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记抗战时我和他一段交谊
听见方豪神父逝世的消息，非常痛悼。这是两年前于野声枢机猝逝罗马的噩音所给我心灵震撼的第二次。宗教界、学术界一颗巨星又收敛了它的光芒，顿觉天宇沉沉，一片漆黑。海内外认识方豪神父的人，闻悉此事，当无不抚膺悲惜，并不止我个人为然。
我和方豪神父的友谊建立甚早，到今已将近半个世纪之久。这就是说当民国廿二、三年间，他尚在宁波神哲学院当修士时，先写信给我，后便以他所著的杨淇园（廷筠）、李振之（之藻）的传记寄给我，考证精详，文笔流畅，实为不可多得的传记文学。我对于这位少年修士便敬佩有加，知道他前途浩瀚无涯，必成学术界的重镇。民国24年，他升任铎职，主教派他在金华、永康、武义、汤池四个县境作传教工作。他一面传教，一面写作，又有多本著作出来，但多偏于天主教名流的传记，尚未及中西交通史的问题。
26年抗战爆发，我于次年随国立武汉大学迁往四川乐山，方神父在浙江金华任天主堂本堂职务。忽一日来信说：敌氛日急，沿江一带陷落，浙省全境均将入敌手。现在金华县城里，稍有能力者纷纷逃亡，形势混乱。主教连生活费都不汇来，教友也大都走避，没个人可以商量，我若困守原堂，不为敌杀亦将饿死。想投奔大后方，但旅费筹不出，奈何！奈何！那时候汇兑幸而尚通，我立刻汇了一笔钱去，并寄了一封快信，嘱咐他立刻动身，不可迟延。
方神父接到我的信和汇款后，取道江西、广西、贵州，辗转而达云南。那时天津益世报已在昆明复刊，他就在报社里任总主笔及副社长，生活才安定下来。方氏自浙抵滇，走的都是旱路，绕了那样一个弯，真可谓“万里长征”，辛苦可想，他沿途常有信给我。桂林十万大山和漓江风景片也附寄来几张，尤其宝贵的是贵州某处宋代党人牌（就是所谓‘元祐党碑’）拓片，可惜这些纪念品都在我后来屡次搬迁中散佚了。
方氏后来又到遵义浙江大学迁校和重庆复旦大学任教，在重庆时，也兼在益世报当编辑。胜利后，他应田耕莘枢机主教之聘，到北平主编公教文化机构各种刊物，同时在辅仁大学教书。41年，我自巴黎回国，教书于国立师范学院，方则在台大教书，我和他通讯垂及20年，这一次才得晤面。
方神父那次若不能逃出金华，饿死倒也未必，不过后来交通断绝，他想撤退到大后方已无可能，为他设想，只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仍留金华原堂执行他司铎的职务，日本人虽凶恶，对于宗教倒并不排斥，况日军中信仰天主教的也不少，常要来堂望祭和告解。许多天主教神职迫于情势，也只好学习日文日语，虚与委蛇，以求保全教产。再者天主教视救灵为唯一大事，不能有敌我之分。方神父又何妨如法炮制。不过他是爱国心极端强烈的人，决不肯在敌伪枪尖下屈身抑志，以图苟延的；那么，他将加入我方游击队和敌人拼命了。他是个神职，于律不能杀人，只好做做救死扶伤的工作，兼为队员尽尽拯救灵魂的义务。游击生活本多艰险，他是个文人，也许饥寒劳顿，会损害他的健康，遇着敌伪围剿时，也许一颗枪弹会夺去他的生命，我说这些话也非纯出虚构，因为方神父以后于偶然间对我说：假如他当时陷身金华，无法出奔，就上山打游击，决不与敌伪合作。倘若他那时不幸牺牲了，那么，以后益世报和其他报刊上许多慷慨激昂，有光有热，足以激民心而厉士气的佳篇，便不会有了。