去世）、陈正人、曾山几位老干部的接连去世，触动了周恩来。他要求卫生部：把所有老干部，不论当时是否已“解放”，一律立即接回城市 检查身体；凡有病患者，一律保证住院治疗。与此同时，他还指示全国政协机关，对上层爱国民主人士的医疗、生活状况进行调查。  
4月22日，经周恩来审查批准，《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社论说：“除了极少数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敌人和屡教不改、不可救药的分子外，对一切犯错误的同志，不论老干部、新干部，党内的同志、党外的同志，都要按照‘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采取教育为主的方针。”社论强调 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要求排除干扰 积极落实中央关于干部工作的指示。随后，全国其他报刊 相继就落实干部政策问题 发表文章。

7月20日，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子刘淑清写了一封信 给毛泽东，反映她的丈夫1968年2月至1972年6月 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期间 所遭受的虐待。她的信，由她在外交部工作的女儿刘润芬 通过经常与毛泽东直接接触的王海容、唐闻生，转交给毛泽东。12月18日，毛泽东在信上批示：“请总理办。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当天，周恩来指示 李震、杨杰、吴庆彤三人：“请你们联合起来办三件事：一、将刘建章保外就医。按他身体病状，或送阜外医院，或送工农兵医院，并通知其妻刘淑清及其子女家属去看望刘。二、将刘建章全案结论抽出送国务院先念、登奎同志批。三、请公安部会同卫戍区将我在国务院当面提出过的要清查北京监狱待遇问题，再在年内做一次彻底清查。凡属主席指出的‘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和虐待、殴打都需列举出来，再一次宣布废除，并当着在押犯人公布。如有犯者，当依法惩治，更容许犯人控诉。各事办好，请分别报来。”此后，秦城监狱经过整顿，在押人员的居住、饮食、医疗卫生条件 都有所改善。7月，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解放干部问题，他强调：“‘文革’期间，在抓叛徒问题上严重地扩大化了，造成了许多冤案。要有个原则的政策界限，有利于解放干部，落实政策。”他要当时中央主管组织工作的纪登奎 起草《关于处理叛变自首问题的决定》，主张“先放人，后结论”、“有（他人）口供，无证据的，相信本人交代”、“中央、毛主席作了决定的结论暂不动，放出来再复议”。

1973年1月，毛泽东就解放老干部问题 说要“各得其所，以礼相待，刀下留情”。这更为解放老干部 敞开了大门。之后，中央提出几条原则：犯“走资派”错误属于好人犯错误；解放、使用老干部的步骤是“结束审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原工资照发，分配工作”。这样一来，一大批 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 重新走上了领导岗位。当时，被打倒的领导干部的数目很大：截至1972年8月，受审查而未解放的 党政副部长级以上的高级干部 还有291人；被立案审查的省级干部就更多了，仅四川、吉林、湖北、陕西四省 即有5557人。1973年7月，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几天 讨论了党、政、军三个系统上报的300多人的名单。对其中的部分人员的解放问题，江青等人极力阻挠，会上争论得非常激烈。事后，叶剑英作诗《过桥》，抒发自己的感受：“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感谢牵骡人，驱驼赴前敌。”这牵骡人是周恩来。
除了高级干部之外，钱学森、华罗庚、李四光、姚雪垠等一批著名知识分子也获得解脱。这也延伸到文化、教育、科技、卫生等部门。当时，毛泽东对周扬一案 批示道：“似可以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不出半个月，因“周扬案”被关押、监护的人员均已释放，其中林默涵等31人分配工作，夏衍等20人被“养起来并治病”；给他们补发了原工资，是党员的 恢复了组织生活。

1973年底，毛泽东在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时，再次肯定朱德是“红司令”，然后又说到贺龙，他说：“我看对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当时我对他讲了：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不过这个人经常身上有武器。”周恩来插话说：“一支小手枪，后来交了。”毛泽东说：“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注：1974年9月底，中共中央发出了《关於为贺龙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   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说：“杨、余、傅也要翻案呢，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小平讲，在上海的时候，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他不满意。我赞成他。也是听了林彪的话，整了罗瑞卿呢。……有几次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呢。”

