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家杨，原题为《改革开放前，没多少腐败？》。

那个年代腐败的普遍性，也说明了群众运动并不能够有效遏制腐败。讽刺的是，那个时代的领导人一边口口声声惩治腐败，一边又享受着各种特殊待遇。没有独立、民主的监督机制，再好的“明君”，也无法根治贪腐横行。

50年代，官员贪污腐败已相当严重。高级干部享受商品特供，还享受着秘书、警卫、司机、勤务、保姆、厨师以及医疗和专车、住房等特殊待遇。

建国初期 单位小金库（又称“小家当”），供给制及工资制双轨并行等，各级干部大多都有涉嫌非法谋利、偷税漏税、挪用公款、损公肥私等的问题。

东北局书记高岗治下的东北局的报告称：去年一月到八月犯贪污错误的有七百人，而今年只第二季度贪污者即有五百余人。随后，毛泽东部署“三反”运动。“三反”运动的部署刚一下达，据中央财政部、中央贸易部、中央水利部、中央轻工业部以及人民银行总行等部门的党组报称，贪污人数通常要占到机关总人数的30-40％左右。贪污者一般是新干部多于老干部，下级多于上级，但严重程度是上级严重于下级。

揪出腐败变成政治任务，迫使官员为了完成任务而罔顾事实。因此，在“三反”过程中，严刑逼供相当普遍，错案冤案更是难免了。

“三反”运动结束后，建立了计划经济。物品基本上按等级分配的。大部分官员们极难有机会贪污腐败，“三年饥荒”期间，干部强征粮食，借机搜查和没收群众的东西。打死 逼死 致残 不计其数，基层干部凭借特权在公共食堂分配口粮时，多吃多占。普通农民极可能因口粮严重不足而饿死；政治成分差的地主富农在粮食分配序列中又处于劣势

饥荒之年，农民“勒紧裤带”求生存，中央特别批示对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进行“特需供应”,根据不同职位，每户每月可享受定量供应的肉、蛋、白糖和烟，按级别分配的特权，被戏称这些特权享有者为肉蛋干部。三年困难期间，物资供应更加紧张，“走后门”就更普遍了。在很多企业，走后门的职工占职工总数的72．87％。1961年，反对干部特殊化，整顿“走后门”

在“上山下乡”运动中女知青遭干部性侵犯，成为当时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辽宁省1968年至1973年，共发生摧残知青和奸污女知青案件3,400多起，四川省3296起。黑龙江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365起；内蒙古兵团发生奸污女知青事件247起；云南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39起；广州兵团奸污女知青事件193起。其中师级干部2人，团级干部38人……黑龙江兵团简报第十六期登载，黑龙江兵团某副参谋长调戏女知青七人，边学习中央文件边调戏女知青。二十五团副团长在全国召开打击批斗奸污女知青罪犯大会的同时，还在办公室里强奸了一名女知青。