他来台后，所撰写数百万言，煌煌学术巨著，也不会有了。请问这是何等的可惜！我今日说这话，并不敢说方神父的性命是我所援救的。他那时若干著作已相继问世，声名已盛，教会已认定他是个“青年才俊”，定必多方设法，将他接出陷区，不过没有这样快，未免要让他多吃些苦头而已。我这样说，实所谓“贪天之功，以为己功”，实甚可笑。这也由于我器小易盈，不能守“右手行善，勿使左手知”之训。总自觉生平所为事，只有这一件为最有意义，每忍不住沾沾自得——这也难怪呀，这样一个高贵而伟大的灵魂，世上能有几呢？
方豪神父“是一个成功的学者，也是一个成功的宗教家”，这话好像是他同乡阮毅成先生所说，我极以为然。他的关于中国天主教史资料的整理，他的中西交通史、宋史、台湾史的研究，都是不朽之作。听说尚有许多遗书，未曾付刊，希望将来有人整理刊行，庶不辜他一生的苦志。
方豪神父学问基础，实在坚实。他国学的根底，半得之父授，半得之自己修习，文笔之简洁优美，有如精金百炼，一字不能多，也一字不能少。公教教士无不娴习拉丁，由这拉丁一系，自然通达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诸国语文，而法文则更所擅长，他又自修英文、日文，还有若干国的语文，不及备述。有了这多犀利的工具在手，以攻学术堡垒，何城不摧？何险不下？又记忆力天生极强，悟性亦极高，故博闻强记，腹笥渊博。他研究学问所做的工夫，是扎实而又扎实，从来不说一句空话。
胡适先生教学人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而方神父恐怕要有十分证据，才说一分话。所以他的朋友某神职说：别人所写文章，每觉肉多于骨，你的则全是骨头，简直教人嚼不动。他着手考证一件事，必先到处访求珍本、孤本、手迹，跑遍中国图书馆，也跑遍外国图书馆，摄影、摄制显微胶片，若受访者是活人，则用录音机将谈话的音录下来。傅斯年教人做学问，必须“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看只有方豪神父能将这两句话完全做到。胡适之先生又有“为学要如金字塔，既能广大又精深”，方豪神父也把这两句话完全做到了。
至于说他也是个成功的宗教家，我虽忝为教友，却非神职，对于神职界人士的修为，所知实在有限。只知方豪神父教书著作与传道爱人，并行不悖。当我在台北时，每见他穿着破旧单薄的衣服，腋下夹着一个沉重的书包，冒着大风寒去讲道。受他感召而皈依圣教的名流甚多，像香港故徐诚斌主教就其一例。患了脑中风住在医院里，躺在病榻上，不能读日课，就请别的神职读给他听。稍能起立，就在病房里举行献祭。病愈回寓，所有神业未尝有一日之辍。即如去年圣诞夜，他在寓中连续举行三台子夜弥撒，几至晕倒。他之屡次发病，与过于好学，不遵守医诫，常偷着在病床间看书，与爱主心过于炽烈，严格履行他身为神职应尽的职责，或者也有关系——这些话我是不该说的。因为我究竟是个世俗人，宗教家许多作为，我是不大懂的。