对于被专案审查的重要人物，党中央、毛泽东于1975年4月初 批准释放其中的大部分。对于释放杨尚昆、薄一波，毛泽东批示道：杨安置到山西，薄安排到河南，安置在中等城市、靠近医院、条件较好的地方；在中央未作结论前 暂送一般文件和报刊看；不限制本人活动，家属可去看望；安置后由省委负责管理。   4月上旬，中央专案工作会 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确定，从5月开始放人，要求在释放时 做到“不声不响、默默无闻”，以免在党内外、社会上引起震动。这次集中释放的专案审查对象，共有近二百名。   彭真被安置到 陕西商县干休所，李运昌 到山西长治，刘澜波 到山西忻县，王从吾到湖北孝感，等等。此项工作至1975年7月基本结束，绝大多数被关押的审查对象 被释放了出来。   至此，绝大多数在文革中受冲击的干部都得到了解放。在福建省，到1972年5月中旬，3060名省管干部中，已解放的为2710人，其中到领导班子任职的为2044人。在湖南省，下放农村、厂矿和“五七”干校的近8万名干部中 有90%分配了工作；原省管干部解放了92%，结合到各级领导班子的为84%。在山西省，到1973年上半年，省、地两级管理的干部已解放97%，其中已安排工作的占98%。

江青闹事

1972年3月5日晚7时许，江青让秘书通知周恩来、叶剑英、纪登奎、汪东兴、张春桥、姚文元 马上到钓鱼台17号楼来，说出了大事情。周恩来到达时，江青正在当着纪登奎、张春桥、姚文元的面，指责她的女护士赵柳恩 要毒害她。她要纪登奎 找女护士 谈话，要她坦白交代 谁是她的后台。纪登奎 就去找女护士 谈话。见此，周恩来劝道：“江青同志，有什么事慢慢说，不要激动。我们都来了，有事能讲清楚。”江青说：“不是我说，而是要审判罪犯！”这时，隔壁房间传来赵柳恩的哭泣声。一会儿，纪登奎回到会议室，对大家说：“小赵边哭边说，都是按常规准备的安眠药，没有犯什么罪。”江青听后，大叫起来：“这个小东西想要赖，要她坦白交代。”周恩来说：“还是由汪主任去谈好一些，要小赵冷静下来，认真地谈清事实。”   赵柳恩见到汪东兴，抽噎着说:“江青同志用的安眠药是按医生的嘱咐准备的。每天睡觉前安眠药分三次服用，晚饭时服一次，临睡前服一次，万一睡不着再服备用药一次。昨晚她没有睡好，把备用药服了。她起床至中午饭后都没有事，到晚上快七点了，不知从何想起，说有人要毒害她。不一会儿，就说我毒害她。还说有‘后台’支持，大发脾气。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汪东兴听完小赵的话，没有多问，就回到会议室，把小赵的话对大家说了说。江青立时跳了起来：“小赵不老实，想逃避罪责，不要再谈了，马上进行审问。”周恩来说：“还是用集体谈话的方式好。”大家都表示同意。江青说：你们都一致要谈话，那就要赵柳恩、杨银禄（江青的秘书）、周金铭（江青的警卫）站在我们的对面 答话。   谈话开始。这三位获罪的人 坐在那里，一声不吭。江青厉声说：“你们要坦白交代罪行，交代你们怎么合伙毒害我！谁是你们的后台？坦白从宽处理，不坦白从严处理！”周恩来对江青说：“你冷静些，还是让他们三人先说。”赵柳恩说：“刚才纪政委和汪主任同我个别谈过了，我是按常规准备的药，根本没有想毒害谁。”江青说：“你说，谁叫你给我多服一次剂量大的毒药？你们三个事先商量过没有？”赵柳恩以抗争的口吻说：“我没有毒害你，我是按常规准备的药。我每次都多准备一次药，怕你万一睡不着，可以再服一次，而且每次的剂量都一样。我也没有同杨银禄、周金铭商量过。”江青见赵柳恩竟敢顶撞她，拍着茶几 跳了起来，朝门外吼叫：“来人哪！”从门外进来一名军人，江青命令军人：“你把她的领章、帽徽给我摘下来！”周恩来大声喝住了军人，挥手叫他退出去，并对张医生说：“这里没有你的事，快出去！”此时周恩来站起身来，朝坐在他右侧的江青说：“江青同志，你不要这样激动嘛！事情还没有搞清楚，你怎么能这样！”沉静了一会儿，周恩来又让杨银禄、周金铭讲一讲。杨银禄平心静气地说：“我作为党支部书记，工作上有缺点我负责任，但绝没有商量毒害江青同志的事，请组织上调查清楚。”周金铭也争辩说：“我是组织上派来的警卫人员，负有保卫江青同志安全的责任，哪能商量毒害江青同志，这是绝对没有的事，请领导查明。”但江青仍不甘罢休，说：“你们不交代罪行，反而说是保卫我的，没有商量毒害我，那么，安眠药是谁放进来的？看来你们是不敢交代后台。送公安部审问！”周恩来说：时间不早了，已经十二点多了，今天就到这里吧！让他们回去想一想。江青说：“不行，要叫他们作检讨！……为什么总理那里的大夫、护士都那么好，为什么不给我派好的？又说小许（注：指周恩来的护士许奉生）就很好。”   周恩来听后，离开会议室，让卫士高振普 回西花厅（注：周恩来住处），把自己的护士许奉生 接过来。  高振普找到小许，对她说了说事情的来龙去脉。小许一听 要自己到江青身边工作，就哭了，说：“不去，不干！”高振普说：“那怎么行呢？你先去吧！总理在那里等着呢。”约十多分钟后，小许来到钓鱼台17号楼，只见她手里提个小包，低着头，进了楼。高振普 看到她的眼圈已哭红了，就让她 先到洗手间去 用冷水洗把脸，然后再进去。高振普拉开会议室的门，让她进了会场，高振普等在外面。两、三分钟后，会议室的门开了，是小许。她边笑边说：“她不要我了，说我太紧张，手那么凉，一拉手吓了她一跳。”高振普说：“那你快走。”小许飞快地上了汽车，高高兴兴地回了西花厅。   在会议室里，周恩来说：“今天可以散了，叶剑英同志该休息了。”江青说：“叶剑英不能走！还有颐和园军代表的问题。他们不可靠，要把他们抓起来。前几天，我到颐和园走走，园内的军代表对我进行刁难……我看他们不像军代表，像便衣侦探。”叶剑英说：“我对情况还不了解，待我把情况了解清楚以后再说吧！”周恩来说：“这件事情让有关单位调查处理吧。今天大家都累了，回去休息吧！”

