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录自《复兴记》主题节选本之五《文化大革命的前前后后》（作者：茅民）第14章。

周恩来辞世

周恩来的膀胱癌，早在1972年5月已经确诊，但他仍然没日没夜地工作，每天只睡三、四小时。1973年6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预定与越南总理范文同会谈。去会谈之前，他到卫生间去 刮胡子，竟倒在镜台上睡着了。卫士李维信 发现他这样，也不叫醒他，因为卫士知道：周恩来已有三十多个小时没合眼了。突然，周恩来双肩一震，抬起身来，一边抹抹脸，一边喃喃道：“糟糕，迟到了……”就匆匆赶去会见越南总理。   会谈开始了，越方提出过多的援助要求，使会谈十分艰难。周恩来已极度疲惫，他对上水的卫士 小声吩咐道：“给我送条湿毛巾。”女服务员很快就用托盘送来了湿毛巾。周恩来拿过毛巾，在额头和眼窝的部位擦拭、按摩，然后放回托盘上，哑声说：“谢谢。”不到十分钟，周恩来又使眼色要毛巾。女服务员上毛巾时，他小声说：“要热的，热一点。”周恩来一边倾听范文同的说项，一边将热毛巾按在额头上，将毛巾还给服务员时 小声嘱咐：“再热些，要烫的。”服务室里，两名女服务员用滚开的水为周恩来涮毛巾，腾腾的蒸汽凝聚在她们的眼睫毛上。滚烫的毛巾端来会议室。周恩来将热气逼人的毛巾抖开，灼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   会谈从夜里两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其间，每隔十分钟 服务员便送一次 开水涮过的毛巾。会谈结束，总理要走了，两位女服务员放下开水瓶，面对面垂头站着，怔怔地出神。卫士李维信走近两步一看，发现两位年轻姑娘 笋一般嫩的小手，已烫得红红的，掌缘有小水泡，闪闪发光。他不善于跟女孩子讲什么体贴话，显得有点结巴地说：“哎呀，烫这么多泡……你、你们辛苦了。也，也是为工作么……”两位女服务员，哀哀地说：“总理……”她们哭出声来。李维信这位山东大汉，也低下了头。

不久，中央同意医院的建议，对周恩来的膀胱癌 进行手术治疗。解放军305医院的病房大楼底层 有两套宽敞的病房。周恩来用了其中的一套。   手术后，周恩来的身体十分虚弱。有一天，周恩来在散步时，问身边的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医护人员用几句安慰的话 搪塞过去。周恩来长长吁口气，说：“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随刻、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待。”医护人员眼里泛起泪花，说：“怎么讲呢？总理，你叫我们怎么说……”周恩来缓缓地点头，轻声说：“那就不用说了。”

1975年6月的一天，周恩来拒绝医生的劝阻，理发修面，拖着病体，去八宝山公墓礼堂，参加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他走得很慢，努力让步子迈稳，保持好身体平衡。签到后，他朝休息室走去，在门口就呼唤：“薛明，薛明同志！”贺龙的遗孀薛明，闻声奔过来。周恩来抚着薛明的肩膀，声音颤抖地说：“薛明啊，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都六年了，老总的骨灰没能移到八宝山公墓，我很难过啊!”说着，落下了眼泪。贺龙的女儿 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要保重身体啊。”周恩来看着她，一声叹息，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周恩来站在贺龙的骨灰盒面前，接连鞠了七个躬。

到了下半年，周恩来的癌症已经很凶险。他有时痛得紧咬牙关，冷汗淋漓，浑身战栗，但他始终不哼一声。卫士有时会劝道：“总理，打一针吧？”周恩来有时会说：“放段‘洪湖水，浪打浪’吧……”这是以贺龙为原型的一个电影的主题曲。到年底，周恩来又做了一次大手术。至此，周恩来前后共做大小手术13次。   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请示汇报一些重大问题的处理。周恩来的声音 越来越微弱，叶剑英 越坐越贴近他，谈话的时间 也越来越短。终于，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叶剑英仍然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从12月中旬起，周恩来插了胃管，身体下部更插了七、八条管子，作输液、输血、排液之用。他身体下部的膀胱等部位已糜烂了，但他的头脑仍然清醒。卫士们每天给他读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上的参考资料，也让他听广播。有一次，卫士读资料时，注意到周恩来的脸色 陡然变成阴沉灰黄，转瞬间又泛出暗红，汗珠一下子便冒出一层，颗颗有绿豆大小，接着便流淌下来。只见周恩来一次次的屏息，鼻翼张大，嘴唇咧开一条缝，喘息几口，再屏息，但他不哼一声。巨痛过后，他要求吴大夫 打一针止痛针。   一天，卫士看到周恩来的头发蓬长、胡子青灰 有一寸长，劝道：“总理，叫朱师傅来给你理理发吧？”卫士把耳朵贴到他唇际，听到他说：“不，不要了。老朱，他、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会、会难过……”朱德、邓小平、李先念等 曾来看望过周恩来。还有一次，老帅们一起来看望周恩来，他们立在床前，默默地望着他，个个像雕像。毛泽东没有来过。

1976年1月8日晨，周恩来病危。紧靠病床 站着几名为首的专家，另有二十来个专家、医生 在稍后方 环绕四周默立。示波器显示的脉搏越来越弱。9时57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跳动，享年77岁。