我生性奇懒，在方豪神父病前与他不通音信者竟达十余年之久，他受教廷晋封名誉主教并蒙席名号和他之膺选为中院院士，我都未去信道贺。直到去年听说他中风住院才去信慰问。对他说脑中风这种病是不当玩的，这或者是他平日过度用功所致。劝他将书本放下，以侍花养鸟自娱，并养几只小动物陪伴。又劝他既然身体有病，神业也该放松。像他每日念日课，举行献祭，何妨减轻份量，天主是仁慈的，哪会计较呢？这当然又是世俗人的意见，方豪神父只有置之一笑，不会听从的。因在《中副》上读他自述，养病乡下，我既不知其通讯地址又希望不致过份扰他的精神，有好几个月未写信去了。不过总是关心他，总希望得他讯息，常常在有关方面探听他的病情，是否有进步。就在他去世的前两日，我还写信给台北某主教问到他，谁知所得的竟是这样一个大不幸的消息，方豪神父已走完了他71年的旅程，安息天乡了！“人生七十古来稀”，是古人成语，于今医药卫生进步，这句话早推翻了。现代人又说“七十是人生的开始”，我以为这要等数百年后始能实现，现在则未免言之过早，不过像方豪神父的生理状况，若非患有这种危险症候，再活一二十年是不成问题的。他对宗教对学术都有许多辉煌的贡献，也是意料中事。他说做学问要“富贵寿考”，前二字他已做到了，可恨后二字则付之缺欠。我现在只有为教会人才惜，为学术界人才惜，尚复何言！
悼女教育家杨荫榆先生
数月前一位旧同学从桂林来信告诉我说：“女教育家杨荫榆先生已于苏州沦陷时殉难了。”死的情况，她没有说明白，因为这消息也不过从苏州逃难出来的朋友口中听来。只说荫榆先生办了一个女子补习学校，苏州危急时，有家的女生都随父母逃走了，还有五六个远方来的学生为了归路已断，只好寄居校中，荫榆先生本可以随其亲属向上海走的，因要保护这几个学生，竟也留下了。“皇军”进城，当然要照例表演他们那一套烧杀淫掳的拿手戏，有数兵闯入杨校，见女生欲行非礼，荫榆先生正言厉色责以大义，敌人老羞成怒，将她乱刀刺死，所有女生仍不免受了污辱云云。那位同学知道我是一个荫榆先生的同情者，信尾又赘上几句道：“时局极端混乱中，音讯断绝，关于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士，讹传是很多的。像前些日子报载吴门名绅张一麐先生已投井殉节，旋又传他落发为僧，即其一例。荫榆先生的死耗也许同样的不确，劝你不要过于伤感。”前日高君珊先生来嘉定看朋友，谈起荫榆先生，才知道她是真死了。不过并非死于乱刀之下，而是死于水中。是被敌军赐下桥去，又加上一枪致命的。她的尸首随流漂去，至今还没有寻获。死状之惨烈，我想谁听了都要为之发指，为之心酸的吧。
我与荫榆先生相识，系在民国十七八年间。关于她的平生，我曾在一篇《几个女教育家的速写像》中介绍一二。提到北京女师大风潮曾替荫榆先生说了几句公道话。她原是已故某文学大师的对头，而某大师钦定的罪案是从来没人敢翻的，我胆敢去太岁头上动土，岂非太不自量？所以这篇文字发表后，居然吃了人家几支暗箭。这也是我过于爱抱不平，昧于中国古贤明哲保身之道的结果，只好自己骂一声“活该！”
自十九年滥竽安徽大学和武汉大学讲席以来，接连六七年没有回过苏州，同荫榆先生也没有通过一封信。去年四月间忽接她一函，说她想办一个女子补习学校，定名二乐学社，招收已经服务社会而学问上尚想更求精进的或有志读书而无力入校的女子，援以国文、英文、算学、家事等有用学问，请我也签名于发起人之列。七月间我回苏州度夏，会见了我最为钦佩的女教育家王季玉先生，才知道二乐学社系荫榆先生私资所创办。因经费支绌，无法租赁校舍，校址就设在她盘门小新桥巷十一号住宅里。过了几天，我特赴杨宅拜访荫榆先生。正值暑假期内，学生留校者不过寥寥数人，一切规模果然简陋。她虽然想同教育当局接洽一所校址并津贴，但未能如愿。