散会以后，当叶剑英走到17号楼东门口时，叫住周恩来、汪东兴，说：“今晚我们顶过去了，但她还会无事生非。我们应该把今天发生的事向毛主席汇报。”周恩来说：“我看这件事就由汪主任去报告吧！”几天后，汪东兴见毛泽东饭后 精神很好，就向他报告了这件事。毛泽东听后说：“江青通过整身边的人员，向中央施展她的威风。她其实是指桑骂槐，变着法向总理、剑英和你们要权。你们识破她的用心，顶得好。”“你们要顶得住，不管她施加多大压力，权就是不能交。”第二天，汪东兴向周恩来、叶剑英报告了 他与毛泽东的谈话情况。

三个月后，江青再次闹事。6月11日晚上9时多，江青准备像往日一样 在晚上看电影。 这次点的是一部南斯拉夫电影。也像往日那样 她让秘书杨银禄 打电话给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 让他们来陪看。但张、姚、王都说以前看过这部电影了 就不来了。江青只得自己一个人看电影了。电影看到一半的时候，她警卫员周金铭 同去钓鱼台第9号楼，张春桥、姚文元都住在那里。江青当面问张、姚 以前有没有看过那部电影，得到肯定的回答。江青就让周警卫 回第11 号楼（江青住那里）找电影放映员 查看陪看电影人员的记录。查看结果 果然张、姚 曾陪看过那部电影。周警卫回到第9楼 向江青报告。江青看了记录本后 狠狠把它摔在地上。然后要张、姚一起去周恩来那里。这时已是深夜一点多钟。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各自带着自己的警卫员，来到周恩来的住地。这时，周恩来还没有入睡。江青一进门，就说：“我身边有坏人。杨银禄（注：江青的秘书）、周金铭（注：江青的警卫员，当时在场）都是坏人！他们是汪东兴的人！杨银禄谎报军情，他根本没有给他们（指张、姚）打电话，通知他们看电影，就说他们看过了，这是有意挑拨我和张春桥、姚文元的关系。大周（指周警卫）和杨银禄同流合污，他搞的那个调查是假的。杨银禄是现行反革命，大周也不能用了，都要隔离审查。总理如果不对他们采取果断措施，我就不走了。”周恩来把他们让进客厅，没有说什么话，让他的警卫员张树迎 招待他们，自己立即乘车去汪东兴的住处（注：他们都住在中南海）。他对汪东兴说了说情况。汪东兴说：“又是江青在捣乱。在总理的办公室能抓人吗？有什么罪状？怎么可以随便抓人！这些人归我管，她不用，我可以把人带回。”周恩来说：“你去，我来说，你来处理好不好？”汪东兴上了周恩来的汽车，和他一起回到西花厅。   江青见他俩一起走进客厅，就说：“哦！原来总理去搬兵了啊！”周恩来说：“这件事情我不能处理。安全、人事都由中央办公厅主管，你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向汪主任反映。”江青大声说：“我的秘书、警卫员都是坏人，要抓起来！”周恩来问道：“江青同志，你说杨银禄、周金铭同志是反革命分子，除了今晚看电影的问题之外，还有什么问题吗？”江青答道：“你先把他们抓起来，然后我再给你证据。”周恩来说：“这不行，这样就搞颠倒了。”此时，汪东兴转身走出客厅。出了西花厅，他就叫周金铭上了他的汽车。   到了中南海南楼，汪东兴安顿好周金铭，又驱车来到钓鱼台11号楼，这儿是江青的住处。虽然这时已是凌晨四点钟了，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仍然没有睡，他们在等江青回来。汪东兴 先同杨银禄谈话，把刚才发生的事情 简单地告诉了他。江青处的工作人员都自动围拢过来，七嘴八舌地对汪东兴说：在江青这里，我们没法工作，请你另外派人，我们不干了！汪东兴再三劝慰大家，好不容易才让大家平静下来。清晨6时半，汪东兴、杨银禄 同车离开钓鱼台11号楼，回到中南海南楼。汪东兴立即给周恩来打电话，向他报告处理的情况。直到9点多钟，周恩来终于打来电话 告知汪东兴：“他们（注：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已经回去了。”这样，刚做完膀胱肿瘤手术 才三个月的周恩来，这夜一直被折腾了七个小时。