1月11日下午，周恩来灵柜 被送往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途经长安街。这天正好是星期天。人们自发地等待在长安街路边，送别这位辛劳一生为人民、委曲求全为大局的总理。二十公里的长安街路旁，站着近百万人。满头银发的老太太双手拄着拐杖；小学生相互扶着肩、踮着脚。所有的人都臂带黑纱，胸佩白花。没有人组织，没有人筹备。近百万人静静地站着，冒着严寒，静候数小时。灵车终于来了。灵车到那里，那里就是一片呜咽声。

周恩来的骨灰，按照他的遗愿，被用飞机撒在中国的大地上。骨灰先送到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装上一架撒农药的小飞机，飞经北京市区、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入海口、山东滨州的黄河入海口时，各撒了一把骨灰。 

1976年2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央政治局通过，华国锋担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天安门事件

周恩来辞世的第二天，中央负责宣传工作的姚文元 对人民日报总编辑鲁瑛 说：总理逝世，没有报道任务，各国的唁电不能占版面太多，唁电的标题要缩小，不要提倡戴黑纱、送花圈，报上不要出现“敬爱的周总理”字样。另外，中央发出指示：各机关、单位、工厂、学校等，一概不许设灵堂、开追悼会，不许佩戴黑纱、白花，不许上街、去天安门广场 举行悼念活动；各报、各电台 对治丧活动不采访，不组织、不发出纪念文章；报道规格“比康老(康生)、董老(董必武)略高”。

尽管中央对悼念周恩来 有诸多限制，但自发的悼念活动 继续进行着。从3月底开始，人们来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摆放花圈、花篮，张贴传单，发表演说，朗诵诗词，抒发对周总理的悼念之情。其中，极个别的人 用隐蔽的语言 表达对江青等人的不满，有人写道：“黄埔江（注：黄埔江在上海）上有座桥（注：“桥”指张春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注：“江”指江青）。江桥摇（注：“摇”指姚文元），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又有人写道：“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还有人写道：“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南京、杭州、郑州、太原等地也出现了类似的悼念活动。

1976年4月4日是清明节，北京人民悼念周恩来的活动 达到高潮。数十万群众不顾禁令，自发涌向天安门广场。当晚，主持政治局工作的华国锋 召集政治局会议，研究连日来 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会议认为：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 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是反革命煽动群众借此反对主席，反对中央，干扰、破坏斗争的大方向”。江青等人提出：清明已过，要连夜把花圈移走，要抓发表反革命演说的人。会议决定采取紧急措施：从当晚开始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标语，布置工人民兵、公安人员 围住纪念碑，阻止群众向那里送花圈、集会，并且调动卫戍部队 在二线待命。联络员毛远新，立即就政治局会议的决定 写了个书面报告 送毛泽东，毛泽东圈阅了这份报告。 
4月5日，人们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当人们发现他们献的花圈被收走了、听说有人被抓，异常气愤，于是要求“还我花圈”、“还我战友”。他们同民兵、警察、战士发生冲突，双方都有受伤的。公安部门出动的广播宣传车、几辆汽车 被打坏，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工人民兵指挥部”被烧。政治局的部分成员 在位于广场西侧的人民大会堂内 现场注视着广场的事态发展。晚上6时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 发表广播讲话，他说：“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我们要认清这一政治事件的反动性，戳穿他们的阴谋诡计……革命群众应立即离开广场，不要受他们的蒙蔽。”晚上9时半，10000多名民兵、3000名警察、5个营的卫戍部队，带着木棍，封锁了天安门广场 不让人进入；他们殴打广场里的群众，并逮捕了很多人。 

4月6日凌晨，政治局在听取北京市委的汇报后，认定这“是反革命暴乱性质”，决定：继续组织民兵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待命、派卫戍部队在市区随时机动；将天安门事件写成材料，通报全国，让各地有所防备。毛远新向毛泽东书面报告了 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同意。 

4月7日，毛远新两次向毛泽东报告情况。毛泽东同意公开发表《人民日报》一个记者 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现场报道。这个报道，把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 说成是“反革命政治事件”，是“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   毛泽东说：“由中央政治局作决议，登报；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   当晚，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了两个决议。第一个决议的内容是：“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第二个决议的内容是：“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一个小时后，中央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这两个决议。 

此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本名苏铸，山西交城人。1935年，就学于 交城县商业职业学校。1938年，参加交城县“牺牲同盟抗日游击队”，化名为华国锋，取意于“中华全国抗日先锋”。1949年8月，华国锋任中共湖南省湘阴县 县委书记、县武装大队政治委员。1951年，华国锋在湖南湘潭 任专署专员、地委书记。1955年秋天，华国锋写了《克服右倾思想，积极迎接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到来》等三篇文章，获毛泽东赏识，在长沙受毛泽东接见。面相忠厚、衣着朴素的华国锋，给毛泽东留下了很好的印象。1959年夏，毛泽东在往庐山会议途中，在长沙约见了华国锋，随后由华国锋陪同 到湘潭（毛泽东故乡）走了一趟。庐山会议结束后，毛泽东提名华国锋 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文革中，华国锋于1968年4月8日出任 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次年，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1973年，在中共十大上，被提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75年，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公安部部长。   毛泽东晚年时 言语不清，常在纸条写出自己想说的话。他在与华国锋谈话时，写过几张字条，其中有“你办事，我放心”、“慢慢来，不招(着)急”、“照过去方针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