谈起女师大那场风潮，她源源本本的告诉了我。又说某大师所有诬蔑她、毁谤她的话，她毫不介意，而且那也早成过去了。如果世间公理不灭，她所受的那些无理的攻击，总有昭雪的一天。不过所可恨者，她挥斥私财办理二乐学社，而竟有某大师私淑弟子们故意同她捣乱，像苏州某报的文艺副刊编辑某君，就曾屡次在报纸上散布关于她不利的谣言。将女师大旧事重提，指她为专制魔君、女性压迫者、教育界蟊贼、甚至还是什么反革命分子。一部分无识女生受其蛊惑，竟致退学，所聘教员也有不敢与她合作者，致校务进行大受妨碍。荫榆先生言及此事时颇为愤愤，我亦深为不平。咳！荫榆先生死了，她竟遭大日本的“皇军”惨杀了，谁能料到呢？她若不办二乐补习社，则无女生寄居，无女生寄居则她可以轻身遁往安全地点，她的死是为了保护女生而死，为了热心教育事业而死。记得我从前那篇《女教育家速写像》，写到荫榆先生时，曾引了她侄女寿康女士写给我的信几句话来安慰她道：“我们只须凭着良心，干我们认为应当干的事业，一切对于我们的恶视、冤枉、压迫，都由它去，须知爱的牺牲，纯正的牺牲，在永久的未来中，是永远有它的地位，永远流溢着芬芳的。”当时用这“牺牲”字眼，原属无心，谁知今日竟成谶语。她的牺牲，自有其价值，中国一日不亡，她一日不会被忘记的。现在我们一面要学荫榆先生这纯正的爱的牺牲的精神，一面也要永永记住敌人这一篇血账，努力达到那清算的一天！
幽默大师论幽默
现偕夫人来台湾访问的林语堂博士乃笔者所心折的现代作家之一。林氏平生提倡幽默文艺，谓幽默在政治、学术、生活上均有其重要性，德皇威廉为了缺乏笑的能力，因此丧失了一个帝国（见林著《生活与艺术》），故幽默不可不倡。
我们中国人虽然不至像威廉翘着他那菱角胡子，永远板着他那张铁血军人的脸孔，可是说到真正的幽默，我们也还是够不上谈的资格。因此林语堂先生过去曾极力提倡，他所办的《论语》、《人间世》、《宇宙风》一面教人做小品文，一面也叫人懂得什么是幽默的风味。所以他遂被人奉上了“幽默大师”的头衔了。
林氏所倡的幽默究竟是什么东西，恐国人知者尚鲜。即说从前听过林氏解说，事隔多年，恐怕也忘记了。幸笔者手边尚保存资料若干篇，现特录出要点，以供读者参考。按林大师曾在论语某期刊《文章五味》一文云：“尝谓文章之有五味，亦犹饮食。甜、酸、苦、辣、咸、淡，缺一不可。大刀阔斧，快人快语，虽然苦涩，当是药石之言。嘲讽文章，冷峭尖刻，虽觉酸辣，令人兴奋。惟咸淡为五味之正，其味隽永，读之只觉其美，而无酸辣文章，读之肚里不快之感。此小品佳文之所以可贵。大抵西人所谓射他耳Satire（讽刺），其味辣；爱伦尼Irony（俏皮），其味酸；幽默Humour（诙谐）其味甘。然五味之用，贵在调和，最佳文章，亦应庄谐杂出，一味幽默者，其文反觉无味。司空图与李秀才论诗书曰：‘江岭之南，凡足资适口，若醯，非不酸也，止于酸而已，若醝，非不咸也，止于咸而已。中华人所以充饥而遽辍者，知其咸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知此而后可以论文。”
又某期论语有《会心的微笑》，引韩侍桁《谈幽默》一文云：“这个名词的意义，虽难于解释，但凡是真理解这两字的人，一看它们，便会极自然地在嘴角上浮现一种会心的微笑来。所以你若听见一个人的讲话，或是看见一个人作的文章，其中有能使你自然地发出会心微笑的地方，你便可以断定那谈话或文章中是含有幽默的成份……”又说“新文学作品的幽默，不是流为极端的滑稽，便是变成了冷嘲……幽默既不像滑稽那样使人傻笑，也不是像冷嘲那样使人于笑后而觉着辛辣。它是极适中的，使人在理知上，以后在情感上感到会心的甜蜜的微笑的一种东西。”