汪东兴接完周恩来的电话，怎么也睡不着。中午，他到毛泽东那里，把昨夜发生的事情报告了他。毛泽东听后，很生气地说：“我要是总理，就应该拿扁担把江青打出去！”汪东兴说：“那还有两个呢？”“还有哪两个？”毛泽东问。汪东兴答：“张春桥、姚文元。”毛泽东说：“这还了得！这是逼宫，跑到总理府逼宫。”他见汪东兴没有答话，又解释说：“逼宫，就是要总理交权。”（注：汪东兴文化不高）汪东兴点了点头，表示听懂了。毛泽东又说：“江青有多大能耐，随便就抓人，无法无天！”接着问道：“那两个工作人员你打算怎么办？”汪东兴回答：“准备先让他们回团部，过几天，我打算安排他们学习一段时间，然后去五·七干校锻炼一阵再回来分配工作，主席看行不行？”毛泽东答道：“我看这个办法好。江青那里不用再给她派人，她不需要警卫员。”这样，杨银禄、周金铭 就都不再是江青的服务人员了。

几天后，江青打电话给汪东兴说：“汪主任，不派警卫员不行啊！我出门没有警卫人员保卫怎么能行呢？”汪东兴说：“现在没有人啊！找不到人。我这里的人都不合适。”江青又有点上火气了，说：“你不要这样，你的态度不好！……我那两个人你怎样处理的？”汪东兴说：“照主席说的办。这个你就不用劳神了！”江青语塞。

为江青服务是辛苦的。一次，她的服务员李仁庆 见大客厅的门 在开关的时候 老是吱吱作响，就在那里修理。门锁在修时 发出“吧嗒”“吧嗒”的声响，江青听后，惊慌起来，立即把杨秘书叫去，说：“这是什么声音？是不是有人在装子弹？有人企图打死我!你快去把刺客抓起来！”杨秘书发现 原来是小李在修门锁，就叫他快停下别干了。江青听了杨秘书的汇报后，大怒，骂道：“你混蛋！我现在怀疑你和那个刺客是一伙的。我命令你立即给总理打电话，叫总理来处理这件大谋杀案。快去！快去！”杨秘书说 是否让小李来解释一下。江青一听，猛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抓起几条毛巾 狠狠地摔到杨秘书的脸上，说：“你胆大包天，竟敢顶撞我！你可知道我过去是干什么的？我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你骗不了我！快去给总理打电话。你不听我的话，就是不听党的话。”说完，她一屁股坐下。   周恩来到达后，对杨秘书说：“你们都别紧张。这事我来处理。”然后，他与江青在一个房间里谈话。开始时，江青大吼大叫，但不久周恩来的声音也抬高了，压住了江青的喊叫。然后就听不到江青的声音了。一个多小时后，周恩来从房间里出来，然后与杨秘书等五位服务人员说：“你们的工作是非常辛苦的，这一点我很清楚。我了解你们，毛主席也了解你们。你们都是好同志。……今天的事，是小李出于好意。但是，今后要注意，好的动机要有好的结果。不被人理解的时候，要沉住气。你们看在主席、看在我的面子也要好好工作。工作再细致些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