林大师又曾与李青崖讨论幽默的定义，则可算他对幽默一词所作正面的解释。李氏主张以“语妙”二字翻译Humour谓音与义均相近，大师则谓“语妙”含有口辩上随机应对之义，近于英文之所谓Wit用以翻译Humour，恐滋误会。大师主张以“幽默”二字译Humour者，二字本为纯粹译音，所取其义者，因幽默含有假痴假呆之意，作语隐谑，令人静中寻味……但此亦为牵强译法。若论其详，Humour本不可译，惟有译音办法。华语中言滑稽辞字曰“滑稽突梯”、曰“诙谐”、曰“嘲”、曰“谑”、曰“谑浪”、曰“嘲弄”、曰“风”、曰“讽”、曰“诮”、曰“讥”、曰“奚落”、曰“调侃”、曰“取笑”、曰“开玩笑”、曰“戏言”、曰“孟浪”、曰“荒唐”、曰“挖苦”、曰“揶揄”、曰“俏皮”、曰“恶作剧”、曰“旁敲侧击”，然皆指尖刻，或偏于放诞，未能表现宽宏恬静的“幽默”意义，犹如中文中之“敷衍”、“热闹”等字，亦不可得西文正当的译语。最者为“谑而不虐”，盖存忠厚之意。幽默之所以异于滑稽荒唐者：一、在同情于所谑之对象，人有弱点，可以谑浪，己有弱点，亦应解嘲，斯得幽默之真义。若单尖酸刻薄，已非幽默，有何足取？……二、幽默非滑稽放诞，故作奇语以炫人，乃在作者说话之观点与人不同而已。幽默家视世察物，必先另具只眼，不肯因循，落人窠臼，而后发言立论，自然新颖。以其新颖，人遂觉其滑稽。若立论本无不同，故为荒唐放诞，在字句上推敲，不足以语幽默。“滑稽中有至理”，此语得之。中国人之言滑稽者，每先示人以荒唐，少能庄谐并出者，在艺术上殊为幼稚。中国文人之具有幽默感者如苏东坡，如袁子才，如郑板桥，如吴稚晖，有独特见解，既洞察人间宇宙人情物理，又能从容不迫，出以诙谐，是虽无幽默之名。已有幽默之实。
读林大师的解释，幽默究竟是什么，大概可以明白了。试问提倡幽默是应该的事呢？还是像左派所抨击，厥罪应与汉奸卖国贼同科呢？
陈源教授逸事
一陈源教授的爱伦尼所谓“爱伦尼”就是Irony，有嘲谑、讽刺诸义，相当于我国的俏皮话。说俏皮话要口才灵便，陈氏以爱说俏皮话而出名，口才其实很坏。就是他说话时很是困难。说他说话困难，并不是说他有口吃的毛病，他倒不和司马相如、杨子云患有同样的症候，但他说话总是期期艾艾，好半天才能挣出一句。这里有他好友徐志摩描写为证。《自剖求医》篇说：“我的朋友……说话是绝对不敏捷的。他那茫然的神情与偶尔激出的几句话，在当时极易招笑，但在事后往往透出极深刻的意义，在听着的人心上不易磨灭的。别看他说话外貌乱石似的粗糙，那核心里往往藏着直觉的纯朴……”
因他说话是这样的不敏捷，当和朋友谈心时，他只有永远做个“听者”了。诗哲又写道：“他是那一类的朋友，他那不浮夸的同情心，在无形中启发你思想的活动，引逗你心灵深处的‘解严’，‘你尽量披露你自己’，他仿佛说：‘在这里你没有被误解的恐怖’，我们的谈话是极不平等的，十分里有九分半的时光是我占据的，他只贡献简短的评语，有时修正，有时赞许，有时引申我的意思；但他是一个理想的‘听者’，他能尽量的容受，不论对面来的是细流或是大水。”诗哲并未指明这个朋友是谁，袁昌英告诉我便是陈通伯。
诗人这支笔真把个陈通伯说话的神情活画出来了。奇怪的是陈源教授说话既如此不畅顺，偏偏爱作俏皮话。法国19世纪文坛巨匠法朗士也是爱作“爱伦尼”著称于世，所谓“法朗士无双的爱伦尼。”《西滢闲话》有《法朗士先生的真相》和《再谈法朗士》两文，曾有几段描写。陈氏的文章据徐志摩说他学法朗士“有根”，也许他的爱伦尼是从那个怪老头学来的。不过世间学问技艺都可以学得会，爱伦尼却无法学，我们不如说是根于人“与生俱来”的气质吧。
爱伦尼虽有嘲讽意味，但谑而不虐，受之者只觉其风趣隽永，而不感到难堪。陈氏的爱伦尼则有时犀利太过，叫人受不住而致使人怀憾莫释。像他和刘半农笔墨间的冲突，就是当他尚在英伦留学时，一天介绍这位北大教授给英国某名学者时说：“这就是所谓教授的某先生。”半农听了大恚，以为他有意刻薄。返国后，曾站在反对立场，向陈氏狠狠地开了几炮。不过半农究竟是个厚道人，与胡适先生私谊颇厚，以后经过胡先生的调解，对陈氏便不再存芥蒂。
爱伦尼进一步便是“泼冷水”，这又是陈氏的特长。徐诗哲《自剖》中《吊刘叔和》又有一段描写：“这三位衣常敝，履无不穿的‘大贤’，在伦敦东南隅的陋巷点煤汽灯的斗室里，真不知有多少次借光柏拉图与卢梭与斯宾塞的魔力，欺骗他们空虚的肠胃。但通伯却忘记告诉我们，他自己每回加入战团时的特别情态。我想我应得替他补白。我方才用乱泉比老老，但我应得说他是一窜野火，焰头是斜着去的；傅孟真不用说，更是一窜野火，更猖獗，焰头是斜着来的；这一去一来就发生不得开交的冲突。在他们最不得开交时，劈头下去了一篇冷水，两窜野火都吃了惊，暂时翳了回去。那一翦冷水就是通伯；他是出名浇冷水的圣手。”
陈氏对我们女同事为礼貌起见，俏皮话和泼冷水尚有保留；对留英同学，一向玩笑惯了的袁昌英（兰子）教授便毫不客气，致兰子常受其窘。记得某年夏季，兰子穿了一身白色衣履，陈将她上下一打量，说道：“奇怪，武大医学院尚未成立，白衣天使倒先飞来了。”兰子对写作热心非常，有时为努力写一篇文章，妨碍了吃饭的胃口，刘南垓背后笑她拼命想做作家，以为不值得。陈氏冷冷地说道：“莫为她担心，我看她有十条命也愿意拼的。”刘问何说，他道；“你没听说‘拼命吃河豚’那句话吗？作家的味道胜过河豚当不止十几倍，岂不值得拿十条命来争取？”兰子常埋怨她所在“一区”离文学院太远，虽有交通车，上课究嫌不便。陈说：“我看你呀，顶好去学古仙人的什么缩地术，把你的家搬到文学院的顶上，不过那时你又要叫嚷上下的麻烦了！”兰子对学生的奖励有时嫌太滥。一个自命青年诗人，诗却并不好的学生，呈她阅一首求爱长诗，她赞叹道：“这首诗写得这么缠绵婉转，嫦娥读了恐也会思凡下界，何况人间女郎？”陈氏道；“那么，我想你劝劝你那位高足，且莫把这首诗发表，替我们留下这个清辉万古的月儿罢。”兰子不解，问其缘故，他说：“我怕那个曾射落九个太阳的后羿先生一怒之下，又要弯弓来射月哩。”这都是兰子对我说，或我从别处听来的。想陈氏说的话更加隽永有味，可称上等的爱伦尼，我今日的追述，恐难免刻画无盐，唐突西子之诮。那就对不起这位中国法朗士了。二《西滢闲话》
陈源教授一生的作品并不止《西滢闲话》一种，但人家提出陈源，便提他这部书。这部书好像成为了他的代表作。这些闲话当时在现代评论上每周发表一篇，性质属于批评文学，时事较多，文学艺术亦曾涉及。《西滢闲话》何以使陈氏成名，则因每篇文章都有坚实的学问做底子，评论各种事理都有真知灼见。尤其时事文章，对于当前政治社会的各种问题，分析清楚，观察深刻，每能贡献很好的解决方法。至于文笔则又修饰得晶莹透剔，更无半点尘滓绕其笔端。诗人徐志摩曾在某篇文章里评介当时作家，提到陈源时曾说：他正在仔细琢磨他的笔触（这二字大概来自绘画的词汇），功候到了，那支笔落在纸上，轻重随心，纵横如意，他才笑吟吟地享受他的成功，才是你们对他刮目相看的日子（大意如此）。又说陈的文章很像19世纪法国文坛巨匠法朗士，学法朗士可谓“有根了”云云。梁实秋也说西滢笔下如行云流水，有意态从容的趣味。又说《西滢闲话》有阿迪孙与史提尔的“旁观报”的风格（见台版《西滢闲话》序），这也是闲话风靡一时的缘故。
不过为什么陈教授苦学多年，读书无数，仅仅留下一部《西滢闲话》呢？他当然还有些翻译本子，论创作也只有这一部了。即使这部书字字珠玑，篇篇锦绣，我们尚有未尽其才之憾；何况以今日文学标准来衡量，有些文章也不见如何出色呢（恕我对死者的不敬）。对了，他相当警策的倒是他的时事文章，但时事文章最难讨好，当时竞相传诵，时过境迁，便索然寡味。我在现代评论上所读陈氏时事文章似乎远比今日的《西滢闲话》为多，也许作者自己删去了。即不删，他的作品份量也不算丰富，何以这样呢？我现在妄作猜测，也许是文思艰缓有关。正和她说话口才的蹇涩一样。本来文思的迟速难易，每人不同。法朗士就是难而迟的。《西滢闲话》里那篇《法朗士先生的真相》，就曾说：“法朗士的散文像水晶似的透明，像荷叶上露珠的皎洁，是近代公认为一时无两的。他的功夫可大了。孛封（Buffon）的名言‘天才是无限的耐心’，法朗士虽然对白朗教授谈话的时候竭力地否认，他自己的作品就是极好的证据。他同学崖生说他同雷南（Renan）一样，每篇文得改六七遍，才像他自己的作品。他说：‘想象力我是没有的，耐心我可不是没有的，’‘我很少得到灵感的助力。我的笔没有抒情的力量。它不会跳，只会慢慢的沿着道儿走。我也从不会感到过工作的沉醉。我写东西是困难的。’他写了一些便付印，付印后得再校对五六遍，先修改它的字句，再去掉一切多余的字句，然后他用剪子把所有句子都剪破了，再好像玩着练耐心的玩意儿似的，把一句句的句子来配对，配好了又拆散，又找另外的匹配，单一节文章就造过了30遍。末了他喊道：‘胜利了！收尾的句子现在变了开头的了。’”
我们不知《西滢闲话》写作时是否也像法朗士这么的惨淡经营，不惜再三改造，以期臻于至善之境。但良工自来心苦，美人必严妆橡饰，始肯见人，也许两人作风是差不多。
陈氏写作之难，诗哲又曾描述过。当他读了诗哲的两篇自剖，说也要写一篇“剖徐志摩的自剖”，但他一再因循，未能动笔。几次逼问，他说离京前一定交卷。一日，他谢绝了约会，躲在房里装病，想试那柄解剖刀。晚上见他时候，他文章不曾做起，脸上倒真有了病容，“不成功”。他说：“我这把刀，即使有，早就在刀鞘里锈住了，我怎么也拉它不出来，我倒自己发生了恐怖，这回回去，非发愤不可。”诗哲形容他那时候的情形道：“打了全军覆没大败仗回来的，也没有他那晚谈话时的沮丧！”
我曾说过陈氏并未患口吃，而说话总呐呐若不能出口。不过他只是开端难，真正说下去时，艰涩的也就变成流畅了。并非滔滔而下，却是很清楚也很迟缓，一句一句地说出，每句话都诱着很深的思想；若说俏皮话则更机智而锋利。我想他写文章也是开端难，因此怕动笔；同时阅读欧美名著太多，眼界太高，写作态度就变得过分矜重，所以文章就少写了。“惜笔如金”固是文人美德，但让他那柄刦犀象，断蛟龙，寒光射目的宝刀，永远锈在鞘子里，我觉得太可惜了啊！
但胸罗万卷而不轻著作如陈源其人者，也真罕见，这真是令我们这群“有了三分颜料就想开染坊”的人，为之愧煞。三外冷内热的陈源教授陈源教授因喜说俏皮话挖苦人，有时不免谑而近虑，得罪好多朋友，人家都以为他是一个尖酸刻薄的人，或口德不好，其实他的天性倒是忠厚笃实一路。他在英国留学多年，深受绅士教育的陶冶，喜怒哀乐不形于色，加之口才如此蹇涩，不善表达，而说起俏皮话来时，锋芒之锐利，却令人受不住，人家仅看到他“冷”的一面，却看不到他“热”的一面，所以对他的恶感就多于好感了。
陈氏性情之深蕴不露，可于下面一小事看出。他留学英国，曾获有伦敦大学的博士学位，可是，笔者和他在武大共事十余年，与他夫人凌叔华，留英好友袁兰子又是时相过从的好友，却从不知他是个博士，为的他自己从来不说，别人也不提，直到前年文星书店替他再版《西滢闲话》，封底附有他简单的学履历，我才知道了。当时我倒惊讶了一阵子，并非惊讶博士头衔之如何珍贵，而是惊讶于他这个头衔怎么会保密到这么久长的年月！
我想陈源教授之不提他的这个头衔，并非由于过度的谦虚，实由于孤冷的不屑。这种孤冷的不悄，也是他那英式绅士修养之一端。因此他顶看不起别人的自炫、卖弄，人家说话，稍有这种意思，便忍不住要以冷语挖苦他一顿。
不过陈源教授其实是个外冷而内热的人，他对家人骨肉的情感是很深挚的。他虽是个自少留学西洋的人，脑子里中国伦常礼教的观念却保留得相当深厚。他孝于父母，笃于友人，在这个新时代问题复杂的家庭，都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记得抗战发生后，其尊翁在南京因日机轰炸受惊而死，珞珈山陈寓居然设立素帏香烛的灵堂，并不敢烦朋友来吊祭，他们一家早晚焚奠而已。这虽遵其太夫人之命，一个新人物能够如此，总也难得。后陈母和一个菇素不事，以终身奉母为帜志的女儿，随子入川。数年后，陈母逝世，他哭得像个小孩似的，人家问他衣衾棺木怎样张罗，他只说我方寸已乱，你们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只须从厚就是。老人家苦了一辈子，万不可再委屈她了。人家只好各自分头去忙碌，让他一个人哭去，因为没法劝慰。想不到一个平日感情深蕴，又惯以冷言冷语讥讽人的陈源教授，此时竟会显露他婴儿般的纯真。又过几年，他的姊姊也因病死了。当陈尸榻上未殓时，紧闭的双目，忽然大张，陈氏见状大惊，急进房，俯身死者榻前，用无锡土白喃喃和死者说着话。我们在隔壁客厅里隐约听见他向死者说：阿姊不肯闭眼，必是为了老母灵柩停厝异地，放心不下的缘故，抗战胜利后，我一定要将老母和阿姊的遗骨运回故乡安葬，现在请阿姊安心归去吧……安心归去吧。他对死者这样温柔地抚慰，呜咽地许着愿，说也奇怪，他老姊的双目果然缓缓阖上了，我们吊客也被感动得人人热泪盈眶了。
陈源教授办事负责的精神也极可佩。当武大文学院长十余年，把全部时间和精神都用在院务的发展上，其一生写作之少，固由于他笔墨太矜贵，太尽忠于职守，恐亦为其原因之大者。他对待朋友也是不负责则已，既负则负到底，任何艰难在所不顾，这也是陈源教授负责精神的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